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在庚子年七月二十日进入北京，《辛丑和约》在辛丑年七月二十五日（1901年9月7日）签字。
在这一年之中，中国处于存亡绝续之交，而受苦最深的是北京、天津、保定及其邻近各县的同胞（北至张家口，东至山海关，东南至沧州，西南至正定）。其次是，东三省的同胞。
联军所屠杀的中国人，百倍千倍于拳众及清朝官吏与军队所杀死的洋人。联军所劫掠的财产，联军所焚烧的房屋，也多得不可胜数。
在联军之中，最残忍的一人便是所谓联军统帅、德国大将瓦德西。
瓦德西在庚子年七月二十五日离开柏林，于八月二十二日到达天津，闰八月二十日到达北京。这时候，联军早就在两个月以前解了各国使馆之围，战事在事实上等于已经结束。
然而，瓦德西藉口为克林德公使报仇，同时执行威廉第二的训示：“不让任何一个中国人此后敢于正眼向一个德国人看一看”，除了对保定、献县、正定、永清等地大逞威风以外，又单独以德国军队向四面八方施行了三十五次“惩罚”。
归根结底，克林德公使当初之被杀，诚然是清廷保护未周，然而出事的一刹那，最先“误触手枪发声”的却并非是中国士兵，而是克林德自己。并且，在中国士兵动手以前，“附近比国使馆卫兵以为中国军队来攻，齐出发枪”，中国士兵还击，才射死了克林德。这些话，说来是多余的。
关于赛金花如何结交了瓦德西，如何影响了瓦德西，以及瓦德西是否真受了赛金花的影响，让将来的历史学家去小心求证。赛金花由妓女而成为公使的如夫人，由公使的如夫人而自甘暴弃，再度为妓女、为老鸨，其人品毫无足取。值得我们牢记的是：在联军之中纪律最坏的正是德军与俄军。
打进北京的联军，原无一个德国兵在内。事后，德军陆续而来。各国也陆续增派了不少。到了1901年元旦之时，德军驻在北京与保定的有四十九个连，驻在天津的有十九个连，又有四个连分驻其他各地：总数在九千人与一万一千人之间。
法军的总数约有九千五百人左右。日军有四千人，其中半数以上驻在北京。意军可能有二千人。英军的总数是一万二千人，其中除炮兵及四百五十名水兵以外，均是印度人而不是英国人。美军的总数是一千八百七十六人。奥军的人数极少。
俄军最多，而大部分在东三省。
1901年元旦，俄军留在北京城内的仅有两个连；但是沿着铁路由北京到天津，由天津到山海关，各站均有俄军，总数是三十五个连左右。
山海关以东，入侵俄军的总数，却有十五万人之多。
俄军开始由海兰泡越界渡江进入黑龙江省，是在庚子年六月十八这一天（1900年7月14日）。
次日，六千多名在海兰泡居住的中国人民，被赶到黑龙江边。二十日，这六千多人被俄军用斧头砍杀，用上了刺刀的步枪追赶，大部分跳入江中淹死。
二十一日，俄军把“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民，集中在一起，用火活烧。
俄军占了黑河屯，攻下瑷珲城，向西南推进，在七月初四占了陡沟子，守将满人凤翔与汉人程德全节节抵抗抵抗不住，凤翔负伤呕血而死，程德全奉了黑龙江将军寿山之命，对俄军停战议和。俄军在七月底开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城）的城外。
八月初四，寿山自杀。初六，俄军入城，把城内衙署的银钱什物劫掠一空，清廷所派的署理黑龙江将军萨保，与俄军合作让俄军为所欲为。
俄军侵占吉林省与侵占黑龙江省约略同时，而开始稍后。入侵的路线，一路是由邻近朝鲜的珲春，指向宁古塔；另一路是由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之处的同江，乘船溯松花江而上，指向三姓与哈尔滨东南的阿勒喀楚，西南的拉林；另一路是由西北尖端满洲里，指向呼伦贝尔、齐齐哈尔，转而南向。
在整个吉林省，仅有宁古塔一城真正抵抗了俄军，守了四十几天才被攻破。那时候，吉林将军长顺早已奉了清廷之命“停战讲和”，让俄军进入吉林省会（吉林城），与收缴全省一切枪械及官府的现银。
六月初四初五两日，奉天的义和团捣毁了辽阳以北、铁岭以南很多处的教堂、车站、煤厂、洋房。
七月初十，拳众进攻营口租界失利，俄军乘机占了中国的海关。
闰八月初八，俄军占领沈阳。在占领沈阳以前，俄军先占了海城、牛庄、辽阳。
在这个期间，清军只有瑞禄、海禄两个统带（团长）对俄军在牛庄打了一次硬仗，打死俄军“七八百名”。无耻的奉天将军增祺于撤离沈阳以后，向清廷大言不惭地报告：“俄马步队先后入城，分抄各路，尚未惊动陵寝宫殿”。
于是，整个奉天省也入于俄军的掌握。俄军不费气力，把山海关以外的中国庞大领土完全偷占，对于北京一城便不再有多大兴趣。
闰八月初四，亦即俄军入占沈阳的前四天，俄国政府向参加八国联军的其他列强递了个照会，使得这些列强大吃一惊。
