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之所以能享誉千载，关键在于他有个非同寻常的成果，即唐朝两大治之一的“贞观之治”。
大治天下，是每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所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要实现这个理想，却又谈何容易。其需要君主不是停于空想、停于空谈，而是有脚踏实地不懈追求的精神；需要一大批臣子不是安于享乐、安于现状，而是有同心同德为之奋斗的襟怀；更需要百废待兴、人心思治的社会条件。
唐太宗有这种精神，他的臣子有这种襟怀，他的国家有这种条件，万物皆备于他，从而促成了“贞观之治”的实现。
求治，在唐太宗登基之初，就被置为头等大事。“每思治道，至深夜方寝。”但是否能达到治，他心里惶惶然，没个数，感叹：“今大乱之后，其难治乎。”由此，他发起了一场讨论，要求群臣各抒己见。有见地的意见不胜枚举，而魏徵和封德彝的争论，成了两种直指要害的代表性思路。
魏徵认为：“大乱之后，不是难治，而是易治。因为天下久安，民众趋于骄佚，骄佚则难以教化；而经战乱，民众愁苦，愁苦则容易教化。这犹如饥者思食物，渴者思饮水。”
封德彝非议魏徵的说法：“自从夏、商、周三代以来，人心越来越奸讹，故而秦朝用法律，汉朝王道霸道相杂，这都是人心不能教化的原因。魏徵是书生，不识时务。若信了他的话，国家必败。”
魏徵反驳道：“古代大乱之后而大治的例子比比皆是。若是说古人纯朴，人心渐渐奸讹，岂不是到今天，都变成了鬼吗？人主还怎治理！”
争论的结果，是唐太宗站到了魏徵一边，并以“大乱之后易大治”的思想为指导，进入了探索求治的历程。
教化民众，首先得让民众能安居乐业，不要再断了生计，被迫为盗。故而，唐太宗反对用重刑来“止盗”，而是提出了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的四项方针，改善社会秩序。四项方针的贯彻是有效的，“自是数年之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
唐太宗深知，凡事都有“本”，即根本之处，治国应从根本入手。他说：“凡事皆须务本。国以人为本，人以衣食为本，凡营衣食，以不失时为本。”
国以人为本，是大政；人以衣食为本，是实事。唐太宗以大政指导实事，全面推出了提高民众生活质量的措施。他根据战乱之后人口稀少，无主荒地大量存在的情况，重新制定了均田制，尽可能使人人有田，同时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在均田制的基础上，他又制定了减轻民众负担并能够接受的租庸调法。在这二项基本政策上，他劝课农桑，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告诫地方官不得扰民，以不违农时。此外，还大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生产条件；促进人口繁衍，增加劳动力。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唐太宗的一系列利农政策出台后，不仅使自隋末以来的衰破现象得到了改变，且迎来了许多年的大丰收景象，迎来了政清国晏的局面。
贞观四年（公元630年），“是岁，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太宗贞观四年）
“至八年、九年，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辄数月不闭。至十五年，米每斗值二钱。”（《通典》卷七）
米价是民众实际生活最直接的指标，米价稳定地大幅度持续下跌，是唐太宗大治天下最有力的证明。
唐太宗求治的政策是成功的，他对民族关系的处理也是辉煌的。这辉煌的取得，也有魏徵的一份功劳在内。唐太宗登位伊始，关于如何处理民族关系，也曾引发过一场大争论。许多大臣，根据唐太宗打天下的赫赫战功，主张“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有魏徵持不同意见，他劝唐太宗“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唐太宗最终采纳了魏徵的意见。
国家的大治，极大地增强了国力。唐太宗尽量避免大型战争，只是用强大的国力来进行慑服。然避免战争并非排斥战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还是启动了战争这架机器。他先击破东突厥，擒住了颉利可汗；继而，平定了吐谷浑；接着，统一了高昌；最后，沉重打击了西突厥。
唐太宗“和”的杰作，是将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的松赞干布，从而消弭了来自青藏高原的军事对抗。这个和亲故事，成了民族和睦的佳话，载进了史册。
以和为贵，以战辅和，有效的战略，使唐太宗的威望直线上升，如日中天。各族酋长，络绎不绝地前来长安，朝见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在颉利可汗被擒之后，西北各族一致给唐太宗上了个尊号：“天可汗”。
天可汗即万国之王，得了这尊号的唐太宗，意味着他执了东方的牛耳。
取得“贞观之治”的唐太宗，在得了“天可汗”尊号的当年，还留下了一段趣话。他说：“今颉利成擒，各酋长给朕带刀宿卫，各部落改易中国衣冠，此都是魏徵之力。唯一的遗憾，就是封德彝没能活到今日，以亲眼目睹这成就。”
对于百世称颂的“贞观之治”，与促成大治实现的唐太宗，以及承前启后的唐初诸帝，吕思勉提出了与众不同的见解。他说：“汉、唐并称中国盛世。贞观、永徽之治，论者以比汉之文、景，武功尤远过之；然非其时之君臣，实有过人之才智也。唐太宗不过中材。论其恭俭之德，及忧深思远之资，实尚不如宋文帝，更无论梁武帝；其武略亦不如梁武帝，更无论宋武帝、陈武帝矣。若高祖与高宗，则尤不足道。其能致三十余年之治平强盛，承季汉、魏、晋、南北朝久乱之后，宇内乍归统一，生民幸获休息；塞外亦无强部。皆时会为之，非尽由人力也。”（《吕思勉史学论著》，上海古籍出版社）
其实，强调大乱之后可致大治的时势，正是当初魏徵为唐太宗提供的理念依据。采纳了这一理念，唐太宗由“中材”一跃成了大材，成了历代雄主难以企及的大材；“贞观之治”成了大治，成了历代各种大治中最为人称道的大治。
认识到这一点，唐太宗才会由衷地感激魏徵，才会发出封德彝没能看到辉煌成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