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强习惯于“嚣张”,在义和团事变期间犯了很多错误。他们于拳众尚未入京之时,向慈禧表示,根据条约上的权利,准备派兵到东交民巷来保护使馆。慈禧在五月初四日答应他们:每一个使馆可以派来“三十名”洋兵保护。当天晚上,英、俄、法、美、意、日六国的洋兵便从天津来到北京,其中除了日本一国以外,其他五国均派了超过三十名的洋兵。这是激怒慈禧的第一件事。(日本二十四名,英国七十九名,俄国七十九名,法国七十五名,美国五十三名,意大利三十九名。其后,在五月初七日,续到了德国洋兵五十一名,奥匈帝国三十二名,加上先后与洋兵同来的十九名各国军官,总数是四百五十一名。)

在这四百五十一名官与兵之中,有四十三名被分派到“西什库”,保护“北堂”(利玛窦所建的天主堂)。剩下的四百零八名,成为防守使馆的全部兵力。在军器方面,除了四枝机关枪以外,全是步枪。(英、美、奥、意四国使馆各有机关枪一枝。)俄国使馆虽有若干炮弹,炮却留在天津,不曾带来。

五月十三(6月9日),英国使馆的“翻译生”在北京彰仪门外的西人跑马场与义和团团员发生冲突,开枪打死了一个团员。

当天晚上八点半钟,英国公使窦纳乐发了一个电报给驻在天津的英国海军司令西摩尔上将,说:“情势极端严重,请立刻派兵增援,迟恐无及。”

西摩尔接到电报以后,在次日上午九点半钟便带了军队由天津北上。清朝天津当局于西摩尔的坚持之下,准他与他的军队搭乘火车。

第二天早晨,他到达杨村,已有其他几个列强的军队陆续由天津赶来。于是,西摩尔的兵力,有了二千零六十六人之多。

这二千零六十六人,便是国外历史书上的所谓“救援纵队”。各国的官兵人数如下:

这是列强激怒慈禧的第二件事。

慈禧在这一天(五月十四日),索性委派仇洋的端郡王载漪为“管理各国事务总理衙门”的大臣。

次日,五月十五日,拳众进入北京。又次日,五月十六日,西摩尔的洋兵才到达廊坊(由于杨村以北的铁路被拳众毁坏,因此西摩尔的军队决定边走边修军行缓慢)。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谓“救援纵队”,并非于东交民巷业已被围攻以后才由天津出发。反之,东交民巷奥国使馆之开始被拳众进攻,是在救援纵队既已由天津出发以后的第三天,即五月十七日(6月13日)。各国使馆之一律被中国官军正式围攻之时更在其后,是五月二十四日午后。

救援纵队于五月十三日晚间从天津出发,五月十四日到达杨村。在杨村的聂士成部队四千人,不但不曾加以拦阻,而且和纵队的军官“礼貌”了一番。

五月十五日午后,纵队到达廊坊,与拳众发生接触,打死了很多拳众。拳众继续抵抗,打到五月二十(6月16日),纵队毫无进展,西摩尔于是下令向天津撤回。

十天以后,纵队返抵天津租界。他们在这十天之中且战且退,遭遇到中国正规军董福祥部(甘军)的追击损失惨重。最后,还是租界方面出来一批援军(多数是俄国兵,约有一千多人),才把纵队接应回去。总计,在二千零六十六名官与兵之中,死了六十二人,伤了二百三十八人。

天津租界的洋兵,于西摩尔出发之日,剩下有七百人左右。但是,在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从旅顺来了俄国兵一千七百名,加起来总数是二千四百名。

大沽炮台被占以后,各国的援兵登陆,来到天津的有七千多人,连同天津已有的洋兵,实力增加到一万二千人。

此后,展开了天津的争夺战。中国的军队与拳众进攻租界,攻不下。进攻天津城,于八月初八日(7月14日)攻下。(聂士成于八月初五日在八里台阵亡。)

洋兵在天津及其周围地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无所不至,比起拳众来不可同日而语。拳众诚然也杀人放火,却很少犯过奸淫掳掠。

洋兵的次一任务,同时也是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迅速攻入北京,救出被围困的各国公使。

然而他们并不着急。原因是有鉴于西摩尔的救援纵队在廊坊吃了亏,有鉴于他们自己在攻打天津之时,又遭遇到聂士成、宋庆、马玉昆等人的坚强抵抗。他们纷纷向其本国政府请求增援,准备等待大批援兵到达以后,再向北京进发。而等待期间,他们又正好继续抢掠天津人民的财物,奸淫天津的妇女。

等候到七月初九日(8月3日),援军来了两万多,加上已有的洋兵,总数在三万四千左右。他们这才决定分出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于次日进兵。

这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洋兵的国籍如下:

传说,德国派出的援军最多,但此时尚未到达天津。传说,德军已有二百名参加,而奥、意两军各有一百名,不是五十八名与五十三名。

庚子年七月初十日(1900年8月4日),一万八千八百一十一名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

十一日午前二时,他们占领北仓。

十二日午后,他们攻进杨村。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裕禄中了炮弹,伤重而死。中国军队退守蔡村。

