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在文化史上富有异彩。这个时期起于汉末的建安年间（196—219年）。黎东方先生在《细说三国》中就介绍了自建安至曹魏时的许多名人，但是对在曹魏时已经卓有成就的晋初名士，有些却不曾涉及。其中如“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阮籍，他俩都死于魏末，史籍上却把他们称作晋人（传见《晋书》）。我在本书中不得不补上几笔，所以，本篇的题目用了“魏晋之际”的字样。
“竹林七贤”是指嵇康（223—262年）、阮籍（210—263年）、阮咸（阮籍的侄子）、山涛（205—283年）、向秀（约227—272年）、王戎（234—305年）、刘伶七人。《三国志·王粲等传》裴注所引《魏氏春秋》以及《世说新语》、《晋书》嵇康等传，都说他们七人常在竹林相聚酣谈，问学议政，意气相投，因此才留下了这个美名。
他们作竹林之会的时候，当在公元250年前后的几年中，如再早则王戎的年龄太小，再晚，嵇康就和山涛绝交了。史书说他们都是不拘泥礼法、脱略形迹、喜读《老》、《庄》的人，但详察各人生平，他们的志趣其实并不完全相同。
嵇康字叔夜，是曹氏的女婿，做过中散大夫。他对司马昭专擅魏政，抱坚决反对的态度。亲司马氏的山涛要推荐他代自己做吏部郎，他大为光火，写信与其绝交。他在信中自称不堪流俗，“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这是影射意图取代曹魏的司马昭，结果被强加一项“想帮助毌丘俭造反”的罪名给杀了（毌丘俭于魏正元二年[255年]在寿春起兵反司马氏，兵败而死）。
阮籍为“竹林七贤”之一，博览群书，尤好老庄，后因与当权的司马氏集团不合，日醉于酒。
阮籍字嗣宗，他与嵇康同志，但是表现得不太露骨。他爱饮酒，司马昭想为儿子司马炎娶他的女儿，他就连续大醉六十天，不给司马昭以开口的机会。他听说步兵校尉衙门里的厨师善于酿酒，就要求去那里做步兵校尉。邻家有个美女，常当垆沽酒。他到她的店里喝酒，喝醉了，便躺在她的旁边睡觉，他自己不以为意，也不管那女人的丈夫是否在意。其实，他的“纵情、败礼”，都是做给司马昭看的，以示自己嗜酒如命，无所作为。但有两件事，却最能说明他的内心。一是他不允许儿子阮浑跟着去“通达、不饰小节”，说：“仲容（阮咸的字）已豫吾此流，汝不得复尔！”二是他的八十二首《咏怀诗》强烈地同时又隐晦曲折地批判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近代诗学大师黄节在所著《阮步兵咏怀诗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自叙》中说：“若自绝于礼法，则以礼法已为奸人假窃，不如绝之。其视富贵有同盗贼，志在济世，而迹落穷途；情伤一时，而心存百代。”这是真正了解阮籍的话。
向秀字子期，和嵇康友善。嵇康会打铁，向秀常做他的助手。嵇康死后，向秀到洛阳做了个闲官。司马昭看到他，冷言问道：“听说足下有高隐之志，怎么会来到此地？”向秀只得说：“以为巢父、许由等，对尧不够了解，不值得模仿。”这是把司马昭捧作尧，他听了自然满意。向秀这种向权奸屈节的话，嵇康、阮籍是不肯说的。向秀注过《庄子》，后来郭象以向注为基础，撰成新注（一说郭象窃取向注，只补了未完成的《秋水》、《至乐》两篇）。郭象字子玄（？—312年），做过东海王司马越的主簿（秘书），是个很喜欢卖弄权威的人。这样一个人竟爱读《庄子》，似乎很矛盾，然而这种情况，历史上并不少见。
刘伶字伯伦，是个放浪形骸的人。他写过一篇《酒德颂》，和阮咸是七贤中比较次要的人物。
山涛和王戎的人生道路与嵇康、阮籍截然相反，都在晋朝做了大官。
