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用光绪的名义颁了一个“遗诏”，传位给溥仪。溥仪这时候年仅三岁。
溥仪的父亲，是光绪的弟弟醇亲王（小醇王）载沣，祖父是醇贤亲王（老醇王）奕譞，曾祖是道光。
宣统 三岁就做了皇帝，皇帝只做了三年。（原版插图）
溥仪的母亲是荣禄的女儿，祖母是慈禧的妹妹。
溥仪即位以后，尊慈禧为太皇太后，光绪的皇后为皇太后（隆裕太后），本生父载沣为“监国摄政王”。定年号为宣统。
溥仪在位三年。这三年，中国事实上的君主便是这一位摄政王。清朝在入关以后，可谓“以摄政王始，以摄政王终”。
载沣学识有限，但有心做好，命运叫他撑持清室于无可救药之时，扮演悲剧角色。
他以为逐走袁世凯，重用满人，标榜“预备立宪”，便可以抵住汉人的革命高潮。结果，满人之中没有一个接得了袁世凯所留下的真空。比较能干的仅有铁良和荫昌二人，这两人在他看来却不如胞弟载涛、载洵之值得信任。他创办新陆军（“禁卫军”），交给载涛负责训练（由毓朗与铁良协助）。他筹办新海军，叫载洵总其成（由萨镇冰协助）。
《辛丑和约》以后的清廷，被赔款与外债压得喘不过气。所谓外债，实际上也是（对日本的）赔款而来。没有这两次大赔款，清廷的中央财政早已入不敷出。有了这两次大赔款，便更加困窘，如何谈得到建设新陆军与新海军？怎能有力量办出几件福国利民之事以收拾人心？
人心在甲午战争以前，未尝对清朝不利。曾国藩的“中兴”与李鸿章的“洋务”，原已给清朝挽回了不少威望。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侮，也多多少少转移了民众的仇恨，不再恨清朝而改恨洋人。但是，中兴名臣曾国藩因天津教案而失民众的信仰，洋务专家李鸿章又因对日战败、对日求和而事业破产。爱国的志士由于对清朝失望而决心参加革命阵营的一天比一天多。
康、梁的维新运动即使不受慈禧摧残，也定难产生具体的成效。原因是清朝业已病入膏肓，决非温和的泻剂与补品可救。慈禧以及整个清廷于这一时期的种种出丑，告诉了全国人民：剩下的只有革命一条路可走。
于戊戌政变以后仍斤斤于“保皇”二字的康、梁，也竟然在义和团活动期间派唐才常在鄂、湘、赣三省发动“自立军之役”，名为“勤王”而实则“革命”。民心对清廷的向背，于此可见。
康的错误在于圣人自居，不求进步。梁却在东京与孙中山一度过从甚密，接受了“革命排满”的思想。他写信给康说：“日本以覆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排满为最适宜之主义。”
这时候，光绪二十九年，梁已经办了《新民丛报》一年。《新民丛报》的言论，在表面上与同盟会的《民报》唱对台戏，实际上恰好与《民报》相反相成，唤醒了整个中华民族。
所谓“预备立宪”，本非载沣发明的口号。梁启超于光绪二十七年在《新民丛报》的前身，《清议报》发表了一篇《立宪法议》，强调日本之所以能够行宪，是先行派了五个大臣出洋考察，其后在明治十三年颁布宪法，到了明治二十三年才实行宪法。
袁世凯于是在光绪三十一年奏请慈禧遣派“五大臣出洋”，获准。这五位大臣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于九月间启程之时被烈士吴樾投以炸弹，其中两人载泽、绍英受伤。绍英不愿意再去，徐世昌虽未受伤也不敢去。清廷派李盛铎与尚其亨代替绍、徐二人。
五大臣在光绪三十二年回国，上了几篇奏折，主张立宪。传说，这几篇奏折是端方途经日本之时，请梁启超代写的。梁的确也在这一年组织了一个“政闻社”，发刊了一个《政闻杂志》，鼓吹立宪。参加的有熊希龄、麦孟华等人，张君劢也是其中的一个。
五大臣回国以后，慈禧颁了一道诏书：“预备立宪”。次年八月，她又下一道诏书规定“预备”的期限为九年。
依照这光绪三十四年八月的预备立宪诏书，各省应先行成立咨议局，由二十五岁以上、具有某些资格的男子选出议员三十名至一百四十名，担任议员。这些议员有权议决本省岁出入、预算决算，及各种应兴、应革之事，但督抚有权对议决案加以裁可或不裁可，也有权于某种情形之下将咨议局解散。载沣于次年，宣统元年，以摄政王的地位，命令各省办理选举。到了十月十五日，各省的咨议局便同时宣告成立，举行首次会议。
载沣又依照预定程序，于宣统二年成立中央“资政院”。资政院的议员共二百人，半由钦派，半由省咨议局议员互选，第一次会议举行于是年九月初一。总裁（议长）是溥伦、孙家鼐二人，也均为载沣所委派。议员之中，人才颇多。
