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文学，成就很高，诗、赋、文尤为可观。现依时间顺序，介绍一些重要的作者及其成就。
不善做官但会写诗的谢灵运，成了山水诗的开创人。（图选自《历代名臣像解》）
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谢灵运（385—433年）。他以山水诗见长，生活在晋宋之际，与陶渊明几乎是同时代人，昔人也常以“陶谢”并称。他是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名将谢玄的孙子，晋末袭封康乐县公，世称谢康乐。他所处的时期，正在“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见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篇》）之际，所作山水诗、山水画、写景文都很出色。之所以如此，这固然“有它的社会历史根源与阶级根源。它反映了当时士大夫阶级对紊乱腐朽的市朝政治生活的逃避，也反映了文艺在颓废时期对形式技巧的追求”（朱光潜《山水诗与自然美》），但也与中原士大夫被灵秀的江南山水景色所吸引有关。晋王献之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见《世说新语·言语》）就是一个明证。
谢灵运正是一个不得志的人，他因“非毁朝政”，出任永嘉太守，于是就在这里尽情游览；去官以后，即隐居会稽。他曾带几百人，从始宁（今浙江嵊州北）出发，伐木开山，直抵临海，当地人竟把他当作山贼。他最后以“谋反”罪被杀。他的名句如“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都清新可喜。谢氏山水诗，以写永嘉（温州）、桐庐、富阳一带景色者最多，诗学大师黄节先生于20世纪20年代初为之作注。
谢灵运的族弟惠连，诗赋都有声名。颜延之字延年，诗与灵运齐名，但论者多谓不及灵运。
比谢灵运稍晚的诗人，以鲍照（约414—466年）最为杰出。他字明远，东海（今山东苍山南）人，曾任荆州刺史刘子顼的前军参军，人称鲍参军。刘子顼拥护晋安王刘子勋，与朝廷对抗。事败，鲍照为乱兵所杀。唐杜甫《春日忆李白》有句云：“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即是说李白的诗兼有庾信、鲍照的长处，故“俊逸”二字也高度概括了鲍照诗的风格。
现代人不大会去读鲍诗了，所以笔者也不想多说，但是他的《芜城赋》和《登大雷岸与妹书》两篇文章却实在是好，不可不讲。宋孝武帝与竟陵王刘诞相忌。刘诞据广陵（今江苏扬州）抗命，事败后，孝武帝迁怒百姓，下令屠城。《芜城赋》即为此事而作。他先极写广陵人口之多，财赋之盛，城池之雄壮，然后笔锋一转，写这一切皆化为乌有，终而慨叹道：“千龄兮万代，共尽兮何言！”沉痛之至。
赋的体裁实介于诗和文之间。《登大雷岸与妹书》则是一篇写得极好的情景交融的美文，写江行时的心情与所见的景色，一向为人传诵。他的妹子名令晖，也是一代才女。
讲刘宋时的文学，最不可忽略，也最容易为现代人接受者，当推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刘义庆（403—444年）是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封临川王。这部书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雅量、任诞等三十六类，记载汉末魏晋时人的轶事佳话。晋人言语，向称“简约玄澹，尔雅有韵”。此书所录言语，颇能传其神韵，当与当日的语言相去不远。许多著名轶事，如嵇康临刑奏广陵散曲、王羲之坦腹东床等都见于此书。鲁迅说读此书可见“晋人清谈之状”（见《开给许世瑛的书单》，收在《集外集拾遗附录二》内）。鲁迅难得推荐古书，这份书单列书十二种，《世说新语》与晋葛洪《抱朴子外篇》均在其内，故其价值可见。
南齐沈约、谢朓等竟陵八友，已见前篇，现在只就沈、谢等的文学成就，稍作补充。沈约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之制韵，用于诗文，号永明体。然沈约又提倡平易，说：“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读诵三也”（见《颜氏家训·文章》），其说是。他著有《晋书》、《宋书》等，“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即他所撰，另见本篇史学部分。沈约的诗清旷婉秀，所作山水诗秀丽疏朗，不像谢灵运常杂以哲理，容易被读者赏识。论者说他“开（唐）王维蹊径”（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是讲得对的。
