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元帝咸熙二年（公元265年）八月，司马昭病死，其子司马炎嗣为相国、晋王。但只过了四个月，这位年仅二十（虚岁）的晋王，还等不及过年，就逼使与自己同龄的魏元帝曹奂“禅”位，废他做陈留王，自己登基称帝，立国为晋，改元泰始元年。又追尊司马懿为宣皇帝，司马师为景皇帝，司马昭为文皇帝，从此，魏国告亡，晋朝开始了。这是祖孙三代四人欺人孤儿寡母的结果，丝毫不值得夸耀，所以后来明帝听王导讲祖宗得天下的故事，竟羞惭得抬不起头，说：“若如公言，晋祚复安得长远！”
历史上，“逆取”的事例并不鲜见，但在得天下后，如能“顺守”，治国作出成就，后人也一样会给予肯定的评价。可是，这位后来被谥为武帝的年轻天子却并非如此。虽然他在位时没有多少过恶，例如那位被废黜的曹奂得保善终，一直活到了五十八岁，但也说不上有什么政绩。老丞相何曾就曾对儿子们说过：“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为此，他忧心忡忡，断定晋朝的国运不会长久，所以他指着孙儿们说：“此等必遇乱亡也！”他预测得很对，到永嘉（晋怀帝年号，307—313年）之末，何氏一族在丧乱中惨遭了灭门之祸。
晋武帝治国无方，但好色却很有名。泰始九年（公元273年），他选公卿之家以下的女儿进宫，在采选结束前，还禁止天下人的婚嫁。次年，他又取良家百姓和众多将吏的女儿三千人进宫供其挑选，当时母女号啕，哭声一直传到了宫外。至太康二年（281年），他还将原来的吴国宫女三千人也纳进宫里，这时后宫的女子竟有万人之多。在后宫，武帝常好乘羊车游乐，羊在哪里停下不走，他就在哪里留宿过夜。羊要吃草，也爱咸味，有些宫人就在房门上插上竹叶，把盐汁洒在门口，引得羊车停在自己的门口。
晋武帝退朝之后，在后宫乘羊拉的车，羊停在哪里，他就在哪里过夜。宫女们为了引来羊车，就在门口插了羊喜爱吃的竹叶，又在路上洒了盐汁。（选自明刊本《帝鉴图说》）
皇帝本人无所作为倒也无妨，只要托付得人，一样可以治国平天下，如齐桓公用管仲就是一例。晋武帝用的人确有好的。如博学多识的中书令张华，他曾促使武帝定下决心出兵灭吴，而一旦出兵，他又亲任度支尚书（财政部长），以保证军需粮草的供给，因此是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再如镇守襄阳多年的羊祜，他与吴将陆抗对峙，竟深受陆抗的钦佩，说他是属于乐毅、诸葛孔明一流的人物。一次陆抗生病，羊祜送药给他，陆抗坦然服下。部下谏劝，陆抗就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叔子是羊祜的字。羊祜苦心经营，在作灭吴的准备，但陆抗在世时，他知道不容易成功，就没有发起进攻。咸宁二年（276年），陆抗一去世，他便上疏请命伐吴，但朝中却有很多人表示反对。为此他常叹道：“天下不如意事，十常七八，天与不取，岂不令人抱憾！”咸宁四年（278年），他抱恨去世，时年五十七岁。临终前，他举荐杜预继任。杜预素来与他同志，在灭吴的征战中，他率军攻克江陵（今湖北荆州）后，沅湘以南的州郡都望风迎降。羊祜慧眼识人，而杜预也终于实现了羊祜的遗志。
张华、羊祜、杜预，他们都是名著一时的经国之才，但他们在晋武帝的朝廷里，却不属于主流派。主流派是何曾、贾充和杨皇后的父亲杨骏等人。何曾、贾充都是魏时司马氏的党羽。何曾在魏时已官至司徒。他看得出武帝庸碌，但他本人也不是品行高洁的贤臣，在生活上奢侈无度，“日食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本传语）。他明知子孙会遭乱世，却不教他们戒骄戒奢。尤其他的儿子何劭，比父亲奢华更甚，每天饮食的费用要达二万钱之多。以后，他的几个孙子也大都如此，加之骄而且吝，又盛气凌人，便为同僚和乡里人所恨，所以不免杀身之祸。
