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早岁筑室于阳明洞读书，因此后来被他的学生们尊称为阳明先生。
他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十七年的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他自己是弘治十二年的进士，“历”官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南京刑部主事、（北京）吏部验封主事、考功郎中、南京太仆寺少卿、鸿胪寺卿、右佥都御史巡抚南赣汀漳等处，以原官兼抚江西，南京兵部尚书；世宗嘉靖六年，以南京兵部尚书总督两广兼巡抚。嘉靖七年（1528年）病故，享寿五十七岁。
阳明先生虽则是典型文人，却颇能用兵，而且善骑善射。在巡抚南赣之时，他肃清了大帽山的詹师富、桶冈的谢志山、縳头的池仲容，费时仅有一年（从正德十二年[1517年]正月到十三年正月），平了数十年的“巨寇”。宁王朱宸濠在正德十四年六月造反，声势浩大，一举而占九江南康，攻安庆，有顺流而下夺取南京之势。阳明先生那时候已经奉命去福建勘查叛军，行至中途丰城，听到消息，很迅速地回到吉安，檄调了八万兵，袭占宸濠的根据地南昌，迎击宸濠于黄家渡，八字脑，樵舍，于宸濠造反的第三十五天将宸濠活捉。
立了如此的大功，阳明先生的处境反而更加困难。武宗自己已经以自封的“威武大将军”名义，带了威武副将军、干儿子朱泰（许泰），浩浩荡荡，御驾亲征。武宗在走到涿州之时，接到王守仁的捷报，秘不发表，仍旧继续向南进发。副将军朱泰与太监张忠，带了若干万“边军”与若干万“京军”在前面走，一直开到南昌，似乎以为宸濠仍在南昌一样。
王守仁带了宸濠，想迎接武宗，献俘，却不敢去。因为，武宗根本还没有承认他已捉得了宸濠。王守仁只得来个迂回，由江西到浙江，顺富春江而下，到了钱塘，找太监张永。张永曾经听杨一清的话，除了刘瑾，王守仁认为在太监之中，只有张永可以去碰一碰面。果然，张永对他表示好感，他就把宸濠交给张永，请他代献给武宗，自己转回江西任所。
恰好，这时候朝廷叫他“兼抚江西”，他便去南昌，与那已经开到了南昌的朱泰、张忠打交道。朱泰与张忠质问他：“宸濠的金银珍宝，到了哪里去了？”他回答：“早就花光，运到京师送给若干要人了，有底账可查。”朱张二人听到了“底账”二字，心里明白，便不再追问。
武宗叫阳明先生重新递上一张报捷的奏表，里面强调“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而且加进武宗左右的若干小人的姓名，说他们有功。
武宗死后，世宗即位，才发表阳明先生为南京兵部尚书，阳明先生不肯到任，请求回家乡省亲。到了这一年（正德十六年）十一月，世宗又封阳明先生为“新建伯”。次年二月，阳明先生丁父忧，退居家乡。
他在家乡一住便是六年，朝廷对他十分冷淡。主要的原因是，大学士杨廷和对兵部尚书王琼有意见，认为阳明先生是王琼的人。（当年保荐他充任南赣巡抚的，是王琼。）
到了嘉靖六年，思恩与田州的“土酋”卢苏与王受二人造反，朝廷这才任命阳明先生以左都御史总制两广江西湖广军务兼巡抚，对卢苏、王受用兵。阳明先生到任以后，不费一兵一卒，将这两人招降，安抚了两人的兵卒七万。思田两州的善后事宜，他也处置得很妥当。
断藤峡的瑶民，占据着三百多里的地域，“上连八寨，下通仙台花相”，造反了几十年。阳明先生出其不意，把瑶洞瑶寨一一“削平”。为了这一件事，阳明先生几乎获罪。原因是，吏部尚书桂萼对大学士刘璁有意见，以为阳明先生只肯听刘璁的话，不肯听他桂萼的话。（他曾经暗示阳明先生去打交阯，阳明先生不肯。）于是，他就向朝中的诸大臣说：“王守仁把不该招降的（卢苏、王受）招降了，把不该征讨的（瑶民）征讨了。”
这时候，阳明先生已经病得很厉害，一面上疏请求辞职回乡“省亲”，一面把公事交给在身边的郧阳巡抚林富，请林富代理，不等到朝廷准辞便启程东归。
这最后一点，确是阳明先生的错。于是，虽则他走得不多远，便病故在南安，桂萼却不饶他，振振有词地参他一本，说他“擅离职守”。世宗很受桂萼的影响，叫廷臣公议对阳明先生死后的处分。桂萼却又做了好人，说阳明先生“功有足录，宜免追夺伯爵，以章大信”。但是，他又说：“守仁事不师古，言不称师。欲立异以为高，则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论。知众论之不予，则为朱熹晚年定论之书。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背谬弥甚。”桂萼的结论是：“宜禁邪说以正人心。”看样子，他是希望世宗把阳明先生的著作一概焚烧，毁板。
世宗根本不懂得桂萼所痛斥的，是怎么一回事，因此也就未加理会，仅仅不让阳明先生的儿子袭继伯爵之位。
其后，穆宗追赠阳明先生为新建侯，准许阳明先生的子孙世袭伯爵。
神宗在万历十二年依照大学士申时行的请求，以阳明先生、白沙先生，及胡居仁，从祀文庙。（另一位儒者薛瑄，已于隆庆二年由穆宗下旨从祀文庙。）
