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唐代承六朝之遗风，将文章推向绮丽却又空洞的极致时，从青萍之末逐渐卷起了一股针锋相对的狂飙——古文运动。这古文运动的主将，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
韩愈借用汉代以前的散文体，冲击已趋没落的骈文，他高叫：“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韩愈看似主张复古，其实是要恢复文章的道统；他看似反对绮丽，其实是要给文章注进活力。他的终极宗旨是，将文采和道统凝合为一体，成为词理并茂的好文章。他不仅提出了理论，且身体力行，写出了数量可观的新散文，如《原道》、《原毁》、《师说》、《杂说》等，人称“韩文”，为古文运动提供了堪称楷模的样文。
古文运动风起云涌，韩愈得到了李翱、柳宗元、刘禹锡等文坛健将的响应，得到了被称为“韩门子弟”的大批后进的追随。
凭着在文坛的这一卓越功勋，韩愈被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自叙郡望为昌黎（今辽宁义县），由此人称韩昌黎。他三岁时就成了孤儿，先后为伯兄、大嫂所收养。孤儿的身世，促进了韩愈的奋发，他刻苦读书，每日强记或数千或数百言，由此精通了儒家经典以及各家学问，尤为重要的是，他打下了扎实的写作基础。
在陈子昂、张说、苏颋、李华、萧颖士等多位文坛前辈的影响下，从大历、贞元以来，为反对绮丽的文风，散文出现了浓重的效古倾向，其中独孤及、梁肃成了代表性的人物。年轻的韩愈立志要成为一代文宗，极力追随独孤及、梁肃等人，由此站在了潮头之前。他的行文风格，和科举之文有很大的差异，故参加科举连续五次名落孙山。然他不后悔，用自我宣传的方法，将他所写的文章，在朝野间广为散发。在前宰相郑余庆的赞誉下，他不仅出了名，而且在科举考试时进士及第。
因韩愈有文名，宰相董晋出任宣武节度使，将他召为巡官，带在身边。后转为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的幕僚。在地方上历练了一个时期，他被调入中央，任四门博士，再转监察御史。
应该说，韩愈是块合适的监察御史的料，他书生气浓，不懂官场中的周旋，为人刚直，敢于说话，且不避权贵。时值唐德宗的晚期，宦官专政十分猖獗，百官之长的宰相无理政之权，残剥民利的宫市对社会影响极坏，谏官的谏言丝毫不起作用，在此情况下，韩愈写了洋洋数千言的奏章，要求唐德宗加以整治。可唐德宗非但未采纳，反一怒之下将他贬为连州阳山（今属广东）令，复移为江陵（今属湖北）府掾曹。
这是韩愈第一次在官场受挫。
到了唐宪宗登位，这个爱好文学的君主，把韩愈召了回来，先任国子博士，再升都官员外郎。韩愈为报答君恩，没有被遭贬的经历所吓倒，继续凭着他的为官良心在说话。他见华州（今陕西华县）前后两刺史阎济美、赵昌，一直在挤兑其下属华阴县令柳涧，遂上表为柳涧申理，说刺史相党。然在有关部门的调查下，柳涧竟犯有贪赃罪。由此，韩愈以妄论，被降为国子博士。
这是韩愈第二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见自己连续遭贬，没有检讨自身的原因，而将此归结为他才高遭嫉，遂作了《进学解》一文，以为自喻。此文作得极有文采，并体现了出色的史才，竟让宰相们大为感动，从而将他调入史馆，继而升为掌管诏令的知制诰、中书舍人。
然由于韩愈自身的不检点，他一直担心遭人嫉妒的事终于发生了。时有人说韩愈前时被贬至江陵日，为报荆南节度使裴钧的厚待，居然为裴钧极为愚蠢的儿子裴锷饯别、作文，并敬称其字，实在有失士人的体面。此说一出，朝廷舆论大哗。唐宪宗鉴于舆论，将韩愈调去当了虚职的太子右庶子。
这是韩愈第三次在官场受挫。
韩愈面临的时代，是藩镇割据的时代。为应唐宪宗打击藩镇割据之心，宰相裴度自任淮西宣慰处置使，亲赴淮西督战，与彰义节度使吴元济决战。他带上了韩愈，以为行军司马。战争取得了大捷，韩愈奉旨撰写《平淮西碑》。他为了感谢裴度的提携，在碑文中将功劳全记在了裴度的账上，绝口不提雪夜入蔡州（今河南汝南）活捉吴元济的大将李愬的功劳。这种做法，引起了李愬的强烈不满，他的妻子哭到宫中，唐宪宗为安抚李愬，令人磨去了韩碑，另找翰林学士段文昌重撰了碑文。此事韩愈虽没受到直接的处罚，然碑文的被否定，很是损了他的声名。
这是韩愈第四次在官场受挫。
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韩愈掀起了一场风波，震惊了当时，也影响了后世，他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差点失去头颅。事情是：离长安不远的凤翔（今陕西扶风）法门寺（今以重开地宫发现大量珍贵文物闻名）的护国真身塔内，藏有佛祖的一节指骨，按照规矩，每三十年一开。相传，每当开启之年，必是岁丰人泰。唐宪宗是虔诚的佛教徒，他令中使杜英奇率三十多名宫人，前去迎佛骨入京。迎来后，先于宫中供奉三天，然后再送往长安各寺进行供奉。在君主的带动下，长安刮起了争迎佛骨供养的旋风，上自王公大臣，下至黎民百姓，竞相奔走施舍，甚至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者，以求将佛骨迎到家中供养。韩愈本不信佛教，当他目睹这疯狂并扰乱了日常生活的景象后，冒天下之大不韪，上疏唐宪宗，请停止迎佛骨。
他在疏中列举了佛教传入中国的历史，并以历代王朝的兴亡，证明佛教并不能保佑苍生。他要唐宪宗不要迷惑于佛教，不要让百姓跟着起哄，以致伤风败俗。他还要唐宪宗不要让佛教占据上风，以致破坏了儒家所提倡的君臣、父子之义。他请唐宪宗把佛骨付之于水火，以绝根本。他最后说，若是佛有灵验，降下灾难，他将一人承受，决不怨悔。
唐宪宗接到疏文，勃然大怒，要将韩愈处以极刑。幸得裴度与另一宰相崔群，以韩愈忠心直谏为由极力相劝，加上舆论认为韩愈所言不无道理，才被从轻发落，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
这是韩愈第五次在官场受挫。
综观韩愈在官场受挫的经历，有忧国忧民的成分，也有从自己利益出发意气用事的成分。两种成分合在一起，体现了韩愈的复杂性，体现了他担当道义与生存需求之间的矛盾性。
到了条件恶劣的潮州，韩愈为当地民众消除了鳄鱼之患，又撰了一篇脍炙人口的佳作《祭鳄鱼文》。在唐宪宗的怒气消退后，他被转到条件较好的袁州（今江西宜春）做刺史，留下了让民众长久怀念的政绩。
在唐宪宗的晚年，韩愈回到了中央，担任国子祭酒，旋即晋升为兵部侍郎。到唐穆宗时，他奉旨去镇州（今河北正定），教训了擅杀节度使的都知兵马使王廷凑，收到了较好的效果，以功再升为吏部侍郎等要职。
官运亨通了，韩愈却走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