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着历史长河漫游，游到盛唐河床，可发现巨大的耻辱柱最显眼处钉着一个人，此人从唐天宝末年起被钉，一钉钉了一千二百多年。
此人叫李林甫，他是个奸臣，一个旷古的大奸臣，一个口蜜腹剑的大奸臣，一个无出其右的大奸臣。他还是个权臣，一个包揽朝政的权臣，一个把天子弄得高居无为的权臣，一个破天荒地行了十九年专政的权臣。
权臣加奸臣，李林甫名传千古，家喻户晓。
李林甫的罪名是奸，奸只是表，骨子里是权术。据史称，他特爱玩权术，特能玩权术，玩得得心应手，玩得炉火纯青，玩得让无数大人物坠入其计，失了官爵、失了前程、失了性命。
从身后名来说，李林甫是悲哀的，盖棺论定，他成了绝对的反面人物，只能与秦桧、严嵩并列，春花秋月千度枯荣圆缺，没人敢同情他，没人想理解他，没人能为他翻案。经过道德文化过滤的反面人物，总一无是处；经过历代口耳相传的反面人物，更是罪贯满盈。传到后世的李林甫和曹操一样，鼻上涂满了白粉。
李林甫，小名哥奴，是远房宗室，唐高祖堂弟长平王李叔良的曾孙。他初出茅庐，补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官。靠着舅舅功臣姜皎的帮助，他的地位才得以向上挪动，先是来到太子身边供职，几经转折，被调到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当了一名官员。凭着不同寻常的政治嗅觉，凭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凭着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作风，他打破层层阻力、重重障碍，一次次寻找机会和创造机会，终于进入了梦寐以求的中枢，做了那率领百官的宰相。
李林甫在政治上倾向有序，反对杂乱无章。从迈进政坛之日起，李林甫就欲以法治来理政，理至少属于他的那部分政务。在国子监任职期间，他的初次实验得到了成功。国子监是个学生成堆的地方，浮夸风盛行，纪律涣散，前几任官员对此束手无策。李林甫到任后，制定出一套管理章程，大刀阔斧进行整顿，没出多久，把这个高等学府搞得焕然一新。学生们年轻，无固定观念，乐意接受新事物，尤其乐意接受改变现实的事物，他们对有创新精神的李林甫佩服之至，为他立了块德政碑。李林甫发现后，严厉地追问：“我李林甫有何德何能配以立碑，这是谁想出的主意！”学生吓得连夜磨平碑上的文字。继行事魄力之后，李林甫的人格魅力再次征服了莘莘学子。
也许性格上接近暴力论，也许官场的倾轧强烈体现了人性恶，也许一直受到儒家排挤，李林甫的处世观，从一开始就投向了法家学说。他没学过多少法家高深的理论著作，但靠着自己的感悟，靠着深刻的社会体验，靠着要和把持政坛的儒家作一番大较量的决心，他将法家学说当做了自己的政治支撑点。
唐玄宗用李林甫为相，有着独特的政治背景。
自取得辉煌的“开元之治”后，自姚崇、宋璟退出中枢后，宰相班底成了大江东下的趋势，一波低于一波。倒不是这些宰相能力低下，也不是他们不听使唤，而是这些人大多出自儒家门下，或受儒家文化的深刻影响，为了所谓修身治国平天下的责任心，为了自身青史留名的荣誉感，处事动辄搬出儒门教条，搬出孔孟训条，太不讲究实际，太酸文迂腐，太不理解他这个当君主的心理需要以及这个国家的发展需要。应该说，这些宰相有些建树，起码没功劳也有苦劳，然却常各持己见、各执一词地闹意气，闹到最后窝里斗，很不顾大局。他们搞文学在行，搞经典在行，搞局部的具体事务在行，然实在缺乏恢弘的气度，缺乏摄众的权威，缺乏高屋建瓴的眼光，总之，他们难以担当领导帝国的重任。
唐玄宗看中李林甫，看中的是他外圆内方的务实精神，行事公允的秉政原则，善于驾驭百官的出众才干。唐玄宗特别看中的是李林甫以法治世的法家学说，这能使朝廷和国家秩序化、制度化、条理化、格式化，真切地做到在行政管理上有章可循，在法律量刑上有法可依。如此，方能让“开元之治”的成果得到巩固，大唐继续欣欣向荣地上升。如此，自己方能在功德圆满之后，实现老子无为无不为的治国要旨，高枕无忧地躲进内宫享福。
唐玄宗想得切实，认定了李林甫。
