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莲教，传说是达摩祖师在中国所创立的一个佛教宗派。其实，中国的禅宗也传说是达摩所创立的。
白莲教与禅宗，显然是两回事。然而白莲教的“莲”字含有佛教的意味甚浓。它的教义，简单说来是，天上的弥勒佛即将降生人世，成为人间的救世“明王”。奉他的人，须悔罪、祈祷、吞符、吃素，然后劫数可逃。
白莲教原称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所创。传入中国以后吸收了佛教许多因素。中国的唐朝政府一度对它宽容，不久又将它查禁，于是摩尼教成为“邪教”转入地下，变成了秘密结社。
宋朝与元朝的政府，也把摩尼教视为“邪教”。中国的摩尼教徒于是改称其宗教为“明教”，而韩山童及其儿子韩林儿，便成了“明王”。
“白莲教”三个字，不是“明教”的别名，而只是教外人用以称它的一种绰号。
韩山童父子的“反元”运动，到了朱元璋的手中获得成功。朱元璋受韩林儿之封作了“吴王”，也奉行了韩林儿的年号“龙凤”。
朱元璋本是明教的一分子，因此在作了皇帝以后，定国号为“大明”。但是他不能容许一个有力量的秘密结社活动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于是又雷厉风行地禁止这“明教”。
他梦想不到，在他的帝国崩溃了以后一百多年，又有白莲教的教徒，树起“反清复明”的旗帜，想捧出一个小孩子来当皇帝，说这小孩子姓朱，是他的苗裔。
这小孩子，据清朝的官吏说，不姓朱，姓王，名叫发生。
时间是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地点是河南鹿邑，策划的人是刘之协。
他们的领袖，叫做刘松。刘松这时候已经为了曾经在家乡安徽北部传教被捕，充军在甘肃。到了甘肃以后，他又传起教来，被陕甘总督逮捕，于严刑拷打之下供出了刘之协、宋之清，以及在湖北、四川、陕西的若干教徒姓名。
勒保慌忙将刘松处死，奏报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便下旨有关各省的总督、巡抚捉拿白莲教教徒。
小孩子“王发生”很快就被捉到，充军到伊犁。刘之协溜走。
在湖北，武昌府的同知（副知府）常丹葵于奉到巡抚毕沅的命令以后，一捉便捉了几千人。
常丹葵在武昌捉了几千人，他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替清朝扑灭白莲教，而是藉此“大捞一笔”。在这几千个老百姓之中，真正是白莲教教徒的极少。常丹葵将他们一律严刑拷打，甚至用钉子钉在墙上。肯出钱的，不久便宣告无罪释放，不肯出钱，或是无钱可出的，便继续在牢里受罪，或是砍头。
武昌以外，各省、各县的地方官，像常丹葵这样的不在少数。结果是民怨沸腾，发生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被清廷称之为“川楚教匪之乱”。首先发难的，是聂杰人与张正谟。他们在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分别于湖北枝江与宜都两县起事。
这时候，毕沅的巡抚位子已被一个蒙古人惠龄所代替。惠龄派一个总兵去打，打到八月间，总算打垮了聂、张二人。但是襄阳、郧阳、宜昌、施南（恩施）都已经有白莲教徒揭竿而起，如火燎原，不可收拾。
在襄阳的一支，最厉害。首领是一个女子，叫做齐王氏。她的丈夫齐麟（官书写作齐林）也是教徒，起事不久便阵亡，部队由她代领。她秉性贞烈，作战甚勇，矢志为夫报仇，为民除害，为大明恢复江山。
她身穿盔甲，脚登皮靴，头插雉尾，完全是花木兰打扮。骑马临阵之时，她喜用双刀与一条铁鞭。她的部下一概剪了辫子，面上刺字，决心奋斗到底，永不降清。
在她的助手之中，最得力的大将姓姚，名叫之富。
齐王氏与姚之富渐渐地成为全湖北的白莲教领袖，巡抚惠龄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打到孝感，逼近汉阳，可惜被大水阻住，未能攻占武昌。
因此，他们在嘉庆元年十月间转向北攻，进入河南，占了唐县，前锋及于卢氏。
