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查慎初诗云：“千秋疑案陈桥驿，一著黄袍便罢兵。”要说宋太祖赵匡胤代周的陈桥兵变，还得从他在后周末年的实力地位说起。
赵匡胤出身于将门，祖籍虽是涿州，却出生在洛阳夹马营，至于《宋史》本纪说他生时“赤光绕室”之类的话头，令人想起刘邦斩蛇的故事，那是后来的附会。尽管家境还优裕，他却从少年时代就独自走南闯北。这是一个靠武力和兵权夺天下的动乱年代。后汉乾祐元年（948年），他投到枢密使郭威的帐下当一个普通士兵，开始其戎马生涯。郭威建立后周，赵匡胤受到郭威的养子柴荣的赏识。显德元年（954年），周世宗柴荣继位不久，匡胤因战功卓著，两年以后就升至殿前都指挥使。
跻身禁军高级将领的赵匡胤，开始发展自己的势力。匡胤任职的殿前司系统，兵员虽少于侍卫司，却是禁军的精锐所在。匡胤的父亲赵弘殷卒于显德三年，位至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因而匡胤在侍卫司里也有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以拜把子兄弟的方式，团聚了一批生死与共的铁哥们，号称“义社十兄弟”。
这十兄弟是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王审琦、刘庆义、刘守忠、刘廷让、韩重赟、王政忠和赵匡胤。这些人大多是后汉初年投奔郭威麾下的，现在已是禁军中手握兵权的中高级将领，而赵匡胤是他们的领袖。除了义社十兄弟，匡胤还有不少身为禁军将领的好友，例如慕容延钊、韩令坤、高怀德、赵彦徽、赵晁等。这张名单与任职足以说明：代周前夕，匡胤已在后周禁军中形成了自己的势力集团。
与此同时，赵匡胤也蓄意构筑自己的智囊班底，其首席人物当然就是那位鼓吹“半部《论语》治天下”的赵普，其他还有匡胤之弟赵光义和吕余庆、刘熙古、沈义伦、李处耘、王仁赡、楚昭辅等。
除了赵匡胤，当时觊觎皇位的至少还有二人。一是张永德，周太祖郭威的女婿，一是李重进，郭威的外甥。郭威去世前，任命张永德为殿前都指挥使，让李重进担任马步军都虞侯。高平之战后，赵匡胤奉世宗之命整顿禁军，把武艺超群者选入殿前司，殿前司的实力和地位进一步上升。但张永德官职依旧，他对李重进升为马步军都指挥使大为不服，向世宗密告重进有“奸谋”，挑明了两人的勾心斗角。世宗便特设殿前都点检让永德担任，让他在地位上与李重进平起平坐，而他的殿前都指挥使就由匡胤顶替了。
显德六年，周世宗在北征契丹的途中，忽从地中得一木牌，上书“点检做”，联系京师流传的“点检作天子”的谣传，很显然是中伤张永德的。这块一箭双雕的栽赃木牌出自谁手，只有两种可能性，一是李重进一派，一是赵匡胤一派。但后者可能性更大，因为赵匡胤属于张永德派系，要完全摆脱永德的控制，必须把他从殿前司最高的位置上拉下来，自己取而代之；赵匡胤北征时始终拱卫在世宗身边，最有机会做手脚。
世宗北征回京，即身染重病，安排后事。他命宰相范质、王溥参知枢密院事，魏仁浦兼枢密使，三相并掌军政大权，以辅佐年仅七岁的幼主。武臣方面，他命李重进率部防御河东，罢免了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让他出镇澶州，而改命匡胤任殿前都点检。世宗对张、李固然不信任，对赵匡胤也是忌防的，下令军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同平章事韩通裁决。世宗托孤的文武大臣很明确，张、李、赵都不在其列。
六月，世宗去世，恭帝即位。不久，李重进移守扬州，张永德改镇许州。这时，殿前司前四位实力将领依次是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都虞侯王审琦；侍卫司前五位实力将领依次是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在扬州）、副都指挥使韩通、都虞侯韩令坤、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步军都指挥使张令铎。可见在京城的禁军两司将领，除了韩通，基本上都是赵匡胤的结义兄弟或好友。
五代仅五十三年，先后竟出了十四位君主，而禁军将领在政权更迭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分获了巨大的好处。五代皇帝多由军将拥立，已成惯例。原因就是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所说：“王政不纲，权反在下，下凌上替，祸乱相寻，藩镇既蔑视朝廷，军士亦胁制主帅，古来僭乱之极，未有如五代者。”周世宗死后，主幼国疑，一场新的政变在酝酿中。
十一月，镇州（治今河北正定）、定州（治今河北定县）上奏说：契丹与北汉联合进攻边境。显德七年正月初一，后周朝廷派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带兵北上抵御。
一般都说这一军情是谎报的，也有人认为不可能谎报军情，因为二州节度使郭崇和孙行友不属赵氏集团，不可能合谋谎报；即便合谋谎报，后周也未必一定派赵匡胤出征。实际上，是否谎报军情并不重要，这只不过给陈桥兵变提供一次契机而已，而契机总是可以寻找的。
大军将出，都城已传开了谣言：“将在出征之日，册立点检为天子。”一个号称谙知天文的军校名叫苗训，也指点了“日下复有一日”的天象，宣传开了改朝换代的“天命”。
初三晚上，大军抵达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将士们相聚议论道：“主上幼弱，我们出死力破敌，有谁知道？不如先册立点检为天子，然后北征，为时未晚！”都押衙李处耘把将士意图报告给匡胤之弟、时任供奉官都知的赵光义和匡胤的掌书记赵普，他俩是这次兵变的直接指挥者。
陈桥驿
