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件中有许多“之变”，然各种“之变”，都没有“玄武门之变”有名。因为这“玄武门之变”的结果，使唐朝产生了一位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即开创“贞观之治”的唐太宗。
李唐王朝诞生后，随后的数年，在与群雄争天下的战争中，显示了不同凡响的作为。这一场连一场战争的胜利，自然得力于运筹帷幄的谋士，得力于搏杀沙场的良将，得力于上上下下全体官兵。可最主要的，当推得力于李氏父子三人：李渊、李建成、李世民。他们父子三人，构成了唐朝的灵魂与精魄。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若非他们的齐心协力，在强手如林的纷战格局中，唐政权是绝不可能脱颖而出，最后雄睨于天下的。
当他们以同心同德的姿态展现在世人面前时，尤其在取得节节胜利后，彼此之间却逐渐滋生了导致悲剧的矛盾因素，症结在于权力。
按照嫡长制原则，在唐高祖登位之初，就立了李建成为太子，确定了皇位继承人。李建成能被立为皇嗣，他的嫡长子身份固然起了大作用，但他的功劳也非同小可，两种成分加在一起，使他成了名副其实的太子。在开朝之初，就用国家大典的仪式，用法律的形式，把皇储确定下来，唐高祖是明智的，是做了件于国于民有利的大好事。然究竟能否彻底解决皇储稳固，皇权相承这一问题，却远非那么简单，而且“殷鉴”不远，隋初隋文帝立了杨勇为太子，但却被杨广取而代之，造成了震动隋朝社稷的剧变。
遗憾的是，初唐的政权没有吸取这个近在眼前的“殷鉴”。
唐高祖共有二十二个儿子，分别为十八个后妃所生（见下表）。
前四个儿子，都是唐高祖的正室窦皇后所生（窦皇后是个能干的女人，但未活到唐朝建立），其中三子李玄霸早夭（著名的古典小说《说唐》，即以李玄霸为影子，塑造了天下十八条好汉中的第一条好汉李元霸），李建成、李世民、李元吉三人是嫡子，其他十八子均是庶子。在宗法制度中，嫡子比庶子具有优先的发言权和继承权，故而，他们三人在李唐皇室中的地位是得天独厚的。
兄弟三人分为了两派：一派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一派是李世民。
李建成被立为太子后，唐高祖开始着力培养这个接班人，除了自己，无论政治还是军事，遇事都给予最高的名分与最大的权力。此外，功勋也很显著的李元吉，自幼和长兄的关系就比较亲近，此时更是紧紧相随，希望在长兄登位之后，自己能成为皇太弟。父皇的关照，弟弟的配合，李建成的羽翼自是长足地丰满了，使得东宫集团从正统的旗号到实际的力量，都成了天下瞩目的对象。
李世民的封爵是秦王，他是众兄弟中的佼佼者，打仗打得多，也打得精彩。长期的领兵打仗，使他掌握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且拥有不胜枚举的文武人才。他凭着出众的神采，非凡的气度，迷人的雅量，优异的将略，使得这批文武人才紧紧地簇拥在自己周围，形成了天下闻名的秦王集团。其中文士有饱学的十八学士：房玄龄、杜如晦、于志宁、苏世长、薛收、褚亮、姚思廉、陆德明、孔颖达、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颜相时、许敬宗、薛元敬、盖文达、苏勖。武将有：侯君集、尉迟敬德、秦叔宝、程知节、段志玄、张公谨等。在文武两才中，房玄龄、杜如晦、侯君集、尉迟敬德，再加上他的妻兄长孙无忌、舅父高士廉，组成了核心班子。
兄弟三人并非一开始就闹派系的，他们曾经有过亲密的手足之情，有过政治上的精诚团结，有过军事上的通力合作。只是随着唐朝在天下逐鹿显出优势后，在权力再分配上，他们彼此之间逐渐有了矛盾。这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这矛盾永远不可能得到解决），在李建成被法定为皇位继承人后，愈发地恶化起来，由此形成了派系，闹得不可开交。
矛盾既起于双方，双方都有干系。