十四日,蔡村失陷,中国军队退守河西务。这一天,清廷新委的“帮办”直隶军务李秉衡,率领若干正规军、各省勤王军与三千拳众进驻河西务。

十五日,联军攻占河西务,李秉衡退守通州。

十八日,李秉衡在通州自杀。联军占领通州,准备在二十一日(8月17日)进攻北京。

十九日晚间,俄军单独行动,提前进攻北京的东便门(内城极东的北门)。日军不甘落后,也在二十日的黎明进攻北京的朝阳门(内城正东的城门)。

二十日晚间,日军用地雷炸开朝阳门与东直门(内城东边偏北的一门),由这两个城门进入城内,占领内城的北半部,又于次日午前一时占领皇城。

俄军攻不下东便门,美军助攻,一齐爬了城墙进来。英军由水沟钻入,却最先于二十日(8月14日)午后三点钟到达东交民巷,“解了各国使馆之围”。

守城的董福祥甘军由彰仪门逃走,荣禄的武卫中军、武卫右军,端郡王载漪的神机营,载澜的新创不久的虎神营,以及所谓“八旗练军”,一共只剩下两千多名,陪伴着慈禧、光绪、溥㑺于二十一日的清晨向张家口方向奔逃。(义和团呢,早已溃得无影无踪。)

此后,联军陆续进入北京,把北京划成几个区域。朝阳门以北的半个内城,归日军占领。朝阳门以南,以正阳门的子午线为界,东边交给俄、法二军,西边交给英、美二军。其后,德、意两军也分得防区,奥军似乎不曾分到。

德军的统帅瓦德西,到了二十七日(9月20日)才到达大沽。在他率领之下的德军,共有二万二千五百名左右。这时候,由于德皇威廉第二的保荐、俄皇尼古拉斯第二的同意,其他各国政府不反对,瓦德西已经是联军的统帅。

各国政府之所以不反对瓦德西当统帅,是因为德国驻华公使克林德已于五月二十四日(6月20日)上午九点十分左右在走向总理衙门的途中,被甘军杀死。

那一天,正是慈禧对“远人”宣战的前一天,也就是“列强”夺占大沽炮台以后的第三天。

瓦德西到达大沽以后,进入北京执行统帅任务。他派遣洋兵,到处搜杀义和团与曾经同情义和团或被认为曾经同情义和团的中国老百姓。他甚至“施行惩罚任务”,南至保定、北至宣化府(张家口)。在保定,不仅来了瓦德西所派的兵,而且先期来了法军单独行动的兵。直隶布政使廷雍被法军带回天津枪毙。

一般说来,联军的暴行只有“可耻”二字可以形容。

慈禧不该宠信奸佞,残害忠良;更不该对全世界宣战,与下旨进攻各国使馆;尤其不该通饬各省督抚,“尽杀”境内所有的洋人。

在戊戌政变以后,她所最宠信的是载漪、载澜兄弟与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这几人均是反对维新最力的顽固分子,同时也是长于造谣、进谗、挑拨、逢迎的小人。他们有一个极大的阴谋:利用拳众制造京城与宫内的混乱,甚至对外的战争,以结果光绪的性命,拥立溥㑺,让载漪以“皇帝本生父”的地位,窃夺慈禧所掌握着的政权。

他们以小忠小信取得慈禧的欢心。慈禧于是令载漪管理总理衙门,又准许载澜设一个虎神营,号称以对付洋鬼子为目的,实际上是供他胡作非为。(“虎神”的意思是虎吃羊〔洋〕,神制鬼。)刚毅与赵舒翘均被升兼军机大臣。

慈禧而且以庄亲王载勋出任步军统领,与刚毅共同统率义和团,由载澜以右翼总兵的资格与左翼总兵英年“会同办理”。

清朝的天下便坏在这几人的手上。太常卿袁昶在御前会议中慷慨陈词,说拳众即使有邪术,亦不可用,因此得罪了载漪、刚毅等人。吏部侍郎许景澄请光绪“乾纲独断”,更遭了慈禧的疑忌。他们两人于七月初三被捕,七月初四被杀。

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不赞成对“远人”宣战。因此,这三人也死于非命(于七月十六被捕,七月十七被杀)。

因维新罪名而远戍伊犁的张荫桓,是当时中国极少数的外交人才之一,忽被载漪等人忆起,下了一个矫诏,诬指他通俄,令新疆巡抚饶应祺将他处斩。

慈禧的国际知识,赶不上今天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载漪、刚毅等人的常识,赶不上今天幼儿园的儿童。中外古今,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君主,对全世界一切国家宣战;也不曾有过任何一个别的政府,相信杀了外国的代表与传教士,便足以慑服外国国内的全体君臣人民。但在盛宣怀的策动之下,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都决定了不从“尽杀洋人”的乱命。

因此,东交民巷仅死了洋兵七十六人、伤了一百七十九人,北堂死了洋兵十一人、伤了十二人,全国各地被杀的外国传教士也仅有二百三十一名左右。否则,《辛丑和约》的严酷更难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