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愚”的南宋遗民之中,最无耻的是状元留梦炎。他在南宋政府官至“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临安危急之时,他弃职而逃,逃去衢州。元兵到达衢州,他便迎降。降了以后,替敌人写信招降若干旧友。忽必烈可汗赏他钞若干锭,又先后任他为礼部尚书及吏部尚书。然而,忽必烈心中,最看这留梦炎不起,曾经对赵孟頫说:“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当贾似道误国罔上,梦炎依阿取容。”

忽必烈心中所最佩服的人,是宁死不肯向他投降的文天祥。文天祥也是南宋的“状元宰相”,比起留梦炎来,相去不啻霄壤。人与人之不同,竟至如此。

与留梦炎同样无耻,而多加一副可怜相的,是王积翁。此人读过书,得过功名,替南宋守福州,却在元兵未到以前便暗递降表;其后,又残杀了与他同守福州的淮兵。他为了向忽必烈讨好,竟然有脸试劝文天祥投降。其后,他又向忽必烈自告奋勇,说有把握到日本去劝日本天皇上表称臣。忽必烈派他去,他在中途被水手杀死。

由于有了留梦炎和王积翁这一批人,后世对宋末诸儒便颇不以为他们堪与明末诸儒相比。其实,忠义之士也未尝不多。谢枋得便是其中之一。谢枋得于至元二十五年被征召,托辞不肯就道。次年,被捉来大都,他绝食而死。死前,留梦炎曾经叫人用米汤灌他,他把那盛米汤的碗摔在地上,摔得粉碎。

另一位千古不朽的人,是王应麟。王应麟于宋亡以前,建议广召各路勤王之师,“并力进战”。他说,“惟能战,斯可守”。那时候,留梦炎位居“左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兵马”,所主张的却始终是向元朝上表称臣,称侄,称侄孙!宋亡以后,王应麟闭门著书二十年,写成了“困学纪闻二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玉海二百卷”,及其他的书十八部、三百七十五卷。

在学养上堪比于王应麟的,是金履祥。金履祥于襄樊告急之时以一介书生的地位上书朝廷,建议“以重兵由海道直捣燕蓟”。他把海道沿途所经州郡县邑、岛屿滩礁的远近难易,都描写得很详尽而准确。可惜当时主政的是贾似道,他的这个建议石沉大海。宋亡以后,他隐居在金华山中教书写书:所教的弟子以许谦为最有成就;所写成的书以“论语孟子集注考证”为最具贡献。他的其他著述,是“通鉴前编”、“大学章句疏义”、“书表注”等等。

值得表彰的另一位大儒,是忧患余生的赵复。赵复是德安(湖北安陆)人。德安在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被窝阔台可汗的儿子阔出攻陷,全城的居民被杀的杀,被俘的俘。赵复要投水自杀,被姚枢阻止,带回北方。到了北方以后,他把程颐朱熹关于诸经的传与注,写出来传授给姚枢、杨惟中与一百名学生。不久,姚杨二人办了一个“太极书院”,请他主讲。忽必烈召见他,问他如何伐宋。他说:“宋,吾父母之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因此也就不勉强他作官。

姚枢一度退隐在辉州的苏门山,把赵复交给他的程朱的传与注刻了出来。许衡常从大名府来看姚枢,于是也获得了程朱之学,传授给他自己的若干学生。许衡的朋友肥乡人窦默,这时候也住在大名府,因许衡的介绍而结交了姚枢,对程朱之学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便回去肥乡,开门授徒。

姚许窦三人其后对忽必烈的影响很大,使得忽必烈渐渐地成为中国式的君主。

姚枢原籍柳城(辽宁省朝阳市),迁居洛阳,在金朝当过军资库使。金亡以后,他被杨惟中带去见窝阔台可汗,官至燕京行中书省郎中,与牙剌瓦赤合不来,便退隐在苏门山。忽必烈那时候还不过是一个“皇侄”,却喜欢接见“四方文学之士”,因窦默之荐而把姚枢也找了来,“问以治道”。宪宗蒙哥可汗即位以后,忽必烈受封“京兆”(陕西长安一带),以姚枢为“王府尚书”,到京兆设立宣抚司,以布琳与杨惟中二人为宣抚使。不久,改任姚枢为京兆的劝农使。忽必烈当了可汗以后,叫姚枢去山东的东平当宣抚使,监视严忠济。其后,他历官大司农,中书左丞,西京平阳太原等路行中书省事,昭文馆大学士,翰林学士承旨。

姚枢从若干代的祖宗起,便已经是鲜卑化了的汉人,他历仕金元两朝,在内心里不感觉有什么愧怍。许衡和他不同。许衡原籍河内(河南沁阳),生在新郑,是金朝的遗民,而不是宋朝的遗民,原可坦然出仕,却由于儒书读得比姚枢多,忘不了春秋大义,内心里充满了矛盾。他因姚枢之荐而先后担任了“提举京兆学校”,“国子祭酒”,“入中书省议事”,“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最后又被加委了“领太史院事”。然而,他常常吩咐儿子,说:“我平生虚名所累,竟不能辞官,死后慎勿请谥,勿立碑,但书许某之墓四字,使子孙识其处可矣。”

许衡不仅“汉化”了忽必烈,也汉化了若干蒙古子弟。忽必烈设立了一个“蒙古国子学”,交给许衡主持,许衡亲自讲授,并且选了自己的弟子十二人作为“伴读”。

窦默,字汉卿,是广平府肥乡县人,于肥乡被蒙古兵攻占以后,辗转逃到蔡州(河南省汝南县),学会了针灸;在蔡州城快破之时,他再逃到德安(湖北省安陆市),遇到了谢宪子教他以“伊洛性理之书”。其后,蒙古又攻占了德安,窦默回北方,隐居在大名府。忽必烈派人去找他,他改姓换名,不愿应召,却终于被忽必烈所派的人找到,带到忽必烈的面前。忽必烈把儿子真金交给他教,其后任命他为翰林侍讲学士,在至元十七年加给他以“昭文大学士”的名义。他为人耿直,敢于犯颜直谏。忽必烈说,“朕求贤三十年,惟得窦汉卿及李俊民二人。”

李俊民,字用章,是泽州(山西晋城)人,金朝的状元。金亡以后,隐居在“西山”。忽必烈召见过他,他始终不肯作官,仍旧回到西山去作隐士。他所研究的,不是程朱的理学,而是邵雍的“皇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