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六月，刘裕受晋恭帝禅，即位做皇帝，国号宋，南朝从此开始。刘裕就是南朝宋的高祖武皇帝。
刘裕早就想做皇帝了。
笔者在第二十五篇中说过，桓玄失败后，晋朝已经成为刘裕的天下。这在当时，也是大家心中有数的事实。晋朝末代皇帝司马德文在傅亮要他写禅位诏书时，一点也不感到意外，还“欣然操笔”（当然，心里很不是滋味），对左右说：“桓玄之时，晋朝已经完了，靠刘公大力帮助，又延续了将近二十年（实际上是十七年）的国祚；今日之事，本来是心甘情愿的。”他的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刘裕为什么要拖延十七年之久？就像反桓玄时一样，他在等待时机，要等到瓜熟蒂落的日子。
刘裕与刘毅、何无忌起兵讨桓玄时，三人的领袖地位是众人推举的，实际上没有明显的高下，桓玄也把这三人都视为劲敌（见第二十五篇）。义熙二年（406年），朝廷论讨伐桓玄之功，三人都受封郡公，但刘毅明显有争当领袖的野心。在这个问题上，卢循、徐道覆倒是帮了刘裕大忙，使何无忌战死；刘毅兵败，威望大损，却仍想与刘裕争胜，自然不免于身败名裂的结局（见第二十六篇）。
然而刘裕认为，当皇帝的时机还没有到。参与讨伐桓玄的诸葛长民在卢、徐进逼建康时，从丹徒（今江苏镇江东南丹徒镇）入卫京师。这是一支异己力量，但刘裕暂时不能不与他合作，讨刘毅时，甚至让他监太尉留府事（太尉是刘裕所任官职），把后方重任交给他，同时把刘穆之留在建康，起监督的作用。诸葛长民号称有文武才干，其实是个庸人。他明知刘穆之是刘裕的亲信，却问穆之道：“人间论者，说太尉与我不和，是什么缘故？”穆之轻描淡写地答道：“相公西征，把老母弱弟交托给将军，如果心怀不平，怎么会这样办呢？”几句话稳住了这个粗汉。长民又写信给刘敬宣（刘牢之的儿子），商议和他合作，反对刘裕。敬宣答书拒绝，并且把来书呈交刘裕。他的底牌都在刘裕手里，他却浑然不觉。义熙九年（413年），刘裕从江陵返回建康。诸葛长民进见，当场在座上被力士拉杀。刘裕肘腋之下再也没有异己的力量了。
宗室司马休之任荆州刺史，很得江、汉人心。刘裕要夺晋朝的天下，当然把他看作眼中之钉。义熙十年，刘裕先以休之的儿子文思在建康有不法行为作理由，把文思送往江陵，要求严办。十一年，进而以休之不肯严办文思为口实，兴兵“讨伐”。他想拉拢休之的录事参军韩延之，先寄密书给延之，说“吾受命西讨，止其父子而已”，劝延之归降。延之答书，严辞拒绝，中间说：“刘裕足下，海内之人，谁不见足下此心，而复欲欺诳国士！”他把刘裕铲除异己的心理看得透而又透了。司马休之敌不过刘裕，只得逃往后秦，后秦亡后，他又改投北魏，后来死在北方。
时机走向成熟了。司马休之败后，“诏”（其实是刘裕授意）加刘裕太傅、扬州牧、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这是第一步。
刘裕还要进一步提高威望，于是有北伐后秦的战役。义熙十二年（416年），收复洛阳后，他派左长史王弘回建康，向朝廷表示要九锡。这一次，刘穆之犯“错误”了。他是负留守责任的大员，如果“识时务”的话，应该主动提出这要求，现在让刘裕从前方派人来提出，岂不是犯了大大的“错误”。据说他竟因而又惭愧又害怕，生起了重病。这年十二月，“诏”以刘裕为相国、总百揆、扬州牧，封宋公，备九锡之礼。刘裕却故作谦逊，表示不敢接受。这是第二步。
义熙十三年，后秦亡后，“诏”进宋公爵为王。刘裕再一次辞而不受。这是第三步。接着，刘穆之去世，刘裕便以建康“根本无托”为由，决定离长安东归。其实这不过是个借口，实际上是他认为既然已建立了灭秦的大功业，威望已经达到顶点，可以回去登基做皇帝了。赫连勃勃就是看透了这点，等他一走，便轻易地夺得了关中。
灭后秦是刘裕一生事业的顶点，而留下十二岁的刘义真和众将镇守关中，则是他走下坡路的开始。
