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之命脉，在于经济。唐朝之繁荣，得力于经济。掌管与调整经济事务，时称理财。唐朝前后出了许多理财家，刘晏是其中的佼佼者。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东北）人。他进入仕途，进得相当奇。八岁那年，唐玄宗到泰山封禅，他随着一起去，在途中献了一篇颂词。唐玄宗见他年幼，甚是惊奇，让宰相张说测试他的才华。测毕，张说汇报说：“这是国瑞。”唐玄宗立即授他为太子正字。公卿们将他视为“神童”，争相宴请，由此名声大振。
虽以文学叩开了仕途大门，然刘晏最感兴趣的，却是经济。对此，他花了相当大的工夫去研究。他研究经济，不是从纯经济出发，而是将经济与时代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当他被授为夏县（今属山西）县令后，他将他的研究所得，在县内进行了实验。实验的效果非常出色，不用他督促，当地的民众便自动地缴纳赋税，一时称为美谈。他对经济有着一套独到的看法，然其宗旨却是利民，这与其他理财家刻剥民利，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由此，在他转任温县（今属河南）县令后，受到了民众刻石的颂扬。
正当刘晏要为盛世进一步贡献经济才华时，安史之乱爆发了。他避难于襄阳（今属湖北），在江南准备另起炉灶的永王李璘，看中了刘晏的理财能力，任命他为高官。可刘晏拒绝了非正统的李璘，投到唐肃宗的阵营。他被拜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领江淮租庸事，由此负起了经营南方对唐廷运输线的重责。然他到达吴郡（今江苏苏州）后，李璘的兵锋已经逼来，他利用各种政治势力的矛盾，为唐廷保存了这块土地。
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出任过地方长官，也担任过中央负责经济的要职，他虽做出了一些成绩，受到舆论的好评，然由于官场的倾轧，几经沉浮，终未能在经济领域中大显身手。
唐代宗登位，刘晏以宰相衔领河南江淮转运、度支、盐铁、铸钱、租庸、常平使，集经济事务与大权于一身。他所领之事都是要务，然要务中的要务，是解决关中缺粮的问题。
自战乱以来，运河漕运几乎中断，首都所在地关中需要的粮食，只能从长江、汉水等地辗转运来，由于运输困难，致使关中粮食十分紧张。每斗米值千钱，当地农民用麦穗供应禁军，宫中有时竟也遇无米之炊。
刘晏为解决这问题，不避千辛万苦，亲自在运河线路上勘探了一遍，全面地了解了情况。随后向宰相元载上了一道书，提出重新整治运河，恢复原有的漕运。此事本在刘晏权限之内，然他为避免其他方面的掣肘，以及嫉妒之人的谗言，而请求元载的支持。此事因有利于宰相的政绩，元载批准了刘晏的计划。刘晏又为了取得沿途地方的支持，和各节度使确定了漕粮的分配数额。在上下一致的支持下，刘晏组织力量疏浚了淤塞的运河段落。接着，恢复了运河的漕运。
他的成绩是喜人的，每年向关中输送四十万斛粮食，赢得了唐代宗的高度赞扬。从此，不论关中是否遭受水旱，粮食保持了合理的价位。
在重新开通运河漕运后，刘晏为向关中运送更多的粮食，在漕运的粮耗上做起了文章。他通过实地调查，注意到江、汴、河、渭各大水系的水力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漕运从江南直达关中，因路途遥远，舟船朽毁，一路损失不断。对此，他作了分段处理，在各大水系之间设立粮仓，以作中转之用。其具体的安排是：江船至扬州（今属江苏）而止，汴船至河阴（今河南郑州西北）而止，河船至渭口（今渭水入河口）而止，渭船通达长安。由此，在漕粮总数不变的前提下，运送到长安的粮食增加到百余万斛。
国以民为本，在农业社会，人口多少，决定着劳动力的多少，而劳动力的多少，则决定着国家的赋税收入量。由于战争，战后人口遽减，加上藩镇割据，隐匿其治下的民户，遂使天下户口数下跌百分之六七十。
