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一朝的政府，处在内忧外患之中。内忧是太平军、捻、会、教，等等。外患是英国人占广州，英法联军占京城，俄国人占伊犁，抢阿穆尔（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勒索沿海洲（乌苏里江以东）。
先说英国怎样强占广州。广州的老百姓，在鸦片战争前后对英国人无好感。自从道光二十二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广州为通商的五口之一，外国人在其他四口都能进城居住、贸易；在广州却由于老百姓的抵抗，进不了城，只能在城外的商馆旧址居住、贸易。
咸丰二年，徐广缙调任两湖，广东巡抚叶名琛升为两广总督，兼为主办夷务的“钦差大臣”。咸丰四年，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包令爵士，忽然邀约美国的“专使”麦克赖因与法国的代表布儿布隆，写信给叶名琛，要求见面会谈“修改条约”。
他们毫无理由，却说得振振有辞。中、英之间的《南京条约》标得明明白白是“万年和约”，并未规定在若干年之内有效，或若干年之后修改。中、美之间的《望厦条约》，与中、法之间的《黄埔条约》，虽则有“十二年以后修订”的条款，但均未到期（要再等两年）。
包令曲解中、英之间《虎门条约》（商约）的“最惠国条款”，说：既然美、法两国可以在十二年到期之时修改条约，那末，英国也应该有权要求在《南京条约》满了十二年之时修改。（恰好，此时咸丰四年距《南京条约》签订之时已有十二年。）
美、法两国的说法更妙：英国既能在此时要求修改《南京条约》，我们两国根据最惠国条款，也有权在此时（亦即条约尚未满期之时）分别修改《望厦条约》与《黄埔条约》。
叶名琛回答：见面会谈一时无暇，本人权力有限只能对条约作小更动，而现有条约亦无必须大作更动之处。
包令、麦克赖因、布儿布隆三人，在阳历9月间去上海，想和两江总督怡良谈判。结果，他们与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会了面。吉尔杭阿对他们很客气，但根本没有权力和他们谈判。他们表示，准备进一步北上，找中央政府的负责人交涉。吉尔杭阿劝他们不必如此。
他们不接受吉尔杭阿的劝告，决定北上，而且要乘坐兵船去，以便于必要时“示威”。然而，英美两使各有一只兵船，法使却没有兵船。于是，法使为了身份上的顾虑，改派一位职员克来思考夫斯基子爵，跟随英、美两使前往。
英、美两使与克来思考夫斯基子爵到了大沽口，等候了几天，见不到直隶总督桂良，只见到长芦盐道文谦与长芦盐政使崇纶。这两人（虽则是咸丰所派）也并无权力谈判，只能听取英、美两使及克来思考夫斯基的“意见”。于是，他们三人提出了十八项要求。文谦与崇纶当然无法答应。
这十八项要求，内容复杂，牵涉极广。其中主要的部分可以归纳为下列各点：（一）在华北沿海与长江沿岸增加通商港口；（二）让洋人可以自由到内地各城市游历、做生意、传教；（三）鸦片贸易合法化；（四）废除厘金；（五）规定华工出国办法；（六）让外国公使居住北京；（七）让外国使领人员可以直接与总督见面；（八）解释条约文字以外国文的一份为根据，不以汉文的一份为根据。
这十八项要求，在外国人看来并无不合理之处。但在当时一般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看来，都是无理取闹、心存叵测。
（一）外国人以为通商不仅有利于外国，亦有利于中国；既然五口已经通商，而且成绩不坏（广州虽则有不许英国人入城之事，但贸易仍照常进行），大可以扩而充之，在华北沿海与长江沿岸也开辟几个通商的商埠。中国人却认为，五口通商是在炮火威胁之下不得已而订的城下之盟，倘若华北与长江沿岸也开放，洋人的势力益加深入，国将不国。
（二）外国人以为中国的内地很神秘，一定有值得一看的奇风异俗与搜罗不尽的宝藏，渴欲先睹、先取。中国人认为，洋人闯进大门，还要深入堂奥，甚至吸收我们的人民为教徒，显然是意存侵略，欲亡我之国、灭我之种。
（三）外国人以为，鸦片反正每年走私进口极多，与其掩耳盗铃，不如索性准许进口，合法化。中国政府可以藉此增加关税收入，外国的领事官与商人可以免掉不少麻烦。中国人认为，这真是洋人不打自招，老是在鸦片上打主意，赚我们的钱，要我们的命。
（四）外国人以为，厘金是最不合理的一种赋税。过一个卡子，好比过了一个国；中国境内有无数的卡子，等于一次关税之后又有若干次关税。外国货品因此就无法在穷乡僻壤与中国的土货竞争。中国认为，厘金之设，原为筹募对付太平军的军费与弥补正常税收之不足，是不得已的措施，也是纯粹的内政。
（五）华工准不准出国，也是中国的内政。外国人以为，与其空文禁止，不如明白放行之反而可以防止若干流弊。中国人认为，洋人把华工连骗带拐地弄出去当“猪仔”，为什么还要强迫中国政府来作帮凶。
（六）各国互派公使大使驻在京城，当时已是欧美的通例。外国人以为，清廷硬要外国公使、专使（除了俄国的以外）与两广总督办交涉，不许到北京去，是故意不想解决中国与外国之间的若干问题。中国人，尤其是咸丰皇帝自己，认为这是洋人最无聊的一种要求。有问题为什么不能找两广总督交涉？而一定要住到天朝的京城来，又不肯向皇帝磕头？分明是“骄妄倨傲”，可恨已极。
（七）（八）两项，本不是什么严重的项目。其所以变成严重，是叶名琛始终不肯赏见英、美二使与法国代表。而所谓条文解释，大概是由于《南京条约》中文本上的“万年”二字引起了洋人的不满。
文谦与崇纶告诉英使，《望厦条约》的修约条款，非英国人所能援例，所谓最惠国待遇并不是一遇别国的条约满期，英国的条约也可以视作满期。
文谦与崇纶告诉美使，修改《望厦条约》是可以的，但只能作小更动。倘欲作小更动，不妨去广州，找叶名琛交涉。
