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是意大利威尼斯国的人，生于1254年，卒于1324年。在1271年，刚刚满十七岁的时候，随着父亲尼科罗·波罗与叔父马泰莪·波罗，从家乡出发，经黑海、伊拉克、波斯、帕米尔高原、今日的疏附、莎车、和田、罗布泊、甘肃、宁夏，而到达内蒙古的多伦（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
二十一个年头以后，他离开中国，从“刺桐”即泉州出发，经爪哇、苏门答腊、印度、波斯、君士坦丁，在1295年回抵故乡。途中耽搁了三年，其中有两年是在苏门答腊。
回国以后，他在1298年9月参加对热那亚的战争，充任一艘兵舰的舰长，战败被俘，被关了十个月。（另一说法，是关了四年多。）
和他同时被关的，有位比萨国的人鲁思梯谦。他向鲁思梯谦口述在东方的所见所闻与所作的事，被鲁思梯谦用法文记载下来，成为其后七百年间畅销于全世界的《马可·波罗游记》。此书有冯承钧的中文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有过拉丁文译本四部，意大利文的译本二十七部，英文译本十二部，德文译本九部，俄文译本二部，葡、西、荷、丹、捷克、瑞典文译本各一部，法文的不同版本十部，手抄稿本八十五部。
哥伦布生平最喜欢读的一部书，便是拉丁文译的《马可·波罗游记》，且在上面写了很多注解。
《游记》之中，有很多极宝贵的史料，如：成吉思可汗对王汗的战事，忽必烈可汗对海都的战事，伊尔汗国内部阿鲁浑与阿合马德的争位之战，盖喀图、贝杜与合赞之间的争位之战，以及钦察汗拜儿克对伊尔汗旭烈兀之战，钦察汗国内部脱脱与那海之间的战事等等。
《游记》也记载了忽必烈可汗对乃颜的讨伐，对缅国及蒲甘的侵略。蒲甘（Pagan）被鲁思梯谦写作邦加剌（Bangala），原因是：蒲甘的古名是芒加剌（Mangala），M被讹写成B。
忽必烈可汗对日本的战争，《游记》也有所记载：说有三万中国兵在1279年（事实上为1281年），袭据了一个日本城市，死守了七个月，最后由于无法与可汗取得联络而投降，留居日本。这一件掌故，不见于中国的史籍，值得今后的学者加以考订。
《游记》又记载了蒙古兵用石炮攻襄阳城，说是全由尼科罗·波罗及马泰莪·波罗与马可·波罗三人献计，石炮也是这三人会同一位景教徒与一位日耳曼人所制造的。石炮的名称是“茫贡诺”。伯希和很怀疑，以为襄阳城被炮攻之时（1272年阴历十月），三位“波罗”不在中国。（尼科罗·波罗与马泰莪·波罗兄弟二人在1255年第一次由威尼斯启程来中国，于1266年离中国回威尼斯。到了1271年阴历十月，才带了马可·波罗从阿克儿城启程，再度东来，不可能在1272年，阴历十月便已到了上都，转道抵达襄阳。）这件三位“波罗”助攻襄阳的事，也是值得学者加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更值得研究的是：马可·波罗曾否如他自己所说，在扬州“治理亘三整年”。
传说，在扬州的天宁寺中，有一位罗汉，相貌很像意大利人。雕塑这位罗汉的人，可能是请求了当时当扬州“达鲁花赤”的马可·波罗。
1881年，在威尼斯城有一次地理学者会议。有人在会议中提出报告，说广州某一所庙宇中也有一尊罗汉，是以马可·波罗为“蓝本”而塑成的。（伯希和认为：此项报告甚为“荒谬”。）
我以前在现已忘记的某一本书之中看到过：杭州灵隐寺的某一号罗汉，也是马可·波罗的塑像。
马可·波罗到过扬州，也到过“京城”（杭州）。关于杭州，《游记》的文字涉于夸张：说石桥有一万二千座，户口有一百六十万家，房屋有一百六十万所，大街有一百六十条。
马可·波罗十六岁时离开威尼斯，后由丝绸之路东行。