贾充是司马昭、司马炎父子的心腹，成司马氏之事的人是他，但败司马氏之事的人也是他。当年（魏甘露五年，260年），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率殿中宿卫、苍头、官僮等讨伐司马昭，司马氏的兵士见魏主挥剑亲战，毕竟有些顾忌，谁也不敢上前。这时，太子舍人成济问中护军贾充：“形势危急，怎么办？”贾充毫不迟疑，道：“司马公畜养尔等，正为今日之事，不问是谁，动手就是！”成济得令，一家伙便把曹髦杀了。事后，贾充诿罪成济，灭其一族，自己反而封侯升官。
司马师没有儿子，司马昭将次子司马攸过继给他，自己则继承了兄长的大将军、录尚书事（魏晋南北朝时总揽一切的职务）的官职。他曾一度考虑再传位给司马攸，但何曾、贾充等人都称赞其长子司马炎有“德、才”，山涛也说“废长立少，违礼不祥”。为此司马昭就考核了司马炎的“才”，觉得不错，才打定主意，立他做晋王世子。其实，司马炎何尝有才，那是因为他的心腹羊琇，事先替他拟了若干份时政意见书，又让他读熟了，所以他才应付得了父王的考核。司马昭是个极精明的人，但在这件事上却被糊弄了，由此不仅抛弃了声望远在司马炎之上的司马攸，而且还种下了日后政争的祸根。
司马炎即位称帝后，任贾充为车骑将军，后来又加他尚书令、侍中，地位仅次于“八公”（太宰、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大司马、大将军），实际上就是当朝宰相（晋不设丞相。尚书分“曹”办事，尚书令是各曹尚书的长官，也就是行政首长）。贾充和朝官荀、荀勖、冯紞等结为同党，操纵朝政。泰始七年（271年），拓跋支族秃发树机能在西北越闹越厉害（见《徙戎论》篇），朝中就有人想借此把贾充挤出朝廷，建议武帝派有威望有智谋的重臣前往镇抚。武帝问谁可担当这一重任，他们便推荐贾充。武帝大喜，就任命贾充都督秦、凉二州诸军事，留侍中、车骑将军之职不变。但贾充不愿离开朝廷，可又无法推托，只得准备赴边。这时荀勖向他献计：“只要和太子结为姻亲，就可以留在京城。”贾充说：“计是好计，可谁去提亲呢？”于是，荀勖又自告奋勇，去向武帝请求。
太子司马衷就是后来的晋惠帝，时年十三岁，是个痴呆低能儿。武帝本来想为他娶卫瓘（参见《魏晋之际的才人名士》篇）之女，但经不起杨皇后和荀、荀勖等人的内外求劝，便决定与贾家联姻。杨皇后是中了贾充妻子郭氏的“银弹”；二荀则是一心一意为贾充奔走的奸臣。贾充之女贾南风性情凶悍，生得又矮又丑，荀勖却说她“才色绝世”，“必能辅佐君子，有《关雎》后妃之德。”事情就这样定下了，泰始八年（272年），比司马衷大两岁的贾南风被册封为太子妃。她就是日后“八王之乱”的祸首，当时自然是谁也料不到的。婚事成了，太子的老丈人自然留任本职，不仅不必远走西北，而且不久还加了司空的官衔。
贾充是奸臣，一生都在做坏事。历史上，晋武帝惟一的贡献，是灭亡吴国完成了统一。可这件大事，就险些被贾充破坏。
西晋灭吴，本来不难，咸宁二年（276年）羊祜请命伐吴的奏疏就说得极为清楚。他说：“今江淮之险不如剑阁，孙皓之暴过于刘禅，吴人之困甚于巴蜀，而大晋兵力，盛于往时。”由此可见，灭吴要比灭蜀容易。他还指出，吴靠的是据江而守，但长江东西数千里，晋兵几路挺进，只要突破一处，就可大功告成。这是极清楚的，稍有常识的人都会表示赞同。但朝廷议论却多是不以为然，贾充、荀勖、冯紞等人更是竭力反对，因此一拖就是几年。