这时候，英、美二使仅各有兵船一艘，无法翻脸。英、法两国这时候（1854年10月）已经在对俄国进行克里米亚战争，分不出力量打中国；美国呢，总统非经国会同意，不能对任何外国用兵。
包令、麦克赖因、克来思考夫斯基，于是离开大沽，怏怏南下，都回了香港。
次年，咸丰五年，美国改派一位伯驾当专使；法国发表了一位柯尔息子爵当“代办”。英国的香港总督兼对华全权公使、商务监督，仍是包令。
伯驾是富于理想及幻想的人。他当过石匠、外科医生、牧师、外交家，有六任“公使馆代办”的资历。
他单独由香港去上海，准备由上海北上，向清廷提出四项要求：（一）英、美、法三使居住北京，中国也派遣使臣分驻伦敦、华盛顿、巴黎。（二）英、美、法三国商人可以在中国全境任何一处贸易。（三）全中国臣民应有宗教信仰自由（容许英、美、法教士在中国全境传教）。（四）改革中国各级法庭。
中国官吏把伯驾留在上海谈了又谈谈到冬天，大沽口已经结冰，伯驾无法实现去北京觐见皇帝的愿望，废然而返，回到香港。
咸丰六年，发生了两件后果重大的小事。一件是在正月十九日（2月24日），广西西林县的知事逮捕法国传教士马赖神父；次日，打他的屁股；二十二日叫他跪铁链，二十三日，叫他站囚笼，站到二十四日斩首。
另一件事是：九月初十日（10月8日），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船“亚罗”号（TheArrow），停泊在广州的黄埔，被中国兵于检查之时拔下英国国旗，捕去十二名水手。
法国的代办柯尔息子爵，一时未接到有关马赖神父的报告，因此也不曾向叶名琛有何表示。到了第二年，英国人把亚罗号的事件闹大，法国的公使葛罗男爵才质问叶名琛，随即藉此而请准拿破仑第三，与英国一致行动，成立英法联军。
西林县的县官，不该虐杀马赖神父，虽则马赖神父按照当时条约无权私自深入内地。县官应该将他逮捕，送交在广州的法国领事加以审判。
关于亚罗号事件，华、英双方各有其说法。华方说，亚罗号既是中国人所有，便不该悬挂英国国旗，冒称英国船，船主苏阿成托庇洋人，居心可诛。英方说，船主不是苏阿成，而是冯阿明。冯阿明虽则是中国人，却居住在香港。香港早已准许中国人的船注册，享受英国国旗的保护，而中国当局从未抗议。
事实上，英国政府当时尚未准许香港政府将属于中国人的船在香港注册。并且，冯阿明所领的执照，早在拔旗事件以前的十一天已经满期失效。这两点，都是中国当局所不知道的，英国当局自然也乐得不说破。
英国的广州领事巴夏礼在事件发生之时，即已赶到中国的巡逻船，要求将被捕的十二名中国水手带去英国领事馆。他认为挂着英国国旗的船，便等于是英国的领土。中国兵无权在英国领土之上捕人。
中国兵拒绝他的要求。他就写“照会”给叶名琛，说公众之前的侮辱，必须以“公众之前的赔礼了事”。被捕的十二名水手必须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亚罗号，由领事带他们去领事馆，然后请叶总督派适当官员会同调查该十二名水手是否海盗。
叶名琛答复他：船是中国船，水手是中国人，其中有海盗李大明在内。李大明及其他十一名，可能是9月6日在上川岛劫船的盗犯。因此，不便送交亚罗号。
巴夏礼向叶名琛再送照会，要求：（一）书面道歉；（二）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三）于领事在场之时送回十二名水手至亚罗号。他并且限叶氏于四十八小时以内，亦即10月14日以前明白答复。
叶名琛在14日答复说，十二名水手之中有三人必须暂行扣留，严加察讯，其余九人先行送回亚罗号。叶名琛又说，以后中国官员对英国船船员决不无故逮捕，但亚罗号并非英国船。叶名琛而且教训巴夏礼：中国人造船，外国人不可售以执照，以免混淆不分。
巴夏礼一面拒绝接受这九名送回的水手，一面用武力夺了一艘“中国政府的船”，作为报复。叶名琛毫不生气，说：“巴夏礼所夺得的，不是中国政府的船，而是一个中国商人的船。”无非是这商人活该倒霉罢了。
一个星期以后，巴夏礼请准包令爵士，咨请驻华海军司令、“英军水师提督”席摩儿上将使用武力。
于是他三度照会叶名琛：限二十四小时内道歉，保证尊重英国国旗，正式送回十二名被捕水手。
叶名琛知道洋人动了真火，果然把十二名水手都送到英国领事馆，但说明其中的二名于送到以后须立即带回总督衙门，以便审讯。这是10月22日的事。
巴夏礼认为这两名也该留在领事馆，须由领事主审，华方官商会审，审后方能带走。因此，他拒绝接收这十二名水手。同时，他认为叶名琛既未道歉，也没有保证以后对英国国旗尊重，已无继续交涉的必要，不如让英国海军接办未完之事。
席摩儿上将指挥兵舰开炮，在23日（阴历九月二十五日）占领广州之南四英里左右的中流炮台。第二天，占领凤凰山炮台。第三天，占领海珠岛，架好了炮，对准总督衙门。
第四天，是“礼拜天”，席摩儿上将休息。
第五天，他开始对总督衙门发炮，每十分钟一次。第六天，他攻毁总督衙门前面的城墙一段有两丈宽。叶名琛搬到广州都统的衙门去住。第七天，英军进城，大踏步穿过总督衙门一次，然后退出，回海珠岛。
这七天，清军全不还手。因为叶名琛吩咐过：“不要理他们。”
叶名琛同时却希望老百姓动手。他贴出布告，悬赏购买英人的首级，每颗三十元（墨西哥币）。
他暗中也派了一位知府与席摩儿上将及巴夏礼领事会谈，询问他们目的何在。他们的答复也很妙：根据《南京条约》，英国商人有权利进广州居住；英国官吏有权利与总督会面。（关于亚罗号事件，他们似乎均已忘怀。“修约”的要求，也被搁在一边。）
这真是旧事重提，也可说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叶名琛一向以为，德庇时在道光二十七年碰了钉子，虽则宣称“两年以后算账”，只是打打退堂鼓而已。德庇时的继任人文翰于两年到期之时，并未坚持前请，也等于是自动放弃了入城的权利。