他在“汗城”（北京）住得很久，因此《游记》所描写的“汗城”十分确实：说它的周围有二十四英里，每面各有六英里，“环以土墙，墙根厚十步，墙头仅厚三步，墙高十步。全城有十二门，各门之上有一‘大宫’（城楼），颇壮丽。四面各有三门五宫，盖每角亦各有一宫。”
在“汗城”的外围，另有一道城，“宽广各八英里，其外绕以深壕，各方中辟一门。”
在汗城的中央，“有一第三城墙”（宫城），宽广各一英里，“此周围四英里墙垣之内，即为大汗宫殿所在。宫基高出地面十掌，四围环以大理石墙，厚有两步。”“大殿宽广，足容六千人聚食而有余。”
《游记》所提到的城市，除了襄阳、扬州、杭州、汗城以外，尚有可失合儿（疏附）、鸭儿看州（莎车）、忽炭州（和田）、车尔成州（婼羌）、罗不城（罗布淖尔）、沙州（敦煌）、哈密、肃州、甘州、亦集乃城（居延）、哈剌和林（和林）、天德军、上都（多伦）、涿州、太原、京兆（长安）、成都、叙州、邳州、淮安、宝应、高邮、泰州、南京（开封）、镇江、苏州、福州。
这些城市，虽则马可·波罗都是以“走马看花”的笔法略加交代，却也多多少少令我们窥见当时当地人民生活的一斑。另有若干城市，如所谓“哈寒府城”、“中定府城”、“新州马头”等等，由于译名太过离谱，我们就颇有莫知所云之感。
东南亚与西南亚，也有不少地区见于《游记》。其中有马可·波罗所亲自到过的，也有他从未去过，而纯属得之传闻的。因此游记所载的可靠性，甚不一律。然而，这些记载，从西方人的观点来衡量，却都是空前的，极可宝贵的材料。（在马可·波罗以前，仅仅有过阿拉伯人苏赖曼的游记；并且这苏赖曼的游记，西方人看过的极少。几位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后，到过和林的神父，所走的路是经由欧亚大陆。例如在1246年觐见贵由可汗的卡皮尼与班奈狄克特；在1254年觐见蒙哥可汗的卢布卢奎斯。）
《马可·波罗游记》最叫西方人惊奇到难以置信的一点，是其中所叙述的中国地方之大、物产之富、人口之多。
威尼斯国的幅员、物产与人口，如何能与蒙古帝国相比？威尼斯国的人，当然难以相信马可·波罗的“海外奇谈”。他们总以为马可·波罗是在一味夸张。
尤其叫他们难以相信的，是：马可·波罗所说，中国人用一种黑色的石头作燃料。他们不曾用过煤炭，甚至也难以相信世界上竟有这么一种可以燃烧的黑色的石头。马可·波罗又说，“大汗用树皮所造之纸币，通行全国”。这句话，在威尼斯国的人听来，也同样像是马可·波罗在寻他们开心。
马可·波罗在中国住得很久，前后有十七年。他的父亲尼科罗与叔父马泰莪在中国住得更久，前后有二十八年（除了第二次偕同马可·波罗留居中国十七年以外，第一次在1255年来，1266年走，有十一年住在中国）。他们兄弟父子叔侄三人在中国究竟干了些什么？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悬案。
从《游记》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揣测到：他们三人作了忽必烈可汗的情报及外交人员。
忽必烈可汗曾经在1266年，派遣尼科罗及马泰莪送一封信，给天主教的教宗克赖芒第四。二人在1269年回到地中海边的阿克儿城，听说克赖芒第四已死，便回了威尼斯国，住了两年，然后带了马可·波罗到阿克儿城，向“教廷大使”梯博要了一封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向东走，准备回中国向忽必烈可汗复命。可是，走到了小阿美尼亚的拉牙斯城，又接到消息：梯博当选为继任的教宗，改名为格累果阿儿第十（GrégoireⅩ）。他们三人于是又折回阿克儿城，从这位新任的教宗的手中，取得了一封他以教宗地位所写的回答忽必烈可汗的信，偕同他所指派的两位教士，尼古勒与吉岳木，重新首途东向。这两位教士走到了拉牙斯城，不愿再走。波罗一家三人继续前进，于1275年夏季到达上都，觐见忽必烈可汗。