咸宁五年（279年），益州刺史王濬的奏疏说得很苦，“臣作船七年，日有朽败；臣年七十，死亡无日。”他怕错过了时机！更怕丧失建立大功劳的机会！杜预从襄阳上疏，也尖锐指出贾充之流的祸心，说他们讲不出用兵必败的理由，只因为他们以前反对用兵，现在就不肯改正。杜预疏到之时，武帝正在和张华下棋，张华见了，推开棋盘说：“陛下圣武，国富兵强，吴主淫虐，诛杀贤能，当今讨之，可不劳而定，愿勿以为疑！”武帝听了，这才决心出兵。贾充等人还要反对，他没有听，但又作出一个荒谬的决定，命贾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节”和“钺”都是使臣权力的凭证。“假”，意为皇帝借给他使用），即伐吴的“总司令”。叫一个认为战则必败的人当总司令，岂非荒谬之至。贾充不肯受命，说自己年老体弱（咸宁五年，贾充六十三岁），做元帅不合适。可是武帝偏要他做，说：“君若不行，吾便自出。”贾充这才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任命。然而，他率中军驻扎襄阳，远离前方战事，这个“总司令”实际上没有起过什么作用。
伐吴之役，始于咸宁五年十一月。第二年的三月十五日，王濬楼船开到石头城下，孙皓投降，吴国灭亡。可笑那个奉诏移屯项（今河南沈丘）的“总司令”，在他人大功告成的前夕，还上表说什么：天气渐暖，江淮低湿，疾疫必起，应该立即班师。如果出了问题，“虽腰斩张华不足以谢天下！”看他的遁词，大概是曹孟德兵败赤壁的噩梦在他心里作怪。杜预知道了，连忙上表力争，恳请万勿罢兵，只是杜预的使者还没有到达洛阳，吴国已是一片降幡出石头了。这时贾充悔莫能及，又怕武帝办他的罪，就赶到洛阳请罪，可武帝不仅毫不责怪，反而还安慰了他一番。这种不分是非的做法，哪里像是一代开国君主！
更可笑的是，这以后贾充还在降王孙皓的面前出了一次洋相。孙皓既降，晋武帝便封他为归命侯，见面时，武帝对他说：“朕设此座待卿已久。”孙皓答道：“臣在南方也设有等候陛下的座位。”一边的贾充见他嘴硬，就想给他一点颜色，出语道：“听说您在南方凿人的眼睛，剥人的头皮，这算是什么刑罚？”他料想这下打到了暴君孙皓的痛处，使他无话可答。不料孙皓面不改色，冷冷地答道：“臣下如是犯了弑君之罪，就必受这种刑罚。”这一下反倒戳到了贾充的痛处。谁叫他是杀害魏主高贵乡公曹髦的元凶呢！他满面羞惭，再也开不出口了。
太康三年（282年），贾充亡故，时年六十六岁。他再也不能做坏事了，但他的党羽荀勖、冯紞，还有外戚杨骏等人，却是依然如故，一直做将下去。
还在贾充未死之时，一次武帝忽然问张华：“后事可以付托给谁？”武帝其时不过三十七岁，他怎么会想到这个问题，史无明文，后人不得而知。当时张华回答：“明德至亲，莫如齐王。”齐王就是武帝的胞弟司马攸。武帝知道父亲当年考虑过要立攸为晋王世子，一向把他看作是眼中钉，所以哪里听得进张华的话。荀勖、冯紞因伐吴一事，一直记恨张华，这时就乘机说坏话，武帝就任张华为持节、都督幽州诸军事，把他派到北方边疆去任职。不久，武帝听了另一些人的话，又想调张华进京。这时，冯紞便在武帝面前用钟会灭蜀后又谋反的故事影射张华，说对于统兵的功臣，不宜过于信任。武帝耳根最软，听了这话，调张华进京后，先给他做无关紧要的太常（管祭祀的官），继又免去职务，只给他保留一个徒具尊位的侯爵名号。
不仅如此，荀勖、冯紞还图谋要把司马攸赶出洛阳。荀勖对武帝说：“现在内外百官都归心齐王，陛下万岁后，太子肯定做不成皇帝。臣言是否属实，陛下只要下诏命齐王就国（到封地），届时满朝都会表示反对，那就看得出了。”
武帝依言一试，反应果然强烈，于是他当真把齐王看作威胁皇权的大敌，非要把他赶走不可。在这情势下，太康四年（283年）三月，齐王愤怨发病，呕血而死。
太康十年（289年）十一月，时任尚书令的荀勖也死了。其时，沉溺酒色的武帝患病很重，侍中、车骑将军杨骏在宫中侍疾。太熙元年（290年）四月，他的女儿杨皇后（这是惠帝生母杨后的堂妹，第一个杨后临终时要求立她为后）召中书监华廙、中书令何劭进宫，口宣帝旨，令二人写下诏书，任命杨骏为太尉、太傅、都督中外诸军事、侍中、录尚书事，从此内外大权完全集中到了杨骏一人的手中。这是杨皇后在武帝时常神智不清的情况下求旨骗来的。七天以后，武帝驾崩，时年五十五岁。