阳明先生的事功，比起诸葛亮来，毫无逊色。他的德行与学问，可说是上追孔孟，与朱熹相比肩。
想详细研究他的思想，必须读他的全集（《王文成公全书》，明穆宗隆庆六年刻本，收在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初编）。
阳明先生是“诗礼家庭的宠儿”，幼年没有衣食之虞，加以天性豪迈，很想做世间“第一等事”，作世间第一等人。成年以后，接触到当时士大夫的以程朱为道统的气氛，努力于“格物致知”，曾经用了七天功夫，“格”庭院前的竹子，格不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来，于是，在回到家乡以后，便住到阳明洞里去，出入于释老二氏（研究佛家与道家的书，并且打坐，导引）。那时候，他的年龄是三十一岁（弘治十五年）。他学仙学佛不到一年，由于割舍不了对祖母与父亲的孝心，便毅然决然放弃了作仙作佛的想头，重行研究儒家的道理。
此后，他颇劝人“立志”。从弘治十八年起，便有人愿意执贽受教，使得他开始了二十三个年头的授徒讲学的生活。古语说，“教学相长”。他一面教人，一面也教了自己。
老天爷似乎也特别看中了他，送给他若干艰难，挫折，委屈，以“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无非是为了动他的心，忍他的性，补充他以他一向所尚未曾有的本事。武宗正德元年，他以兵部主事的资格上疏请求释放被刘瑾滥捕的南京给事中戴铣等二十余人。疏中说：“铣等以言为责，其言如善，自宜嘉纳；如其未善，亦宜包容。……伏愿追收前旨，使铣等仍旧供职。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末了一句之中的“改过”二字，稍许重了一些，使得武宗与刘瑾有藉口把阳明先生也关下了诏狱，打四十下棍子，贬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龙场是今天修文县的县治，在当时还是一个充满了“蛇魅魍魉，蛊毒瘴疠”，很不卫生的所在，居民也什九以上是苗胞，言语不通。全场连一座房子也没有。阳明先生到了那里，真是苦不堪言，却能慢慢地从苦中获得磨练，找到出路。他教导苗民识字读书，也教了他们架木盖屋。更重要的是，他悟出了“知行合一”的大道理。
这知行合一的大道理，发前人所未发，帮助了他自己后来为人为学，立功立德，也影响了几百年来中国与日本的政治家及学人。
所谓知行合一，便是“知即是行，行即是知”，“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阳明先生的这种发明，在伦理的范围内容易讲得通。譬如，孔子说某人知礼，决不是说某人单单懂得条文，而是说某人在实践上合乎礼的要求。我们说，某人懂得了孝道，也是在说某人已经在行为上尽到了一个孝字。
阳明先生不仅是要人行善，也要人“不行不善”：“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自己）却（以为是）未尝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阳明先生在江西平了宸濠之乱，几乎反而招祸，忧谗畏讥，在思想上多了一番磨练，才把“知行合一”的观念，发展为“致良知”的教训。“致良知”，是除去“不善的念”，也就是“去人欲”。去了人欲，天理自现。这天理，便是“良知”，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良心”。“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然在常人不能胜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可见他对于《大学》一书之中“格物致知”四字的解释，与晦庵先生（朱熹）的迥不相同。晦庵先生认为格物致知，是“即物穷理”：“格，至也；物，犹事也。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阳明先生似乎是把格字当作去字讲，物字当作欲望讲。关于理字，晦庵先生以为是“事物之理”，阳明先生则以为是“天理”也就是“良知”；“心即是理”，这便是朱王二家相异之处。
阳明先生因此而颇受朱派的人攻击，被批评为立异鸣高。他愤而抄集了晦庵先生晚年的若干话语，题为“朱子晚年定论”以证明他自己的思想与晦庵先生晚年的并无十分抵触之处。例如，晦庵先生在《答吕子约》的信中说：“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原而察于天理人欲之判，此是日用动静之间，不可顷刻间断底事。”这样看来，朱王一家，形虽小异，实则大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