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五千年的历史，造就了一大串的君主。在这一大串的君主中，人们耳熟能详的不多，其中雄才大略的更不多。在雄才大略的君主中，被毛泽东看得上的，只有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成吉思汗五位，他在那阕脍炙人口的《沁园春·雪》中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在这五位君主中，最被人们称道的，当是唐太宗。唐太宗之所以能博得历史盛誉，在于他一生完成了一个君主极难完成的两件大事：打天下与治天下，从而成为独步古今的君主。
关于唐太宗姓名的来历，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他四岁那年，随父亲李渊到岐州（今陕西凤翔南），有一书生自称善于看相，对李渊说：“公是贵人，且有贵子。”在见到李世民后，脱口言道：“龙凤之姿，天日之表，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李渊遂采其意作了儿子之名。
李世民是将门之子，自小生长于军营，耳濡目染，加上性格勇略果断，到了十多岁，便能领兵打仗。在隋炀帝遭到突厥雁门（今山西代县）之围时，他奉命增援，有过出色的表现。十八岁时助李渊守太原，重创高阳草寇魏刀儿。
隋末将乱，李世民是太原军事集团中积极主张乘势而起者之一，为准备逐鹿天下，他折节下士，出财养客，联络江湖好汉，蓄养了大批能为他效死的文武之才。
唐太宗赐绸尉迟恭 唐太宗和吏部尚书唐俭下围棋，唐俭抢先占了有利的位置，太宗大怒之下便把唐俭贬为潭州刺史。太宗对尉迟恭说：“唐俭对我不尊重，我要杀掉他。你前去探视一下，看他被贬官后有没有怨言。”次日，太宗又再三询问尉迟恭，尉迟恭顿首说：“臣实在没有听到唐俭有什么怨言。”太宗很恼火，把玉版都掷碎在地上。过了一会儿，太宗命三品以上大臣入宴，并对大臣说：“敬德（即尉迟恭的字）今天做了好事：第一，唐俭得免于枉死，有再生之幸；第二，朕得免于枉杀，有改过之德；第三，敬德免说假话，有忠直之誉。这对三人都有利。”于是，唐太宗就下令赏赐尉迟恭绸缎千匹。
晋阳县令刘文静高度评价李世民说：“此是非常人。大度类于汉高祖，神武同于魏武帝，年虽少，却是天纵！”
李渊举起义旗，李世民领兵成功地拿下了西河地区。旋即拜右领大都督，统领右三军；李建成拜左领大都督，统领左三军。此时，他们兄弟俩的关系是和睦的，同心协力地为李家事业在奋战。
李渊挥军西上，与阻击的隋将宋老生之军遭遇。时久雨不停，粮食告罄，李渊欲引兵回太原。李世民以兵退则散的理由予以反对，反对无效，他在帐外进行哭谏，从而打动李渊收回了成命。结果，他所率的城南之部歼灭了敌主力，阵斩宋老生，攻克霍邑。
在李氏父子进入长安，宣布建立唐朝后，屡建功勋的李世民被拜为尚书令、右武侯大将军，晋封秦王。
唐朝建立后，进入统一天下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李世民更是焕发出杰出的战略智慧，施展出无与伦比的战术才干。当然，他也败过，且大败过，然他有极强的心理素质，不怕败，不忌讳败，从败中汲取教训，从败中积累经验，在败中走出胜利之路。
他向新王朝献的第一份厚礼，是将薛仁杲的二十万众歼于一役；他打得最艰苦的一战，是平定刘武周、宋金刚势力；他打得最精彩的一仗，是围点打援，生擒窦建德，迫降王世充。
这是大战，此外，他还打过无数的小仗，无论是野战、夜战、阵地战、攻坚战、防守战、运动战，还是水战、平原战、山地战，他都打得有声有色，打出了水平，打出了威名。
对李世民打天下的战功，或许史家的记录有涂脂抹粉之处，然基本的事实则是确凿的。没有出生入死的军事经历，他不可能营造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也不可能在以后的宫廷纷争中占据主动地位。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通过玄武门之变，杀死了他最大的政敌——李建成、李元吉，迫使唐高祖退为太上皇，从而黄袍加身，成为唐朝第二代君主（庙号太宗）。
