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取经，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可谓世界佛教史上的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流传到后世，越传越广，传到明朝的吴承恩，给演绎了一部《西游记》。《西游记》更是广为流传，将玄奘传得家喻户晓。
玄奘，俗姓陈，名祎，洛州缑氏（今河南郾师缑氏镇）人。父亲陈慧为江陵（今属湖北）县令，后辞官归隐。他出生在隋朝后期，当时整个国度得隋炀帝的倡导，沉浸在浓烈的佛教氛围中，他受此影响，从小笃信佛教，曾在洛阳净土寺内潜心学习佛经《维摩经》、《法华经》。
大业十年（公元614年），大理寺卿郑善果奉旨到洛阳剃度僧人，年仅十三岁的陈祎闻讯前去，因年纪太小受到拒绝，经他苦苦要求，终于感动了郑善果，被破例收录。出家后，他取法名玄奘。
剃度后，玄奘仍在净土寺内学经，他尤喜印度大乘瑜伽派创始人无著所撰的《摄大乘论》。此书开创了唯识学体系，重理性思维，玄奘由此进入了追求唯识学的境界。
到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天下大乱，地居中原的洛阳更是成为战乱的中心。为躲避战乱，也为了访师求学，玄奘离开了净土寺，前往成都，后辗转荆州（今湖北江陵）、扬州（今属江苏）、苏州（今属江苏）、相州（今河南安阳）、赵州（今河北赵县），最后到达长安。这个旅程于唐武德八年（公元625年）结束，长达八年之久。在这期间，他遍学各经，遍访名师。他以谦虚的态度，精湛的学问，受到了佛界的高度赞扬，并跻身于高僧行列。
已被旁人视为高僧的玄奘，在他自己的感觉上，仅是刚刚起步。他非但没有丝毫的成就感，且充满了疑惑。这疑惑来自版本不一的汉文佛经，来自大师们各执己见的矛盾说法，来自佛教教义的混沌不清。为解决这疑惑，他逐渐萌生了亲往佛教发祥地——天竺（今印度）求取真法的愿望。
西行取经，玄奘并非第一人，东晋高僧法显、智严已有成功的经历。然而，尽管前有先例，但困难仍是相当大的，大到令无数高僧为之生畏。可玄奘排除万难，决心追踪法显等他心目中的英雄，用大丈夫的气概继承他们的事业。首先，他努力学习梵文，克服语言障碍；随之，他拒绝了长安庄严寺方丈之位，摈弃殊荣；最后，他冲破了关禁的阻力，偷越出国境。
贞观三年（公元629年），玄奘上路了。一路不止是艰辛，且步步充满着绝望。玄奘在绝望中征服了大漠黄尘，征服了高山峻岭，征服了关卡盘查，征服了缺粮断水，征服了信徒挽留……历经重重劫难、重重魔障，在三年后到达了天竺。
天竺，又称身毒，或称婆罗门国，玄奘始译为印度。时天竺并非统一的国家，玄奘遍游天竺，足迹印在了难以计数的王国。
玄奘在天竺的岁月中，花在摩揭陀国那烂陀寺的时间最长。因佛祖释迦牟尼在摩揭陀国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被佛界尊崇为圣地。那烂陀寺（遗址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巴特那东九十六公里的巴腊贡村）是天竺最大的寺庙，也被视为最高学府。寺南有一大池，相传池内有龙名“那烂陀”，故名。玄奘拜主持该寺的戒贤法师为师，学《瑜伽师地论》，以解决唯识学中佛性究竟是“本有”，还是“始有”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寺内所藏的各种经典，精通了梵文，在多次辩论中战胜了许多名僧。他综合大乘佛教的义理，撰写了《会宗论》。玄奘在那烂陀寺不仅学得了佛教的至高经义，并得到了佛教界的普遍承认。
使玄奘在天竺名声大振的，是羯若鞠阇国戒日王在其首都曲女城（今印度北方邦卡瑙季）为他举办的盛况空前的佛教大会。在大会上，玄奘妙动莲花之舌，以崭新的说法，阐释佛经，剖析佛理，诠解佛义，引起了一场场的大轰动。听者欢声雷动，各国国王争相施舍珍宝，场面极为壮观。尤其他在辩论中绝无对手的压倒优势，更是让大乘、小乘二派均心悦诚服。大乘派敬称他为“摩诃耶那提婆”（意为“大乘天”），小乘派敬称他为“木叉提婆”（意为“解脱天”）。
