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该掉转笔锋来写南朝史了。
“五十年中，江表无事”是庾信《哀江南赋》中的两句。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502—549年），也很长寿，享年八十六岁。在全部中国古代史上，在位时间如此之长的极为少见；在南北朝短命皇帝极多的时期，梁武帝的长寿更加见得特出。
他处于内部比较稳定的时期，东晋一百零四年，波及建康附近的内战在十次以上；刘宋六十年间有四次；南齐国祚只得二十四年，也有四次。梁在侯景叛乱以前，建康及其附近从来没有战祸。除梁魏邻接地区外，四十六年间（除最后两年侯景叛乱期间），境内平静无事，官叛（梁朝初建时，江州陈伯之反；益州刘季连拒命）民变（如大同八年[542年]安成[今江西安福西]刘敬躬以迷信聚众起事）都极罕见，而且发生后很容易平定。同时，北魏国势渐衰，后来又战乱不绝，东西分裂。梁武处于这样良好的内外环境中，却不能有所作为，最后更“自我得之，自我失之”（台城陷落时梁武语）。庾信对此深表惋惜，所以有《哀江南赋》之作。后人读史，也不免感慨系之。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结局呢？答案应当到这四十多年的历史中去找。
梁武帝萧衍字叔达，小字练儿，南兰陵人，与南齐帝室同族。他是个文武全才，三十多岁时，与沈约、谢朓等名列“竟陵八友”之中。他在南齐时多次与魏军作战，建武四年（497年）任雍州刺史，镇守重镇襄阳。他在东昏侯时，起兵东下，代齐为帝，已见第三十九篇。
萧衍建立梁朝，具有结束南齐后半期混乱局面的意义。他用八友中的沈约、范云做尚书左右仆射，然而他真正任用的是范云。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今河南泌阳西北）人，办事效率极高，也敢直言。萧衍建康之初，宠爱原东昏侯的余妃，对政事颇有妨碍。范云引汉高祖入关中财帛无所取、妇女无所幸之事进谏，而且不等他同意，便把余妃赐给别人。他在天监二年（503年）便死了，享年五十三岁。
范云既死，时人议论梁武一定倚重沈约。但是梁武却认为这位前辈先生（沈约比梁武大二十三岁）尽管“才智纵横”（梁武与范云评沈约语，见《梁书·沈约传》），然而为人轻率，所以只给他做大官，不把国事付托给他。由此可见，梁武初年用人很慎重。
继范云掌机密的是徐勉和周捨。周捨字昇逸，汝南安成（今河南汝南东南）人，因范云推荐而得任用。他从尚书祠部郎起，历任中书侍郎、尚书吏部郎等官。梁初礼仪损益，多出自他的手中。他留在尚书省内，执掌机密二十多年，一直在梁武的身边办事。他喜欢谈话，一天到晚不停，但是从来不泄漏半点机密。他生活俭约，衣服器用都像寒士。普通五年（524年）因故罢官。梁武本意仍要起用，不料他就在这年死了，年五十六岁，死时“内无妻妾，外无田宅，两儿单贫，有过古烈”（梁武表扬他的诏书中语）。
徐勉字修仁，东海郯（今山东郯城北）人，齐时，起家国子生，深受名相王俭赏识。萧衍到了建康，用他掌管书记，历任尚书吏部郎、给事中等官。他任吏部尚书时，案上堆满文书，旁边坐满宾客，手不停笔，应对如流。有一天晚上和门人闲谈，其中一人提出求官，他正色答道：“今天晚上只可以谈风月，不宜涉及公事。”别人都佩服他公正无私。他不经营产业，说别人留财产给子孙，我只留清白给他们。他于大同元年（535年）以七十高龄去世。但是从普通六年（525年）起，他就因年老多病，“久阙朝觐”（《梁书》本传语），所以他真正掌机密的时间只能算到此时为止。
梁武帝的年号很多，上述范、周、徐三人掌权的时期，大体上相当于天监（元至十八年，502—519年）、普通（元至七年，520—526年）期间。这段时间，亦即梁武帝在位的前半期，是梁朝政治比较清明的时期。