唐太宗的年号是贞观，他在君临天下的二十三年中，励精图治，开创了自汉代以后从未出现过的天下大治的局面，史称“贞观之治”（参见《贞观之治》）。
唐太宗为何能取得大治的局面，这在于他及时抓住了历史赋予他的机遇：从国家形势而言，随着平定各路诸侯战争的结束，天下重归一统，中央政府名副其实地控制了全国，治理的方略得以贯彻执行；从社会状况而言，人心久乱思治，百姓嗷嗷待哺，从上至下欢迎治理的政策。
其实，这种机遇在每个大乱过后的时代，都毫无例外地存在，绝非历史单独钟情于唐太宗。然为什么唐太宗能取得大治的成就，而其他具有相同机遇的君主却未取得？这不能不归结于个人因素。唐太宗有着求取天下大治的深切愿望，为了这个愿望，他屏斥奢侈，甘于淡泊，放弃物质享受；为了这个愿望，他虚怀若谷，从谏如流，放弃精神享受。放弃物质享受固然可贵，然放弃精神享受更为难得，为何唐太宗能成为独步千古的君主，关键的关键，在于他敢于放弃作为君主本可享受的人世间最高级的精神享受。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的个人禀赋和爱好，这有部分的道理，然英雄崇拜过了头，夸大了英雄创造历史的作用。
有人把大治归结于唐太宗接受隋朝灭亡的教训，这有更大的道理，然把事情过于抽象化了。
唐太宗之所以孜孜不倦地求取大治，实在是他内心有一种巨大的恐惧，一种如同梦魇般的恐惧：他和隋炀帝太像了！
第一个像是：他俩都出生在贵族家庭，尽管有着与生俱来的优越生活，但面对的是上层社会无休止的尔虞我诈的政治斗争，打小耳濡目染了权术，惯于经意、不经意地用权术来待人接物。
第二个像是：他俩都面对着乱世，并各有用各自的方式来夺取政权的父亲，在艰难的夺权过程中，他们渴望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万死不悔地愿意用生命来换取。
第三个像是：他俩都在统一战争中出过大力，立过大功，他们善结人才，崇拜武力，有英雄情结，有豪情壮志，有四海之内唯我独尊的感觉。
第四个像是：他俩都在兄弟中排行老二，虽对本朝的建立有着莫大的功勋，然在传统的嫡长继承制下，对最高权位却是望尘莫及，这是他们所不甘心的，从而积极投身于宫廷争斗的漩涡里，不惜用超乎常规的手段，对原太子及其集团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从而取得了皇位继承人的资格。
第五个像是：他俩都在取得太子资格后，对父皇施加了某种政治手段或压力，从而促使父皇过早地离开人世或退位，让自己走上了皇位，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还有许多的相像……
如此的相像，若排除道德因素，本无可厚非，但是隋炀帝的下场，以及由此带来的隋朝灭亡，着实让唐太宗刻骨铭心，他恐怕重蹈覆辙，自己重蹈隋炀帝的覆辙，唐朝重蹈隋朝的覆辙。他不想重蹈覆辙，由此深刻地认识到，必须反其道而行之：收敛欲望，收敛享受的欲望，一切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发，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这样做，光凭自己一个人的悟性，是远远不够的，这需要有制约，这制约就是让群臣监督自己，随时随地监督自己，保证自己一直在正确的轨道上走下去。隋炀帝曾说过：“我性不喜人谏……”（《资治通鉴》卷一八二隋炀帝大业九年）这句话常在唐太宗耳边响着，于是他提倡谏诤的风气，鼓励群臣大胆且无顾忌地谏诤，纠正自己的各种过失。
唐太宗确实这样做了，然做得很不易，做得很痛苦，有时觉得非常不自由，有时觉得失去了自尊，几度不想再做下去，他扬言要杀了谏诤不断的“田舍翁”魏徵，斥责刚直不阿的王珪等事例，便是显著的反映。但在长孙皇后的帮助下，在自己的反省下，他还是保持了纳谏的气度、开明的姿态，接受群臣的制约。
贞观之治来之不易，唐太宗的做法更是千古难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