山涛字巨源，与嵇康、阮籍等都爱好《老》、《庄》，但为人处世则与他们不同。他和司马懿的妻子有中表之亲，魏末虽很受司马师、司马昭兄弟的信任，但又不失为一正派人物。在晋初，他做冀州刺史，能够搜访贤才；后来做吏部尚书，对所举荐的人物，“各为题目”（分别作出品评），再为上奏，他的评语，当时号称“山公启事”。嵇康写信与他绝交，后在得罪临刑时，却对儿子嵇绍说：“巨源在，你不要怕没人照应。”可见嵇康对山涛的为人是肯定的。
王戎字濬仲，幼时有胆有识。六七岁时见猛兽在笼中吼叫，别人都害怕逃开，他却神色自若，站着不动。有一次，他与同伴在路边玩耍时，见李树结满了果实，同伴都奔过去，想摘来吃，只有他不为所动，说：“树在路边，结了果实，却没有被人摘光，那一定是苦李。”后来一尝，果然如此。阮籍认识他的父亲王浑（这个王浑不是灭吴的大将王浑）。王戎十五岁时，阮籍便发觉他谈吐非凡，见识会在他父亲之上，从此就与之结为忘年交。但王戎实在是个清谈家。他做官没有政绩，领吏部时不选拔寒门素族的人才；拜了司徒，却把事务都交给属员经办，自己不管不问。他在政争剧烈的时候，与时浮沉，只求保全性命。但平时，他孳孳为利，到处购置田园、水碓，还常执牙筹，亲自算账。有件事最为后人不齿。他家种养的李子品质优良，因怕人家得到种子，所以出售之前，要把果核挖掉。清谈家好说虚无，但对钱财都看得重而且实。这王戎是十足的伪君子。
王戎是琅邪临沂人。临沂王氏是北方著名大族。他的堂兄弟王衍（256—311年），字夷甫，更是负有盛名的清谈家，和乐广（字彦辅，？—304年）是晋初名士的领袖。
清谈风气是从曹魏正始年间（240—249年）开始的。之前，汉末清议着重于品评人物，至何晏、王弼等才转而谈玄，即以《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立论率以“天地万物以‘无’为本”为宗旨。针对汉代儒生墨守成规的迂腐学风，“三玄”清谈确有顿开风气的作用，但是发展到崇尚虚无，把世事都看作俗务，那就太过分了。其实，当初何晏谈玄，并未荒于政事。他做吏部尚书，任用的官吏都能称职，但因为是司马懿的政敌，才被说得一无是处。到了王衍手里，他虽身居高位，却不能匡正时弊，只是一味地执玉柄麈尾，口谈玄言，其“不以经国，而思自全之计”（《晋书》本传语），这就不免要受人指责了。对此，本篇不拟具体多讲，只说他的末日一节，就可以见其为人了。永嘉五年（311年），他以太尉为大臣之首，送东海王越之丧东还，在途被汉将石勒所俘。这时他就对石勒说：“晋朝祸败，与己无关。本人不喜为官，不豫世事。”他把责任推得干干净净，并且进一步劝石勒做皇帝，想以此保全自己，结果却被石勒骂了一顿。不知石勒为何觉得对这批人不可以动刀，他是令人在夜里推墙砸死他们的。
乐广与他不同，无论做什么官，在职时似无作为，离职后却常受人挂念。当时有些名士，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为了表示通达，有时把衣服都脱光。乐广听了觉得可笑，只说：“名教中自有乐地，何必如此！”他官至尚书令，由于是成都王司马颖的岳父，后在政争中忧虑而死。
魏晋之际的文学有很高的成就，如阮籍的《咏怀诗》已见上述。西晋初年，三张、二傅、二陆、二潘、一左都是杰出的文士，均属文学史上之“太康时代”的中坚人物。三张是张华、张载、张协；二傅是傅玄、傅咸；二潘是潘岳、潘尼；二陆是陆机、陆云；一左是左思。
张华字茂先（232—300年），他的事功已见前篇，这里只说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这主要有两条。一是因身居高位而能奖掖文士，对太康时代的文学繁荣起过促进作用。二是写了一部《博物志》。这部书内容庞杂，涉及山川地理的知识，也有神话故事的材料，鲁迅把它归入“六朝之鬼神志怪书”之内（见《中国小说史略》第五篇）。他写的诗赋，在当时很有名气，但近人已不大读了。其余二张，张载字孟阳，他的兄弟张协字景阳，留传的作品都不多，近人对他们也比较陌生，可以从略。