君臣契合，唐玄宗在后台，李林甫在前台，推出了一场厉行法治的大运动。不过，这场运动没有以大张旗鼓的形式出现，而是悄悄地、渐渐地降临。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李林甫进入中枢伊始，唐玄宗就委托他负责一个重要的工作，即主持大规模的法律条文修订工作。
李林甫召集了一批行政和法律官员进行这项工程，经三年之久才完成。编成律十二卷，律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开元新格》十卷。又撰《格式律令事类》四十卷，按类相从，以便于查看。开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颁布天下。
然后，他再次领衔完成了一部著名的行政法典——《唐六典》。它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比附《周礼》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并按此系统分门别类阐述行政布局及条规。
此次法律条文修订的规模和程度，在唐代可以算得上是空前绝后。修订后的法律条文具有系统化、规范化、精简化、方便化等优点。行政法典则更为周到细致，尽管有些牵强附会的弊病，但对各级政府部门确定了职能属性及相应责任。
从法律到行政，李林甫制定了全面的法规章程。在其中，大量体现了他的法学思想。反过来，在制定的过程中，他原来依稀含糊的想法变得清晰明朗、具体可行。二者相辅相成，加强了他以法治国的感觉。
为给朝廷树个榜样，李林甫从反人情入手，并先从自己做起。他处处以法为秉政原则，升用官员必按有关规定进行，哪怕是名门之后、贵族子弟也不例外。处理朝政，强调纲纪，慎而又慎，甚至被人认为是过分小心。从对李林甫有着深切反感的史家记载的文献中，也可看到这样鲜明的辞句：“自处台衡，动循格令，衣冠士子，非常调无仕进之门。”“每事过慎，条理众务，增修纲纪，中外迁处，皆有恒度。”他严格遵循法条，无论政敌攻击他是沽名钓誉也好，还是包藏险恶用心也罢，他真正做到了以身作则，且相当彻底。
为取得天子的支持，李林甫对唐玄宗处处让着，事事顺着，极讨巧卖乖。但在贯彻法度上，却毫不含糊，毫不迁就。
法家以法、术、势为三位一体，主张以法治人，以术驭人，以势制人。李林甫虽非出自法家门下，但因天性的缘故，加上宦海的感受，无师自通地得到了法家的真传。完全可以这样说：在历史上无数的权臣中，绝无一人在领受韩非子思想精髓上，能出李林甫之右。法家学术原是提供给君主使用的，李林甫变通用之，用得炉火纯青，令人叹为观止。
在“术”的方面，他以此为武器，夺权，固位，置敌手于死地，使难以计数的将相大臣败在他的手下。他常借御前进言之机，陷害政敌、异己势力，人称“肉腰刀”；或用甜言蜜语诱导所恨之人犯过失，再在君主面前加以中伤，以至朝廷中传布说：“李公虽面有笑容，而肚中铸剑也。”《资治通鉴·唐纪》中说他“口有蜜，腹有剑”，后世“口蜜腹剑”的成语即源出此人。他的术，在帝王术上作了发展，除了以术驭人外，更主要的是以术击人。
在“势”的方面，他积极培植自己的势力，并不断调整其中的人员结构，如对杨慎矜、王珙的先拉后打，对杨国忠先拉复打再拉等，使整个势力体系始终服膺自己。他以术增威，弄得不可一世的安禄山把他当作神明，甚至在隆冬季节见到他时也畏惧得汗流浃背。他处处树立他的威势，培养他的威望，增加他的威权。他执政十九年，朝臣惮怕他的威权，没有敢分庭抗礼者。天宝间，他在朝野的威势实际已经超过玄宗。群臣相见噤若寒蝉，中枢同僚形同木偶，连拥有重兵、包藏祸心的安禄山每次遣使入朝后，也总要向使者询问李林甫给他带来什么话，内心颇为忌惮。
李林甫以法家的观念来理政，也用同样的观念来打击异己，打击竞争对手，从而制造了许多带有冤案性质的大案，如李适之案，如韦坚案，如杨慎矜案，使难以计数的宰相大臣贵戚倒在了血泊之中，从而让自己站到了深渊的边缘。他的儿子李岫有次手指着役夫说他，一旦大祸临头，恐连此也不能得。李林甫无奈地回答说，势已至此，那有什么办法。
和所有的朝臣斗，李林甫都是胜家。然当无赖杨国忠、安禄山等联手倒他时，他陷入一筹莫展的困境，终于郁郁病死。死后被抄家，亲属遭到流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