见军心已被煽动起来，赵光义与赵普一方面派快骑入京，通知匡胤的死党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让他们做好应变的准备；一方面部署诸将，环列待旦，准备拥立劝进。
次日黎明，诸将校露刃环立匡胤帐前，光义与赵普入内，匡胤才作乍醒欠伸状，黄袍已加其身。赵匡胤说：“你们贪图富贵立我，必须听我命令。不然，我不能做你们的主上。”接着，他颁布了入京以后的约束，率大军返回开封。
城门早在石守信的控制之下，大军顺利入城。时正早朝，韩通闻变，还没来得及集结军队应变，就被殿前司勇将王彦昇率兵迫逐，合家被杀。这是后周将相中唯一的反抗行动。
当宰相范质、王溥被军士挟持来见时，赵匡胤还辩说自己被六军所迫，惭负天地。列校罗彦瓌不等二相回答，就扬剑道：“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于是，当日就行禅代礼，正愁没有禅让的文告，原后周翰林承旨陶穀从袖中拿出事先拟就的禅位诏。赵匡胤完成了禅让大礼，他就是宋太祖。
在宋代官方文献中，都把陈桥兵变说成是赵匡胤事先完全不知内情的，以便洗刷篡夺政权的千古骂名。实际上，赵匡胤完全是预知兵变的主谋，有关蛛丝马迹也并没有抹尽。例如，大军将出之际，为何先有“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为何军将（或说是高怀德）和陶穀敢于预备足以杀身的黄袍和禅位诏？还有两件家庭佚闻也泄露了天机。
其一，北征前夕，点检作天子的谣传令京城人心惶惶，富室或举家逃匿外州，赵匡胤密告家人，说：“外间汹汹，将若之何？”他的姐姐拿起擀面杖要揍他，说：“大丈夫临大事，可否应自作主张。到家来吓唬妇女干吗？”
其二，赵匡胤兵变成功，回师京城，有人报其母杜氏，她说：“我儿素有大志，今天果然。”两事也都证明赵匡胤是预知其事的幕后谋主。赵匡胤之所以在代周以后遮遮盖盖，还是拘泥于儒家正统思想。实际上，他后来的开国措施结束了五代政局动荡和政变频仍的局面，有功于历史甚多，后人已经并不在意他如何得位的细枝末节了。
次日，因赵匡胤曾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归德军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仍定都开封。五代除后唐建都洛阳，其他四朝皆都开封。除了北边还有黄河，开封所处的地理位置基本上是易攻难守，故而直到宋太祖晚年，还有迁都之议。开宝九年（976年），他准备迁都洛阳，群臣力谏不便，太祖表示将来还要再迁都长安，理由是“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还有一个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开其弟光义在开封形成的势力集团）。光义谏曰：“在德不在险。”太祖默然良久，放弃了迁都的打算，说：“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确实，从军事地理学上看，定都开封的先天不足是显而易见的。它势必要求有重兵拱卫京畿，造成守内虚外的结果。而澶渊之盟、靖康之变，也与开封四战之地的地理条件息息相关。但从经济地理角度看，定都开封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是因为：晚唐以来国家财政主要仰赖江南经济，而江南漕粮能够顺抵开封，却难到洛阳。太祖在吴越献宝犀带时说：“我有三条宝带，一是汴河，一是惠民河，一是五丈河。”首当其冲的汴河就是连通大运河以专运江南漕粮的。因而，太祖最终放弃迁都洛阳、再迁长安的计划，只得定都开封，自有其不得已的苦衷。
再回到太祖开国的话题上来。太祖代周，有两个握重兵在外的将领并不买账。一个是驻守潞州（今山西长治）的原后周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一个就是以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驻守扬州的李重进。太祖即位后，即遣使加两人中书令的荣衔，试图稳住他俩。
李筠先是拒见使者，既而会见使者时对着周太祖郭威的画像涕泣个不停，却犹豫不敢立即起兵。其后，他与后周的世仇北汉结盟，迟至四月才公然揭旗反宋。他命其子守节镇守潞州，大军兵锋直指开封。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等分道迎击，扼断其退入太行山的关隘。六月，太祖亲率大军进讨。李筠退保泽州（今山西晋城），城被攻破后，他投火而死。宋军进攻潞州，守节投降。
在李筠举兵以后，李重进派亲吏翟守珣前往联络。不料守珣先到开封见了宋太祖，太祖让他说服李重进暂缓发兵，以免南北呼应，局面复杂。守珣回去照办，重进信以为真。太祖遣使赐重进铁券誓书，重进竟准备治装入朝，被左右劝阻，这才拘留了宋使，修城缮兵，还向南唐求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起兵。其时李筠之乱早被平定，正给太祖一个出兵平叛的理由。十一月，太祖亲率大军围扬州，当日破城，李重进合门自焚而死。
《宋史》把二李与韩通并列为周三臣，实际上三人并不能一概而论。韩通死于赵宋禅代之际，称得上是后周的忠臣，宋太祖赠官礼葬，也是表彰其节概。据说，太祖见到开宝寺壁画中韩通的画像，即命人涂去，在韩通面前，太祖自知是有愧于后周的。而二李不在宋太祖禅代之际起兵，于传统的忠义已经有亏，却举旗于局面安定之后，对天下的大势更是昧然。尤其是李重进，完全出于一己的盘算，进退踟蹰，举措乖张，结局可以想见。说二李是逆潮流而动的叛乱，绝不算冤枉。
宋太祖削平二李，使那些心怀不满而势力不大的地方藩镇不敢再萌反志，标志着宋代后周的最终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