资政局开了三个月会，修正了载沣所提的预算案，也弹劾了自称“不负责任”的军机大臣。然而预算案尽管被修正，而载沣仍按照修正以前的原案执行。军机大臣尽管被弹劾，而载沣用儿子溥仪的名义，以“圣旨”答复资政院：“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朝廷自有权衡。”
这时候，梁启超创办了《国风旬报》，鼓吹立宪，而反对清廷的预备立宪。他认为“政府之视资政院固不值一钱也。”真正的立宪政体，应有完全民选的“国会”，与对此国会负责的“责任内阁”。
梁启超的一个好友张謇，在江苏咨议局担任局长（议长），另一个好友汤化龙，在湖北咨议局担任局长。
此外，各省的咨议局长如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河南的方贞、直隶的籍忠寅、山西的梁善济、江西的谢善恒，均与梁启超志同道合，而且都是“宪友会”的会员。宪友会为梁所秘密发起，于宣统三年六月初六日在北京由孙洪伊、汤化龙、林长民等出面宣告成立。
在宪友会成立前后，各省热心人士与各省咨议局，推派代表到北京请愿了好几次，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提前在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实现“责任内阁”。各省督抚在宣统二年九月二十三日联名电请。三天以后，资政院全体议员，也作了同样的奏请。
摄政王载沣处于四面楚歌之下，无可奈何，只得于宣统二年十月初三日下诏，答应提前于宣统五年召开国会，同时又自动宣布立即成立“内阁”，却删去了“责任内阁”的“责任”二字。
这分明是曲解民意。内阁，清朝早就有了，而且有很多个同时存在：军机处是一个，大学士合起来也是一个，各部尚书合起来也是一个。甚至所谓“御前会议”，也何尝不是一个？有了这些“不负责任”的内阁，再加多一个或归并起来，均无意义。而载沣自作聪明，以为可以敷衍得了要求责任内阁的老百姓。
这时候，在孙中山直接与间接领导之下，革命运动再接再厉，已先后有陆皓东、郑士良、史坚如、马福益、吴樾、龚春台、余丑、邓子瑜、徐锡麟、王和顺、黄明堂、黄兴、熊成基、倪映典等率领同志在各地举义。而且，在宣统二年三月，黄复生与汪兆铭也深入北京，图刺载沣本人。尤其是在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有黄兴等一百多人在广州攻进总督衙门，震动了全国。至于，温生才在是年三月初十单独刺杀了将军孚琦，还不过是一个插曲。
载沣茫然于大势所趋，居然在四月间用了他的所谓内阁来“缓和空气”。这内阁以坏极了的庆亲王奕劻为总理大臣，以那桐与徐世昌为协理大臣，各部的尚书被改称大臣。在十个部的大臣之中，满人占了六个，蒙人占了一个，汉人仅有三个（外务部梁敦彦、学部唐景崇、邮传部盛宣怀）。
盛宣怀在中国历史上的功罪，留待后人定谳。他在宣统三年，可说是汉人之中最不受汉人欢迎的一个，他提出“铁路国有”的口号，这口号成了大清皇朝的丧钟。
所谓铁路国有，便是由清廷向外国借洋债，来强迫收买老百姓的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股份。粤汉铁路与川汉铁路的筑路权，原已由清廷出卖给外国人，是老百姓用自己的钱赎回来的。现在，载沣听了盛宣怀的话，要用“国有”的美名，从老百姓手中重行夺去，“押”给外国人，让外国人又以“债主”的资格来加以控制。这怎能叫老百姓甘心？
于是，在湘、鄂、川、粤四省掀起了“保路风潮”。股东、议员、学生以及一般人士，纷纷请愿、开会、组织团体，罢课、罢市。各地的“保路同志会”风起云涌。
载沣的应付办法是，用武力镇压。他任命在西康杀人甚多的赵尔丰为四川总督，又派端方领兵入川。赵尔丰拘捕了四川保路会会长邓孝可、咨议局局长蒲殿俊、股东代表颜楷等十几人，又开枪击杀请愿的群众四十人以上。
端方所领的兵，是从湖北调去的。其中有很多业已参加以孙中山为最高共同首领的几个革命团体。未被调走的部队，于蒋翊武、孙武、熊秉坤、方维、蔡济民等策划、发动之下，在八月十九的晚上举起了革命的义旗。他们攻进总督衙门，光复武汉三镇。其后，湖南、陕西、江西、云南、上海、浙江、贵州、苏州、广西、安徽、福建、广东、山东、四川等各省、各地相继响应。
到了阴历十月十二，南京也被徐绍桢所率领的“苏浙沪革命联军”攻下。