为此，作为一个理财家，刘晏推出有力的措施，促进民户的增长，以改变民户凋零的状况。他在诸道设立巡院官，以及时反映各地丰灾的情况，并在丰年以高价收购粮食，在灾年低价出售粮食，以保证农民的利益。此外，遇到特大的灾害，官府减免赋税，或出面赈济，使农民有生活的保障。在如此利民的措施下，民户有了显著的增长。
在刘晏刚出任转运使时，天下户口仅有二百万户，到了他的晚年，增到三百万余户。民户的增长，相应地提高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从年四百万缗，提到了一千万缗。
对盐业的整顿，刘晏的成绩也是有目共睹。对民生而言，盐是仅次于粮食的生活必需品。由于以前缺乏统筹的盐务，致使私盐泛滥，民众负担加重，而国家的盐税收入大减。
刘晏对盐实行了专卖法，并辅以灵活的方法。他于产盐之地设置盐官，收购盐户生产的盐，然后转卖给盐商，由盐商分售于各地。此外，对一些距离产盐地较远的地区，为防止盐商在那里牟取暴利，将官盐运送到那里储存起来，于盐价过高时投入市场，均衡盐价，此称为常平盐。
在刘晏主持盐务后，国家盐税大增，仅江淮地区，就从六十万缗，增加到六百万缗，而民众不仅保证了用盐，且对盐的开支大减。相比之下，不属于刘晏管辖的地区，盐价却一直居高不下，如盛产池盐的河东地区，其盐利不过八十万缗，盐价超过了江淮的海盐。盐务的妥善处理，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私盐的贩卖。当长安有一次盐价腾贵时，他奉命急调外盐以济长安市场，由于他真正控制了盐务，从扬州调盐入京，仅用了四十天，被长安居民视之为“神”。
对调节市场，实现贡赋的真正价值，刘晏也自有他的独到之处。各地出产不一，而有些产物在当地价钱较贱，尤其是人烟稀少的地方，所产之物更是不值钱，当这些产物被当做贡赋，经过长途转运，送到首都后，其运输价已超过产物本身的价值。刘晏让当地政府收购产物，折算成货币，然后将货币贡入首都。仅江淮地区，每年即可贡入十余万缗。
与其他掌管经济事务官员最大的不同处，在于刘晏能及时掌握各地市场的行情。他派了诸道巡院官驻在各地，随时注意各地市场的变化，一有变化，便通过严密设置的快马、驿站系统，立即迅速通报于他。不出数日，他便能知晓各地市场的变化情况，由此能让各地市场互通有无，以平衡物价，繁荣市场。他自称，这种办法，简直像钱在地上流一般。
刘晏的成功，在于他的敬业精神。他几乎没什么业余爱好，而将自己完全融入到了经济事务中。每日上朝，在马上筹算，处理事务，直到半夜，连休息日也如此。不论事情多么繁杂，当日事必当日毕。他的居所，极为粗糙简陋，饮食毫不讲究，甚至连一个侍候的奴婢都没有。
大历时期，人称军国费用全仰仗于刘晏。换句通俗的话说，刘晏是唐代宗时代的“财神爷”。
他理财多年，为做好理财工作，他群策群力，集思广益，并强调“办集众务，在于得人”，从而培养了一大批的理财人才。在他死后二十多年，他所培养的人才，如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徵、李衡等，相继掌管了财赋。刘晏用人，有个原则，即只用士人，不用俗吏，他对此的解释是：“士有爵禄，从而名重于利；吏无荣进，从而利重于名。”此外，他还将大量财货馈送给天下名士，名士们由此到处为他美言，提高了他的名声。
在唐德宗即位后，兴许是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缘故，刘晏开始走下坡路。他以前曾与杨炎一起在吏部共过事，两人矛盾极深。在元载获罪后，他奉命进行审讯，乘机将杨炎赶出了中央。君位更迭，杨炎东山再起，为替元载报仇，更为自己出气，以刘晏谋立妃子为皇后，和朱泚通谋等罪名，说动唐德宗将他贬为外官，再予以赐死。
刘晏死得冤，天下皆为他喊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