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高宗文成帝的皇后冯氏，在显祖献文帝和高祖孝文帝两朝，先后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孝文帝在位二十三年，然在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前，他没有真正主持过国政。历来称颂的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前半段的推行均田制、确立三长法，都是在冯太后手里实施的。她是一个无愧于世的女政治家。
文成帝拓跋濬是太武帝的孙子，太子晃的儿子。太武帝性格残暴，杀人毫不手软，事后有时会后悔，杀崔浩后，与别人议事，觉得都不如崔浩，又说“崔司徒可惜！”正平元年（451年），他攻宋（见第三十四篇）时，使太子晃监国。北回后，听中常侍宗爱的谗言，杀死几个深受太子晃信任的官员和东宫的属员。太子心中害怕，不久便一病不起。后来太武帝弄明白了事实的真相，知道太子并无过失，心里着实懊悔。宗爱怕自己的脑袋落地，竟于正平二年（452年）二月，把太武帝杀了。
北魏朝廷也真怪，宦官谋杀了皇帝，元老重臣似乎对事变一无所知，只有尚书左仆射兰延等几个人和宗爱商量立新君的问题。其时皇孙拓跋濬还只有十三岁，兰延等想立已经成年的秦王拓跋翰（太武帝子），同伙中又有人主张立皇孙。宗爱在太武帝的儿子中，与秦王的关系最坏，与南安王拓跋余最为接近，就诈传皇后命令，召兰延等进宫，把他们杀掉，又杀害了秦王，立南安王做皇帝。这位新君任宗爱做大司马、大将军、太师、都督中外诸军事，领中秘书，封冯翊王。
这种局面照理是长不了的，然而也拖了好几个月，若不是“皇帝”和“宰相”窝里反，也许会一直混下去。十月，“皇帝”嫌“宰相”太专横，想夺他的权。“宰相”竟重演故伎，把“皇帝”杀了。这件事也秘密得很，幸而有一个带宿卫兵的羽林郎中刘尼知道了，去报告了殿中尚书源贺。源贺与南部尚书陆丽等商议，才决定杀宗爱，立皇孙做皇帝。这原来是易如反掌的事，却拖了大半年，才得解决，原因大概在于宫中府中声气隔绝。然而，区区宗爱，做了那么大的官，封了王，竟没有人挺身而出过问一下，这总是不太正常的情形吧！其中一定有些奥秘之处，史无记载，后人不得而知了。
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立冯贵人为皇后。她就是本篇的主人，后来的文明冯太后。冯皇后原籍长乐信都，她的父亲冯朗原是北燕王族，后来逃到内地，投降北魏。冯皇后在长安出生，因父亲得罪被杀，由姑母抚养教训。姑母是太武帝的昭仪（妃嫔之一），所以她是在宫里长大的。紧接在立皇后之后，文成帝立三岁的儿子拓跋弘为皇太子。这个拓跋弘就是后来的显祖献文帝。他的母亲李贵人，依照当时宫廷的规矩即被“赐死”。这是极残酷的制度，说是为了防止异日母后干政，然而，只要贵为皇后，就不会受这个规矩约束了。
皇太子三岁，皇帝也只有十七岁。十五岁就做父亲，如何能够长寿！和平六年（465年）五月，文成帝便死了，年仅二十六岁。献文帝继位，这又是一个十二岁的小皇帝。
魏在太武帝时，国势虽则强盛，但是三十年间（423—452年），难得有几年不打仗，国力消耗得很厉害，加之以后政变的影响，局势很不稳定。文成帝时，宋魏绝少冲突，北方边境也比较平静，国力有所恢复。这个较好的局面在献文帝初年险些儿被权奸乙浑毁掉。文成帝本来倚重陆丽。陆氏是鲜卑世族，陆丽的父亲陆俟，军功吏治，都很出色。陆丽对文成帝有拥立的功劳，自然深受信任。他好学爱士，往来的都是正人君子。文成帝太安四年（458年），陆俟去世，他须守孝，后来又患疾病。乙浑大约就是趁这时机抓到权力的。
