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时代，出了两个成千古绝响的大诗人，一个是“诗仙”李白，另一个是“诗圣”杜甫。两人并称，人号“李、杜”。
杜甫有“诗圣”之称，与李白齐名。“三吏”、“三别”是其代表作。
“李、杜”虽并称，然对他们的评价时有起伏。在李白横空出世后，他以气吞宇宙的诗篇，征服了所有的文人墨客。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杜甫相对遭到了冷落，他的诗被讥为俗不可耐。直过了半个世纪，到唐宪宗元和年间（公元806—820年），才有诗人元稹出来为杜甫平反，认为杜甫的诗大大超过了李白，说：“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佺期）、宋（之问）；言夺苏（味道）、李（峤），气吞曹（操）、刘（备）；掩颜（回）、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
元稹的评论，超拔了杜甫在诗坛的地位。自此以后，“李、杜”复又并驾齐驱。又过了十一个世纪，诗人郭沫若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再度把李白捧了个够，把杜甫贬了个够。以后，随着风云变幻，李白、杜甫重新平起平坐。
其实，公允地说，“李、杜”是并峙的各具雄姿的双峰，各有千秋。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一语用在他们的身上最为合适。豪放者推崇李白，深沉者仰慕杜甫，正所谓青菜豆腐人各有爱。
杜甫，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后移居河南巩县（今河南巩义）。对于祖先，最让杜甫自豪的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十三代祖，即注《左氏春秋传》又参与统一三国的杜预；一个是他的祖父，即唐初五言律诗奠定者之一杜审言。
杜甫和李白一样，都有强烈的功名感。然如何来实现这功名，他又和李白大不一样。李白是想靠着诗文平地拔起，或成帝师，或为宰臣，治国平天下。杜甫则不然，他想通过朝廷为士人所设的进身之途——科举考试，尤其是特别荣耀的进士考试，来成为一名大官，治国平天下。他俩是殊途同归，然而都失败了，李白仅成了皇帝身边的清客，而杜甫考进士科也名落孙山。面对失败，两人的态度又不一样，李白离开了宫殿，去江湖作逍遥游；杜甫则用他的诗文，想办法走进宫殿。
在内心深处，杜甫也有浓厚的逍遥游的兴趣，然官场情结牢牢地系住了他，迫使他与李白走了两条道。冯至认为：此时杜甫的诗中充满了怀念李白的情意，“羡慕李白还继续着那种豪迈的生活，而他自己却不得不跟这种生活告别”（《杜甫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杜甫的官场情结，不全是为了出人头地，更有为生活所迫的原因。杜甫不像李白，声名已享誉四海，上到君主，下到命官，都在主动为他提供生活物资。而杜甫科举落第后，年已四十，困在长安，一贫如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
为了打破困境，杜甫不得已，学了汉代司马相如的样，用直接向君主献赋的方式，向唐玄宗一连献了三大礼赋：《朝献太清宫赋》、《朝享太庙赋》、《有事于南郊赋》。优美的文辞打动了唐玄宗，他觉得好奇，命宰相将杜甫召去应试文章。应试的文章还是写得好，杜甫终于被授了一个官职：京兆（今陕西西安）府兵曹参军。这是个首都地区管治安的武职，让他这样一个大文人去管抓盗贼的事，对杜甫来说，也不知算是成功，还是不成功。
不管是成功还是不成功，杜甫在这个位置上呆了没多久，安禄山的叛乱就发生了。国家大动荡，朝廷大变化，身处非常形势下的杜甫，政治判断力倒比投永王李璘的李白清晰得多，离开了一片混乱中的长安，去投奔正统的唐肃宗。一路吃尽千辛万苦，一度被叛军所俘，幸得逃出，到了彭原（今甘肃宁县西北），才见到了唐肃宗，被授为左拾遗。
投在唐肃宗的旗帜下，杜甫着实兴奋了一阵子。正在做着宰相的房琯，不仅是他当年的布衣之交，更要紧的是，房琯很敬重文人。然而，杜甫的兴奋很快就被打破了，本不太懂军事的房琯，强行与叛军大战，遭到了惨败，被罢了相。杜甫出于交情，也出于对自己前途的考虑，站了出来为房琯辩解。这下惹恼了唐肃宗，他被交给司法部门审讯是何动机。亏得宰相张镐从言路考虑，为他说话而免了罪。可书生气极浓的杜甫依然不知高低，又上疏称赞房琯，希望唐肃宗能重新起用房琯。唐肃宗更是不悦，表面未和他再作计较，却从此冷落了他。
尽管杜甫在朝廷为官，然他寄居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家属，因战乱的煎熬，生活无着落，致使孩子被饿死。杜甫回去探视了一回，可待他返回，被外放了华州（今陕西华县）司功参军。这是个苦差使，那地方闹饥馑，饭都吃不饱。于是，他辞了官，去了秦州（今甘肃天水市），以打柴、采果为生。此年是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他在以平民状态受尽战争和官兵的骚扰后，写出了他反映民间疾苦的一系列代表作，其中有著名的“三吏”和“三别”。
秦州的生活终于无法维持，杜甫又选择了成都为栖身之地。成都地处剑南，是在战争时期相对安宁的一块土地。他结庐于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这就是后人为纪念“诗圣”而建的“杜甫草堂”所在之地。他所结之庐，说得雅致点叫做草庐，而说得通俗点就是茅屋。茅屋建得并不结实，常被大风吹破，致使满屋是水，他在难眠的夜里作了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声呼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三吏”和“三别”是杜甫为民众诉出了疾苦，而这首诗则为天下寒士诉出了疾苦，由此他以诗成了社会底层之人的代言人，在日后绵远的历史中，不断受到人们的怀念。实际上，杜甫在他颠沛流离的后半生，曾建过难以计数的茅屋，为什么“杜甫草堂”会被后世的文人选址在这里，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块圣地，其原因正是杜甫在这里写出了这首让后世寒士能片刻“欢颜”的诗。
不要以为只有李白才豪放、狂放，而杜甫是个谨小慎微的人。其实，这是个误区，一个千百年来为豪放诗和现实诗所导致的一个误区。杜甫的诗，相比李白的诗，只是更多现实性，更多写实的风格，由此形成“诗史”的特征，然而，绝不缺少大气磅礴、鬼斧神工之作。诗是如此，作为人，杜甫也绝不缺少豪放、狂放的秉质。“尝从（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新唐书·杜甫传》）
李白、杜甫都有狂放的秉质，只不过李白狂放得早一些，杜甫狂放得晚一些。有一点是相通的，就是他们在彻底看透官场的黑暗后，毫无顾忌地将一腔怨气通过狂放喷发出来，由此狂上加狂了。对于他们的狂放，统治者和他们的御用文人都没有好言辞。李白喝令高力士当殿脱靴，唐玄宗在背后讥他“一副穷薄相”（《朝野佥载》卷五）。杜甫登剑南节度使严武之床，则被史家讥为：“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旧唐书·杜甫传》）。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的狂放，损了统治者的尊严，坏了统治者的规矩。
严武和杜甫是世交，在严武主持剑南事务后，杜甫的生活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严武为杜甫奏请了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以此后世尊称杜甫为“杜工部”），还常上门问寒送暖。然好景不长，严武死后，杜甫失去了依靠，在成都呆不下去，再度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从巴蜀一直飘泊到湖南。
最后的杜甫，其情景是极为凄凉的，年老多病，缺衣少粮。耒阳县令聂令慕名给他送去了牛酒，他因贪吃加剧了病情，遂致身亡。
诗人的不幸，成就了诗坛的大幸，杜甫是个最典型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