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荣与耻辱集于一身，伟大和渺小熔于一炉，雄豪与软弱混于一体，英明和昏暗结于一生，千古奇帝唐玄宗，大写出了一个奇字。
唐玄宗李隆基，是唐睿宗的第三子，因排行缘故，宫中称他为李三郎，自称阿瞒。阿瞒是曹操的小名。曹操在东汉末，从无名之辈崛起一方，最后主宰中原，无论从气度、韬略、手段、用人、施政等哪方面讲，都胜人一筹，且功绩辉煌，堪称拨乱之主。唐玄宗自称阿瞒，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反映出他要效法曹操，成一代雄主。欲以同名造成同等的事业，显然是不可能的，但其中的进取精神却可以一脉相承。
唐玄宗的一奇，在于他从皇室的旁支，成为俯视天下的君主。
李隆基走上政治舞台中心，是他连续奋斗的结果。他以诛灭韦氏集团之功，取得皇位继承人的资格，并成为皇帝；然后翦除太平公主集团，巩固了皇位。他从血淋淋的宫廷斗争中杀了出来，揭开了唐朝历史崭新的一页。
唐玄宗的二奇，在于他创造了一个盛世：“开元之治”。
他上台伊始，从尚俭、戒奢入手，励精图治，革新政治，将整个身心投入到促使天下大治的大业中去。
他放手任用姚崇，用姚崇的治国才干与理念，构建治理天下的基础。他把日常政务全交给姚崇处理，并处处帮助姚崇建立权威。姚崇起先尚有些缩手缩脚，对任命郎吏等小官都不敢自行决定，前来请示。他仰视殿顶，一言不发。待姚崇走后，他对宦官高力士解释说：“朕委托姚崇处理庶政，大事自然应该共同商议，但如任命郎吏这等小事，有何必要一一来烦朕！”当高力士把这个精神带给姚崇后，使姚崇领悟了他所身负的历史使命。
他努力扭正前朝以来卖官鬻爵的弊端，削除冗官，调整官吏队伍的组织结构。其中最有力的一项举措，是下诏废除斜封墨敕官、员外、试、检校等各种非正途选拔的官员。如此，节省了俸禄，减少了财政开支；维护了官僚队伍的纯洁，恢复了正常的选官制度；改变了机构臃肿，办事效率低下的状况，使政府机构得以运转灵活。岑仲勉就此评论说：“政治不走上轨道则已，如其走上轨道，则泛滥之破格，实不可以经久。盖偶然破格，固任何时代所不免，而一般循资，则为任何时代所不能打破。更析言之，政务上之破格，有时或收效甚宏，常务而破格，势必引生不良之后果。在封建时代，人人得躐阶而进，更无异于奖励钻营，姚崇上玄宗十事，其一即请停罢斜封、待阙、员外等官，开元初叶所以致治，未始不由于此。”（《隋唐史》，中华书局）
在有着强烈民本思想的唐玄宗的眼里，地方官是朝廷和民众之间的纽结，地方官的形象及其政绩，关系到民众对朝廷的向背。故而，他十分重视对地方官的选拔和任命。他登位不久，就召见了京畿地区各县令，告诫他们在荒年饥岁时，不得忽视对百姓的抚养存恤。开元四年（公元716年），当有人向他告发铨选充满黑幕，所授县令大多是滥竽充数时，他借这些新县令向他谢恩之际，突然考问起他们治民的方法。结果，除一人及格外，二十多人被改授其他官职，四十五人被遣回家乡重新学习，主司官吏部侍郎卢从愿、李朝隐引咎辞职。
唐玄宗李隆基步辇召学士 开元时期，唐玄宗尚能广开言路，虚怀纳谏。有一年的七月十五日，玄宗在便殿，忽然想与姚崇讨论时务，当时姚崇为翰林学士，博学多才。恰巧这天倾盆大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盈尺，玄宗就命令侍御者抬着步辇召学士姚崇来。玄宗这种急贤待士的行为被传为美谈。后用“步辇召学士”比喻急贤礼士的心情。
唐玄宗大治天下，有个蓝本，这个蓝本就是唐太宗的“贞观之治”。由此，他大力效法唐太宗，在各种效法中，最为突出的是，他虚心纳谏。他听从太子舍人贾曾的批评，远离了声色；他听从宋璟的建议，不以私恩授官；他听从汴州刺史倪若水的谏议，停止在江南捕捉珍禽；他听从汝州刺史韦凑的谏奏，不再违反礼制为生母窦德妃建陵；他听从一行的劝告，降低了女儿出嫁的仪式规格。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纳谏使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使他以明君的标准来要求自己。由此，史称：“贞观之风，一朝复振。”