载沣在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又在九月初六日发表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湖北剿抚事宜，节制诸军”，袁均未就。但是，袁的旧部冯国璋却很卖力，先后在九月十三日与十月初七日从革命军手中夺去汉口、汉阳。
载沣也命令资政院于九月初一作第二度集会。资政院议决，弹劾盛宣怀。载沣照办，将盛宣怀免职。
九月初八，奉调由东三省入关、行抵滦州的第二十镇（师）统领张绍曾与某混成协（旅）统带蓝天蔚等，联名致电清廷，提出十二项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于本年内召集国会，（二）组织责任内阁，（三）宪法由国会起草，皇帝不得加以修正或否认，（四）皇帝对“国内”用兵时须经国会通过，（五）每一年度之预算如未经国会议决，不得沿用上年度之预算。
这十二条要求，等于是哀的美敦书。载沣立刻屈服，于九月初九下诏改组内阁，授权资政院起草宪法信条。十一日，庆亲王奕劻的内阁解除职权；十二日，袁世凯受资政院“公推”为内阁总理大臣，载沣加以任命。十三日，资政院奏上宪法信条十九条，载沣加以公布。
“宪法信条”除了把张、蓝等人的十二条要求完全采入以外，又加进了“皇族不得为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并各省行政长官”；“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等等。
袁世凯已于张、蓝“兵谏”以后的第三天，载沣下诏改组内阁以后的第二天，由河南彰德的寓所“南下视师”，抓住机会先就湖广总督兼钦差大臣之职，把兵权拿到手，逼得载沣非请他担任内阁总理不可。
九月二十三日，他带卫队进入北京，开始组阁活动。三天以后，载沣公布袁的阁员名单（其中张謇、梁启超未就）：
事先，袁世凯把载沣的弟弟载涛挤出“军咨处”（相当于参谋本部），代以荫昌。事后，又把另一位军咨大臣毓朗换了，代以自己的好友徐世昌。
载涛仍旧掌握着新编的“禁卫军”。袁世凯命令他开赴湖北打革命党，载涛怕死，辞职，袁世凯派冯国璋继任“禁卫军总统”。湖北的军事改由段祺瑞一人负责。
对于禁卫军的官兵，袁世凯仍不放心，下令调该军出北京城，在城外驻扎，准备开拔。他另编一支“拱卫军”，驻在城内保护“宫城”，把宫城之内的寡妇孤儿（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溥仪）握在掌心。
对于革命军，他决定议价讲和，拜托英国公使朱尔典训令驻汉口领事，出面劝冯国璋与黎元洪停战三天。黎元洪接受，于是从十月十二日起开始停战。三天期满，双方同意继续停战。此后，不再有战事，直至袁世凯达到目的，被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之时。
载沣感到无趣，于十月十六日自动向隆裕太后缴出“监国摄政王”的印，“退归藩邸”当一个“空头”的醇亲王。
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议和代表到汉口英租界，找黎元洪的代表伍廷芳。这时候，伍廷芳在上海，替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办外交，不能分身来汉。唐绍仪于是又到上海，于十月二十二日与伍廷芳举行第一次会议，交换了“证书”。十一月初一，举行第二次会议。伍廷芳提出，必须清廷先承认变更国体为共和，双方才能“开议”。
十一月初六，孙中山由国外回抵上海。初八，唐绍仪发一个电报给袁世凯，请袁世凯代奏隆裕皇太后与宣统皇帝说：民军以改建共和为目的，“若我不承认，即不允再行会议”。东南各省民情也是一致主张共和，无可阻止。民军最近制成了飞艇两艘！况且“孙文来沪，絜带巨资，并偕同泰西水陆军官数十员，声势愈大”。列强政府也都答应孙中山，不再借款给清廷。如果和议不成，“战端再启，度支竭蹶堪虞，生民之涂炭愈甚，列强之分割必成，宗社之存亡莫卜”。
看唐绍仪的口气，他不像是清廷的代表，而像是民军的代表。他在电报中建议清廷“召集临时国会，以君主、民主付之公议”。
隆裕太后于是召集了一次御前会议。这御前会议议决了接受唐绍仪的建议，于十月初九下旨召集临时国会，命袁世凯及其阁员草拟选举临时国会议员的办法，袁世凯电告唐绍仪就如何选举一点征询伍廷芳的意见。