谢朓（464—499年）的诗名比沈约大。他字玄晖，陈郡阳夏人，因曾任宣城太守，后人称为谢宣城。他与谢灵运称“二谢”，也因卷入政争被杀。他善写山水诗，清丽工巧而不失劲挺之致。沈约对他推崇备至，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李白对他“一生低首”，用心向他学习。
沈约死时，已在梁武帝天监十二年（513年），正当“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早期。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承平时期，也是诗人、文士空前活跃的时期。笔者在前面有关各篇中，已经提到过梁武帝父子，包括简文帝萧纲、元帝萧绎，都长于诗文。这里需要着重提到的是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年）。他字德施，小字维摩。他编纂的《文选》，收历代诗文辞赋七百多篇，是现存最早的诗文选本。文选怎么也收诗？原来，当时习称有韵者为“文”，无韵者叫“笔”（见《文心雕龙·总术》）。萧统自称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为标准，即专收文采华美的作品。后人把它看作治词章之学的必读书。唐杜甫勉励儿子，就要他“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
在梁朝众多的才士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吴均（469—520年）。他字叔庠，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西北）人，因曾任奉朝请（有参加朝会资格的人员，闲散无实职），人称吴朝请。他的诗文极清拔，号为“吴均体”，文章尤佳。《与宋元思书》仅一百四十四字，不妨全录如下：
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一百许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水皆缥碧，千丈见底，游鱼细石，直视无碍。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负势竞上，互相轩邈，争高直指，千百成峰。泉水激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嘤嘤成韵。蝉则千啭不穷，猨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者窥谷忘反。横柯上蔽，在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富春江的山水宛如仙境，吴均这篇文章正好配得上山水的景色，清幽绝俗，像是不食人间烟火者写出来的。古人许多写景文很少比得上它的。
以《与陈伯之书》（参见第四十一篇）著名的丘迟（464—508年），字希范，吴兴乌程（今浙江湖州）人。“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对远处北国的人，确实很能引起他的乡思，所以有充分的感染作用。他也有诗名。
梁朝文学家，名气最大的当推江淹（444—505年）。他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人，历仕宋、齐、梁三朝。他年轻时才思敏捷，后来减退。相传他梦见一人，自称晋郭璞，对他说：“我有笔在卿处，可以见还。”他就从怀中拿出一支五色笔，还给此人，此后就“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好诗。
江淹最有名的作品是《恨》、《别》二赋。《恨赋》先总提世间多有抱恨而死的，然后列举帝王（包括成者和败者）、列侯、名将、美人、才人、高士、孤臣、孽子的恨事，而以“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作结。《别赋》也先提“黯然消魂者，惟别而已矣”，然后列举各色各样人的离别之苦。两赋状景写物，抒情感怀，无不丝丝入扣，极文笔之妙。
何逊也是梁朝有名的诗人。他字仲言，东海郯县（今山东郯城北）人。他的诗很受范云、沈约的推重，与陈朝的阴铿并称“阴何”。唐杜甫自述“颇学阴何苦用心”（《解闷》十二首之七），又称赞李白的诗可与阴铿所作媲美，“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与李十二同寻范十隐居》），由此可见唐人是把他们评价得很高的。阴铿字子坚，姑臧（今甘肃武威）人，历仕梁陈，曾任员外散骑侍郎等官。
