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隋代各种经济制度中，以输籍法及大索貌阅最为特殊，且最为闻名。
中国古代政治观念及其派生的经济政策，历来崇尚土地广阔，崇尚人口兴盛。土地的大小，决定着国家的规模；人民的多少，决定着国力的强弱。故古谚云：“王者有二宝，土地与人民。”
隋朝承袭北朝的经济制度，以人头与土地相结合，推行均田制，及以此为基础的赋调力役课收制度。开皇二年（公元582年）规定：一对夫妇受田一百四十亩，每年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匹（四丈）加绵三两，或布一端加麻三斤；丁男每年服役一月。
自身极为节俭的隋文帝，懂得民众安居乐业对国家的好处。由此，他多次颁布政令，减轻民众的负担。开皇三年（公元583年），规定调绢减为二丈，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到二十一岁，每年服役期由一月减为二十天。平陈之后，江南免征十年，其他地方免征一年。开皇十二年（公元592年），下诏：“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这些优惠的政令，对安定国家秩序，促进农业与手工业生产，是很有积极意义的。然而，无论怎样，国家政权是赖赋税而生存的，因而，赋税的征收是全面的、恒常的，减免只是部分的、临时的。
要知道确切的赋税额，其前提，必须有个确切的户口数，也就是确切的户籍数。可是，从南北朝以来，政府所掌握的户籍数，与实际户口情况极为不符，隐漏非常厉害。造成隐漏的原因，大致是：有些家庭的户籍，仅报丈夫，不报妻子；有些家庭虚报年龄，或老或小，避开丁男年龄段；有些游手好闲者，荡逃在外。所有的表现，症结只有一个，即逃避赋税力役。
在隋初，户口隐漏相当普遍，相比较之下，数山东最严重：“是时山东尚承齐俗，机巧奸伪，避役惰游者十六七。四方疲人，或诈老诈小，规免租赋。”（《隋书·食货志》）
为解决户口隐漏问题，隋文帝在开皇三年（公元583年），推出了检括户口的运动，即“大索貌阅”。运动首先在山东进行，继而，推广到其他各地。
大索貌阅的具体方法是：“阅其貌以验老小之实”，就是按照户籍登记的年龄，来对照各家庭成员的实际形貌，以定真伪。此外，还检查每个家庭是否在户籍上有隐瞒、脱漏等欺诈行为。
如此大规模的户籍普查运动，仅靠中央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行的。隋文帝对此作出的对策是，将任务下放到基层组织，并由其承担责任。隋朝地方上的最基层组织是三长，京畿地区为保长、闾正、族正；一般地区为保长、里正、党长。三长负责大索貌阅的具体事宜，一旦发现其负责的范围内有户口不实的问题，三长当被发配远方。
此外，还开相纠之科，即让民众互相检举揭发，以使隐漏之人无处躲藏。
为进一步加强户籍管理，政府让堂兄弟同居一家的大家庭进行分户，建立容易检查的小家庭。
开皇年间大索貌阅的工作，做得相当细致、相当到位，可以说是卓有成效。最终，政府公布的成绩是：增加丁男四十四万三千，新附人口一百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隋炀帝在大臣裴蕴的建议下，再度大索貌阅，并立法规：凡是某地户口有一人不实，当地长官削职；若某人检举出某家隐匿一个丁男，可以此被纠之家代替输缴赋役。
此法规颁布后，共计增加丁男二十四万三千，新附人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
与大索貌阅相应的，是输籍法。若说大索貌阅是针对广大民众的，输籍法则主要是针对地方豪强及其依附民的。
时输缴赋税，是按户籍进行的，许多百姓想逃避赋税，而地方豪强又想获得劳动力，二者结合，造成了许多人口不自立户籍，甘愿成为豪强依附民的状况。而地方政府具体征纳赋税时，又有着极大的弊端，官吏和豪强串通一气，恣情胡报，搞得账目含混不清，中饱私囊，使国家损失了大量的收入。
面对这种情况，宰相高颎设计了“输籍法”，于开皇五年（公元585年）被隋文帝采纳，并推行贯彻。
输籍法的具体方法是：由中央政府确定划分户等的标准，叫做“输籍定样”，随后颁布到各级地方政府。其关键是，按照户等高下的不同，承担不同的赋税量。每年正月五日，由县令亲自出查，督察百姓根据居住地点的远近，由五党或三党组成一团，按照“定样”，重新确定户等高下，及应纳赋税量，并写成“定簿”。
输籍法施行后，人称“自是奸无所容”。它将许多豪强的依附民，改造为国家的编民，以此确保并增加了国家的赋税收入。此外，许多隐匿的户口，或出逃在外的人口，也因此得到了澄清，或返回了家园。
隋朝的经济繁荣，与大索貌阅和输籍法有着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