至于中、英官员会面的问题，叶名琛心中有数。他自从接事以来，就根本不曾赏见任何一个外国外交官。英国公使包令及包令的前任文翰，美国专使麦克赖因及其前任马绣尔与继任人伯驾，法国代表布儿布隆及其继任人柯尔息，都向他求见过，而他总是藉口公务太忙，回信说“改日再约”。
这一次，虽则城墙已被轰破，衙门已被冲进，他一本初衷，仍旧给席摩儿与巴夏礼一个不理。他的架子之大，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席摩儿的兵力仅有一千人左右，不敢贸然占领广州。广州的武装老百姓，即所谓“团勇”，有几万人之多。
席摩儿只能够对总督衙门断断续续地开炮，也略为占领了广州周围若干炮台，拆毁了商馆附近有碍视线的民房。
于叶名琛的劝告之下，美、法两国驻在商馆的卫兵，先后于十一月十六日及二十二日撤走。
包令不曾死了与叶名琛会面的心，在11月下旬，从香港来广州一趟，仍旧是不得要领，废然而返。
12月5日，英军藉口有一名水兵被杀，放火烧掉广州郊外的一个村庄。
14日，广州老百姓烧英国的商馆，连带烧掉十三行旧屋与美、法两国侨民的住宅。
22日，航行省城与香港之间的英国小邮轮，蓟草号（TheThistle）中途被劫。劫它的，是化装为乘客的中国兵。于是十一名外国人被砍头，其中有一名是西班牙的副领事。
1857年1月14日（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香港有一位华人面包商阿林，在面包里放砒霜。由于发觉得早，洋人不曾有一个被毒死。
在香港的洋人，人人自危。英国人固然害怕，美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等，都一样地害怕。
香港此时有五万左右的华人。到了2月底，有两万以上退出香港，各回本乡。因为本乡的人写信叫他们回去，以表示对洋人不合作。
英使包令虽则一向主张强硬，比起领事巴夏礼之一味蛮干，略高一筹。他写信给闽浙总督王懿德与两江总督怡良，请他们转送一封信给咸丰皇帝，信上所述的是中国政府如何不是，叶名琛如何欺侮洋人。包令以为“告御状”可能生效。
王懿德与怡良的答复均很客气，但是他们说无法转呈告状的信，因为一切洋务交涉，只有叶名琛有权办理。
事情就这样拖下去，越拖越糟。中国政府对洋人的态度，并未因鸦片战争的教训而有所改进，仍是天朝自居，满不在乎。洋人呢，始终迷信武力，得寸进尺，侵略了别人，还希望别人对他们喜欢、尊敬、认作知己朋友！
这时候，英国的首相正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外相帕麦斯顿（又译“巴麦尊”）。他虽则是自由党人，却是一个道道地地的帝国主义者。
在他下面当外相的，是克赖兰登勋爵。克赖兰登很欣赏包令与巴夏礼的强硬作风。
反对这种强硬作风的，在保守、自由两党之中均有。德儿贝勋爵，保守党的领袖，于1857年2月14日在上议院提议谴责包令等人处置失当。结果，以一百一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六票被否决。十二天以后，这个议案在下议院表决，却以二百六十三票对二百四十七票，获得通过。
帕麦斯顿根据英国宪法，只得解散下议院，举行大选。他发表演说，强调英国国旗受了侮辱，英国国民被人暗杀，把亚罗号是中国人的船，它在香港注册的执照业已过期，英军炮轰广州、滥杀中国人民等等，一字不提。于是，被选举为新的下议院之议员，以支持他的对华政策的人占多数。
他吩咐外相克赖兰登，派一个得力的干员、曾任加拿大总督的爱尔金伯爵担任“全权钦差大臣”，负责对华的外交、军事。
爱尔金在1857年4月下旬出发，6月3日到达新加坡。这时候，印度的“土兵之叛”已经（于5月13日）爆发。印度大总督坎宁向爱尔金求救。爱尔金把所率的两团兵士（约有一千七百支枪）派去印度。此外有三团步兵与一个炮队，也是从英国开来作为征华之用的，在走到锡兰的中途，被锡兰总督格雷截留，改作对付印度土兵之用。
爱尔金等于是单身来到香港。他在香港等候到11月，才有一千五百名海军陆战队从英国开到。加上香港原有的驻防陆军一千五百名、海军二千名，与法国大使葛罗男爵所拨来的法国兵一千名，爱尔金总算凑足了五千六百多人。时间已经是12月中旬了。
爱尔金有了这五千六百多人，就敢于向中国的两广总督挑战，敢于在其后直航大沽，打进天津、北京。
他先礼后兵，写信给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执行条约上有关广州的条款，包括让英国人入城居住、贸易；赔偿最近事件与纷乱中英国人所受的损失。
法国的新任“全权大使”葛罗，同时也通知叶名琛，限十日内答应让法国人入城居住、贸易，并赔偿种种损失，以及惩办西林县的知事，抚恤马赖神父的家属，等等。葛罗并且说，法国决定与英国合作，互相支持对叶名琛的要求。
这时候，英国驻华海军司令席摩儿上将，已经占领河南岛全部，完成对广州的封锁。
叶名琛在两天以后答复英、法二使，说：（一）《南京条约》是“万年”和约，无修约的条款。（二）《中法黄埔条约》虽有修约的条款，却无修约的必要。（三）英人进入广州的权利，事实上已被文翰放弃。（叶名琛说，德庇时坚持过，闹出事来，被英国政府免职；文翰不坚持，被英国政府封为男爵。爱尔金应该效法文翰，不可效法德庇时。）（四）法国传教士曾经有过八人闯入内地，都先后被押解广州，送交法国领事。马赖神父之所以被杀，由于身份不明，地方官不知道他是法国人；而且他的确罪有应得，曾经鼓动人民造反。（五）法国人最近在广州所受到的损失，应该由英国人赔偿，因为肇事的是英国人。
英、法二使爱尔金与葛罗在耶稣圣诞的前一日（阴历十一月初九）提出最后通牒，限叶名琛于二十四小时以内献城。叶名琛既不献城，亦不作守城的准备。
驻广州的将军穆克登纳与巡抚柏贵，向他请示应付的办法。他说：“不要紧。吕祖（在乩坛上）已经告诉我，过了月半（十一月十五日）便没有事。”