忽必烈可汗对尼科罗·波罗与马泰莪·波罗兄弟二人之有始有终，完成使命，十分满意；对马可·波罗也很喜欢，说“他来甚好”。
此后，除了《游记》所说尼科罗等三人建议用石炮攻打襄阳以外，我们不再知道尼科罗与马泰莪二人在中国做过什么事，直至最后在1292年奉忽必烈可汗派遣，带了马可·波罗偕同蒙古使臣护送阔阔真公主去伊尔汗国，嫁给阿鲁浑。他们到达伊尔汗国之时，阿鲁浑已死，便把阔阔真公主交给了新任的汗乞合都（盖喀图），继续向西走，于1295年回到了威尼斯国。（阔阔真其后嫁给了阿鲁浑的儿子合赞。）
至于马可·波罗，由于来中国之时年纪很轻，便学会了蒙古话与蒙古文字，因此而似乎替忽必烈可汗作了比父亲与叔父更多的事。《游记》说，他来了不久便奉可汗之命，到一处“程途距离有六个月之地”（可能是云南大理）。其后，又到过很多地方，包括杭州。任务如何，我们不知其详。很可能是作密探，或公开的查案之官。他可能也在扬州“治理”了三年。除此以外，我们便不晓得他如何消磨那十七年的悠悠岁月了。
颇蒂埃说，他便是《元史》上面的“孛罗丞相”。沙海昂也如此说。
倘若我们不忘记，马可·波罗在1271年离家东行之时才只满十七岁年纪，到了1292年离华西回之时，也不过才满三十八岁，便不至于轻信人言，以为他在元朝当过“丞相”。
事实上，不仅是他，他的父亲或叔父，也决不是《元史》之中的孛罗丞相。伯希和考订得很精：孛罗丞相是属于杜尔伯特族的蒙古人，不是属于威尼斯国的意大利人。他的蒙古名字，是波禄德（Bolod），写成波斯文是普拉德（Pulad）。拉施丁称他为普拉德丞相（PuladChingsang）。
颇蒂埃之所以错认孛罗丞相与马可·波罗为一人，原因之一是：当马可·波罗与父亲叔父护送阔阔真公主到了伊尔汗国之时，恰好孛罗丞相也在伊尔汗国。（盖喀图汗于1294年在其国内仿照中国“交钞”的办法发行纸币，据拉施丁说，“普拉德丞相”曾经表示赞成。）
沙海昂在所注《马可·波罗游记》的第一册，沿袭了颇蒂埃的说法，以为马可·波罗便是拉施丁书中的普拉德丞相。其后在所注游记的第二册中，放弃了颇蒂埃的如此说法，却仍旧主张马可·波罗是《元史》之中的孛罗丞相：加上一种假设，说孛罗丞相与普拉德丞相不是一个人。关于这一点，伯希和也加以驳斥。
剩下的另一问题，是马可·波罗是否与忽必烈可汗征讨日本的战事有关。沙海昂说：“若是说他在预备远征日本一役里未曾划策，日本人决不能将他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谋。现在只说事实，当马可·波罗被任为扬州总管继续在职三年之时，就在忽必烈远征日本失败、预备报复之际。”
伯希和在“通报”中对沙海昂的此书，有严厉的评语。书评中说：“沙海昂君所言马可·波罗在扬州所执之任务，也不确实。首先应该摒除的，就是日本尚记得有马可·波罗一说；因为日本在十九世纪翻译欧洲书以前，从未知有此人。此外，好像马可·波罗从未做过扬州总管。”“扬州之为〔河南江北〕行省治所，似在1276至1291年之间。……可是说他做过总管，我同玉耳（Yule）一样怀疑。按照马可·波罗之文，推想固然如此，而喇谟西莪（Ramusio）的本子尤为确定；可是中国〔其他〕史书同扬州府志皆无纪录，未免甚奇。或者他曾做过省或路的达鲁花赤的副贰，容或有之，但是现在不能作推定。”
然而，沙海昂言之凿凿，说了日本人将马可·波罗“视作忽必烈征伐日本的主谋”，也许有所根据。
总而言之，关于这一个小问题，最后的发言权应该是属于日本学者。日本学者之曾经作过有关马可·波罗的研究的，有藤枝晃、桑原隲藏、伊藤述史、岩村忍等等。
作过关于“元寇”的研究的日本学者，为数更多。池内宏在昭和六年八月发表了一部《元寇の新研究》，计有四百五十八页，列在“东洋文库论丛”之内，最值得我们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