傅玄字休奕（217—278年），他在世的年代稍早，但文学史却常把他写进太康时代。他做过司隶校尉，写的诗清新隽永，而见识更有可取。他不赞成清谈虚无，主张无鬼论，认为人死之后，不会有什么魂魄。这在当时是很难能可贵的。傅咸字长虞（239—294年），是傅玄的儿子，也做过司隶校尉。他的诗并不好，但为人疾恶如仇，曾弹劾过好几个大官，如王戎就曾被他劾奏，外戚杨骏对他也很头疼。
陆机字士衡（261—303年），弟陆云字士龙（262—303年），二陆是孙吴名将陆逊的孙子。他们的父亲陆抗在吴末镇守江陵时，与晋襄阳守将羊祜既对峙抗衡，又互相尊重，至今还传为美谈。陆家是吴郡吴人，因陆逊初封华亭侯，华亭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所以今人又说陆家是上海人。吴国亡后，机、云兄弟在华亭住了几年。其间，陆机在这里作有《辩亡论》，论孙权之所以得、孙皓之所以亡，以及其祖与父的功业，同时对江东的土地之肥美、人才之优秀及江山之险要等，也都讲得清晰透彻，是一篇极精彩的文章。
《平复帖》相传为西晋陆机写给友人之书札，是中国至今保存下来的最早的墨迹。
太康末年，机、云二人到了洛阳。张华久闻二陆之名，见了面就高兴得像是碰到了老朋友。范阳人卢志却当着许多人的面问陆机：“陆逊、陆抗和你是什么关系？”当面直呼人家的祖、父之名，在古时是极为无礼的举动。陆机当即回敬他道：“同你与卢毓、卢珽一样。”卢志听了，做声不得。事后，陆云对兄长说：“异国路远，也许他真的不了解，何必叫他当场下不了台。”陆机说：“祖父和父亲的威名远播四海，怎么能说不了解！”世人以这事为根据，认为陆机的才识在陆云之上。
《陆士龙文集》系西晋文学家陆云撰。为文自然意深雅，语言清新情真挚，实开六朝文学的先声。
二陆声名虽高，然诗篇只以辞藻华丽见长，佳作不多。但是陆机的文章实在是好。除《辩亡论》外，如《豪士赋序》（刺齐王司马冏矜功自伐之作），《吊魏武帝文》等，都是历代传诵不衰之作。文字骈散结合，极一唱三叹之妙，陆机还有一篇《文赋》，是文学批评的早期著作。
二陆于晋初不甘寂寞，屡有建功立业之心，结果为奸人所谗，都遭冤杀，详见第五篇。
二潘中的潘岳，字安仁（247—300年），少时因姿容秀美，出行时，妇女掷果满车。他官至给事黄门侍郎，人称“潘黄门”。他工于叙哀，所作《悼亡诗》有“情文相生，如闻呜咽”之誉（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语，中华书局1993年版）。赵王司马伦得势时，他被司马伦的亲信诬为与石崇谋乱而遇害。他的侄子潘尼，字正叔，诗文也有名气，但其实并没有精彩的作品。
左思字太冲（约250—约305年），是有名的《三都赋》的作者。“三都”者，魏、蜀、吴的都城。他构思这篇大文章，下的功夫很大。如他对蜀中情况不太了解，就特地找人请教。他在家中到处放上纸笔，连厕所也不例外，只要想到好句子，便马上写出来。他用了十年时间，才把这篇文章写好。完成后，洛阳人争相传抄，纸张因而涨价。“洛阳纸贵”一语便由此而来。其实这种文章一味堆砌，并没有多少艺术价值。不过，相比其文，他的诗却写得极好，其《咏史诗》就堪称杰作。
在诸王争权的初期，左思因谢绝齐王司马冏任之为记室（秘书）的成命，从而没有被卷入政争的漩涡，得以善终。
左思的妹子左芬也有文名。晋武帝曾把她选入宫中，选拜修仪，后为贵嫔。左思貌丑口讷，左芬也不漂亮，她在宫里，实际上是个女秘书。
晋初能文善诗的人有许多，笔者不可能悉为列举，但还有两位，却决计不可省略，他们就是蜀中学者谯周的弟子陈寿、李密。
陈寿字承祚（233—297年），他入晋后做了两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是编成《蜀相诸葛亮集》；另一件是编撰了《三国志》。《三国志》虽稍简略，但仍不失为一部上乘史著，至今还与《史记》、《汉书》、《后汉书》一道，同享“前四史”的美誉。