英法联军（五千六百多人）在阴历十一月十三日上午六时开始进攻，攻到十四日下午两点钟，打进广州，占领了半个城。
十五日，将军穆克登纳竖起白旗，战事告终，吕祖的乩语果然灵验。叶名琛逃匿在副都统衙门的八角亭，于七天以后被英军捉住，押送香港；其后被转送到印度加尔各答，于咸丰九年三月初一日病死。
叶名琛对英、法采取强硬的态度，未可厚非。他的错误，第一是，始终不肯与英、法以及美国的专使、公使、大使会面商谈。第二是，对外国的实际情况茫然无知，而不肯虚心探听（更说不上虚心研究）。第三是，全仗空言敷衍、辩驳，而毫不设防。
然而，比起辛亥以后若干胁肩谄笑，见了洋人便满口“也是也是”（Yes, Yes！）的“西崽外交家”，叶名琛却又十分值得我们怀念。
英、法二使找出了巡抚柏贵，叫柏贵负责维持城内治安，但一切命令必须由两个英国委员与一个法国委员副署。
广州城内的老百姓，在英、法联军的高压之下无法反抗。城外有一百零三乡九十六村仍然继续奋斗，组织了一个联合办事处（团练局），设在佛山。参加的武装民众有几万人，使得英、法两国的人不敢出城。他们离城一英里（三华里），性命就难保。
爱尔金偕同葛罗离开广州去上海，并且邀约了美国公使列维廉，俄国专使普替沃丁（这时候均在香港）一齐去。
事前，他们四人分别写了“致中国首相”的照会，派人送交驻节常州的两江总督何桂清，托何桂清转交。信中要求清廷派遣全权大臣到上海谈判，否则便要北来京城。
何桂清在咸丰八年二月十七日与江苏巡抚赵德辙会衔答复（已到上海的）英、法二使，说接到来文后，已经奏奉咸丰皇帝批示，叫他们仍回广州，与新任的两广总督黄宗汉办理交涉。
何桂清与赵德辙在回答美国大使的照会上，赞许他最近于广州战事期间能守中立。但修约的事，仍该去广东找黄宗汉商量。
对于俄国专使，何、赵两人责备他不该南去香港与英、法联络，又偕同英、法二使北上，有所要挟。何、赵二人又说，他的任务是勘定黑龙江的国界，应该去黑龙江。至于修约，中、俄现有条约之中，并无准许俄国人在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居住贸易的条款。
爱尔金、列维廉、普替沃丁接到何赵两位督抚的照会，把它退回。葛罗较为客气，收了下来，但仍写信告诉何、赵，复文该由“首相”签署。
在爱尔金的领导之下，一个小规模的四国联军，包括十几艘英国兵船、六艘法国兵船、三艘美国兵船、一艘俄国兵船，排好队从上海出发，浩浩荡荡向着大沽口驶去。
他们在三月上旬到达，要求清廷派出全权大臣举行谈判。清廷叫直隶总督谭廷襄出面接洽，却不给谭以全权大臣或钦差大臣的名义。结果，只有美国公使列维廉一人肯与谭见面交谈。
列、谭二人从三月十八日谈起，谈到四月初，谈不出什么道理来。列维廉的要求十分广泛，谭廷襄所能答应的，只是在广东、福建两省各增通商口岸一处。
英、法、俄三国的大使、专使等得不耐烦，就由法使葛罗出面，声称：根据中、法《黄埔条约》法国兵船有权驶进大沽口，直到天津。（这是曲解条文。条文上说，中国与他国交战时，法船仍许通行。中国此时虽则广州已被英、法联军占领，却未正式宣战。法国既已与英国在广州一致行动，又怎能自居为“中立国”？况且条约的原文分明是，法国船只能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
爱尔金在《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里找不出任何可以曲解的藉口，但也要求清廷交出大沽口南北两岸的炮台，作为外交谈判的“序幕措施”。
四月初八日（5月20日）上午八时，英、法两国大使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小时以内交出炮台。
上午十时，英、法兵船开火。轰到中午，把所有炮台一一占领。事实上，清军并未抵抗。
爱尔金与葛罗二人命令英、法两国的兵船，彻底清除白河的障碍物。清除完毕以后，爱尔金与葛罗邀同列维廉、普替沃丁，在咸丰八年四月十八日（阳历五月三十号）进入天津。
清廷不敢再叫爱、葛、列三人去广东找黄宗汉，也不敢再叫普替沃丁去黑龙江找地方官专谈勘界。清廷很柔顺地派出大学士桂良与吏部尚书花沙纳当钦差大臣，和爱、葛、列、普四人正式谈判。
所谓谈判，只是中国的钦差大臣聆训。施训的人不是爱、葛、列、普，而是爱的两个精通华文的翻译官威妥玛与李泰国。（威妥玛其后升到英国驻华公使，留下了一套用英文拼写汉字的办法，至今仍被通用，算是标准，称为“威氏拼写法”，TheWadeSystem。）
在所谓“谈判”期间，清廷异想天开，起用《南京条约》的签署人，此时年逾七十的耆英，试行一次侧面外交。耆英到天津，自称新任钦差大臣，拜访爱尔金与葛罗，却拿不出证件。他见到李泰国，大谈本人与英国人何等要好，托李泰国代劝爱尔金等先把兵船撤出白河，再谈一切。李泰国奚落他一顿，他羞惭而退，“私自回京”；被咸丰下诏赐死。
“谈判”在阴历五月间完成。初三，《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初八，《中美天津条约》签字。十六，《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十七，《中法天津条约》签字。
俄国在此次“修约战争”前后，所获得的利益最多。单就《中俄天津条约》而论，虽则是仅仅十二条，已经包括了：（一）最惠国条款；（二）把五口通商的权利让俄国分享，再加上台湾（台南）与琼州（琼山）两港；（三）准俄国把外交文件直接送军机大臣或大学士，不必再经由理藩院。事实上，在《中俄天津条约》签字前的十几天，中、俄之间已经另行签订了《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领土（其后的阿穆尔省）拱手奉送；又在原则上答应了乌苏里江以东地区（其后的沿海州）可以商量。
