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唐代诗人，若首选二人，必提“李、杜”；若以三人行，当加一白居易。可“李、杜”分别有“诗仙”、“诗圣”的尊号扬于海内，可白居易却没有。其实，白居易有尊号，非但有，且一人同时占了两个：“诗仙”与“诗魔”。
此据白居易给元稹的自传性的信函：“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莱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
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仙”，不理解白居易的人认为他是“诗魔”，然“诗仙”为李白所得，白居易又不愿当“诗魔”，故而他没了尊号。
白居易，字乐天，祖籍太原（今属山西），后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北）。祖上世代为官。
白居易是个“神童”，人称他幼年时“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十五六岁时，自作一篇文章，去见当时雄踞文坛的才子顾况。顾况为人自负，眼睛长到了头顶上，对后起之秀的文章，一直不屑一顾。然当他看到白居易的文章后，竟亲自到门口去迎接，并盛赞道：“我以为文章道统将断绝，不料今得了继承人。”
初出茅庐的白居易，可谓是春风得意，经顾况的推奖，在文坛上崭露头角，又于唐德宗贞元十四年（公元798年）考进士中了金榜，被授为秘书省校书郎。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通过了唐宪宗亲自主持的制举，被任命为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到任之后，他以优美富艳的文笔，作了诗歌百余篇，篇篇皆切中时弊，从而得以广为流传。流传到了宫中，正发奋图强的唐宪宗见了欢喜，将他召来做了翰林学士，不久，又让他当了谏官——左拾遗。
白居易是个血性男子，不仅有着深厚的报国报民观念，且有着强烈的知恩图报的风格，在得到唐宪宗破格提拔后，他要把他所有的忠诚、才学、能力，全部贡献给这个让他感激涕零的君主。因他是个谏官，由此他不断地进谏：减免江淮租税让民得利；出宫人以降低宫廷开支；禁止地方官员搜刮地皮进贡以邀君恩；杜绝岭南、黔中、福建掠卖良人为奴婢的风俗。对这些谏言，唐宪宗不但接纳了，还对白居易进行了奖励，鼓励他继续进言。
一边作诗，一边进言，诗名大了，谏名大了，两名如双翼齐飞，将白居易托成了大名人。
成了大名人的白居易，依然是书生本色，继续在知无不言地谏。元和四年（公元809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背叛朝廷，唐宪宗委任宦官左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左、右神策以及河中等四道行营兵马使、招讨处置使，领军前去征剿。
白居易对用宦官为领军将领提出了异议，他说：“国家征伐，当责成将帅，自古以来，没用宦官为统领的。今用吐突承璀，恐被天下看轻，被外夷耻笑。陛下是否要开让子孙们用宦官为统领的先例？再说，用宦官为统领，将领们必不用力，这征伐势必将难以成功。若陛下念吐突承璀勤劳忠诚，可使他贵，可使他富，然决不可因此坏了国家、朝廷、祖宗的规矩，为子孙们所笑！”
谏言上达后，唐宪宗却拒绝了。唐宪宗的拒绝，不是拒绝白居易的一片良苦用心，而是实在有苦衷，朝廷虽大，文臣武将虽多，但竟没有他所能信用的人，不得已才用了宦官吐突承璀。在唐宪宗拒绝后，幸得许多官员达成了共识，一致起来反对，才迫使唐宪宗将吐突承璀改为宣慰使。
白居易的谏，从外围政治逐渐谏到核心政治，从官场现象逐渐谏到官场黑幕，由浅入深，由表入里，由此，他的谏，逐渐引起了唐宪宗的不满。然他不顾君主的不满，还是义无反顾地谏。
河南尹房式犯有不法事，御史元稹上表弹劾。唐宪宗不仅不治房式的罪，反而罚了元稹的俸禄。元稹回朝，途中被宦官刘士元辱骂并用马鞭打伤了脸，唐宪宗不问罪刘士元，反将元稹贬为江陵（今属湖北）士曹掾。元稹是白居易的好友，也是吟唱酬答的诗友，人并称为“元、白”。为了好友，更为了伸张正义，白居易冒着触犯龙颜的危险，连续出来直言极谏，说元稹遭贬有“三不可”：从此无人再敢弹劾权贵亲党，从此无人再敢与宦官抗争，从此无人再敢揭露方镇的罪恶。可白居易的疏表被唐宪宗束之高阁。
束之高阁应该说是一种信号，表明唐宪宗已多少有些反感白居易的谏。可白居易无视这信号，仍然一如既往地谏。
吐突承璀虽被改为宣慰使，但实际上，还是成了征剿王承宗的最高统帅。仗打了好长时间，结果却是得不偿失，并开启了回纥、吐蕃窥视之门。为此，白居易又连着谏了两次，请唐宪宗停止用兵。
唐宪宗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私下对翰林承旨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因朕的提拔才得名得位的，现居然对朕很是无礼，朕实在无法忍耐了！”
李绛劝解说：“白居易能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地谏，正是因为要报答陛下的提拔之恩。陛下欲开谏诤之路，就不该阻止白居易上言。”
亏得李绛这番话，才熄灭了唐宪宗的怒火，重新信任白居易。
其实，唐宪宗对白居易的重新信任，只是做做表面文章，心中的芥蒂并没化释。不久，借着提升的理由，让他离开了谏官之职，去做东宫官员。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在京师光天化日之下，被刺客所暗杀，时人怀疑是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所为。白居易首先上疏论武元衡死得冤枉，要求朝廷缉拿刺客，以雪国耻。这下他招来了大厄。宰相们讨厌他多嘴，说他是东宫官，不该先于谏官言事。这尚是明枪，此外他的仇人又射来了暗箭，攻击他浮华无行，又牵强附会说他母亲看花落井身亡，他却作了《赏花》、《新井》诗。宰相们乘机奏请将他贬为和州刺史，在唐宪宗一口答应后，又有中书舍人王涯说他不孝，不能治理地方，由是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
自此以后，白居易开始了他在宦海沉浮的生涯。一会儿被调回中央，一会儿又被贬到地方，直经历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唐武宗、唐宣宗五朝。沉浮的原因，还是他要说话、要上谏，不断地得罪君主，得罪宰相，得罪同僚。
他在中央做到的最高职位是刑部尚书，在地方做得最有名的是杭州刺史。他在杭州修筑海塘，浚疏西湖，为后人留下了一条白堤。
白居易的后半生是在痛苦中度过的，为了减轻痛苦，他亲近了佛门，与和尚为伍，以释典为伴，常数月不食荤，自号“香山居士”。
他不是不进取，而是昏乱的官场不让他进取。然他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座右铭，在遭排挤的日子里，营就了相当恬静的生活模式，并从中提炼了精致、隽永且又朴实的散文。
白居易在政治上是不得意的，然这不得意，迫使他贴近了民众，贴近了生活，由此写下了数量极大的通俗诗文。尤其是诗，更是为民众所喜闻乐见，流传到全国各地，流传到“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如此广泛的流传，在唐代的诗人中是罕见的，从而为白居易制造了盛名。可在这盛名之下，白居易依然是痛苦的，他认为那脍炙人口的《长恨歌》等作品，并非他的得意之作，而他真正的得意之作，即忧国忧民之作，反被人所不理解。
白居易卒于七十五岁，遗命葬于香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