《细说三国》(序二)

唐振常

黎东方先生既以九二高龄于一九九八年底逝世美国,他那写完出齐从史前到民国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雄伟计划,自然中道而废,这于黎先生的名山事业自是莫大遗憾,而对喜读“细说中国历史丛书”的众多读者来说,更感损失无穷。所幸黎先生生前已有台湾传记文学丛刊《细说三国》上下册之刊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信守前约,今兹出版《细说三国》大陆版,我承命续为之序,今番拜读黎先生两年前寄来的这部大作,写下这篇序文,惜不能就正于黎先生之前了。

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三国史只不过是短短的一段。但人物多,事件多,头绪纷繁,错综复杂,治这段历史的人或如治棼理丝,或如串置散钱,能够综而贯之,然后考其得失,论其精要,以为后世之鉴,殊非易事。偏偏这段历史又很热闹,又很有趣,吸引了后世众多的读者。这就形成一种现象:欲知根底,便深读历史;可是往往深读而仍不明究竟,甚至是愈读而问题愈多。陈寿的《三国志》,分写魏蜀吴,实是不得已的办法。正因为分而写之,每成割裂,人物与事件不能综贯,甚至同一事件,在不同的《志》中说法不同,读者取舍难定。读陈寿书,如不辅以裴松之《注》或其他材料,往往使人糊涂。此本是史书常见之事,不独《三国志》为然。但于三国历史,尤增人困惑者,则在古典小说名著《三国演义》之盛行。《三国演义》真真假假,大大影响了三国史,造成了读者印象中三国史的假假真真。小说紊乱了历史,以此为最。加上京戏舞台上搬演三国故事最多,亦复掺假。历史之有演义,非只《三国》一部,而《三国演义》最为深入人心,说明三国史之吸引人。三国史之吸引人,非从《三国演义》成书开始,应该追溯到讲史之“说三分”。

“说三分”是民间口头文学的一种形式,起初专门说讲三国故事,以及摭而大之。陆游“夕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听蔡中郎”。蔡中郎者蔡邕,东汉末人,不过这并非“三分”之主题故事政治与战争,而衍化成了赵五娘琵琶记的爱情专题。从陆游此诗,一可见说书听书的盛况,一已显露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矛盾,当然,放翁轻轻的一笔“身后是非谁管得”,如今发展到了伊于胡底的种种怪现象,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历史被糟践到了不成样子,远非放翁当年所能想象。

黎东方先生是前辈史学家,又继承了讲史说三分的民间传统。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后方各大城市多作历史演讲,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故事,他是真正的“说三分”专家。当时,学生,教授,商人,市民,军人,各阶层的人都喜欢听他讲史。他所讲的是历史,不是演义。难得他多少年以后还坚持下去,尽管他或许不作口头的讲史了,却以其治史讲史所得,笔之于书,于是,我们读到了他的“细说中国历史丛书”已成的元、明、清、民国初年诸史,和现在这一本《细说三国》。

《细说三国》是真正的说三分。全书三十八章,第一章“合久必分”,是总纲,简述东汉末年形势。第二章至第三十七章,多冠以人名,由人物带出事件,间插入事件的命题,仍归结于人物,第三十八章“分久必合”,是收尾,写蜀、魏、吴的灭亡,殿以刘禹锡《怀古》“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战争过去,人世循回,怀古念今,意气油然。话题转入各章中所未曾及的三国时代的制度、学术、文学、艺术、科学诸方面,约而举之,以为结束。

读竟全书,以为黎东方先生所写是真实的历史,信而有征,事皆属实。正因他对三国史深有研究,每在叙述过程中,能指出正史之误,对于陈寿《三国志》他不轻信,指出所记不实或各传互为矛盾之处甚多,如诸葛亮究竟斩了马谡与否,陈寿本人就有三个不同的说法。黎东方先生于此,提出“历史不可深考性”,这是实事求是的说法,与胡适之先生引张载说,指出研究当于不疑处有疑,是从事之两面去探究真实的科学原则。黎东方先生写三国史,必然时时会意识到《三国演义》的存在与真真假假的混淆历史,他指出了《三国演义》的以假乱真,如张飞绝非莽汉,而是写得一手好字、善画的文雅之人,《捉放曹》的陈宫非真实,陈宫叛曹另有原因。凡此,皆一新耳目。尤难者,黎东方先生在维护真史的基础上,能指出野史之有可信。举一例,孙策讨黄祖,为父报仇,卢溥《江表记》引野史《吴录》载孙策所上《表》一篇,黎东方先生以为绝妙之文,引之书中,读后确感是佳文。黎先生细考《表》中所记从征将领,在《吴志》各传中皆有如实记载,断言此《表》为真。如黎先生所言:“野史包括了真实。”

其二,读史书,往往最弄不清官制与地名。而二者一经混淆,便成混乱。《细说三国》对于官制和地理沿革,大费功力,作了认真考订,乃得其实。如当时所谓扬州刺史,其治地并不在今之扬州,应是九江郡的寿春(安徽寿县),辖境包括今日的安徽、江西、浙江与长江以南的江苏,就是没有扬州。今日的扬州,在东汉末年属于徐州,称为广陵。又如,火烧赤壁实是火烧乌林。赤壁在江南,乌林在江北,赤壁之战只是序幕,火烧大战实在乌林。凡此,不搞清楚,必误读历史。官制变化多端,更须注意时代之异。邓广铭先生曾有解读古史三把钥匙之说,信乎其言。《细说三国》随分点染官制、地理沿革的变化,使读者得明真相,真是一大功德。

其三,如黎东方先生所指出,中国史书多重纪传,而纪传体之失,在于分割事件,其结果乃成重人物而不明事件。《细说三国》尽管各章多以人物名篇,而着重写的则是人物所做的事,没有事件则失去了人物,因之,人与事乃相连结,索然可解。书中对事件之尤着力者,是官渡之战与赤壁之战。在两次事件中,写出了人的活动,不同性格人物的活动,所以事件与人物乃为有机构成。黎先生在他写的人物中,也时发议论,如对曹操、刘备、诸葛亮,就发了很多议论。我以为读者对他的议论,可以同意或不同意,要皆为其治史论人有得之见。中国史书纪传确有佳作,史迁班书以后愈演而愈成一种套式,只是把不同姓名的人往里面一套,以致流为履历表,于事不明,于人不可解,实在乏味。黎东方先生以其活泼之文,论人论事,也为史书增加了几分清新,其可取也。

是为序。

二〇〇〇年四月四日草,十四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