中、美之间的《天津条约》，共有三十条，其中最重要的是“最惠国条款”。关于公使驻京的一节，美国只要求“公使有事接洽，可以晋京”，但倘若别国之“使”（envoy）获得居住北京之权，美国亦应同享。中、法之间的《天津条约》也有最惠国条款，也有相同于中、美条约的关于公使、大使晋京与驻京的规定。所不同的是，元首批准以后的条约正本的互换，必须在北京举行，因此而埋伏下杀机，造成了咸丰九年的所谓“换约之战”。
中、英之间的《天津条约》，是条文最多的一件，共有五十六条。
其中最重要的是第十条与第十一条。第十条规定，在内地长江沿岸加开三个港口，作为“商埠”。第十一条规定，在沿海加开五个港口，作为商埠。
由于太平军此时尚占着南京，活动于南京、汉口之间，条约只先指定镇江一处，于一年后开埠。其余，等待太平军被消灭以后，再行由中、英双方指定。（其后，指定了九江与汉口。）
沿海的五个新商埠是：琼州（琼山）、潮州（潮阳，其后改设在澄海县的汕头）、台湾（台南）、登州（蓬莱）、牛庄（其后改设在牛庄西南的营口，但是洋人此后一直误称营口为“牛庄”）。
除了增开八个新的商埠以外，英方最坚持的是“钦差驻京”。条约的第三条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各眷属，可在京师或长期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三条也说明了大英钦差觐见大清皇上“遇有碍于国体之礼，是不可行”，也就是不便磕头，只能以拜见泰西各国国主之礼，“亦拜大清皇上”。
英国钦差的地位，与中国的“大学士尚书”相等。“大清皇上特简内阁大学士尚书中一员，与大英钦差大臣文移（通函）会晤各等事务，商办仪式皆照平仪相待”（第五条）。其后，清廷创设一个“北洋通商事务大臣”专办外交，代替了以前由“两广总督负责办理”的制度。
领事裁判权，英国本已取得。在《天津条约》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三条之中，又重新详细规定。
倘若英国与其他列强在中国没有这领事裁判权，洋人在内地游历与传教便不致造成多少纠纷。洋人有领事裁判权作为护身符，把中国的法律、法庭与法官以及一切的官，都不放在眼里。出了乱子有领事保护，即使犯了罪，也会从轻发落。清朝末年的各省官吏遇到洋人就怕，原因在此。《天津条约》第八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传教；第九条，规定英国人可以自由在内地游历。
领事裁判权的祸害已够严重，更严重的是“协定关税”。中国设海关，想抽多少税，自己不能作主，要“会同英员”制定，不但就税率的原则会同制定，而且把很多种的货物价格一一会同制定。一定便是十年，物价的波动一概不管。十年以后，倘若英方不同意修改，可以再拖十年，结果就这样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地拖下去。
《天津条约》的第二十条至第二十八条，规定了：（一）中国进出口税的税率，维持《南京条约》的成议，一律以值百抽五为原则。（于是，机制的洋货可以在中国廉价倾销，摧毁原有的手工业，扼杀将来可能有的机器工业。）（二）各种货品的估价标准，由中国遣派户部（财政部）官员“即日前赴上海”，会同英员迅速商夺。（三）内地的厘金等税，洋货一概免纳，只缴付一次值百抽二点五的“子口税”，作为替代。“土货”却不能享受如此的优待，因此就更难与洋货竞争了。
其他各条，所涉及的都是技术上的具体问题，如“船钞”在一百五十吨以下每吨纳银四钱，一百五十吨以上每吨纳银一钱；货物潮湿减价抽税；走私货物一律充公，罪犯必须引渡，等等。
在五十六条的“正约”以外，另有一条所谓“赔款专条”，规定由中国赔偿英国“商亏”二百万两、军费二百万两，共计四百万两。所谓“商亏”，与鸦片战争时期的所谓“商欠”不同。商欠倒真是中国商人拖欠英国商人的债款（加上利息）与货款。“商亏”所指的，是在咸丰七年冬天英国进兵广州前后，英国商人因商务停顿而遭受的损失。（中国商人以及一般人民所遭受的损失更大，找谁去赔？）
军费二百万两，按照当时国际上的惯例，确也应该由战败国交出来，作为对“战胜国”认输的表示。至于英国是否真因派遣了几千兵士到中国，而花费到二百万两，那是英国自己的事，于中国无关。中国的虎门炮台、大沽炮台以及珠江、白河、广州外围各地，一切军事设备被破坏，那是中国的事，于英国无关。
咸丰皇帝在批准了《天津条约》以后，十分懊恼。他训令桂良与花沙纳不妨藉商议海关详细税则的机会，向洋人要求“翻案”，把（一）赔偿军费，（二）公使驻京，（三）内江通商，（四）内地游历这四项作为罢论，中国情愿免收洋人关税，作为交换条件。
桂良与花沙纳二人，和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按察使薛焕研究了一下，认为咸丰的旨意无法遵行。第一，已经签了字而且批准了的条款与条约，怎能翻案？第二，中国不收关税，财政上的损失太大。
桂良请何桂清向咸丰皇帝上奏，说明困难。结果，何桂清被斥责一番。桂良又把薛焕强调关税不可放弃的意见向咸丰转陈，咸丰于是不再坚持。
为了挽回颜面，桂良、花沙纳在上海递给爱尔金等一个照会，内容共有六条，其中第四条说：“以后领事官遇有重大事件，应向本国上司请示，不得自作主张，恃强妄为，以免有碍和好。”（这是骂巴夏礼。）第六条说：“各国领事不得发给中国船旗号，如已发给，一律撤销，以免不法船户，恃外国旗号为护符，为非作歹。”（这等于说，亚罗号事件根本是英国不对。）
这照会在咸丰八年九月三十日提出。两个半月以后，英方才送来复文，在大体上表示同意。这时候所谓“通商章程”，亦即“协定关税”的详细条文都已谈好，而且把鸦片的贸易合法化，改称鸦片为“洋药”；又把很多的奢侈品包括洋烟洋酒，藉口这些只有洋人才喜欢买，一概列在免纳进口税的项目之中。