献文帝即位时，乙浑身任侍中、车骑大将军。他铲除异己，杀了好几个大臣、贵族。当时陆丽正在代郡温泉治病，乙浑派司卫监（掌管宿卫的长官）穆多侯去召他进京。穆氏也是鲜卑世族。多侯告诉陆丽，京城里局势很乱，乙浑奸邪，以不去为妙。陆丽却认为君父之丧，不可不去，应命入京，结果与多侯同遭杀害。乙浑的气焰越来越盛，他官至丞相，爵封太原王，朝中一切由他作主，和他不合的多遭杀害。
时势迫使冯太后不能不站出来收拾时局。天安元年（466年）二月，她以宗室拓跋丕告发乙浑谋反为由，立即把乙浑逮捕杀死。这显然是一次精心准备好的行动，拓跋丕的告发只是预定的一着而已。
事后，冯太后临朝称制。她用高允、高闾、贾秀共参大政。高允为人正直，崔浩之狱时，他敢于不避嫌疑和安危，向太武帝陈辞，救了几千人的性命（详见第三十三篇）。他时任中书令，是朝中老臣之一。高闾字阎士，渔阳雍奴（在今天津市武清县）人，富有文才，是崔浩识拔的人员，时任中书侍郎。他敢直谏，在私室中说话声音极低，在大庭广众之中则议论风生。贾秀，武威姑臧人，是文成帝的东宫旧臣。他执掌吏曹，乙浑为妻子求公主称号，他坚决拒绝，说“我宁死于今朝，决不取笑于将来。”当时听见的人无不失色，他却无所畏惧。乙浑想陷害他，没有来得及动手便失败了。这几个人都是公认有风骨的人士。
冯太后是汉人，高允等也都是汉人，北魏的朝廷已经有点汉化的倾向了。同时，冯太后封侍中拓跋孔雀为濮阳王，侍中陆定国为东郡王；征召久任外官的陇西王源贺为太尉。在重用汉官的同时，这些举措也表示出对鲜卑贵族的尊重。陆定国是陆丽的儿子，又是献文帝的好朋友。源贺是杀宗爱、立文成帝的老功臣，尊重他们，即有酬德报功的用意。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她的手腕着实巧妙。
冯太后这次临朝称制的时间不长，到皇兴元年（467年）九月，便还政给献文帝了，前后不过一年半多一点。皇子拓跋宏（即后来的孝文帝）就出生于还政之前。父亲名弘，儿子名宏，读音完全相同，这名字起得好奇怪，不知道当时是怎么考虑的。献文帝得子时年仅十四岁，比他父亲生他时还年轻。这种人的身体怎么会健壮！
冯太后还政是不是完全主动，旧史没有任何说明，可能有来自献文帝或贵族们的压力。笔者有两点根据。其一，冯太后亲自抚养孙儿拓跋宏。她为什么要费这番心思，难道不是想培养一个对她有感情又听她的话的少年天子吗？从后来的事情看，她完全达到了目的。其二，她和献文帝的关系并不好。献文帝十四岁亲政，十四岁是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年龄，名义上是皇帝，政事却由不是生母的嫡母作主，他不见得能够甘心。嫡母的生活问题，他又耿耿于怀。要知道，冯太后说是太后，然而年龄一点不老，到还政的皇兴元年也不过二十六岁。她有个相好李奕，出身大族赵郡李氏，是太武帝时大臣李顺的次子，文成、献文两朝历任中书监等官的李敷的兄弟。献文帝要杀李奕，着实用尽心机。相州刺史李訡是个能人，治绩也很突出，后来因受胡商贿赂等罪被人告发。献文帝知道了，把他抓到京师，一面审问，一面使人向他传递上面的意思：只要出头揭发李敷兄弟，就可以脱罪。李訡本来与李敷共事多年，很有交情，他既不愿揭发李敷，也不知道有什么问题可以揭发。后来有人告诉他，李敷快要倒了，你不告他，也有人会告，至于他们有什么问题，有个姓冯的人都知道，只要问他就可以了解。李訡如法办理，果然得到从轻发落，后来又被起用，成为献文一朝的重臣。李敷、李奕兄弟和堂弟李显德、妹夫宋叔珍等，则都于皇兴四年（470年）被处死。这件事，冯太后怀恨在心，后来终于找到了报复的机会，详见下文。
