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哥是畏吾儿人，信过佛教，拜西藏人胆巴为师，可能也当过和尚。桑哥两字也很像是“僧伽”一词的讹写。此人很有点小聪明，会说好几国的话，不知怎样见到了忽必烈，和忽必烈谈弄钱，获得了忽必烈的宠信，先叫他作管理佛教事务与西藏的总制院使，其后渐渐把他看成了非正式的高等顾问兼人事处处长。“朝廷有所建置或人才进退”，桑哥“咸得与闻”。
到了至元二十四年（1287年）闰二月，忽必烈很像是完全忘记了阿合马的一段历史，又设立起尚书省来。桑哥，正如当年的阿合马，作了尚书省的平章政事。所不同的，阿合马之时尚书省只设一个平章政事，现在此省却有两个平章政事。桑哥以外，另一位是原任中书省左丞的帖木儿。在桑哥与帖木儿之间，事实上只是桑哥一人有权，帖木儿无非“伴食”而已。
桑哥作尚书省平章政事，不到十天便说动了忽必烈将中央的中书省六部改为尚书省六部，各地的行中书省改为“行尚书省”。中书省又从此等于是一个闲衙门，直至桑哥在四年半以后，至元二十八年八月，明正典刑之时。
桑哥的第一大政，是发行新的纸币，称为“至元宝钞”，以代替贬值已甚的“中统宝钞”，规定每中统宝钞五贯，等于至元宝钞一贯。纳税的人必须用至元宝钞缴纳。除了纳税以外，中统宝钞仍许流通。
这一种办法，可谓饮鸩止渴，徒然增加了纸币的发行总额，而无补于挽回币信。然而，忽必烈欣赏得很，对桑哥的宠任又进一步，授权给他，“检核中书省事”。他藉中书省的历年账目，亏欠好钞四千七百七十锭（二十三万八千五百两），与昏钞（破烂旧钞）一千三百四十五锭（六万七千二百五十两），便在中书省大发威风，责问参知政事杨居宽，何以有亏欠！杨说：“我管的是铨选，钱谷不是我管。”他听了，便叫人打杨的嘴巴，边打边骂，骂得毫无道理：“你管铨选，难道铨选得毫无黜陟失当的地方吗？”退一步说，即使杨居宽有黜陟失当的地方，也得找出证据才能加以处罚，打嘴巴更不是制度上的处罚方法。
他不仅打杨居宽的嘴巴，而且报告忽必烈，要杨居宽的命。忽必烈叫安童与桑哥再会同审讯杨居宽一番。这真是天大的冤枉。如果中书省有亏欠或黜陟失当的事，首先应该负责的该是总管中书省的安童，怎能叫安童来当审判官，会同桑哥去审一位不相干的可怜虫——参知政事杨居宽！最妙的是，忽必烈向安童说：“此辈（杨居宽之流）狡狯，毋使他日得以胁问诬服为辞。”既然以为杨居宽之流是狡狯的，那末，起先为什么要任用这些人呢？
和杨居宽命运相同的，是另一参知政事郭佑。郭佑从御史中丞调升到这个职务，无非是由于曾经在审讯卢世荣之时有功。他却忽略了一个事实，卢世荣本是桑哥所推荐的人。桑哥上了台，果然就要替卢世荣报仇。桑哥在问了杨居宽以后，当天或是过了几天，便问郭佑：“中书省亏欠如此之多，你怎么早不向上面说？”郭佑回答：“我有病。”桑哥于是又叫人打郭佑，也是边打边骂：“好一个参政，你自己没有力量纠正省内的腐败情形，为什么不向上面的蒙古人大臣说？”这所谓蒙古人大臣，是指的安童。桑哥这样骂，暗暗地也是在向安童表示好感，替他向忽必烈掩饰，说亏欠的事他不知道，因为下面的人不向他报告。
结果，忽必烈吩咐把杨居宽与郭佑同时处死（至元二十四年十月十九日）。
有两位小官，于闲谈之中表示不平，说将来尚书省也会有一天被中书省检核，“天下就只有你桑哥一个人不会死吗？”这闲谈的情报，被桑哥收到。于是两位小官也送了命。这两位，一是御史台的小职员王良弼，一是曾任江宁县尹的吴德。
十天以后，十一月初一，桑哥官星高照，又升了两级，当起“右丞相”来。忽必烈为他破例，在尚书省也设一个右丞相，以便他与安童在官阶上完全相等。
