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答谢俄、法、德三国的干涉还辽，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与俄国合作防日，清廷派遣李鸿章以“钦差大臣”（特命全权大使）的身份去莫斯科，参加俄皇尼古拉斯二世的加冕典礼，顺道访问德、法、英、美。
他在光绪二十二年正月二十（1896年3月3日）由北京出发，到上海搭乘法国邮船，到埃及的塞依德港，遇见俄国派来的迎迓专使“吴王”（吴克托姆斯基亲王），吴王请李鸿章转乘预备好了的俄国船直航黑海，于4月27日在敖得萨港（Odessa）登陆，然后转乘火车，到圣彼得堡。
俄国对李鸿章及其随员李经方等人的招待十分周到。行馆设在一位对华贸易巨商帕夫洛夫家里。
这时候，离开加冕典礼还有若干天。俄皇仍在圣彼得堡京城中居住，尚未去古都莫斯科。李鸿章在5月4日呈递国书，当天下午又被秘密召见一次。俄皇亲自向他提出，在中国东北造一条横贯铁路的要求。
事前事后，外相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罗拔）与财相菲泰（微德）向李鸿章花言巧语，说：这一次中、日之战，俄国本已出兵帮忙，由于缺乏铁路，所以军队开到吉林附近之时，中、日之战已经结束。下次，俄国必定出力。因此，必须有一条横贯铁路，连接尼布楚与海参崴，免得绕一个大圈子沿着黑龙江北岸与乌苏里江东岸走。
当时，西伯利亚大铁路还不曾筑好（预定1898年到达海参崴）。
李鸿章说，这条横贯铁路中国自己可以筑。罗、菲二人说中国没有钱也没有专家，恐怕十年也造不成功。如果交给俄国筑，三年就可以了。
其实，俄国也没有钱，要向法国借，俄国也没有专家，要向法国雇。李鸿章哪里会知道呢？
俄国而且不惜巨资，划出三百万金卢布（一百五十万美金）贿赂李鸿章或其随员，菲泰在《回忆录》中言之凿凿。吴相湘教授在《俄帝侵略中国史》中引述俄国历史学家罗曼诺夫的研究，指出这三百万金卢布被称为“李鸿章基金”，前后动用五次，受款的中国人一共获得一百七十万零九百四十七卢布又九十一戈贝（分）。黄大受教授在《中国近代史》中说：“当九月八日筑路合同签字后……吴克托木斯基为秘密起见，决定亲往上海交款，而要求微德（菲泰）从国家银行中付款一百万。”
李鸿章出使之时已届七十四岁高龄，心中所恨恨的是日本给他的打击。他一意联俄制日，似乎不是为了贪求贿赂而与俄国订立密约，而俄国当局也不至于以贿赂对他唐突。
李经方呢，那就难说。然而，谁能保证所谓贿赂中国人之款不是经手的俄国人大中其饱？连俄皇自己也动用了“李鸿章基金”呢！
《中俄密约》于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1896年5月22日）在莫斯科签订，签字的人是罗班诺夫·劳斯妥夫斯基、菲泰与李鸿章。
密约共有六款。第六款规定有效期限为十五年（到辛亥年为止，期满可以续订），第一款规定共同的敌人为日本，如日本侵占俄国亚洲东南土地，或中国土地，或朝鲜土地，则中、俄两国共同出兵抵御，互相援助亦互相接济军火、粮食。第三款说明两国如既经开始对日作战，两国之中任何一国不得对日单独议和。
根据第一款，这密约是防卫性的军事同盟，而不是所谓“攻守同盟”。要在日本先动手以后，双方才能共同出兵、互相援助。
这密约的另一特点，是把朝鲜包括在内。可见李鸿章余恨犹在，中国势力虽被日本从朝鲜逐出，他不甘心被日本吞并朝鲜领土。俄国呢，颇不放心日本，不愿日本爬上东亚大陆，威胁海参崴以及沿海洲与阿穆尔省（黑龙江北岸之省）。
密约的第四款，最为重要。“今俄国为将来进兵御敌，并接运军火、粮食以期妥速起见，中国国家允于中国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以达海参崴。惟此项接造铁路之事，不得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亦不得有碍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其事可由中国交华俄银行承办经理。至合同条款，由中国驻俄使臣与银行就近商订。”
事实上，俄国之所以要造这条铁路（中东铁路），正是为了要“藉端侵占中国土地”与偷取“大清国大皇帝应有权利（主权）”。李鸿章老人家上了一个老当。试问，引狼入室以后能有什么方法叫狼尊重一张废纸？弱者不自量力，而企图与强者作朋友，其吃亏往往如此。
