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之所以能长达数千年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国之所以能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硕果仅存的国家，其根本在于有着凝合力极强的文化道统，在于这个文化道统派生出来的大一统的国家观。这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观，由此，中西方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统一问题时，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非但是重视，且作为经典的现象来加以阐述。
中国的大一统，是一种理念，一种颠扑不破的理念，一种为天灾人祸所不能摧毁的理念，一种高于民族其他利益的理念。
中国大一统的实际形式，在历史进程中并非一而贯之。由于政治、经济、民族等多种交会的因素，常常使统一的国家陷入分裂的状态，陷入军阀、政客割地为王、各自为政的状态。然而，深植人心的统一观念一直蛰伏着，犹如山火过后的野草，一旦春风化雨，便会破土而出，恢复盎然的生机，重新缔造大一统的国家。
统一，分裂，相互交替，是事实。
统一终究战胜分裂，终究是主流，那更是事实。
故而，罗贯中在《三国演义》的开篇中，将中国国家状态的演进，用了极为简练的八个字来总结，叫做：“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用历史哲学的语言，论述统一国家的第三特征是：“它们是一种‘集合’的表现——而且是一种特别显著的集合的表现；它是在一个解体过程中以一连串的‘分散——集合——再分散’表现出来的；当人们对一个混乱时期屡次三番想遏阻它，但总是遭到失败，眼看着局面每况愈下，但是最后看见有一个统一国家成功地建立起来，总算限制着混乱的发展时，那些能及身见到这种局面的一代人是多么的向往和感激啊！”（《历史研究》）
两种语言，叙述的是同样的事实。
若用浪峰与波谷来比喻，统一便是浪峰，分裂便是波谷，我们现在将要说的，就是南北朝的波谷向隋朝的浪峰推进的历史阶段，换言之，就是继战国末、三国末之后又一次从分裂走向统一的进程。
东汉政治糜烂，激起了社会大动荡，引出了群雄逐鹿，逐鹿的结果是魏、蜀、吴鼎足三分，最终三家归晋。建立统一大业的西晋是短暂的，由门阀大族垄断政权造成的弊端，清谈所带来的务虚风气，皇族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使西晋陷入比东汉末更为混乱的境地，不久政权便为匈奴族的刘氏军事武装所消灭。
西晋的消亡，使全国在整体上分裂为南北两大板块。
北方拉开了各族大争战的帷幕，其以匈奴、羯、鲜卑、氐、羌五个少数民族为主体。加上汉族，前后成立了十六国。后来，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北魏统一了北方。然而，好景不长，相继爆发了各族大起义，在起义中崛起的高欢、宇文泰两大军事集团，将北魏分割为东魏、西魏。随之，高氏、宇文氏又分别对东魏、西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齐、北周。北周灭掉北齐，再度统一北方。
南方为东迁的晋室残余力量所占据，重组了东晋政权。东晋虽拥有半壁江山，然并不稳定，外受北方威胁，内受军阀威胁，在风雨飘摇中终结。在东晋之后，是宋、齐、梁、陈四朝相继而立。
如此南北对峙的局面，史称南北朝。
从西晋的消亡，到南北朝的结束，分裂的时间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
分久必合，这次合，是由杨坚所创立的隋朝来完成的。
杨坚出自北周，隋朝脱胎于北周。
杨坚的父亲杨忠是早年追随宇文泰的功臣，在北周立国后，论功行赏，晋升为大将军，并成为掌握政权的关陇集团的核心成员，被赐姓普六茹氏，爵封隋国公。
杨坚小名叫那罗延，凭着家庭的显赫背景，凭着自己出众的才干，轻而易举地获得了一系列的高官要职，在父亲过世后，袭封隋国公。尤为重要的是，他以政治联姻的方式，多角度地直接与皇帝成了姻亲：他的妻子是鲜卑大贵族独孤信的七女，而妻姊、独孤信的四女是周明帝的皇后，由此和周明帝成了连襟；他的女儿杨丽华是周宣帝的皇后，由此他又成了国丈。隆盛的地位，特殊的关系，高超的才干，廉洁的作风，再对比北周诸帝荒淫平庸的形象，长足地提高了杨坚的政治声望，在汉、鲜卑实力人物的支持下，营造了以他为首的势力集团。当年仅八岁的周静帝——北周的末代皇帝——上台后，他取得了总揽军政的辅弼大权，成为能摆布皇帝的大权臣。
按常理而言，人的欲望总是和其地位成正比的。目睹君主的无能，目睹皇室的腐败，杨坚逐渐萌发了最高的政治欲望：禅代北周，圆皇帝梦。他先后采取了三个步骤：以开明的姿态，改革的精神，清简法令，废除为人们所痛恨的苛政严刑，身体力行地提倡节俭，阻止奢靡之风，以争取人心；接着，他伸出铁腕，无情地镇压了挽救北周的反抗势力，特别是相州（今河南安阳）总管尉迟迥、益州（今四川成都）总管王谦、郧州（今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三大地方军事势力；然后，屠杀北周诸王，彻底铲除了北周政权赖以生存的政治基础。
无助的周静帝只能拱手将权杖交给了杨坚。
公元581年，杨坚走上皇位（庙号文帝），宣布国号为隋，年号开皇。
建立新朝的杨坚，以实现南北统一为自己的使命。其实，想实现统一的，杨坚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已大有人在，且南北都有。短暂统一过北方的十六国之一的前秦君主苻坚，曾挥百万雄师南下，但因内部的民族矛盾，在淝水之战中竟遭惨败。东晋的桓温等诸将，也曾多次北伐，终因条件不成熟而功亏一篑。这些统一战争虽未成功，然为后来者开了先河。到杨坚之时，统一大业已瓜熟蒂落。当时为什么是由北方统一南方，而非反之？
关于这个问题，韩国磐先生从双方的经济、政治和军事三方面作了细致的分析，其中最重要的几点是：北方的均田制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南方的大土地私有制则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北方中央集权渐呈上升趋势，南方的人才选拔则承九品中正制的弊端；北方的府兵制构成了有效的军事体系，南方的军队则令出多门。（《隋唐五代史纲》）
笔者觉得在上述的分析上，至少还得加上一点，即北方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带有浓烈的“蛮族”色彩，具有擅长攻击的剽悍战斗力，而南方虽有高度的文明，然在文明创造着相对富裕生活的同时，南人原始的勃发生机也遭到了软化与弱化，两方对垒，军事上谁优谁劣自不待言。
开皇八年（公元588年）的冬天，在一切部署就绪后，隋文帝次子晋王杨广被任命为最高军事长官，并与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分任行军元帅，以五十万之众，向江南发动了全线的进攻。水军、马军、步军复合部队，构成了立体的军事全景，“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资治通鉴》陈长城公祯明二年）重点突进路线有七条，其中以庐州总管韩擒虎、吴州总管贺若弼二路打得最为出色，直捣陈朝的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整个战争的态势简直是摧枯拉朽，陈军节节败退，不堪一击。躲进枯井的陈后主陈叔宝及其爱妃，成了隋军的阶下囚。
陈朝的灭亡，加上隋军在南方平叛的成功，使隋旗插遍了全国的山水。
统一的实现，使隋朝成了大一统的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