庾信（513—581年）字子山，小名兰成，南阳新野（今属河南）人。他与父亲庾肩吾都有文名。侯景乱时，他逃往江陵。后奉梁元帝命，出使西魏，被魏人扣留。北周时官至骠骑大将军、洛州刺史。他常被称为北周人，其实他的内心很痛苦，对梁朝的灭亡和江南人士（包括统治阶级和一般百姓）所遭受的灾难，耿耿于怀。从文学创作的角度看，苦难玉成了庾子山，否则怎么会有《哀江南赋》这样的名作呢！他若处于承平之世，至多仅以文辞瑰丽见称而已。杜甫诗多次称道庾信，而《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的“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两句，最能抉出庾信的精神，原因实在于同遭乱世，作品同样“穷而后工”，所以领会得最深切。
庾信善作碑版之文，然为北朝贵人所作，不过谀墓而已，独为被俘的陈将吴明彻所作，死者与执笔者同有英雄失意的遭遇，慷慨悲歌，特具精彩。
徐陵（507—583年）与庾信并称“徐庾”，其实除文辞瑰丽这一点外，两人很不相同。他字孝穆，东海郯县人。侯景叛乱前夕，他奉使北齐，被扣达七年之久，因此没有亲历台城、江陵陷落之苦，后随萧渊明回建康（事见第五十篇）。家口先由长子徐俭携同避往江陵；江陵陷落后，没有被掳，仍回建康。他可说是个在大乱中幸得瓦全的人。他在陈朝历官尚书左仆射等高官，过上二十七年安富尊荣的生活，号为一代文宗。他的作品未尝没有感慨兴亡之作，然而绝无庾信那样的悲凉愤激之辞。他编有《玉台新咏》，收录的多系有关爱情的诗歌，正好补了萧统《文选》的缺陷（萧统连陶潜的《闲情赋》都不收，而且认为是渊明的“白璧微瑕”），因此是有贡献的。他写的《玉台新咏序》是一篇名文，形式为声偶兼到之作，内容则专讲名媛淑姬，好是好的，但是总不能与发抒兴亡之感的《哀江南赋》相提并论吧！
陈朝的文学是很发达的，陈后主叔宝本人就是个诗人。虽则他的行为可议（见第五十四篇），诗文是写得好的。
讲南朝在文学方面的成就，绝不能忘掉两部文学批评的名著，即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
刘勰（约465—约532年）字彦和，东莞莒（今属山东）人，早年孤贫，依佛教学者僧祐而居，因而深通佛典。后来做过梁朝的东宫通事舍人、步兵校尉。晚年出家做和尚，法名慧地。《文心雕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批评的专著。六朝是骈文形成并盛行的时代，刘勰尽管写的是理论文章，但用的却是骈体。古文本来难译，骈文自然更难译。即使译得都对，可读起来往往一点味道也没有。但张光年先生用白话骈体译《文心雕龙》，能够保持原著风味，所以是一个极有价值的本子。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西）人，约于公元518年去世。依年代顺序，他比刘勰早，但《诗品》的价值不如《文心雕龙》，所以放在后面讲。
钟嵘把自汉至梁的一百多个诗人（有姓名的一百二十四人，另加不知姓名的《古诗十九首》的作者），分为上、中、下三品，每人都有评语。他对于过多地使用典故等流弊，颇有讥议。但陶潜、鲍照、谢朓列为中品，曹操更屈居下品；反之，刘桢、王粲、陆机、潘岳等都在上品之列，就未免失当。然而，其评陶潜云：“文体省净，殆无长语（长语意为冗语）。笃意真古，辞兴婉惬。每观其文，想其人德。……古今隐逸诗人之宗也。”则又推崇备至，无一字讥评。此书有陈延杰先生注本，注释详明，并附有诗选，甚便读者。
接着，再讲北朝文学。
西晋以后，北方的文学在许多年间，寂然无闻。是没有人才呢？还是有人才而没有作品流传下来呢？笔者认为应该是后面一种情况。丧乱流离的现实，理应产生一大批震撼人心的力作，然而未有闻也。这一定是艰难的时世使作品的保存与流传，都有不可克服的困难。这种情形，在北魏统一以后，仍然没有多大改变。笔者在第三十三篇中讲过，崔宏写过一首抒发遭逢世乱的感慨的诗，秘不示人，因儿子崔浩得罪，抄家时才被人发见。我们看了这件史事，就可以知道北朝诗文流传极少的秘密了。
从崔宏、崔浩以后，北方文学渐盛，然而史籍所载文士，如温子昇、邢劭、魏收等，多以撰写政府文件擅名（魏收为史家，详后），与南朝文人辈出，情形不大相像。至于北朝文学的精华所在，实在于三部大书。它们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它们都不是文学作品，但是都有极高的文学价值。
郦道元（466或472—527年）字善长，范阳涿县（今河北涿州）人。他做关右大使时被萧宝寅所杀，事迹入《魏书·酷吏传》。他为传为汉桑钦所作的《水经》作注，注超过正文二十倍，是一部地理学的名著。他对每一条河，都详述故实逸闻，其文笔长于写景，因而为历代文人所盛赞。巫峡一则，语文课本选的很多。现在摘录“渐江水（浙江）”注一小段如下，以见一斑。
（浦阳江），江水导源乌伤县，东经诸暨县，与泄溪合。溪广数丈，中道有两高山夹溪，造云壁立，凡有五泄。下泄悬三十余丈，广十丈。中三泄不可得至，登山远望，乃得见之。悬百余丈，水势高急，声震水外。上泄悬二百余丈，望若云垂。此是瀑布，土人号为泄也。