鸦片既改称为“洋药”，从此冠冕堂皇地被准进口，列在协定了的关税税则以内，每石（一百三十三磅又三分之一）抽进口税三十两。以当时的市价来核算，事实上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七或百分之八左右。这是洋人对清廷特别客气的一种表示。
这一年，咸丰八年，销在中国的鸦片，有六万二千箱左右，比之签订《南京条约》那一年（道光二十二年）的二万八千箱，超过了一倍以上。
在出口货之中，最重要的是茶与丝。茶的税率是每石抽二两五钱（相当于每磅抽一便士又三分之一），超过了百分之五，等于百分之二十左右。这是另一个“例外”，充分表示出英国人的“宽大”，虽则英国政府自己也加抽进口税每磅一先令又五便士。丝的税率，是每石抽十两，低于百分之五。这是因为法国很需要丝，为了发展法国的绸缎工业。
列入免税的进口货，包括洋烟（香烟、烟叶、雪茄烟）、洋酒、香水、肥皂、面粉、牛油、奶油，等等。
这些税则，在咸丰八年十一月成为条约，称为《上海通商章程》。中英、中法、中美三种完全相同。虽则是写明了每十年重估货价，甚至修改税率一次；事实上洋人一拖再拖，拖了四十四个年头未曾修改。中国在财政上，尤其是国民经济上，所蒙受的损失无法估计。
有了如此丰富的收获，英、法两大强国应该满意。但是，到不了一年，却又为了所谓“换约”问题再度用兵力威胁清廷，取得更多的掠夺品。
咸丰皇帝“少不更事”，也有“咎由自取”之处。他茫然于国际上互派使节的通例，总以为有了外国使节驻在北京，便是“藐视天朝”。同时，他又主张不定，时而想和时而想战，却又不懂怎样才能够和，怎样才能够战。
他竟然愚昧而幼稚到想“不动声色，使之不疑，先将天津海口预备齐全，俟其来年赴京换约，聚而歼之”。洋人留在欧洲的多得很，你咸丰能杀几十个，甚至几千个航海来天津的洋人，便算是消灭了所有的洋人么？
而且，“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是中国自古已有的明训，并无须熟悉近代国际公法才能够知道。咸丰“预谋杀人”，可谓自外于文明，自居于野蛮。
然而，洋人之坚持来北京换约，而且乘了兵船、带了大炮来换约，又何尝不是迷信强权，不讲公理？咸丰九年五月二十日（6月20日），英国公使布鲁斯与法国公使布儿布隆，带了十六艘英国兵船、两艘法国兵船、一千三百名英国兵、一百多名法国兵到达大沽口，准备进入白河，溯河而上直达天津，由天津转北京“换约”。清廷通知他们：天津尚非通商港口，他们无权进入白河。他们只能在北塘登岸，由北塘去通州，由通州转北京。
所谓“换约”，是交换双方元首于批准以后所签字、盖印的条约正本。咸丰早就批准了中英、中法、中美、中俄之间的《天津条约》。剩下的手续，无非是静候英、法、美、俄四国元首批准而签字、盖印而已。
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换约只是一种例行手续，不是什么严重的大典。英、法两国在缔定《天津条约》之时，坚持列入“一年以后在北京换约”的条款，无非是为了报复清廷在过去不让英、法的使节入京，同时也是为了取得从此与中国中央政府直接打交道（而不低头与两广总督办交涉）的权利。
然而英、法二使硬要武装航行于白河，把兵船开到不属于通商口岸之列的天津，是百分之百的蛮横举动。他们不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不懂得“天道无常”的道理，以为强者可以永强，弱者定将永弱。
他们竟然也不知道，这一次咸丰皇帝已经略有准备，吩咐僧格林沁在大沽口及白河沿岸设防。他们或许已经知道，而漫不经心昂然直入。
清廷叫他们在北塘登陆，而且派了直隶总督恒福到北塘迎候。他们偏要驶入白河。
咸丰九年五月二十三日，法国兵船首先闯进。二十四日，英、法两国的兵船炸断锁港的铁链。二十五日，英、法兵船向岸上的中国堡垒开炮，英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作战，中国炮兵还击。打了半天，英军一千三百名之中伤亡了四百三十四人；法军一百多名之中伤亡了十六名。英、法联合舰队的十八艘兵船，被中国炮兵打沉了四艘、打坏了六艘。英军司令何伯本人也挂了彩（负伤）。
英、法二使受了这个意外的打击，恼羞成怒，驶回上海，分别向本国政府请兵。
于是，英国派了一万八千兵、法国派了七千二百兵，在咸丰十年二月到达香港。
两国的驻华使节也换了人：爱尔金与葛罗东山再起，接替布鲁斯与布见布隆。
英国政府叫英军司令何伯专管海军，加派了一个格兰特为陆军司令。法国政府也派了蒙妥榜与夏儿奈，分任陆军与海军司令。
爱尔金与葛罗在（咸丰十年）二月十七日托两江总督何桂清，转递一件照会给“中国的大学士”（首相），要求对“白河事件”道歉赔偿，同时旧事重提，仍要来北京换约，在北京驻公使。
咸丰皇帝立加批驳，认为爱、葛二人“狂悖已极”。
三月二十六日（4月16日），爱、葛提出第二次照会，声明将用武力解决，占领中国土地。咸丰软了下来，谕令各地将士“不可先行启衅”，又密令僧格林沁筹划议和。
咸丰十年四月，英、法联军开抵舟山群岛，占领定海。
五月，英、法两国的军队分别占领辽东半岛上的金州（英）与蓬莱半岛上的芝罘（法）。清军在这几处地方均未抵抗。
六月十五（8月1日），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这时候，英军的实力只有一万零五百人，因为已经留下七千七百人左右分驻香港、福州、定海、上海、金州。此外，有招募得来的所谓“广东苦力”二千五百人。法军的实力在六千三百人上下，有七百人留在芝罘。
英军有中级兵船七艘、小兵船三十四艘、运输船一百四十三艘，共计携带大小炮位三百六十一尊。法军的船数与炮数，不详。