刘裕本来有条件建立更大的功业。他东归的消息传出后，关中父老到军门流涕请愿，希望他不要走。他们说：“残民受不到大晋教化，到现在已有一百年（愍帝建兴四年长安陷落，为公元316年），才能重新看到上国衣冠，人人互相庆贺。想不到明公会丢下我们回去。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是公家府第，明公为什么要到别处去呢？”关中父老显然是希望刘裕远承西汉的事业，把他看作堪为汉高祖、汉武帝继承人的人物了；同时这话也透露出料定他不会再做晋朝臣子的消息。
据说刘裕听了这一席话，也有点感动，不过他不肯改变主意，口是心非地以“受命朝廷，不敢擅留”谢绝了他们的好意。他本来很得关中人心，这么一来就令人失望，再加上后来诸将自相残杀，将士大肆掳掠等，关中人士不得不转而接受赫连勃勃的匈奴军队了（参见第二十八篇）。
刘裕是一员好将领，但绝不是一个好的政治领袖。他真正能够信赖的人只有一个刘穆之。刘穆之死后，竟找不到一个可以接替的人，勉强用了徐羡之，结果，以前通常由刘穆之作主的朝廷大事，都要向北方刘裕的帅府请示。
留下刘义真镇守关中，问题更大。让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是荒唐之至的措施。刘裕当然知道，一个孩子起不了什么作用，他只是把义真作为自己的象征而已。但是他不曾想到，这样做表示他对部下缺乏信任，会产生许多麻烦。不仅如此，他还明白表示过对王镇恶的不信任。后来诸将自相残杀，正是由他的这一表示引起的。
王镇恶是王猛的孙子，前秦亡后，流亡到南方。他骑射的本领不高，但是谋略出众。刘裕赏识这一点，用他为将。灭后秦之役，镇恶与沈田子的战功最大。镇恶首先进入长安，接受姚泓君臣的投降，抚慰城中各族居民，出足了风头。关中人对他的祖父王猛还念念不忘，因此对这个打回老家的孙子也有天然的好感。
刘裕部下将领，除王镇恶外，都是南方人（朱龄石，沛人；檀道济，高平金乡人；傅弘之，北地泥阳人；毛脩之，荥阳阳武人。以上各人的籍贯都在北方，但事实上已经南迁过后好几代了）。他们见王镇恶功大，都有妒忌的心理。沈田子以千余人破秦兵数万之众（参见第二十六篇），自以为战功最大，更是要和镇恶争功。
将领间有了矛盾，做领袖的必须设法消弭，刘裕却反其道而行之。他进长安时，王镇恶到灞上迎接，他口头上称赞他说：“成吾霸业者卿也。”然而听到王镇恶私藏姚泓的辇，便怀疑他有野心，派人调查，查明王镇恶只是剔取了上面的金银，把辇当垃圾丢掉，才觉得放心。沈田子、傅弘之说：“王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信赖。”刘裕不批评两人，倒说：“现在留下两位与一万精兵，他若有不法行为，只能自取灭亡，不消多说什么。”他甚至引曹魏灭蜀故事，对沈田子说：“钟会之所以造不成反，正是因为有卫瓘之故。卿等十多人，用不着怕王镇恶！”这是在挑拨他们了。沈田子之所以敢悍然杀王镇恶，正是以卫瓘自居。刘义真的长史王脩不了解其中底细，杀死田子，王脩又遭义真左右谗杀，关中的局势从而大坏（参见第二十八篇）。这简直是刘裕自铸恶果，怪不得别人的。
关中得而复失，王镇恶、沈田子、傅弘之、毛脩之、朱龄石、蒯恩等名将都死了。刘裕再要用兵，已拿不出伐秦时的阵容了。灭秦时的威望丧失无遗，更是无从挽回的损失。刘裕在彭城得青泥败报后，声称要刻日北伐，不过是一句空话，否则怎么会有因知义真没有死而中止的道理。他登城北望，慨然流涕，只能是无可奈何的表现。
刘裕虽走下坡路了，但晋朝内部还没有其他可以与他抗衡的力量，他仍旧可以一步一步地走上皇帝的位子。义熙十四年（418年）十二月，使王韶之缢杀安帝，立琅邪王司马德文为皇帝，是为恭帝。这是第四步。
恭帝元熙元年（419年），刘裕受晋爵为宋王之命。这是第五步。最后，于元熙二年受禅为帝。这一套由权臣至皇帝的历程，从曹丕到司马炎，再从司马炎到刘裕，大体上完全相同。然而，汉献帝被废为山阳公后，还活了十四年，到魏青龙二年（234年）才死；魏少帝被废为陈留王后，也活了三十八年，到晋太安元年（302年）才死，他们都得尽天年。晋恭帝却没有这样的好运道，他禅位后只过了一年便遭了毒手。此后相沿成习，禅位的君主都保不了性命。
刘裕即位时，年已五十八岁。永初三年（422年）五月便死了，他实际上只做了两年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