继周、徐执掌机密的是朱异。他字彦和，吴郡钱唐（今浙江杭州）人，于《五经》、文史之外，兼通博弈书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天监二年（503年）他二十一岁时，因有人推荐，受梁武召见，使他谈《孝经》、《周易》。梁武帝对他很欣赏，对左右说：“朱异实异。”从此渐受任用。据《梁书·朱异传》说的“自周捨卒后，异代掌机谋”，可见自普通五年以后，徐勉虽在，但权力已尽归朱异之手。从普通六年到朱异去世，连头带尾共计二十五年。《朱异传》说他居权要三十余年，恐怕多了一点（古代史籍的数字常有不可靠处，用的时候都需要审核，我这里说“恐怕”，因为周捨在世时，他可能已经参与了机密）。二十五年也够长了，比梁武帝在位期间的一半还多。他是个极能干的人，朝仪国典，诏诰敕书，都归他管。各种文书，不管多到什么地步，他一边看，一边作出决断，一刻儿也不停笔，不消多少时候，诸事便了。
这样能干，当然值得称赞，然而他有两个大问题。一是《朱异传》说的“善窥人主意曲，能阿谀以承上旨，故特被宠任”。这是历代常见，总有些善于揣摩上级心思的人，其结果总是误了国家，误了事业，深可慨叹。
第二，他是一个大大的贪官。他和几个儿子在从潮沟到青溪有一系列宅子，中有台池园囿，可供朱异与宾客游览。他家里堆满了四方“赠送”的财货。吃不完的菜肴，每个月要倒掉十几车。试与徐勉作一比较，就可以知道两人的经济情况有天渊之别。《梁书·徐勉传》收有一篇《诫子书》，其中记有为儿孙造房子的事，说由于儿孙长大成家，原来的宅子不够住了，只得另造两宅，所需的钱不够，只得把在郊区的园子卖掉。从他的自述来看，这位朝廷中的要人的“宦囊”不见得充裕，而朱异就用不着打这种穷算盘。
朝政操在朱异这种人手里，梁朝这座“大厦”自然不免于日趋朽败的命运。试看梁武帝后半期国势不振的状况。
天监十五年（516年），浮山堰坏，梁与魏争夺淮南至此告一段落（已见第四十二篇）。从天监十六年到普通四年（517—523年），梁限于国力，不再作进取的打算；魏则政争迭起（参见第四十一、四十三篇），无暇南顾，最后爆发了六镇起义。普通五年，梁武帝见北方大乱，雄心勃勃地出兵攻魏。这是他在位的第二十三年，正当前后两半期的分界点上。
梁朝的军事机器运转得并不很灵。六月，命豫州（合肥）刺史裴邃督征讨诸军事。从八月起，捷报不断，攻克的地方很多，但都是些小据点，而像寿阳、涡阳、淮阳、郢州（义阳，今信阳）等要地，却都没有打下来。后来裴邃曾以三千骑打进了寿阳外郭城，与守军一日九战，因后续部队没有跟上，只得退出。李国兴等也曾攻克义阳三关，然而围郢州将近一百天，终于因北魏援军到达而撤走。
普通六年（525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降梁。这是梁的一大收获。同时，裴邃攻克新蔡（今属河南）、郑城（今安徽颍上），汝水、颍水之间，纷起响应的不乏其人。魏河间王元琛等救寿阳，也被裴邃打败。
梁朝没有把有利的形势发展下去，反而把它断送掉了。武帝派皇子豫章王萧综进驻彭城，总督各军。萧综的母亲吴淑媛原是南齐东昏侯的宠姬，她被梁武帝占有后七个月就生下了萧综，故萧综的父亲是东昏侯还是梁武，是有疑问的。萧综长大后，为知道自己血脉所系，曾偷偷地掘开东昏侯坟墓，做“割血沥骨”的试验，又杀死一个儿子，作对照试验，从此就深信自己是东昏侯的儿子，而把梁武帝视为仇人。宫里知道他的情况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告诉武帝。他多次要求担任边防职务，这次终于如愿以偿。他到彭城不久，便派密使向魏求降。北魏方面起初不信，拖延了许多时候。六月初七夜，萧综私出彭城，徒步投敌（他久已在内室铺了沙，赤足练走，练成一天能走三百里的铁脚板）。次日，城内众官不见主帅出来，正在莫明其妙之际，只听见城外魏军高声喊叫：“豫章王已经在我军营里了，尔等还呆在那里干吗？”城里等不到王爷，没有人作主，就此各走各的，自行溃散，重新出现了天监五年洛口之役自己打败自己的局面（见第四十二篇）。魏军不战而收复彭城，追击到宿预（今江苏宿迁东南）方才收兵。梁军损失了十之七八的兵力，只有陈庆之一军全师而回。