十一月初十，唐、伍二人举行第三次会议，双方同意把“临时国会”改称为“国民会议”。至于选举的办法，伍廷芳主张已响应革命各省不必另行选举，即以此时业已集会于南京的代表为国民会议代表，至于未响应革命各省与蒙古、西藏则不妨补行选举。唐绍仪表示，当电请袁世凯决定。
这一天，恰好也是在南京的代表们选出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一天。代表一共有三十四人，代表了十七省。（包括奉天、直隶、河南、山东。）
袁世凯接到唐绍仪的交涉报告，也接到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消息。
唐、伍二人于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继续举行两次会议，议决国民会议的代表每省代表三人，蒙古与西藏两区的代表也各为三人，每人一票。如出席代表不足三人，亦作三票计算。东三省、新疆、直隶、河南、山东由清廷电令各该省咨议局选派代表；蒙古、西藏的代表由清廷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分电召集”，其余各省代表则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召集。
此外，两人也签订了若干有关军事布置与赈灾问题的细节。
关于国民会议的地点与日期，伍廷芳主张地点在上海，日期为十一月二十日。唐绍仪“允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复电”。
袁世凯复电唐绍仪，责备他在十一与十二两日的会议中“越权”，不承认他与伍廷芳所签的若干项协定。
唐绍仪立刻电袁，辞去代表之职。袁世凯复电照准，并且打了个电报给伍廷芳，说以后要与伍廷芳直接电商。伍廷芳回他一电，电商不便，请他亲自来上海。
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是中华民国元年的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临时大总统之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正式成立。
孙中山于当选以后、就职以前，打了个电报给袁世凯，说：“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使）知亿兆之属望，而（以）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时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
袁世凯1月2日（十一月十四日）回电说：“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谬承奖诱，惭悚至不敢当，惟希鉴谅为幸。”
孙中山再给了他一电：“倘由君之力，不劳战争，达国民之志愿……推功让能，自是公论。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这时候，段祺瑞、冯国璋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于袁的指使之下，通电反对共和，主张对革命军“讨伐”。袁世凯告诉隆裕太后，说段等的主张很对，所苦的是军费没有着落。隆裕把宫里的“内帑”金元宝八万枚拿出来交给他。他把这些金元宝卖给外国银行，于是军费有了着落，对“南方”说话更有力量。他同时也把段等的通电，转打给伍廷芳。
唐绍仪虽则已经不是他名义上的代表，仍旧是他事实上的代表，继续与伍廷芳秘密会谈。所谈的已不是袁的总统地位问题，而是如何使清室自动叫溥仪逊位的问题。
因为，在表面上“南、北两方”已经停止谈判，国民会议无法召开。只有使清室叫溥仪自动逊位，才能打破僵局。
于是，双方研究“优待清室”的具体条款，达成协议以后用这些条款说动清室的王公与隆裕太后就范。
除了唐、伍二人在上海进行磋商以外，于武昌起义以后被清廷释放出来的汪兆铭，也在北京与袁世凯的“学部副大臣”杨度发生接触、作了好朋友，而且合组了一个所谓“国事匡济会”，不断交谈。
“优待条件”终于协议成功，共分八款。这是清室统治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最后收获，值得全文照录：