照会说：“解救各国使馆的任务已经完成。由于中国政府业已离开北京，俄国政府命令其驻华公使与随员撤至天津，进入北京的俄国军队亦撤至天津。”
这分明是一面向清廷讨好，一面对英、德、日、法等列强拆台。列强虽未必如有些人所说，有不再承认慈禧、光绪而另行拥立庆亲王奕劻为皇帝之意，但确有长期占着北京，以一致行动对慈禧、光绪索取相当代价的决心。俄国把俄使与俄军撤出北京，等于是告诉清廷：所谓“八国”，在主张上并不“一致”。
在列强之中，英、德两国最恨俄国施展如此手法。俄军在事实上并未完全撤出北京，仍旧留下了两个连。而俄国公使格尔思不撤往别处，偏偏撤往李鸿章即将来驻的天津。
李鸿章在英、德的眼中，自从《中俄密约》以后，已是十足的“亲俄份子”。因此，慈禧虽则早就在北京沦陷以前的七天（七月十三）发表了李鸿章为全权大臣负责议和，而英、德的反应始终极其冷淡。
李鸿章于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以后，丢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于戊戌年百日维新之时，丢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之职，所剩的只是大学士虚衔。政变以后，慈禧一度派他去山东查看水灾。次年冬天十一月，任命他署理两广总督，于五个月以后实授。
实授了一个月，慈禧对全世界宣战。又过了一个月，六月十二日，慈禧调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可谓官复原职。李鸿章到上海便停了下来，不急于北上就职。
再过一个月，七月十三日，慈禧派他当负责进行和议的全权大臣。李鸿章仍旧滞留上海，不肯立刻去北京找洋人的公使开谈判。
七天以后，北京沦陷，李鸿章更不想去。又过十天，慈禧从太原的行宫（巡抚衙门）再颁一道上谕给李鸿章：“着准便宜行事，将应办事宜迅速办理，朝廷不为遥制。”
李鸿章继续拖了七天，同时多方试探列强的意旨。挨到八月初七，他才打了一个电报给慈禧，要求（一）加派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荣禄、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全权（议和）大臣；（二）下诏罪己；（三）“剿办”（义和团）。
八月初九，他会同刘坤一、张之洞，奏请责成直隶总督（他自己）“剿办”义和团；处罚抵抗俄军的黑龙江将军寿山、吉林副都统晋昌。
慈禧见到李鸿章露出可以北上的意思十分兴奋，除了“如拟”加派奕劻、荣禄、刘坤一、张之洞等人为全权大臣以外，很恭维了李鸿章一顿：“该大学士此行，不特安危系之，抑且存亡系之，旋转乾坤，匪异人任，勉为其难，所厚望焉。”
李鸿章一面电令奉天吉林黑龙江的将军，对俄不许抵抗，一面于八月二十一搭招商局轮船北上，于俄军入占沈阳的一天到达天津。
李鸿章在天津住了十天，到闰八月初八（10月1日）才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时候，他已是虚岁七十八岁的老人了。俄军派了一队骑兵保护他，他也只和俄方的人员来往。
闰八月初十，他乘帆船去北京与他的老朋友总税务司赫德会面。赫德把清廷颁来的“全权大臣”关防转交给他。
另一位全权大臣庆亲王奕劻，原已于北京沦陷之时逃往怀来。其后清廷的留京办事大臣大学士昆冈，接到赫德的建议，奏请在旅途中的慈禧，叫庆亲王回京。庆亲王只得在八月初十（9月3日）回来。英、日两军派兵将他保护。三天以后，他分访各国驻华公使准备讲和，未得要领。公使们告诉他，关于具体的和平条件，他们尚在等候本国政府的训令。
庆亲王一向以贿赂公行著名，然而这时候俄国以外的洋人对他颇具好感。原因是，在拳众与甘军围攻使馆期间，他以总理衙门的“首席大臣”的资格（地位次于管理总理衙门的载漪，但实际上仍在负责处理公事），曾经一而再再而三地请准慈禧，向各国公使通函，表示愿意护送他们去天津。
李鸿章来到北京之时（闰八月初十），各国公使依然不曾接到本国政府有关具体和平条件的训令。
甚至连笼统的条件也仅有俄、德两国政府已作表示。俄国的条件是：只要能避开东三省的问题不谈，对清廷差不多可以“无条件讲和”。德国的是：惩办元凶（载漪刚毅等人）。
倒是法国人头脑细密，首先在闰八月十一（10月4日），亦即李鸿章到京的次日提出了六项原则：（一）惩办祸首；（二）禁止军器输华；（三）索取赔款；（四）使馆驻扎卫兵；（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天津、大沽之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