杨衒之，一作姓羊，又作姓阳，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北）人，曾任秘书监等官。东魏武定五年（547年），因事途经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的惨状（高欢毁洛阳，事见第四十四篇），黯然神伤。他从此下定决心，收拾遗闻，著成此书，以寄托兴亡盛衰之感。全书以“伽蓝”（梵语寺院）为纲，凡政治、人物、风俗、地理、佚事、传说，均系于寺院之下，资料丰富，可补史传之缺，而文词优美，又具有艺术价值。试录城南景明寺条的一小段如下：
时世好崇福，四月七日，京师诸像皆来此寺。……有一千余躯。至八日，以次入宣阳门，向阊阖宫前受皇帝散花。于时金花映日，宝盖浮云，旛幢若林，香烟似雾。梵乐法音，聒动天地。百戏腾骧，所在骈比。名僧……信徒……车骑填咽，繁衍相倾。
一派繁盛热闹的场面跃然纸上，写得何等生动。
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笔者在第五十一篇和五十六篇中都提过。他痛斥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公卿的恶劣风气，表现出一个在乱世中不肯随风逐浪的大丈夫的凛然正气（原文见《家训》卷一《教子第二》）。但是希望能够教书以免苦役，又表现出在乱世中无可奈何、只能委曲求全的“弱点”（笔者写了这两个字，又不满意，因为有几个人能避免这个弱点呢）。
《家训》的内容非常丰富，文字朴质，比较容易读。
关于北朝文学，还有两者应该提到。
一是北方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唱出了游牧民族生活的风趣，也描绘出优良的生态环境，使人心向往之。
二是《周书·宇文护传》收录的宇文护母子的信件。东西魏分裂时，宇文氏的一部分家属在晋阳被扣，成为高氏的奴隶。后来，北齐想与北周议和，愿意遣返宇文护的老母阎氏，使人为阎写信给宇文护。宇文护看了，非常悲痛，也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老母竟得西回长安。这两封纯是家信，写得情真意挚，许多地方近似口语，现在摘录阎氏信一部分如下：
时汝叔亦遣奴来富迎汝……。汝时著绯绫袍、银装带……并乘骡同去。……今又寄汝小时所著锦袍表一领，至宜检看，知吾含悲戚多历年祀。
……假汝贵极王公，富过山海，有一老母，八十之年，飘然千里，死亡旦夕，不得一朝暂见，不得一日同处，寒不得汝衣，饥不得汝食，汝虽穷荣极盛，光耀世间，汝何用为？于吾何益？……
钱基博先生激赏这两封信，赞道：“一味情真，字字滴泪，而精神恺恻，为北朝第一篇文字，足与李密《陈情表》并垂千古。”（见所著《中国文学史》上册）这是极恰当的评价。
讲了文学以后，接着再讲史学。
“二十四史”中，成书于南北朝的有《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魏书》四部。此外，宋裴松之作《三国志注》，补救了原书太简略的缺点；成于唐初的《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都以当时人的著作为基础，增补而成。故如包括这些，那就有九部之多。
裴松之（372—451年）字世期，闻喜（今属山西）人，历仕晋、宋。他作的《三国志注》，以材料宏富为特色。有人认为他收的本来是陈寿弃而不用的，这未免持论太苛。当然，有些材料，明显是不可信的，如《诸葛亮传》所收“郭冲三事”的空城计事，即后来演义所本。从史学角度讲，不必收录，但因尺度较宽，收录下来就保存了许多资料，这却不能不说是裴氏的功绩。他的儿子裴骃，字龙驹，著《史记集解》，流行至今，也于史学有功。范晔（398—446年）字蔚宗，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南）人，以阴谋迎立刘义康为帝，下狱而死。他删各家《后汉书》成一家之言。后人把晋司马彪（司马懿的侄孙）《续汉书》各志与范书合刻，遂成为后人所见的《后汉书》。范书于体例有所创新，如为“党锢”诸人作传。范氏的文辞也有可观，古文学家尤称道其论赞之作。
《宋书》是沈约（441—513年）所撰。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已见上文。他自宋入梁，著《宋书》是写“现代史”。当时已有好几部关于刘宋的史书，这为他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他没有写《食货志》，但是在孔灵符、羊玄保（附羊希）传内对经济情况有所反映，可以稍补缺憾。他收录奏疏及杨伟、何承天、祖冲之所修历法原文等，有功于保存文献。第一百卷的《自序》，历叙吴兴沈氏家世（沈约为沈林子之孙），所以沈田子、沈林子等都不入列传。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为“二十四史”中仅见的两篇作者自序（自序即自传）。