平心而论，晋武帝还是有些可以称道之处的。他有时能听些逆耳之言。有一次，他问司隶校尉（京师地区的行政长官）刘毅：“朕可与汉朝哪一个皇帝相比？”刘毅不假思索地答道：“桓、灵。”武帝大为惊奇，说：“何至于此？”刘毅答道：“桓、灵卖官的钱进国库，陛下卖官的钱进私家，两相作比，恐怕你还不如桓、灵。”刘毅的话十分尖锐，武帝却并未动怒，大笑道：“桓、灵时没有人说这话，如今朕有直臣，远胜于彼了。”听得进逆言是好的，但遗憾的是听了不改。晋武帝就是这样的人。
晋朝开国，对魏时制度很少改变，只有封国一事，与魏时大不相同。晋武帝时，君臣上下都认为，曹魏宗室没有实力，是势孤而亡，因此应当大封诸王。分封王国以郡为领地，封地有两万户的为大国，设上、中、下三军，兵士五千人；一万户的为次国，设上、下二军，兵士三千人；五千户的为小国，设一军，兵士一千五百人。王国有了兵力，内战便容易打起来，矫正一种流弊而又生出另一种流弊，这是一项极端错误的决策。
政争和内战的种子都播下了。这一群开国君臣的作为，是不能算及格的。
在本篇里还应该交待两事。
一是西晋统一时有多少人口。按照史籍的记载，有2459840户、16163863人。这是一个偏少的数字，如吴国投降时的户口数是52.3万户、吏3.2万、兵23万、男女口230万。难道四川以东的长江以南地区只有不满三百万人口？显然，私家占有的人口、官吏兵士的家属、流亡的人口，还有山区的少数民族等，都不在上述数字之内。据葛剑雄教授的研究，当时全国约有三千万人，这应该是一个接近真实的数字（见葛著《中国人口发展史》第132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二是灭吴后颁布的“户调式”。《晋书·食货志》所记是：丁男每年输绢三匹、绵三斤；女及次丁男（十三至十五岁，六十一至六十五岁）为户者输半。男子一人占田七十亩，女子三十亩。其外，丁男课田五十亩，丁女二十亩，次丁男半之，女不课。宗室官吏以贵贱占田，最高五十顷，每减一品田减五顷，九品十顷。此外还可以“荫”人为食客、佃客，一、二品可以有佃客五十户，三品十户，递减到九品只限一户。
这里需要说明的有几点。一是何谓“占田”？对此古今解释很多，我认为唐长孺教授的解释最为妥当。唐先生认为占田制没有授田、还田的内容，只是“空洞地准许人民有权占有法令上所规定的田亩；……至于占得到占不到，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二是何谓“课田”？唐先生接着上文说：“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一般人民自十六岁至六十岁，即使你没有五十亩土地，也应按照五十亩的定额交纳田租。（丁女则二十亩）……占田规定七十亩，政府并不要求你全部耕种，但至少要有五十亩田不被荒废。……没有田的呢，可以垦荒，可以去‘占’。”（见唐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中的《西晋田制试释》，1955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版）三是《食货志》所载只有输绢和绵的内容，没有缴粮的田租，那肯定是记载得不完整。在上举唐先生的著作中，他还引了《初学记》卷二七引《晋故事》的话云：“凡民丁课田，夫五十亩，收租四斛，绢三匹，绵三斤。”至于其他对官僚贵族占有田地人口的限制，历代都不会严格执行，所以我也不想多引唐著再作解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