第五款规定，这一条铁路在战时固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在平时也可以运兵，运军火、粮食，所不同的是：在平时“除因转运暂停外，不得借他故停留”而已。然而将来人家真个藉故停留了，中国又有什么力量加以阻止？
密约的第三款，也伏下祸根。“当开战时，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船驶入。如有所需，地方官应尽力帮助。”其后俄国兵船于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时驶入旅顺、大连湾过冬，声称“为了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不仅于约无据，而且与德国暗中勾结，唱了双簧。李鸿章问俄国代办公使：“旅大何时撤兵？”俄国代办反问李鸿章：“胶州湾如何办法？”弄得李鸿章哭笑不得。
与《中俄密约》联结在一起的，又有所谓“华俄道胜银行合同”及“中东铁路合同”。这两项合同的文字十分巧妙，可谓古今骗术的绝唱，把中国英名盖世、出将入相的李鸿章玩弄得像一个“土老儿”，同时也把偌大一片的中国东北偷得几乎干干净净。俄国人之狡狯，真够叫人不寒而栗，然而我们中国人（本不算笨）却一再甘心上他们的圈套。
“华俄道胜银行合同”是在光绪二十二年七月二十五日（1896年9月2日）由中国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许景澄出面，与该银行订立的。
合同的文字很简单，只有五条。大意是中国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伙。银行每年于赢利项下，按股发给中国政府股份以利息，但利息以六厘（年利百分之六）为限，并且扣下十分之一作为公积金，以备银行赔本之时按股赔贴。
中国政府无权参加银行的管理。银行对中国政府的唯一责任，只是把每月与每年的总账，交给派驻中东铁路公司的所谓“总办”查核而已。总账不附细账，更不附单据，只是官样文章。
合同中，并未说明银行的资本共有多少、分作几股，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该有多少股权。
俄国人又在这合同签订以后，制造了一本“华俄道胜银行条例”，详细得很。规定这银行有权“领收中国国内之诸税，经营与地方及国库有关之事业，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代还中国政府募集公债之利息，布设中国国内之铁道、电线”。前几项，把这银行变成了中国的国家银行，但管理权属于俄国。最后一项，则笼而统之说它有筑铁路、设电线的权力。铁路从哪里到哪里，以多少长度为限，一概不说。关于电线，也是如此。
落后、专制而民穷财尽的俄国，无非用中国的钱侵略中国，再骗一些法国傻子上钩。华俄道胜银行除了中国的五百万两银子以外，资本总额仅有一千一百二十五万金卢布，其中极大部分是法国的四家大银行与若干有钱的老百姓所出。
按理，中国政府出了五百万两银子，应有至少三分之一以上的股权。当时的银价虽已逐渐在跌，还不曾跌到每库平两一个金卢布以下。
这华俄道胜银行于成立以后，并未怎样“铸造”中国政府许可之货币，却大量“印发”其钞票，吸收中国老百姓的现金。其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俄国革命期间，这华俄道胜银行的“纸卢布”膨胀得不可收拾，害苦了成千成万的中国人。
在“华俄道胜银行合同”签字以后的第七天，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初二（1896年9月8日）中国政府由许景澄出面，与华俄道胜银行订立了所谓《中东铁路合同》。
这合同共分十二款，把不重要的事项规定得十分清楚明白，重要的事项含糊其辞，而最重要的事项一字不说，改放在另一文件，即所谓《中东铁路条例》之中。
什么是不重要的事项呢？这公司应该有一个图章，图章上刻“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八个大字，“由中国政府刊发”；铁路画线的时候，要尽量绕过老百姓的坟墓；外国旅客搭乘这一条铁路上的火车，必须持有“中国护照”（中国使领馆所给予的签证）；中国政府的公文函件，托由该公司代送，一概免收运费、邮费。