《南齐书》的作者萧子显（489—537年）是南齐宗室。他在梁朝撰《南齐书》，也是写“现代史”。《梁书》和《陈书》的作者都由唐姚思廉署名，其实草创者是他的父亲姚察（533—606年）。姚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今浙江德清西）人，历仕梁、陈、隋三朝，从梁朝时领史职起，没有脱离过修史的工作，隋朝政府因而命他编撰梁、陈二史。姚思廉把他没有完成的工作接下来，撰成《梁书》、《陈书》。
《北齐书》的编撰情况，与梁、陈二史相似。署名作者李百药，他是以父亲李德林（531—591年）的旧稿为基础的。李德林历仕北齐、北周、隋朝，他写的自然也是“现代史”。
讲北朝史学，有两点遗憾。一是崔浩修的《国史》被毁掉，这部书一定保存了拓跋氏早年的许多实况。另一是北魏崔鸿的《十六国春秋》不幸佚失，今本是明人托名所撰。
北朝史学的主要成就是一部《魏书》。作者魏收（507—572年）字伯起，下曲阳（今河北晋州西）人，是北魏有名的才士。前人说他因个人恩怨，褒贬不从其实，所作实为“秽史”。这种评论未免太苛。如果确有其事，也只会影响少数列传，不能据以否定全书价值。这部书材料丰富，文字畅达。为“释老”立志，是一个特色。《序纪》收录石室祝文，现在已被考古发现证实。笔者在第三十三篇说过，他把崔浩得罪的原因，分别写在几篇传里，应该是写本朝史时的苦心安排。我们应该承认，魏收撰史，为了揭示历史真相，是用了气力的。至于“秽史”之称，至少是证据不足，难以成为定论。
艺术方面，有两点最值得注意。
一是山水画的兴起。南朝宗炳、萧贲、梁元帝、陶弘景、张僧繇等都善画山水。宗炳（375—443年）字少文，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东北）人。他酷爱游览，足迹遍历巫峡、匡庐、衡岳等地。晚年住在江陵，画所历山水，卧而观之，号为“卧游”。但是陆探微与张僧繇及晋顾恺之号为绘画史上的“六朝三杰”，而不以山水见长，可见这时还不是山水画的鼎盛时期。
二是石窟艺术的兴盛。随着佛教的盛行，信徒们凿石窟，雕佛像，作壁画，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艺术作品。甘肃敦煌石窟约始凿于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天水麦积山石窟约始凿于后秦时（384—417年），临夏永靖炳灵寺石窟最早纪年为西秦建弘元年（420年）。举此数例，可知在公元4、5世纪中盛行开凿石窟的风气。敦煌壁画以唐代作品最为精美，然北魏时的佛本生故事画，如萨埵以身饲虎，突出舍己救人的思想；降魔变画释迦成道前与魔王斗法，都已经非常精彩。
北朝时期的菩萨造像。（新疆库车库木土喇石窟）
北魏后主在内地开凿的云冈、龙门两石窟，都是我国著名的文化遗产，石雕佛像气魄雄伟，云冈大佛最高的为第五窟的坐佛，高达十七米，小的只有几厘米，都各具精彩。
最后，讲讲南北朝的学术。
南北朝时，在民间讲授经学的人，时有所闻。隐士顾欢，宋时在天台山讲学，徒众常有百人。南齐刘瓛博通“五经”，徒众常有数十人。梁贺瑒在乡里讲学，四方受业的竟有三千多人。北方学风也不逊色。高允还家教授，受业的有一千多人。华阴人徐遵明（475—529年）是魏末大儒，讲学二十余年，北齐经学诸生多出于他的门下。
黄老、老庄之学也传授不绝。前引《文心雕龙》“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的话，后半完全正确，前半则未必尽是。梁元帝在危城中还要讲《老子》，好之可谓甚矣。大抵梁时士大夫仍沿晋人积习，崇尚玄谈。武帝大同三年（547年），东魏李谐、卢元明聘于梁，梁武帝同他们一谈，大为倾倒。卢元明正是长于玄理的人物。梁使者到邺，贵族子弟都盛装到馆，看南朝人物，听他们谈论。
然而无论经学、玄学，南北朝人都没有什么新的贡献，只是传承未绝而已。最为南朝思想史生色的，只有齐梁时范缜的《神灭论》。这是中国无神论发展史上的重要文献。
范缜（450—515）字子真，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他与齐竟陵王萧子良等的争论，已见第三十九篇。他和梁武帝本来是西邸老朋友，梁初做到尚书左丞，只比仆射低一级。不久因替人申诉冤枉，遭人弹劾，于天监四年（505年）谪徙广州，两年后回建康，任官职较低的中书郎。梁武帝信佛教，他不信，又对当时“竭财以赴僧，破产以趋佛，而不恤亲戚，不怜穷匮”（见《梁书》本传）的状况深表不满，就公开发表《神灭论》。梁武帝知道了，亲自与他辩论，又发动僧法云等六十多人，写文章与他争辩。佛教的教义本极博大精深，但一般信徒往往只知道因果报应与神不灭而已。范缜所驳也只限于这点，不过强调形神不可分，人死则神灭，并不是全面批判佛教教义。
梁武帝并没有因此处分范缜，这倒是可取的。范缜后事不详。僧法云把辩论的文章，编成一部《弘明集》。《梁书·范缜传》也载有《神灭论》的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