李密字令伯（224—287年），晋初，他因祖母年老须奉侍，不肯从命入朝，写了一篇《陈情表》。这是一篇为历代传诵的不朽之作。有人评道：“语浅而情深，事曲而笔达，一字一句皆由心曲中流出而来，墨痕泪渍，狼藉行间，千载读之，亦且感泣。”（王文濡《南北朝文评注读本》录江山渊评语，民国初年上海文明书局版）李密后来做过汉中太守，又因故罢官。他是人以文名，如果没有这篇文章，就不见得会为后人熟知。
西晋初年，还有许多在其他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杰出人物。
高平（今山东巨野南）人王叔和，名熙，魏时做过太医令。他所撰著的《脉经》，是中医学的经典之一。
皇甫谧字士安（215—282年），安定朝那（今宁夏固原东南）人，号玄晏先生。他著有《针灸甲乙经》，是最早的针灸专著。他还撰有《帝王世纪》，是一部古史专著，然其内容不太可靠，后人信以为真，每加引用，就不免要以讹传讹了。
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裴秀、裴頠父子，他俩都是大学者。裴秀字季彦（224—271年），西晋开国后，历任尚书令，司空。他研治地理学，主持撰成历史地图集《禹贡疆域图》。在编制过程中，他提出了绘制地图的六个原则，即：分率（按比例表达区域面积大小）、准望（确定各地的坐标方位）、道里（明晰各地间的距离）、高下、方邪、迂直。这是一套完整的制图理论。《禹贡疆域图》虽已亡佚，但这套理论却留传了下来，也为后人所师法、借鉴。
他的儿子裴頠，字逸民（267—300年），反对崇尚虚无的风气，著有《崇有论》（见《晋书》本传）。王衍、乐广同他辩论，都驳不倒他。他在政治上也有建树，可惜在三十四岁的盛年，便在政争中被杀害了。其事另见第五篇。
灭吴大将之一的杜预，字元凯（222—285年初[太康五年闰十二月]），是研究《左传》的专家，晋武帝曾问他：“卿有何癖？”他答道：“臣有《左传》癖。”他著的《春秋左氏经传集解》，长期保持着对《左传》注释的权威地位。清代学者对群经都有胜过前人的新注，但于《左传》独付阙如。而仪征刘文淇与其子及孙，三世续撰《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也只写到襄公，没有能够完成。现有惟一完整的新注，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由杨伯峻先生以其《春秋左传注》而告成。究其原因，《左传》字数达二十万左右，比群经都多，注释的工作特别繁重。杜预在治军从政之暇，竟能完成此书，实在是不容易的。我们现在虽可以很容易地指出他的某些不当之处，如他据《司马法》，认为春秋时车一乘，始终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类的误断，但对于一千七八百年前的古人，是绝不可以苛求的。
杜预还主持过黄河孟津处的建桥工程。当时有人认为，自殷周以来，历代都曾有建都于此的，而从来没人造桥，此举一定难以成功。可他说：“古人云‘造舟为梁’，就是河桥。”后来他果然造成了河桥。还有，古人多厚葬，密县邢山上有郑大夫祭仲或子产的古墓，他议论说，此墓的寝宫塞其后而空其前，这是表示中无随葬珍宝，故而无人盗掘。由此他遗嘱子孙，令其照此办理，以利身后。他的识见，远远超过了当时的一般人士。
魏末参与灭亡蜀汉的卫瓘，还有他的儿子卫恒、侄女卫铄，都以书法著名。卫瓘字伯玉（220—291年），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人，善草书。卫恒字巨山（？—291年），草、章草、隶、散隶，四体皆工，并著有《四体书势》。他们父子都在政争中被贾后杀害。卫铄（272—349年）嫁与江州刺史李矩，世称卫夫人，是“书圣”王羲之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