梁朝在五月间还有一重大损失，即名将裴邃去世。他字渊明，河东闻喜人，从祖父时起，一直住在寿阳。齐末，裴叔业降魏，他被迫北迁，曾受宣武帝任为太守等官。梁初，他利用从守寿阳之便，自拔南归，天监中屡立战功。当时的名将活到普通年间的只有他一人。
北伐停顿了。普通七年（526年）七月，浮山堰旧址发洪水，寿阳城几被淹没。梁武帝知道这情况后，使豫州刺史夏侯亶等攻寿阳。十一月，魏寿阳守将李宪投降。梁共得五十二城、男女七万五千口，豫州自此从合肥还治寿阳。我们若联系梁初争淮南的情形来看，梁从天监三年（504年）起，就试图夺回寿阳，至此已历二十二年，才因魏北方战乱（普通七年正是葛荣称帝之年）和淮河洪水的有利条件而达到目的。这年，梁军还进攻彭城、新野等地，但都没有拿下。
大通元年（527年），北魏内乱更烈，葛荣打破信都，进攻邺城；原来镇压起义军的大将萧宝寅在长安称帝；其余倏起倏灭的反魏起事还有多起。梁朝在此条件下继续进攻，才于其年十月取得东豫州广陵（今河南息县）和涡阳（今安徽蒙城）。涡阳一役，梁将曹仲宗等听到魏援军到达，怕腹背受敌，已经准备撤退，幸得陈庆之坚持，才得成功。陈庆之批评曹仲宗等说：“今诸君皆无斗心，只想退缩，这样哪里是要建立功名的样子，不过是借行军之名掳掠而已！”他的批评直抉梁军弱点，可见当时优秀的将帅是极少的。而陈庆之之所以能迫使曹仲宗等听从，是因为他有一样“秘密武器”，他说：“庆之另有密敕在此，诸君如果定要班师的话，立即依敕执行！”曹仲宗等才不敢不听。他身边到底有没有密敕，谁知道。不过他是有来头的，从小跟随萧衍，是头等亲信人士，他说有密敕，谁敢不信！
大通二年，北魏发生了皇太后与大批朝士被屠杀的河阴事件（见第四十一篇），几乎陷入土崩瓦解的状态。郢州（义阳）刺史元显达、汝南王元悦、临淮王元彧、北海王元颢等都投降梁朝。这在南朝是从来未有的大好形势。然而曹义宗围魏荆州（今河南邓州）三年不能下，而且因魏援军到达，兵败被擒。魏泰山太守羊侃降梁，因没有南军接应，只能突围出瑕丘（兖州）南奔。这都是在可以大有作为的时候而不能大有作为的证明。
这时有一次震动南北的行动，即大通二年十月至中大通元年闰六月（528—529年）陈庆之送元颢回洛阳的行动。
梁武帝使北海王元颢为魏王，命陈庆之领兵七千人送他北上。他们从铚县（在今安徽濉溪县南）出发，进拔荥城（在今河南睢阳南），到睢阳，击败魏军丘大千七万之众。元颢在睢阳城南即皇帝位。陈庆之进破济阴王元晖业，克考城（今河南民权东北），继续西进。魏杨昱守荥阳，有兵七万。陈庆之第一次进攻，没有打下来。魏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的大军陆续将到，梁军将士都很害怕。陈庆之命将士稍事休息，把马也喂饱，然后鼓动大家，说：“我们一路上屠城略地，确实不少。诸君杀死人家的父兄，掳掠人家的子女，又不计其数。天穆所部都是我们的仇人。我军只有七千人，敌军有三十多万，若不决死一战，绝无生路。胡人马多，不可同他们在平原上野战，必须在他们没有全部到达之时，打破城池。诸君切勿迟疑，以致成为人家刀砧上的鱼肉！”
全军将士听了他的讲话，都情绪激昂，摩拳擦掌。他趁热打铁，擂鼓进攻。将士前仆后继，攀登城垣，很快攻克荥阳，擒获杨昱。元天穆等大队赶到时，城池已在梁军手里。陈庆之背靠城垣掩护，率领三千骑兵出击，大破元天穆、尔朱吐没儿军。陈庆之又乘胜进攻，魏虎牢守将尔朱世隆弃城逃走，梁军不战而得虎牢。