过了二十二天，奥、比、德、英、意、日、西、俄、美九国公使于先后接受了这六项原则以后，会同法国公使起草了一个共同照会，交给庆亲王与李鸿章。
在这个期间，为了对付俄国，英、德两国奏了一支插曲。英国首相兼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与德国驻英大使哈茨菲勒狄特，在10月16日（闰八月二十三日）签了一件《英德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一）在英、德两国势力所及的中国领土内，河川沿海各港无差别地自由开放给无论何国的臣民，从事贸易及其他各种正当的经济活动。（二）英、德两国相约不利用现时之纷扰，夺取中国领土，并相约维持“不变更中国领土”之政策。（三）若他国欲利用现时之纷扰获得中国领土，英、德两国……应协商应付。（四）两国将此次协定通知有关各国，并劝告接受此次协定所采之原则。
各国对英、德协定的反应，在大体上均是客气一番，避实就虚。意、奥两国根本是德国的朋友，因此意大利的答复是“毫不踌躇”，承认协定的原则。奥地利呢，“深愿接受”。美国说：“我国早已发起了门户开放的运动”。日本也是回答了一句“毫不踌躇”。答复得最狡猾的仍是俄国。
俄国的答复，特别指出英、德协定所谓河川沿海港口的自由开放，既只是对英、德二国势力所及的地区而言，“俄国政府自可承认”。
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这时候已从天津回到北京，参加公使团的会议。他在会议席上，总是一味唱“对华人不可敌视”，“中国现政府必须维持”的高调，藉以再度扮出“救命恩人”的面孔，掩盖他们在东三省的侵略。
瓦德西和德国的新任公使穆默的态度，与格尔思的态度却好成一个对比。瓦、穆二人坚持，必须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严厉报复。
瓦德西甚至宣称将派兵西进，占领慈禧所驻跸的太原。慈禧听到消息，于是又拖了光绪，在闰八月底离开太原向西安奔逃，于九月初四日到达。
公使团开出一个名单，要慈禧答应先将下列诸人处死：载漪、载勋、溥静、载濂、载滢、载澜、董福祥、刚毅、赵舒翘、英年。
在这些人之中，只有溥静、载濂、载滢三人尚待向读者介绍。溥静是怡亲王，康熙第十三子胤祥的后裔。载濂是载漪的哥哥：他与载漪、载澜均为惇亲王奕誴的儿子。奕誴是道光的第五子，死于光绪十五年。载滢呢，是恭亲王奕訡的儿子，而奕訡是道光的第六子，死于光绪二十四年。
慈禧对于惩凶的要求，在原则上接受，但是不愿意把这些人一概处死。
挨到十二月二十五日（1901年2月13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下谕旨：庄亲王载勋赐死，载漪、载澜发往新疆禁锢，英年、赵舒翘褫职论斩，董福祥褫职解任。
其余四人：载濂已于闰八月间削爵，溥静、载滢已于九月间交宗人府圈禁，刚毅已于偕逃西安之时中途病故。
公使团仍不满意。慈禧只得又在辛丑年正月，将英年、赵舒翘二人赐死，将病故的刚毅追判斩罪；将董福祥的“褫职解任”，改为褫职听勘。
于是侥幸从轻发落的仅有董福祥一人，原因是董福祥的军队（甘军）在西安，而且护驾西逃有功。
公使团于原提的名单以外，补了李秉衡、徐桐、启秀、徐承煜四个人的名字。李秉衡早已于战败之时在通州自杀，徐桐（是大学士）也已在北京沦陷之时上了吊。慈禧给他们两人补判了一个斩罪。
启秀和徐承煜在正月初八日受刑，身首异处。启秀是礼部尚书，徐承煜是徐桐的儿子，官居刑部左侍郎。
在各省官吏之中，首先（在正月初四）处斩的是山西巡抚毓贤。他把山西境内的洋人几乎杀光，其实也未尝不是“奉旨行事”。
此外（在三月间）被斩的有归绥道郑文钦、阳曲知县白昶、衢州都司周之德。先后被充军或革职的大小官吏，在一百人以上。
至于义和团活动期间被斩的袁昶、许景澄、徐用仪、立山、联元、张荫桓，均于庚子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开复原官”。
惩凶的问题解决了，次一问题是赔款的数目。德国的开价是七万万两，而当时清廷的每年收入仅有一万万两，支出倒有一万万一千万两，无款可赔。俄、美两国建议把这个问题交由荷兰海牙城的国际法庭解决，被其他的列强反对。
列强互相争论到辛丑三月，决定了以四万万五千万两为基数，从该年7月1日起计息，年利百分之四。清廷想减少一点，公使团不准。
这四万万五千万两，按照下表分配给十三个“国家”：
在这十三国之中，有五国并未参加八国联军，而一体分肥。