联军在北塘顺利登陆，僧格林沁在事前已将北塘撤防。一方面咸丰皇帝有旨不许先行开衅，一方面僧格林沁以为英、法长于海战，不长于陆战，存心让联军登陆，然后再用蒙古马队将他们消灭。
联军由北塘转而向南，于六月二十六日与僧格林沁的蒙古马队战于新河。蒙古马队不懂得什么叫做“掩护”，骑在马上吃联军的枪弹、炮弹，结果全军覆没，三千人被杀得只剩下七个。
两天以后，新河之南的塘沽入于联军之手。七月初五，大沽口北岸的第一炮台与第二炮台相继失陷。当天下午，南岸炮台的守军两千不战而降。联军在这一天先后俘获清军五百门炮。清军伤亡在二千以上，英军伤亡二百，法军伤亡一百三十。
七月初七，英、法联军的兵船进入大沽口，直航天津将天津占领。清廷派大学士桂良与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与爱、葛二人在天津谈判。七月二十日把条件谈妥：（一）加开天津为商埠。（二）把对英赔款由四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对法赔款由二百万两增加到八百万两。（三）英、法二使可以带几十名武装卫士进北京换约。
这三项议和条件，咸丰皇帝不肯接受。因此，在七月二十三日（9月8日）应该签字的一天，桂良与恒福不敢签字，却又不肯向英、法二使说明，只是藉口“全权诏书”未曾带来搪塞一番。英、法二使于是动了火，当天就下令向通州前进。
五天以后，联军到达武清、香河二县之间的河西务。僧格林沁也在河西务西北、通州东南的张家湾严阵以待。
咸丰皇帝改派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继续与英法讲和。他们驻节通州，写信给英、法二使，说皇上已有谕旨，完全接受桂良与恒福所承诺的条件。
英使爱尔金于是派遣翻译官巴夏礼与威妥玛前往通州，于已有的议和条件之外，添提三项条件：（一）联军进驻张家湾之南五华里处；（二）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名兵士进京；（三）咸丰皇帝亲自接见英使，接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国书。
载垣与穆荫对爱尔金的要求，婉拒了一番，无效，只得接受，写了两封信分致爱尔金与法使葛罗，交给巴夏礼等带回。
两天以后（9月16日），巴夏礼再度到通州，与载垣、穆荫相见。这一次，威妥玛没有来，和巴夏礼偕来的有爱尔金的私人秘书骆克，英军的代表瓦勒克上校，伦敦《泰晤士报》记者波勒拜，六名英国骑兵、二十名印度骑兵，及统率这二十六名“卫队”的上尉安得生。
巴夏礼等人此次的任务，是再转一封爱尔金写给载垣、穆荫的信，信中表示对载、穆二人接受条件甚为满意，不妨即行由巴夏礼等人与中国当局开始作具体的准备工作。
巴夏礼不曾料到，载垣、穆荫的态度忽然改变，不像上一次那样客气。（原因是，咸丰皇帝已经申斥他们，说他们不应该答应爱尔金亲自向咸丰皇帝递维多利亚女王的国书，也不应该准许英、法二使各带一千卫队进京，至多只能准带四百人。）
载、穆二人不敢告诉巴夏礼咸丰皇帝的谕旨如此如此。倘若他们这样说，等于自认并无“全权”，爱尔金与葛罗就不肯以他们为交涉对手，和议就要破裂。
载、穆二人只能向巴夏礼委婉说劝，举出亲递国书在事实上的不方便，亦即“磕头”问题。虽则《天津条约》原文早已写得相当明白，以后英、法使节觐见，行欧洲各国通行的礼仪（只屈一膝鞠躬，而不作三跪九叩首），但是清廷君臣糊里糊涂地仍以为洋人觐见不磕头，是对于中国皇帝一大侮辱。
载、穆二人也用同样的语调，劝巴夏礼转告爱尔金：一千名卫队带到通州以后，把其中的多数留在通州，只带少数人进京较为省事。
这些“遁辞”，巴夏礼听来极不顺耳。分明是早已接受的条件，而且写成白纸黑字、用“交换函件”的方式加以确定了的，怎么又变起卦来？
又过了两天，八月初四，巴夏礼偕同瓦勒克上校、骆克秘书与一位中国军官，去张家湾以南五华里处，选择可以驻扎英、法军队的地方，却看到上万的中国军队（僧格林沁的，加上北京调来的马步官兵）已经先到。
巴夏礼怒不可遏，又去通州责备载垣“背信”，然后就离开通州回天津，去向爱尔金报告。刚走到张家湾，他就被中国兵围住逮捕，押送到僧格林沁面前，捺在地上。
僧格林沁问他：“怎么敢对怡亲王（载垣）口出不逊？”同时命令他写信给爱尔金，停止进军。
巴夏礼不肯。于是就被上了手铐脚镣押解北京，先后关在刑部大牢与高庙两地。
和巴夏礼同时被捕的，有二十六名英国人、十三名法国人，包括卫队长安得生上尉，《泰晤士报》记者包尔贝与法国天主教德吕克。
僧格林沁向咸丰皇帝报告，竟说：“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挥，现已就擒，该夷兵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
把敌人的翻译官看成统帅，无知至于如此安得不败！就在巴夏礼等人被捕的这天，英、法联军发动攻击，僧格林沁大败，丢掉七十四门大炮。
三天以后，八月初七（9月21日），又在八里桥打一仗，僧格林沁再败。临阵督战的八旗禁军指挥胜保面部中弹，当场跌下马来。
清军于是放弃通州，退守北京。联军这时候已经把弹药几乎用光，无力再向前进，便假意续开谈判，暗中加紧由天津运来接济。咸丰皇帝指定恭亲王奕訡与爱尔金通函交涉。
谈到八月二十一日（10月5日），联军准备完成，立刻翻脸不谈，绕过北京城的北边，向海甸与圆明园进攻。次日，英军占领海甸，法军占领圆明园。
联军以为僧格林沁驻扎在海甸，咸丰皇帝住在圆明园，然而他们扑了空。僧格林沁已经拔营而去，咸丰皇帝呢，早就在八月初八（9月22日），八里桥之战的次日，即已离开北京，出狩木兰（逃去热河承德）了。