玄奘到天竺，是为了取经，是为了将佛教真义传回唐朝。在大会之后，他决计返国了，尽管各国国王一留再留，他还是坚决地走了。戒日王等国王派兵护送，并命沿途各国接连护送，直将他护送到唐朝的边境。
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到达长安。与出国时冷清甚至违禁成鲜明对照的是，他返回长安时，受到了万人空巷的欢迎，民众自发的欢迎，政府组织的欢迎，唐太宗亲自接见的欢迎，掀起了此起彼伏的欢迎高潮。唐太宗推老子李耳为始祖，尊奉道教为最高宗教，本对佛教持保留态度。他以高规格的礼仪对待返国的玄奘，并非出于对佛教的热忱，而是出于对玄奘以九死一生的精神求索的敬佩。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唐太宗认识到玄奘有高度的政治才能，前后两次殷切地要求他还俗，辅助他处理国政，然被玄奘委婉而坚决地拒绝了。唐太宗非但没有见怪，反而被其所感动，表示全力支持他的事业。
取经成功的玄奘，带回了大量的佛像和经卷。其经卷分别有：大乘经二百二十四部，大乘论一百九十二部，上座部经、律、论十五部，正量部经、律、论十五部，化地部经、律、论二十二部，饮光部经、律、论十七部，法密部经、律、论四十二部，说一切有部经、律、论六十七部，因明论三十六部，声明论十三部。
玄奘本要求去嵩山少林寺译经，但被唐太宗安置在长安城中条件更加优越的弘福寺，并由宰相房玄龄亲自关照其所需事务。在君主、宰相、王公等支持下，玄奘译经之事开展得极其顺利，五十多名学问高深的沙门被配备为他的助手，各种所需的人力、物力均得到了充分的保障。根据天竺佛界的规矩，吸收前代的经验，考虑时代发展的特殊情况，玄奘确立了译场的严密组织，以及相应的操作程序。在玄奘译成《瑜伽师地论》后，唐太宗亲自为他作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太子李治作了《述圣记》。
当李治为其亡母长孙皇后建造了大慈恩寺后，玄奘迁入此寺继续他的译经事业，并主持寺务。唐高宗登基后，特敕在寺内西院用砖砌造一座石塔，让玄奘储藏带回国的经本、佛像，以防火灾。玄奘亲自身背竹筐搬运砖石，在他的感召下，匠工们尽心尽力，用了两年时间，将塔造得气势宏大，极为壮观，成为长安城中的一处胜景。此塔名唤大慈恩寺塔，后人称为大雁塔。
由于玄奘名震天下，礼谒者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玄奘穷于应付，从而译经之事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由此，在他的要求下，唐高宗安排他去了僻静的宜君山玉华寺（故玉华宫）。在这里，他翻译了《大般若经》。
终玄奘后半生，总共翻译了经、论七十五部，达一千三百三十五卷。
在佛教的教派上，玄奘与其弟子窥基创立了法相宗，又称唯识宗、法相唯识宗、慈恩宗，与三论宗、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律宗、密宗，合为唐代八大宗。法相宗将印度的因明学移植到中国，丰富了中国的逻辑思想。法相宗也因玄奘的关系，风靡一时，然终因与中国国情不太符合，仅四十多年便归于冷寂了。
在译经的同时，玄奘根据唐太宗的请求，在弟子辩机的协助下，撰写了记录他所到之处风土人情的巨著——《大唐西域记》。他西行十七年，行程五万里，历经一百一十国。其中许多地方，他的前辈张骞、法显等人从未到达。此书对深化中西交通，交流中西文化，起到了非同凡响的作用。其与园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被后人并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