魏孝庄帝在洛阳呆不下去了，遂渡黄河北走，逃往河内（今河南沁阳）。留守洛阳的魏官备了法驾，迎接元颢。五月二十五日，元颢进入洛阳宫。从铚县到洛阳，陈庆之军共取三十二城，作战四十七次，战无不胜。这是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然而孤军深入，毕竟难以持久。陈庆之深知自身的弱点，想要求梁武帝增援，并请求元颢命令各州把陷没的南方人都送到洛阳，以及时补充兵员。但是元颢得了洛阳，不肯再听陈庆之的话，而且怕庆之自行向建康请求增兵，就先向梁武帝上表，说无须加兵，以免牵累百姓。梁武帝听了他的话，便没有再派兵北上。闰六月，尔朱荣大军渡河南下，陈庆之寡不敌众，只得撤走，所得各城，一下子全为北魏收复。陈庆之部几千人在追兵和大水的冲击下，几乎全部损失。陈庆之剃掉须发，化装成一个和尚，才得逃回建康。元颢逃离洛阳，也为魏人所杀。
这次行动，陈庆之创造了一个奇迹；梁武帝作了一个荒唐的决策，毫无道理地断送了一支精兵。
在以后的十多年中，北方多事，到梁中大通六年（534年），分为东、西二魏，双方恶战。在此期间，北朝对南朝的攻略仍有所闻。梁中大通五年（533年），魏荆州刺史贺拔胜攻陷梁雍州城戍多处，沔北多化为丘墟，为患惨烈。大同二年（536年），梁武帝曾下诏伐东魏，其实并没有动静，大概是听说东魏将要南侵而虚张声势。但东魏南道行台侯景却真的干了起来，率兵七万攻楚州（今河南汝南附近），俘获刺史桓和，进军淮上。司州刺史陈庆之出兵反击，把侯景打得连辎重也丢掉，使其赶紧逃走。接着，梁武帝便宣布停止北伐。他丝毫没有用兵的意思，是明显的事实。
很快过了十年。太清元年（547年）正月，梁武帝做了一个梦，梦见中原州郡长官献地投降，满朝庆贺。他告诉朱异，而且说：“我难得做梦，做了梦必有事实。”朱异何等善于奉承，马上说道：“这是天下一统的预兆。”梁武做这个梦，说明他内心很想把中原收入版图，但是国力不足以实现这愿望，就只能做做梦了。
可事又凑巧，这年二月，侯景派丁和到建康，声称与高澄有怨，愿意降梁，“黄河以南，皆臣所职，易同反掌。”梁武的梦想可以成真了。他当然高兴，尽管一时还拿不准，曾自言自语道：“我国家金瓯无缺，现在忽然受侯景献地，到底是好是坏？万一有点意外，悔之何及？”朱异在旁听了，他知道武帝意在受降，就顺着他的思路，说“若拒而不纳，恐绝后来之望，愿陛下无疑”。受降就此决定，梁武帝即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又派羊鸦仁领兵进向悬瓠（今河南汝南），运粮接济侯景。
侯景降梁前，曾先降西魏，降梁后，再求西魏派兵援助，首鼠两端，毫无信义可言。西魏王悦看穿侯景此人“所图甚大，终不为人下。且彼能背德于高氏，岂肯尽节于朝廷！”他劝宇文泰切勿“益之以势，援之以兵”，指出援助侯景，必将“贻笑将来”。宇文泰认为他说得对，便召侯景到长安。侯景不去，他与西魏的关系就断了。
梁朝难道没有像王悦这样见识的人。有是肯定有的，但朱异当道，梁武帝怎么听得到这样的言论？就是听到了，他又怎么肯信呢？
梁武帝的兴致正高。七月，梁军进入悬瓠。八月，下诏伐东魏，以贞阳侯萧渊明（梁武帝兄萧懿之子）任元帅。萧渊明根本不懂得军事，和诸将会议，只会说“临时制宜”。其时梁朝众将，只有羊侃一人深通韬略（陈庆之已于大同五年去世），他屡次建议抓住战机出击，萧渊明都不肯听。自己不懂，又不听内行的话，这个仗怎么打？羊侃料定非败不可，便率领所部，另立营头。
梁武帝的方略是，先攻下彭城，再和在悬瓠的侯景分头北进。东魏得讯后，高岳、慕容绍宗即往救彭城。十一月十三日，慕容绍宗进攻离彭城十八里的梁军驻地寒山。他先攻郭凤一营。萧渊明吃醉了酒，起不得身，命众将往救，都不敢动，只有胡贵孙一军奋勇出战。魏军受挫退却，梁军却产生轻敌情绪，深入穷追，乱了阵脚。慕容绍宗本来怕敌不过南军，嘱咐所部：“我准备佯装退却，诱敌深入，你们就打他的侧背。”这时魏军将士当慕容绍宗是用计，争先出击，前后夹攻，把梁军打得大败。萧渊明被擒时，不知酒醒了没有。梁军损失好几万兵力，只有羊侃一军全师而归。