从李建成一派而言，在取得天下之本——太子——之后，他们有着一种近似于恐惧的担忧，即担忧功勋、实力、名声都大于他们的李世民始终包藏着“祸心”，早晚会越轨。魏徵对李建成明确地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当然，他们也曾希望李世民能“认清”大势，放弃自成一格的体系，听命和服从于他们。在这希望破灭后，为消除担忧，他们采取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措施，来压制、打击、迫害李世民。比如谗毁，比如侮辱，比如下毒，最后准备斥之以武力，只是功亏一篑。他们的行为，只是在清除政治对手，虽然有些过火，却很难说违反了政治游戏的残酷规则。
李世民不是省油的灯，李建成没过分地冤枉他。李世民在打了几次致使唐朝兴旺壮大的仗后，“功业日隆”，已不满足眼下的政治待遇。他是高度自信的人，高度自信之下，免不了有些看轻李建成。由于排行的缘故，他在嫡长制文化背景里失去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这点他是很不甘心的。他也清楚，嫡长继承制并非历史上唯一的继承制，凭功成为皇嗣，这样的例子在史书上比比皆是。他有如此的想法，他的集团成员为了得到更大的功名和富贵，也不遗余力地开导他，引导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他反击李建成的迫害是事实，然这事实被他的政治动机夸大了，以至捕风捉影，甚至添油加醋。他最后忍无可忍的极端举措，确实有正当防卫的因素，保护自己及其集团，然更为重要的是，他借此铺就了走向皇位的大红地毯。
按理说，儿子们闹得厉害，作为最高主宰的唐高祖，完全应该出来进行调解，以阻止矛盾的发展，还李唐皇室一个安宁。是的，唐高祖是出来调解的，他的调解本意也很不错，在嫡长继承制与功勋继承制两者中破天荒地取得平衡，既不负李建成，也不负李世民。然而，他美好的设想一旦付诸实施，却是事与愿违，他在肯定李世民的功勋时，萌生了易换太子的想法，想降李建成为蜀王。由于周围的阻力，又别出心裁，欲仿效汉梁孝王的故事，让李世民分主洛阳，建天子礼仪，随后考虑不妥，又作罢。他在讨厌李世民的气势时，复将情感的砝码重新压到李建成的身上，极度冷落李世民，恨不得削尽李世民的权力。如此的反反复复，莫衷一是，致使两派的纷争愈演愈烈。唐高祖越调解越糟糕，终于弄得不可收拾，弄得自己失去了仲裁者的资格。
当两派闹到冰炭不同炉，各种调解归于失败后，不得不图穷匕首见了。
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夏，李建成、李元吉准备采取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先是贬黜他们认为最难对付的房玄龄、杜如晦，然后以征伐突厥为契机，夺去秦府的精兵强将，伺机杀死李世民。
风声走漏，李世民与长孙无忌、高士廉、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等紧急商量，以捷足先登的政变，除去东宫集团。在收买了玄武门的守将常何后，六月四日，李世民率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张公谨、刘师立、公孙武达、独孤彦云、杜君绰、郑仁泰、李孟尝等十人，在玄武门设伏。京师之兵本为李建成所掌握，他绝没想到李世民敢有如此之举，故毫无防备，按着日常的规矩，和李元吉一起入朝。将至临湖殿，发觉有异，想退回东宫，此时李世民纵马跃出，引箭射死李建成。尉迟敬德领七十骑冲来，再射杀了李元吉。东宫将士组织反击，见尉迟敬德提了李建成、李元吉的首级相示，便立时作鸟兽散。
秦王集团政变成功，面对不由自主的局势，唐高祖只得“承认”东宫集团罪有应得，李世民救了社稷，救了他，连出“感激”之言。三天后，立李世民为太子。
八月八日，唐高祖自知多次得罪过次子，更知大势已去，为给自己留个体面，留条后路，宣布自己退为太上皇，由李世民继位，即唐太宗。
贞观九年（公元635年），表面安享晚年，实则郁闷至极的唐高祖病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