这五国是：比、荷、西、葡、“瑞典挪威”。
在五国之中，比、荷、西、瑞等国均多多少少说得出若干“公私损失”，而葡萄牙可谓毫未波及。然而，（一）葡萄牙是近代帝国主义的老前辈，（二）慈禧本已对一切的“远人”宣战，葡萄牙自然也可以被包括在“远人”之内。于是，葡萄牙虽然并未发动一兵一卒来应战，也成了“战胜国”之一。
（“瑞典挪威”这时候是一个国家，到了1905年以后才分成两个。）
所谓杂项，实际上是为了凑成四万万五千万两整数而生出来的一个尾数。下落如何，只有当时经手的人才能说得清楚。
意大利比起葡萄牙来，更为幸运。葡萄牙虽则不劳而获弄到了九万二千多两。意大利所派出的兵数不多，却分得了二千六百六十一万七千零五两，合意币九千三百万里拉以上。
赔款虽则以中国的库平银两为单位，在支付之时却必须按照各该国的国币市价折算。以后每年分期支付之时，又必须按照每一年外币的市价折合银两。
《辛丑和约》签定之时，外币的折合率是每两等于：
其后银价每况愈下，中国所受的损失极大。
《辛丑和约》规定，赔款分三十九年还清。每年除付“本”之外，加付“余债”利息百分之四。预计付到1940年时，全部本利共为九万万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
《辛丑和约》的两大问题惩凶与赔款，既已获得具体解决，其他枝节也就费不了多少折冲。
到了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便会同十一国驻华公使在条约上签字。这十一国是德、奥、比、西、美、法、英、意、日、荷、俄。
和约的本文共有十二款，所根据的是上一年（庚子年）闰八月十一法国所提出的“议和原则”六条，与十一月初三公使团交给奕、李二人的“和议大纲十二条”。和议大纲是在十一月十七被慈禧完全接受的。
《辛丑和约》的第二款与第六款，分别规定了惩凶与赔款的具体办法。
第一款与第三款规定：中国应派遣地位相当的大臣，分赴德、日两国为克林德与杉山彬二人被杀的事道歉。而且，要为克林德立碑于“遇害”之处。（这一座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了之时被中国北洋政府拆毁，换立了一座“公理战胜”的牌坊。）
第四款规定，凡是“诸国被污凟及挖掘各坟茔之处，也一律立碑。其地点于附件之中，列表说明”。
第五款规定，禁止军火及制造军火之机器与材料输华，为期两年。
第七款规定，在北京划出一个“使馆界”，由使馆自行管理、自行设防；界内不许中国人民居住。（除了东交民巷以外，肃王府等处也划入这使馆界。使馆界的地图，作为《辛丑和约》的附件之一。）
从此，清朝中央政府，处于使馆界炮火威胁之下。民国成立时，孙中山之所以反对在北京建都，这是原因之一。
第八款与第九款规定，将“大沽及有碍京师至海（的）通道之各炮台一律削平”；准许各国驻兵于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
这么一来，不仅洋兵可以由洋船运来，在大沽或塘沽或秦皇岛登陆直至北京，横行无阻，而且从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也完全被控制于列强的铁骑之下。
第十款规定：在全国各府、厅、州、县，张贴禁止人民仇教、仇洋的各次上谕，包括禁止“结会”的上谕，停止某些地区文武考试的上谕，严办不尽力弹压的官吏的上谕，等等。张贴上谕的期间：两年。
第十一款规定：直隶白河水道与江苏黄浦江水道必须整修。整修白河的经费由中国负担，整修黄浦江的经费，由中国出一半、列强出一半。
第十二款规定：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此后应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各国公使觐见中国君主的礼节，也必须“变通”。至于如何变通，则在附件之中说明。
这《辛丑和约》，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屈辱文件。然而，倘若列强不互相勾心斗角而始终沆瀣一气，其内容之毒辣更甚于此，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了。当时慈禧已无丝毫的抵抗能力，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也都不是敢于和列强继续作战的人，列强本已可以要什么便有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