献文帝的性格很怪僻。他做了几年皇帝，便于皇兴五年（471年）声称性喜佛、道，要禅位给叔父京兆王拓跋子推，贵族重臣一致反对，他才改变宗旨，决定禅位给儿子拓跋宏。从这年八月起，改元延兴。然而拓跋宏年才五岁，治不了国，于是献文帝自称太上皇帝，来代行皇帝的权力（太上皇与太上皇帝有区别，太上皇是没有权力、不管事的，太上皇帝其实仍旧是皇帝。北魏献文帝是第一个用此称号的人，最后一个是清高宗）。
从延兴元年到六年六月，这位太上皇帝忙得很，他亲自领兵与柔然打仗，又下令征兵征粮，准备进攻刘宋，一点不像有“遗世之心”的样子。延兴六年（476年）六月，冯太后一杯毒酒夺去了他的性命，时年仅二十三岁。这件事做得十分隐秘，孝文帝始终被蒙在鼓里，于是权力又回到了冯太后的手里。这绝不是一次突发事变，必定是长期筹划的结果，也一定有某些人参与其事，可惜这些都是永久的秘密。历史只告诉后人：事后，魏廷宣布改元承明，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再临朝称制。这年，她也只有三十五岁，从此她做了十四年不叫皇帝的女皇帝。
她是一个很有本领的人。她宠信的左右，稍有过失，就重加责打，但事过之后，就照旧任用，并不歧视，该赏就赏，该提拔就提拔，所以受罚的人并不对她离心离德。
她服饰俭朴，饭菜也比宫廷旧规减少一大半，又通晓政事，谋略出众，碰到问题，能够很快作出决断。她信任的宦官王琚、张祐、杞嶷等多人，封王、封侯，赏赐巨万。她宠爱太卜令王叡，把他升到吏部尚书、太原公，后来还晋爵中山王。太后经常让他出入宫廷，赏赐的珍玩缯采，以及田园、奴婢、牛马，不计其数。朝士知道他与太后关系密切，都不敢得罪他，而此人似乎也没有什么劣迹。太和五年（481年），法秀和尚用妖术迷惑百姓，企图在平城造反。这件案子牵连到御史张求等一百多人。王叡请求只杀首恶，赦免余党，因此得减免刑罚的有一千多人。有一次，他跟太后、孝文帝、百官等到虎圈游览，有一头老虎逃出虎圈，几乎冲到御座旁边。左右侍从都吓得各自逃散，王叡却提戟上前，保护太后、皇帝。照此看来，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冯太后很善于保持平衡。她在厚待王叡等人的同时，对众望所归的名流，如宗室中的拓跋丕、出使南朝深受对方尊重的游明根等，也优礼有加，做出公正无私的姿态，使人无从指摘。
她也有心狠手辣的时候，不肯放过李訡，就是一个例子。她临朝之初，任李訡为司空，佯为尊重。不久，利用与他有怨的旧同事赵黑攻击他专权，调他到徐州去当刺史，然后在太和元年（477年）十月，利用他旧时的心腹范檦，告发他要叛变投宋，把他召到平城讯问，也不听他的再三申辩，还是把他和两个儿子都杀了。
以上的是非恩怨，只能说她有些手段，并不能证明她是一个政治家，而这要以她两次临朝称制时的政绩来作评说。
她第一次临朝时，从高允、李訡的主张，于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年）在各郡设立郡学，置博士、助教、生员。这在北魏，是属首创，因此这是她的政绩之一。
魏道武帝时设立候官，专做侦讯调查的工作，性质和前之孙吴的校事，后之明朝的厂卫（东厂、西厂、锦衣卫）相同，流弊也一样。冯太后知道这些人专事敲诈勒索，得了钱财，对重罪不闻不问；反之，对轻微过失倒吹毛求疵，对上表功，对下勒索。这些人的员额有一千以上，官吏百姓都对他们头痛。太和三年（479年），冯太后毅然取消候官制度，另外挑选几百个诚实可靠的人，巡逻街道，只抓斗殴闹事的不法之徒。平城居民从此才得安居乐业。这是她的政绩之二。