什么是重要的事项呢？该公司设总办一人，由中国政府委派。这总办实际是既不总，亦不办。他的“专责”是：“随时查察该银行暨铁路公司于中国政府所要办之事，是否悉力奉行”。大概是查察公文函件有没有免收运费、邮费而已。
铁路的真正负责人是谁委派？一字不提。合同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该公司章程，应照俄国铁路公司成规，一律办理。”这“一律”二字，把“中国东省铁路公司”变成了第二个“俄国铁路公司”。
既然是俄国国有的铁路，则轨道之宽狭，自然也应该与俄国的其他铁路“一律”。清廷在事前白白坚持：这中东铁路既在中国境内，应与中国的其他铁路一致。俄方以“中俄密约”作废来恐吓，清廷终于让步。于是合同上便有这么一句话：“至铁轨之宽窄，应与俄国铁轨一律，即俄尺五幅地（foot）约合中国四尺二寸半”。（中国铁轨的宽度是中尺四尺八寸五分。）
也只有如此，这中东铁路才可以和俄国的西伯利亚铁路连在一起，专供俄国运兵、运粮食军火，而间接使中国的宽底火车无法“假道”。
为了敷设轨道而需要的土地，本应明白规定其限度，然而合同之中不说。合同只是说，所需的土地如系官地，应由中国政府给予不纳地价；如系民地，则由公司或买或租。
最可恨的是俄国人阴巧巧地放进了“防护铁路”四字于“所必需之地”五字以前。又加上“经理”两字！因此，第六款的开头一句文字成为：“凡该公司建造、经理、防护铁路，所必需之地……”。其后，铁路沿线两旁若干英里宽的一长条，都成了中东铁路公司的地产。不仅是公司的地产，而简直是俄国的领土。
俄国在这横贯吉、黑两省，九百五十英里长，数十英里宽的地带，设置铁路警察（实际上是军队），大量移进俄国人民，成立属于俄国的地方政府，施行俄国法律。
中国的东北，被这“长带形”的俄国的偷来领土，切成南北两片。
两年以后中、俄续订合约，让俄国再造一条纵贯铁路，又把南边的一片，切为东西两片。
铁路合同中埋伏了有关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字眼，而许景澄被瞒过。合同华文本第五款中写着：“所有铁路地段命盗词讼等事，由地方官照约办理。”看来这地方官该是中国自己的地方官，而所谓“照约办理”，应是依照以前订的《中俄天津条约》之中有关领事裁判权的条款而已，然而不是。合同的俄文本说：“皆交依据合同所成立之地方政府处理之。”
俄国得设置铁路警察一节，在合同之中没有，却放在《中东铁路条例》之中。条例是由俄方片面颁布的，但清朝政府糊里糊涂地不曾表示反对。条例的第八条说：“为保护铁路及‘附属地’之秩序，公司委任警察办理。因此，公司得制定铁路警察规则。”（注意，“附属地”三个字又被俄国以走私方式放入条例之中，得寸进尺，此之谓矣。）
合同之中，关于要“开采”的东西，只提到“沙土、石块、石灰”。条例呢，“公司经中国政府之允许，得采掘与铁路有关或无关之煤矿，且同时得经营别项矿业及商工业。”采少量的煤情有可原，因为当时火车头需要烧煤，可谓“与铁路有关”。进一步，与铁路“无关”的煤也要开采；再进一步，所有的矿，都要开采。最后，任何一项商业工业，皆想尝试。
和这些特权比较起来，合同所规定的减收俄国货进口税三分之一，真是微乎其微了。值百抽五，减去三分之一，然而聪明的俄国人，连这百分之三点三的进口税，也不肯缴纳。方法是在“条例”中规定，铁路沿线各车站一概免税。（合同之中，原说中国得在铁路线的两端设关抽税，于是这两端的关也变成有名无实。）
为了造铁路而必须运入中国的器材，当然堂而皇之大模大样地搬进来，进口税分文不缴。
铁路的全部收入，如运货、搭客、开矿、兼营工商业，一概于中国政府无干，不仅绝不“分肥”而也不纳任何税捐。
中国政府所能希望获得的，只有两项收入。第一、铁路开始建筑之时，一次由公司缴付中国五百万元。第二、三十六年以后，中国可以依照公司当时资产实值，备款购买这铁路全部，或于八十年以后无偿接收。
结果，所谓五百万元，公司抵死赖账，对中国分文不付。而所谓备款购买，在事实上被日本以“满洲国”的名义出钱买了去。所谓八十年期满无偿接收，也成了空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