十二月，慕容绍宗移军攻侯景。涡阳之战，慕容绍宗兵败，与侯景夹涡水相持。太清三年（549年）正月，侯部缺粮，坚持不下去了。慕容绍宗用攻心战术，告诉侯部将士：“你们的家属安好，反正后照旧任用。”于是侯部溃散，侯景仓皇渡淮南走，投奔梁朝去了。羊鸦仁得讯，也放弃悬瓠南撤。
寒山兵败的消息报到建康，梁武帝正在睡午觉，被宦官唤醒，说朱异有急事要报。他到前殿阁子里，听到了“韩山失律”，大吃一惊，险些从坐床上跌将下来，宦官连忙扶住。他坐定后叹道：“难道我会蹈晋室的覆辙吗？”
其实事情还可以补救，东魏并没有大举南侵的野心，侯景只剩下一小撮残部，然而梁武帝竟一错再错，把“五十年中，江表无事”的大好局面，断送得干干净净，问题究竟在哪里？难道只是用了一个朱异之故吗？不是的，根子在他自己身上。早在大同十一年（545年），散骑常侍贺琛已经在他耳边大喝一声，叫他不要自我感觉太好。
贺琛也是梁武帝身边的红人。他字国宝，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人，精熟“三礼”（《礼记》、《周礼》、《仪礼》），曾在家乡聚徒教授。在朝中，梁武帝经常和他长谈，当时有“上殿不下有贺雅”的说法。贺雅是人家替他起的别号。这次他上的奏章却使武帝大发雷霆，立刻口授一道敕文，把贺琛大骂一顿。
贺琛的奏章指出了一些时弊。一是户口减少。国家派遣名目繁多的使臣，大州大县经常要接待十来个，他们到处勒索，于是州逼郡，郡逼县，层层榨取。民不堪命，只得逃亡。二是风俗侈靡，官吏越来越贪婪。三是官吏以榨取为能事，鱼肉百姓，作威作福。四是干了若干不该做的事情，浪费了人力物力，以致天下无事而竟财政拮据。
贺琛的指责并不尖锐，批评的范围也并不广。但梁武帝自以为是个有道明君，已经把国家治理得尽善尽美，至于百姓有穷有富，官吏有好有坏，他以为都是常情，不能把整个局面说成一团漆黑。
这一道敕实在是篇天下奇文。梁武在敕中自夸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皇帝。他说自己已有三十多年不和女人在一间屋子里睡觉。你看：皇帝一般都好色，谁能像他那样清心寡欲！他又说平生不饮酒，不听音乐，宫里没有雕饰之物。他说自己三更天便起来批阅奏文，事情忙的时候，到日落西山的时候才吃东西，且通常一天只吃一餐。从前腰大十围，现在只剩二尺多。他声称：凡此种种，“为谁为之，救物故也。”把自己说得好极了！
梁武帝是不是有意骗人？不，他说的是真话。但是尽管他本人十分刻苦，他还是把梁朝弄糟了。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无法作全面的分析，只能简单地讲三点。
第一是在位日久之后，只听得进符合自己意向的话。这不需要再举具体事实了。
第二，他是一个佛教徒。佛教要普渡众生，要求人们以慈悲为怀。但是梁武帝做的许多事情都有悖于佛教的教义。
早在天监三年（504年），他就率领僧俗二万人，发愿舍道归佛。十六年，规定宗庙祭祀用面代牲。大通元年（527年），他到庙里“舍身”，过了三天回宫。中大通元年（529年），再次舍身，由群臣出一亿万钱把“皇帝菩萨”赎出去。太清元年（547年），最后一次舍身，住在庙里达三十七天。此外还多次到庙里讲经。他长斋不吃鱼和肉。他每次批准了重罪后，总是整天为之愁眉不展。