他们又从河南进入陕西的山阳、紫阳与陕西的白莲教徒李全、高均德等会合，溯任河而上，进入四川，又沿着渠江而下，到达“上川东”，与达州的徐天德、东乡（宣汉）的王三槐结在一起，以开县的南天洞为大营。
徐天德与王三槐也均是白莲教的领袖。徐天德可能同时也是天地会的会员。天地会的人很喜欢用“天德”两个字，曾经在康熙四十五年于浙江大岚山遥奉“朱三太子”为帝，建元“天德”。其后，到了洪秀全在道光三十年起事于广西金田村之时，又有一位天地会的重要人物、湖南人焦亮（洪大全），以“天德王”的头衔出现。
在齐王氏、姚之富与徐天德、王三槐会合以后，声势极为浩大。不但达州、东乡、开县入于掌握，渠县、巴州（巴中）、通江、仪陇、云阳也都成了白莲教的领域。
王三槐向南发展，占了长寿，几乎打进重庆。齐王氏与姚之富在嘉庆二年的七月间由白帝城（奉节）回军入鄂，破了巴东、兴山，向宜昌前进。他们去不了宜昌，被清军堵住，于是又转进到陕南，向西横扫，直至宁羌。
齐王氏联合高均德等队伍，在宁羌一带连营二十里，声势之大可以想见。
她转戈北向，在嘉庆三年春天经过褒城、南郑（汉中）、城固，分了几路翻过秦岭，进入渭水流域，打宝鸡、郿县（今眉县）、厔（今周至），目的地是西安。
清朝的陕西巡抚秦承恩，不敢再在她的后面“尾追”，慌忙退入西安，闭城死守。
在清军的将领之中有一个总兵王文雄，于焦家镇圪子岭和齐王氏接了一仗，齐王氏失利，只得放弃进攻西安的计划，退至山阳（商县之南）。
清军的另一将领德楞泰追到山阳，齐王氏再向南退，德楞泰以一日一夜一百七十里的速度穷追，追到郧西，把齐王氏、姚之富和他们大部分的队伍与群众，围困在“三岔河”。这是嘉庆三年三月间的事。
齐、姚二人跳崖自杀。
他们死后，部众由张汉潮统率，冲出重围，再入陕西，由陕西进入四川通江、巴州一带，其后又三度入陕，横行陕西。最后，于嘉庆四年秋天在子午谷遭遇埋伏，死于清朝的“经略”明亮之手。
张汉潮死后，他的余部继续在陕南奋斗了八九个月，到嘉庆五年闰四月，才在陕豫交界的武关之西龙驹寨被杨遇春消灭。
齐王氏与张汉潮所先后率领的白莲教徒，被清朝官方称为“襄贼”，因为他们是来自湖北襄阳一带的。他们是湖北义军之中最厉害的一支队伍。
至于四川义军中，力量最大的要算王三槐。王三槐是东乡（宣汉）人，于嘉庆二年齐王氏入川之时他已与达州的徐天德一齐驻扎在开县的南天洞。在此以前，他攻破过东乡城，也中过清兵的枪，丢失了自己的母亲。在此以后，他先后游战于达州、巴州、阆中、苍溪、仪陇、渠县、大竹、梁山、江、开县。最后，他在云阳的安乐坪被围，于嘉庆三年七月受骗出降，被勒保捆送京师。
继承王三槐充任这一支队伍首领的是冷天禄。冷天禄在安乐坪死守到十月间，诈降，袭击清军，溜去新宁（开江）。其后由新宁移向忠州，由忠州移向长寿，在长寿死于杨遇春之手（嘉庆四年正月）。
冷天禄死后，川东、川北与鄂西陕南仍有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多人不断活动。陕西的义军如高均德，锋芒不减于昔。
一直要到嘉庆九年，各路才告失败。
总结白莲教的起义，先后波及湖北、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一百个以上州县，几百万人民。清廷损失了提督、总兵、侍卫等军官二十几名，副将、参将以下的军官四百多名，军费二万万两。
白莲教起义的失败原因，是行动无计划，组织不统一。齐王氏可算是各地领袖之中的佼佼者。她企图取武昌、南阳、西安，始终念念不忘于取得一个大都市，作为发号施令的根据地。在她以外，张汉潮、王三槐、冷天禄、徐天德、冉天元、苟文明等人，也都很能作战，然而东奔西突，脱不了“流寇”作风。他们的部队只是觅食、就食的武装饥民而已。
在“伪称明裔”的“小皇帝王发生”被清方逮捕以后，白莲教徒有没有另外扶立一个“朱皇帝”来，今天已经难考，似乎没有。传教的领袖刘之协，应该是整个运动的策划者、主持人，但是他从不公开露面，像林爽文那样以“盟主”的名义统率各方。
在嘉庆五年（1800年）六月，这位刘之协在河南叶县被逮捕处死以后，白莲教不再有像他这样的大师傅了。徐天德的老师孙士凤，在川北尚有相当号召力，但不久也被俘。
在清朝的一方面，有钱，有粮，有枪炮，有正规军、“马快”（警察）、乡勇，又有各级地方官、各城各乡的绅士，其力量之庞大远非白莲教徒所能比拟，却花了整整九个年头，才把这白莲教起义平定下来。