法军进入圆明园，把园内的历代玉器、瓷器、铜器、金银器恣情抢掠。英军来迟一步，却也检得不少。（他们把古物带回去，卖给有钱人。有钱人死了以后，子孙每每又卖出来或捐出来，于是大多数古物都间接、直接进入博物院。）
负责办交涉的恭亲王奕訡，在圆明园失陷以后，躲在长辛店不肯露面。
留在北京城内的王公大臣，一面联名请奕訡回京，一面叫恒祺以奕訡的名义和爱尔金、葛罗办理交涉。
爱、葛二人要求：（一）立即释放巴夏礼等被捕人员；（二）交出北京一个城门。恒祺在八月二十四日（10月8日）放出巴夏礼等英人十四名、法人五名（其余的人已被杀死）；又在八月二十九日撤走北京安定门的守卒，让英、法联军加以占领。
联军“狂歌而入”，又在城楼上架起大炮，把整个北京置于炮口之下。
为了进一步表示威风，爱尔金在九月初五（10月18日）叫英军烧毁圆明园，烧了六七天。这堂皇富丽，综合了西洋巴洛克式艺术与中国庭园技巧的伟构化为废墟。乾隆皇帝泉下有知，应悔心血白费。
关于圆明园的繁华，我们今天仅能就美国马隆教授所著的博士论文，而想象其一二了。笔者于三十五年前进去凭吊，只看到几处断柱残垣。
恭亲王奕訡于咸丰皇帝的一再催促之下，在九月初四回京。他和爱尔金及葛罗会面，答应加赔英军三十万两、法军二十万两，作为被捕人员的赔偿与被杀人员的抚恤；同时也答应英方，拆毁圆明园之尚未烧光的部分，答应法方，交还各地天主堂与天主教的墓地。
爱尔金不再提起觐见咸丰皇帝、面递女王国书的要求。
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中、英、法三方在礼部衙门举行换约典礼，把《天津条约》的批准本互相交换。同时，又签了新的《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
四天以后，新约送达热河行宫，咸丰皇帝赶紧将它们批准。
《中英北京条约》的要点是：（一）赔款增加八百万两；（二）加开天津为商埠；（三）加割九龙半岛；（四）准许英使驻京；（五）准许华民出国做工；（六）对英国就大沽事件道歉；（七）将《天津条约》与《北京条约》在各省刊刻公布。
《中法北京条约》的要点，在大体上与《中英北京条约》相同，所不同的是多了一款准许人民自由信教，处分“滥行查拿”的地方官吏，让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筑”。
英法联军于达到目的以后，分批自北京撤退。英军继续占领大沽炮台与芝罘、北海、广州，直至八百万赔款付清以后才走。
因“修约”要求、亚罗号事件、广州入城问题、法国神父被杀案等而惹起的“修约战争”与“换约战争”，到此结束。
美、俄两国也修了约、换了约，但不曾卷入对华的战争。
负责修约的美国第一任驻华全权公使列威廉于签好新约以后辞职。负责换约的继任公使瓦儿德于咸丰九年阳历7月28日到达北京。由于清廷坚持觐见必须磕头，他就离开北京，改在北塘举行换约手续（8月16日）。他不屑与迷信武力的爱尔金、葛罗混在一起。
俄使普替沃丁也是签了《中俄天津条约》便回了国。当时，黑龙江以北的一大片中国领土，已由木喇费埃夫用了《瑷珲条约》，轻轻取去。普替沃丁只须在《中俄天津条约》之中，列入一个“最惠国条款”，便可算是完成了他的任务。
俄国的换约特使，不是那负责修约的普替沃丁，而是另一人伊格那提埃夫将军。
伊格那提埃夫是在咸丰九年五月间由恰克图经陆路到达北京的，到了不久便办好换约的手续，又创立了俄国驻华公使馆。
他留在北京不走，不断地向清廷要求割让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领土。
他很会说骗话。他说：“英、法两国是中国的敌人，俄国是中国的朋友。东北沿海的部分倘若不交给友好的俄国，一定落入英、法的手中。况且这沿海地方人烟稀少，荒凉得很，中国留着它没有什么用处。”
清廷的答复是：请俄国不必操心，如果英、法联军来抢这东北沿海地方，中国自有办法。
伊格那提埃夫又向清廷表示：（一）准备赠送中国若干大炮与小型武器，帮助中国在大沽口对英、法设防；（二）准备叫俄国海军开来大沽口。
他如此表示，兼有威逼与利诱两重作用，清廷仍旧对他婉辞敷衍。他便转而向英、法二使建议：对中国必须采取强硬手段。
等到英、法的联军占领北京，他又向清廷表功，苦心调停。事实上，他的确也劝过英、法二使不可把清朝一脚踢翻，以免失掉交涉的对象，然而英、法本就没有把清朝一脚踢翻的意思。
恭亲王年纪很轻，被他一再恫吓，渐渐感觉到必须先把他打发走，才能专心向英、法二使请求，将联军撤出北京。于是，在中英、中法的《北京条约》签字以后，恭亲王就和伊格那提埃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11月14日）。
这《中俄北京条约》共有十五条之多。其中的第一条最重要，把咸丰八年四月二十一日的《瑷珲条约》有关黑龙江以北的文字重新确定，又把原定“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改为完全割让给俄国。
条文说：“此后两国东界，定为由什勒喀、额古纳两河会处，即顺黑龙江下流，至该江乌苏里河会处，其北边地属俄罗斯国，其南边地至乌苏里河口所有地方属中国。自乌苏里河口而南，上至兴凯湖，两国以乌苏里及松阿察二河作为交界。其二河之东属俄罗斯国，二河之西属中国。自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直至白棱河……瑚图布河……珲春河……至图们江口，其东皆属俄罗斯国，其西皆属中国。”
《中俄北京条约》的第二条，规定新疆的西北边界，以所谓“常驻卡伦”为据，原有的以“边外卡伦”为据的真正边界被无形中取消。
俄国不费一兵一卒，白得了大过东北诸省加上浙江的土地，比起英、法二国，其侵略的手腕更加厉害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