唐玄宗是个深得驭臣之道的君主，他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根据不同的历史任务，不断地调整中枢的人事安排。姚崇、卢怀慎为他打造了大治的框架；宋璟、苏颋为他推进了大治的进程；张嘉贞、源乾曜为他维护了大治的格局；张说、源乾曜为他添加了大治的内容；李元纮、杜暹为他支撑了大治的门面；萧嵩、宇文融为他谱写了大治的新章；裴光庭、张九龄为他注加了大治的活力。在开元前二十几年中，政纲不能说尽善尽美，政府不能说白璧无瑕，宰相不能说成圣成贤，然总的说来，建设大于毁坏，成就大于弊病，上升大于坠落。从而，大建设、大成就、大上升构成了大治，一种空前绝后的大治，一种黄金岁月的大治，一种永垂史册的大治。
大治处在开元期间，故称“开元之治”。“开元之治”比“贞观之治”更具大治的性质。得了“开元之治”的唐玄宗，跻身于伟君的排行榜中。
唐玄宗的三奇，在于他由明君转为了昏君。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这是形容君主虎头蛇尾、有始无终的最地道的一句古训。把这句古训套在唐玄宗的身上，是再贴切不过了。
由明转昏这个转变，起因是唐玄宗在长期殚心竭虑理政之后，感到一种极大的身心疲惫，疲惫之余，对永无尽头的政事，产生了难以言说的厌烦。此外，“开元之治”的巨大成功，国泰民安的景象，也让他陶醉了，在道家清静无为观念的支持下，他相信自己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躲进深宫去彻底地放松放松，享受享受人生的乐趣。然政务还得有人来总领，由此，他把这个以前他自己担负着的重职，交给了宰相。
时宰相有两个，一个是具有强烈儒家观念的张九龄，此人是个不知转弯的直臣，无论遇到什么他看不顺眼的事，就要谏，且不停地谏，搞得唐玄宗挺烦；一个是具有法家观念的李林甫，此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的政事，也有让百官唯命是从的能耐，他做事，很让唐玄宗放心。时张九龄和李林甫因政见不同、门派不同，时常斗，明里暗里斗个不停。最后，唐玄宗出于自己的需要，踢开了张九龄，将政事全部委托给了李林甫。
李林甫独掌大权后，为使唐玄宗能在深宫中高枕无忧地享乐，也为自己能彻底控制朝政，先堵塞了言路。
他召集全体谏官进行训话，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唯恐顺从还来不及，岂用多言！诸君看见仪仗马吗？吃的是三品料，然稍有一鸣就被斥去，后悔也没用！”
谏官们被镇住了，不敢再上言。唯有一人不服，但立即遭到了贬职。从此，李林甫得以为所欲为，躲进深宫的唐玄宗，再也听不见外面的声音了。
出于保持自己独操政柄格局的考虑，李林甫为阻止地方军事长官进入中枢，以勇敢善战为借口，提出了用少数民族之人担任边将的设想。因李林甫的说法冠冕堂皇，立即被唐玄宗所接受。这个计划推行后，被任为范阳节度使的安禄山，利用中央政府所给予的优遇政策，快速地膨胀了他的集团势力，养就了一支胡汉杂混、具有强大作战能力的部队。
在李林甫把持的政局中，人才遭到排挤，异己遭到排挤，严酷的刑法代替了清明的政治。虽说大治带来的升平景象还笼罩着整个帝国，但其质已起了变化，盛况犹存，然已每况愈下，朝着衰世发展而去。
可以这样说，唐玄宗由明转昏的阶段，正是大唐帝国由盛转衰的阶段。
在李林甫身后，掌握朝政的是国舅爷杨国忠。他依靠着杨贵妃的裙带关系，平步青云地当上了宰相。他是个市井无赖，不学无术，根本没有廉耻和顾忌，一朝得势后，对百官颐指气使，并毫不掩饰地营私舞弊。他贪得无厌，府中积财如山，无论是谁，只要不贿赂他，便无法办事。
由于政治的腐败，唐廷派在云南的地方官，和南诏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南诏为反抗压迫，联络吐蕃，将云南官军打得一败涂地。根本不懂军事的杨国忠，错误估计双方的实力对比，先后两次出动大军前去征剿，结果都招致了几乎全军覆灭的惨败。经此战争，唐朝元气大损，失去了以往在对外事务中的强势地位。
唐玄宗的四奇，在于他险些成为亡国之君。
手握重兵的安禄山，很能讨唐玄宗的欢心，由此成了天下第一宠臣。杨国忠为和安禄山争宠，双方闹到水火不容的地步。杨国忠屡屡进言说安禄山要反，安禄山被逼得走投无路，又见唐朝兵备空虚，从而扯起了反旗。他的部队所向披靡，接连拿下洛阳、长安。
唐玄宗逃往巴蜀，他一路逃，一路丢，先丢了他心爱的杨贵妃，接着丢了皇位，逃到成都，仅留了一顶聊胜于无的太上皇的帽子。
幸亏他的儿子唐肃宗领导抗叛，收复了长安。回到长安的他，在短暂的热闹过去后，被迁入了冷宫，直至忧郁而亡。
从大盛世，到大败亡，唐玄宗从顶峰掉进了深渊。
一场万劫不复的安史之乱，将唐玄宗钉在了昏君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