注《资治通鉴》的胡三省对梁武帝这些行为作出过中肯的批评。他说：“万机之事，不可一日旷废”，“舍身”之类的行为显然与政事有碍。胡三省又说：“洛口之败死了多少人？浮山堰之役死了多少人？寒山之败又死了多少人？……把无辜之人驱向死地，不但为儒、道所不许，而且是佛教的罪人。所作所为如此，却为批一件重案而整天愁眉不展，吾谁欺？欺天乎！”（见《资治通鉴》卷一五九大同十一年条注）胡三省的话讲得痛快极了，萧衍实在是佛教的罪人。
第三，梁武帝对王公贵族非常宽容，对这些人误国家、害百姓的行为，采取包庇放纵的态度。这个问题，天监十年（511年），有个秣陵老人就对他说了。这位老人拦住车驾，说：“陛下执法，对百姓严，对权贵宽，这不是长久之道。如果能够反其道而行之，天下人就有福了。”这是应该写进政治学教科书的至理名言。
洛口兵溃是他的六弟萧宏造成的，他不加罪责。但是听到萧宏私藏军械的传言，却非去调查不可。他派人送酒席到临川王府里，说要去和他欢宴。酒到半酣，说要到后房走走。萧宏怕他看见了一百多间库房里的巨额财富，要查问来历，吓得脸色都变了。梁武帝见此模样，更加疑是军械。不料查看下来，光是钱库就有三十多间，每间藏钱一千万，分为十堆，共有钱三亿余。梁武帝见没有军械，非常高兴，赞道：“阿六，你的生计好啊！”
萧宏的财富来自何处？史籍上记载了其中之一，便是高利贷。他在建康设“邸”几十所，放债取息，到期不能立即偿还，便夺占债务人的财产。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恶霸，梁武帝对他却十分庇护，让他无所顾忌地祸国殃民。
萧正德是又一个例子。梁武帝三十七岁才生长子萧统，在此之前领养过侄儿正德。梁朝建国后，武帝就立萧统做皇太子（昭明太子）。萧正德因此怨恨，一度逃投北魏，又因在北方不受重视，逃回江南。梁武帝不惩办他的叛国重罪，只骂了他一通，骂的时候自己还哭，以后又恢复他的封爵，任他做吴郡太守。以后他与侯景狼狈为奸（见第四十七篇），可以说是梁武帝姑息养奸造成的恶果。
叛国大罪可以轻轻放过，王侯自然更加目无法纪，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杀人的，有在黑夜公然抢劫的，有包庇隐藏亡命之徒的。梁武帝并不是不知道这些情况，只是不愿意追究惩治。
昭明太子萧统召著名学士编纂《昭明文选》，为中国现存的编选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
可他对老百姓却不是这样宽大的。王侯作恶，不加追究，便是不爱百姓。现在再举一个徭役的例子。中大通二年（530年），要征发吴郡、吴兴、义兴三郡民丁开河。太子萧统要求停工，他说：“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吏一呼门，动为民蠹。”又说：“吴兴累年失收，民颇流移。”三吴号为富庶之区，人民苦于天灾人祸的状况，由此已可想见。武帝有没有听他而停工，未见记载，只有“优诏以喻”的下文而已。听讼是国家的大事。春秋鲁国曹刿以庄公“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为“忠之属也”（公正断案，能得民心），从而断定“可以一战”（《左传·庄公十年》）。梁武帝同鲁庄公相反，不关心刑狱。公卿大臣都不以听讼为意，于是贪官污吏可以为所欲为，冤案很多。囚徒有财力行贿，可以解除刑具，宽松度日；拿不出钱行贿的，真的有病，也得戴着刑具做苦工。
综合起来看，梁武帝初年，任用得人，有积极进取的志向，不失为南北朝时期一个较为英明的君主。在位长久以后，朝中王侯贵族贪纵横暴；执政作威作福，招权纳贿；民间赋役繁重，户口流亡；武帝本人志气消沉，而自信之心甚于早年，虽能摒除嗜欲，却无益于政事。整个国家像一座大厦，外表堂皇，骨子里已经朽败，一旦有外力冲击，就会坍塌下来。这就是6世纪中叶的梁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