北魏官吏，一向不发俸禄。太和八年（484年）开始“班禄”。同时，每户增加调帛三匹、谷二斛九斗，专供俸禄之用。又规定：发俸禄以后，赃满一匹的处死。这年，地方官因贪赃处死的有四十多人。做官有禄，本来是老规矩，不过，长期不发后，“班禄”倒变成了新花样。淮南王拓跋佗（一作“陀”）不以为然，主张依旧断禄，冯太后就召集群臣讨论。中书监高闾说：“给了俸禄，廉洁的有了保障，贪财的有所畏惧。如果不给，贪财的得以大捞特捞，廉洁的生活困难。淮南王的意见是错误的。”“班禄”不见得能使吏治弊绝风清，但总是政治走上轨道的表现，太后就依照高闾的意见作出决定。应该说，这是她的政绩之三。
接着，就是太和九年（485年）采纳给事中李安世的建议，实行均田制度。均田令规定：十五岁以上的丁男受露田四十亩，丁女二十亩，奴婢照丁男丁女受田；有牛的，每头牛受三十亩，以四头为限。人死或年满七十岁，田要交还政府。初受田的，丁男另给桑田二十亩，用来种桑树；种麻产布的地方，男给麻田十亩，女五亩。桑麻田作为世业，不用再交还政府。一夫一妇每年向政府纳租粟二石，调帛一匹，产麻布的地方改为调布一匹。此外，还要服兵役和徭役。
李安世提议均田，针对的情况是“时民困饥流亡，豪右多有占夺”。豪强占有了土地和人口，“荫附者”（被豪强占有的人口）不向国家纳租服役，而豪强的征敛比公家多得多，其结果是国家占有的人口不多，国家的收入也不多。这种趋势如果不扭转，国家的力量势必日益削弱。均田制是国家与豪强争夺农户的制度。这种争夺，从汉末以来，其实一直不断，多有反复，国家占有农户多的时候，国家就强，反之就弱。李安世是把争夺农户的办法制度化了，所以自此以后，直到唐代中叶，将近三百年内，历代无不遵行，可见在这段时间内，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均田制有利于国家富强，冯太后坚决采用，可说这是冯太后的政绩之四。
与均田制密切相关的三长制是在下一年由秘书令李冲提出来的。李冲字思顺，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人。他学识优长，又为冯太后所宠，是当时很有权势的人士。他提的是个要害问题。当时户籍混乱，只有宗主督护，民间往往三十家、五十家才算一户。在这种情形下，别的不管，单就推行均田制来说，也是不可能的。李冲建议：五家为邻，设邻长；五邻为里，设里长；五里为党，设党长。三长担任检查户口、征收租调、征发兵役和徭役的工作。这是把豪强的荫户变成编入国家户籍的民户的制度，与均田制相辅相成。当时应当是在实施均田制碰到困难而提出来的。对此，冯太后予以采用，这自然也应算是冯太后的政绩之五。
在以上五者之外，笔者认为：还应该从当时社会发展的面貌来进行考察。这方面的材料不多，但也有些可以参考的论述。
太和十一年（487年），平城天旱粮贵，齐州刺史韩麒麟上疏，主张禁奢侈，劝农桑。他说：京师居民，游食之口三分居二。又说，承平日久，风俗奢侈，车服第宅往往超越等级限制；工商之族都玉食锦衣，“宝货盈于市里……丽服溢于路。”他是把这些作为反面现象，与农民的贫苦饥寒来对照的。然而换一个角度看，城市人口增加了，工商之家富庶了，难道不是社会经济繁荣的现象吗？笔者认为这可以作为当时北魏社会经济发展的佐证。
太和十四年（490年）九月，冯太皇太后去世，年四十九岁，谥文明太皇太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