在第一个三年，从嘉庆元年到嘉庆四年正月，乾隆以太上皇帝的地位继续宠信和珅，让和珅包揽一切，嘉庆仅是一个傀儡。
在和珅的庇护之下，鄂、豫、川、陕的大小地方官与带兵管粮的官，利用白莲教起义，大发其财。京城里面的无聊分子也竭力钻营，谋取一个“去军前效力”的机会。去了不久，准可以满载而归。
在武昌的湖广总督，是江南镇洋（太仓）人毕沅。毕沅出身科甲（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喜欢编书，不喜欢看公文，被左右的宵小蒙在鼓里。他有一个外号，叫做“毕不管”。
毕沅于嘉庆二年七月病故，继任的勒保干了半年，被调往四川，改由一个伯爵景安充当总督。这景安抱定了“贼来我去，贼去我来”的主意，老百姓也送他一个外号：“迎送伯”。
在湖广总督以外，湖北另有巡抚一职。当巡抚的，先后有惠龄、英善、汪新、高杞。惠龄打枝江的白莲教徒，从春天打到夏天，打不出什么结果，理由是“天气不好”。英善其后被乾隆派去四川打王三槐、徐天德，刚一交手，便损了两个总兵。汪新与高杞默默无闻，可能留在武昌，忙于交际。
河南这时候不设总督，巡抚正是“迎送伯”景安，景安是以河南巡抚的本职兼任湖广总督的。
四川与河南相反，不设巡抚，只设总督。当总督的先后有孙士毅、福宁、宜緜、勒保。孙士毅在军中病故，福宁以前当过湖北巡抚，唯利是图，被湖北人称为“福死要”。宜緜是一个著名胆怯的人，却以陕甘总督的本职兼任四川总督。只有勒保一人，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也是一个庸才。陕西的巡抚秦承恩则只是一个“书生”，根本不会打仗。
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正月乾隆死后，派勒保当“经略”，统筹鄂、豫、川、陕四省的军事。勒保干了半年，嘉庆很失望，改派明亮。
明亮是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打过大、小金川与甘肃回民，也打过王三槐、徐天德、齐王氏、张汉潮，确是一员老将。但是他担任“经略”不过一个月，因为他与嘉庆新委的陕西巡抚永保不能合作，互相告状，嘉庆把两人一齐捉了治罪。经略一职，由额勒登保接充。
额勒登保姓瓜尔佳氏，先世是吉林的“珠户”，隶属于“打牲总管”，与猛将海兰察的来历相仿佛，是所谓“新满洲”，没有八旗老满洲的暮气。他当过海兰察的部下；传说海兰察送了他一部《三国演义》的满文译本，教他就《三国演义》揣摩兵法。他打过起义的回民、苗民，打过林爽文、廓尔喀，也打过齐王氏、张汉潮、冷天禄、冉天元。
当了“经略”以后，他向嘉庆贡献一个战略：“湖北重在堵而不在剿，汉江南北剿堵并重，四川重在剿而不在堵。”原因是湖北的多数“散匪”已经来到川陕，而四川（川北）的地形最便于围剿，嘉庆接受了他的意见。
其后，在嘉庆五年八月，他获得嘉庆准许，以所有的正规军用于追剿，由他自己指挥；以各地所招的“乡勇”担任防堵，由各省的总督、巡抚指挥。
招编乡勇的办法，可能是明亮最先想出来的。但是在额勒登保担任经略以前，多数的满人官兵都把乡勇看作牺牲品，进攻时赶到前线，退却时用为殿后。打来打去，无非是利用教外老百姓屠杀教内的老百姓而已。额勒登保认为打硬仗是正规军本身的事，不应假手于乡勇，这是他高明的地方。他同时也彻底实施“碉堡政策”，让乡勇有所凭藉。
在额勒登保的麾下，有两员大将：蒙古人德楞泰，汉人杨遇春。德楞泰出身是小军官（蓝翎长），打过大、小金川，打过林爽文等，他消灭了齐王氏。杨遇春是四川崇庆县的武举，智勇兼备。
多数的白莲教领袖，均死于这德楞泰与杨遇春之手。不过，嘉庆对于两人的酬报却颇有轩轾。德楞泰被封为一等侯，杨遇春只得到一个“二等轻车都尉”。（后来，杨遇春打平天理教，才晋封为二等男爵；打平新疆的张格尔，才晋封为一等昭勇侯。）
额勒登保在嘉庆七年年底受封为三等侯；在嘉庆十年病死，追封为一等公。
杨遇春以外，功劳最大的汉人是贵州松桃人杨芳、四川东乡人罗思举、桂涵。杨芳是“不第秀才”，罗思举当过强盗，桂涵原为无赖。白莲教起义失败之时，杨芳已经当到总兵，罗思举与桂涵当到副将，均不曾受有封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