桑哥在财经方面作了些什么事？三种元史的桑哥列传，都说得极其含糊。除了发行至元宝钞一件事以外，三种元史仅仅提到他查账查得很仔细，并且设了一个“征理司”来主持其事，派遣了十二位大员到六个行省去“理算”“钱粮耗失之数”。这六个行省是：（1）江淮，（2）江西，（3）福建，（4）四川，（5）甘肃，（6）安西。所派的十二位大员，以尚书省参知政事忻都与户部尚书王巨济为首。王巨济本是中书省的“参议”，曾经反对过发行至元宝钞，几乎惹祸，却能随风转舵，一变为桑哥的红人，作了户部尚书。
《元史·食货志》载有迄于至元二十四年每年中统宝钞发行的数字，与至元二十四年以后每年至元宝钞发行的数字。中统元年的中统宝钞，只发行了七万三千三百五十二锭，亦即七百三十三万五千二百贯。其后每年增加，在至元二十三年达到了最高峰：二百一十八万一千六百锭，亦即两亿一千八百一十万六千贯。桑哥在至元二十四年开始发行至元宝钞，在第一年便发行了一百万零一千零一十七锭。每锭至元宝钞等于五锭中统宝钞，这是在事实上发行了五百万零五千零八十五锭，亦即五亿零五十万八千五百贯，虽则这庞大的数目包括用以兑换中统宝钞的部分。
次年，至元二十五年，迄于至元二十七年年底，三年之间桑哥又发行了至元宝锭，共有二百二十万一千九百五十五锭，亦即两亿二千零十九万五千五百贯，等于中统宝钞十一亿以上。
他在至元二十八年二月被捕，下台，于五个月以后被斩。在至元二十八年这一年，由于三月以后便不是他主政，至元宝钞只发行了五十万锭。
桑哥的另一“劣迹”，是增加商税。他把“腹里”的酒醋税增加五万锭，江南的酒醋税增加十万锭。全国的盐税每引（三百斤）由三十贯提到一锭（一百贯）；茶税每引（短引九十斤，长引一百二十斤）由五贯提高到十贯。
然而，桑哥也并非全无是处。“海运”的政策他很支持。在他主政以前，每年用海运的方法所运的漕粮，以至元二十三年为最多；以五十七万八千五百二十石上船，有四十三万三千九百零五石运到。到了他主政以后，每年的数字是：
他设立了一个“行泉府司”，专管海运之事，也增加了两个万户的漕丁，连原有的共为四个万户。海运之所以有如此的成绩，他不是没有关系。
桑哥在对外贸易方面的政策，我们所能知道的仅有两件事：（1）他不许商人把铜钱运出口，很有点像西欧十七十八世纪的“重商主义者”。（2）他不许广州的“官民”把米运去占城等诸番邦。这可说是一种粮食政策，为了防免广州本地的米价上涨。
把桑哥打下台的是三个蒙古人：也里审班、也先帖木儿、彻里。他们三人藉着在柳林陪忽必烈打猎的机会，联合告桑哥一状，说桑哥怎样怎样不好，有也里审班的哥哥，翰林学士承旨不忽木，可以作证。忽必烈于是派人把不忽木找来，不忽木说，由于桑哥苛歛，百姓很多失业，因失业而成为盗贼的极多，倘若不赶快把桑哥除掉，蒙古人的江山将成问题。
忽必烈又问别的人。别的人由于见到已经有了也里审班等敢攻讦桑哥，而并未遭祸，于是也异口同声说桑哥不好，说桑哥是“盗贼蜂起”的原因，“盗贼”在当时确也不少。在广东与江西南部福建西南部之间，有钟明亮与董贤所领的两批，“往来劫掠”。在浙江台州，有杨镇龙所领的一批，势力更大。杨镇龙自称大兴国皇帝，年号安定，以厉某为右丞相，楼某为左丞相，军队的数目，在十二万人左右。他攻过东阳、义乌、余姚、嵊县、新昌、天台、永康。
忽必烈恍然大悟。他觉得自己吃不消有桑哥这么一个制造盗贼的专家。况且，在北面，又有乃颜；在西北，又有海都！
他很快地便下旨捕桑哥（至元二十八年二月）。三个月以后，他索性把尚书省又废一次。从此，中央的行政权的行使，仍以中书省为机构。
桑哥在尚书省的几名羽党，一概免职。尚书省的官吏，仅有右丞何荣祖，参知政事贺胜、高翥，被转到中书省担任同级职务。这三个人，都是在二月间，桑哥被捕以后，才从各方面调进尚书省去办事的。
连带下台的，是中书省右丞相安童。此人在早年颇有一番作为，却于作了九年俘虏以后，再度出任原官之时，毫无对恶人奋斗的勇气。所以，忽必烈对他也腻了，便在取消尚书省之时，把他这位中书省的右丞相也免了职。免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