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由于太祖与马后注重教育，普设学校，读书的风气维持了二三百年，直至清兵入关为止。虽则留下的特别好的著作不多，却不足为病。大抵明朝的学者，努力于实践的多，致意于撰述的少。所撰述的也常常是发挥程朱的陈说，甚鲜新义，然而为学的要点本在于行。能够行，也就值得我们钦佩了。
成为明朝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巨擘的，除了明末的顾炎武、王船山、黄宗羲三人而外，似乎仅有陈献章与王守仁二人，这两人也不是离开躬行而空谈性理或其他的。徐光启介绍了西洋的学术到中国来，另树一帜，其言行一致亦不亚于陈王。
陈献章是广东省新会县白沙乡人，各方的学者尊称他为白沙先生。他是明宣宗、英宗，与孝宗时代的人，生于宣德三年，卒于弘治十三年（1428—1500年），离开我们已经有了四五百年，然而他一直影响了若干世代的中国学人。梁任公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
任公先生说：“白沙方法，与程朱不同，与（陆）象山亦不同。程朱努力收敛身心，象山努力发扬志气，俱要努力。白沙心境与自然契合，一点不费劲。”又文兄说：“余固夙持实生主义者，初时虽非源出于先生之学，但自闻其‘洒然自得’、‘自得自乐’之教，及高吟其‘我得此生真得矣’之句，亦乐于自许为其五百年后之私淑弟子，良以吾心亦有所自得于其‘自得’也。”
白沙先生一生不曾做官，以教书为业，晚年被封疆大吏（总督朱英、布政使彭韵）逼着荐至京师。皇帝（孝宗）要他到吏部去“应试”，他上疏称病，终于被孝宗硬送了一个“翰林院检讨”的虚衔。他带着这虚衔还乡，仍旧作他的读书教书的事。
他不曾写过一部书，只是随时信笔写了若干首的诗，与若干篇的短文。后人把这些诗文凑合起来，刊行了《白沙子集》。学问，在他是一种“受用”。别人接受了他的教导，也“受用”无穷。他把自己放在大自然与人群之中，真是“无往而不自得”。后生小子一时摸不着入门的途径，他便教他们于“静中养出端倪”。有人批评他近于佛家的参禅，其实他的学说与禅大有分别。他是“有所得”的，禅是“无所得”的。在“主静”这一点上，他差不多是王守仁的先驱；所不同的是，他于程朱象山之间并无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