（一）清帝逊位之后，其尊号仍存不废，以待遇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二）清帝逊位之后，其岁用四百万元，由中华民国给付。
（三）清帝逊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照常留用。
（四）清帝逊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保护。
（五）清德宗陵寝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
（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得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七）清帝逊位之后，其原有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八）原有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此外，另有两个附件，优待清朝皇族与一般的满、蒙、回、藏四族的人（是以后在民国元年1月20日由孙中山加进去的）。他们的私产、爵位完全保存；他们的地位完全与汉人平等，同为中华民国国民，享有居住、信仰等等自由。八旗兵弁，于未筹定生计以前，照旧发饷。
袁世凯把这些优待条件说给奕劻听，奕劻被他说动。
次日，袁觐见隆裕太后，请示。隆裕太后不敢作主，便召集御前会议，征求王公大臣的意见。
御前会议从十一月二十九日开始一连开了六天，没有结果。出席的人多数反对逊位，反对最烈的，是军咨府军咨使良弼。良弼是所谓“宗社党”（君主立宪维持会）的领袖。
十二月初七，良弼遇刺而死。刺他的是革命志士彭家珍。
初八，段祺瑞等四十几名清军将校在袁世凯的指使之下发出第二封通电，内容与上次第一封的通电完全相反。上次，他们“誓死”“反对共和”；这一次，他们主张“应采共和政体，以安皇室而奠大局”。
初十，隆裕太后再开御前会议一次，袁世凯与奕劻均称病不肯出席。
十一日，隆裕太后召见奕劻与载沣，征询这两人的意见。两人均主张接受优待条件，叫溥仪逊位。
十四日，隆裕太后召见袁世凯，告诉他决定逊位，叫他继续与“民军”磋商优待条件。
十七日，伍廷芳把优待条件的最后修正文，电告袁世凯。不久以后，又把张謇所起草的逊位诏书原稿用电报打给他。
他在这原稿之上，添进了一个很长的句子：“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
他之所以如此，是准备清帝逊位以后，倘若“民军”不选他为临时大总统，他便根据诏书上的这一句话，自己在北京另组一个“临时共和政府”，与南京的临时政府对抗。
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华民国元年2月12日），清廷将袁世凯所篡改的逊位诏书颁布，于是统治了关内二百六十八年的清朝正式结束。
逊位诏书的全文如下：“钦奉隆裕皇太后懿旨：前因民军起事，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讨论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睽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道，士露于野，徒以国体一日不决，民生一日不安。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将领亦主张于后。予亦何忍以一姓之尊荣，拂亿兆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舆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近慰海内厌乱望治之心，远协古圣天下为公之义。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堵，海内又安，仍合汉、蒙、满、回、藏五族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少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