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熙的三十五个皇子之中，除了几个夭亡的、年幼的与无用的不值细说以外，在大体上分为三派。甲派是皇二子（太子）胤礽及其拥护者皇三子胤祉；乙派是皇八子胤禩及其拥护者皇长子胤禔、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四子胤禵。丙派是皇四子胤禛（雍正）自己及其拥护者皇十三子胤祥、皇十七子胤礼。
三派之中，以皇八子胤禩的乙派势力最大。雍正在当了皇帝以后，不先对付皇八子胤禩本人，反而发表他为“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不久又封他为“廉亲王”，叫他兼“理藩院”尚书。这是雍正极高明的一着棋。
雍正狠；精力过人，不怕繁琐。（原版插图）
同时，雍正命令那手握重兵、驻扎西宁的皇十四子胤禵（抚远大将军），赶紧回京奔丧。胤禵回来以后，雍正叫他留住在（河北）遵化的景陵（康熙的坟墓）等待“大祭”；其后，封他为“郡王”，限制他在景陵旁边的马兰峪居住。
胤禩的另一党羽、皇九子胤禟，被雍正派赴西宁，似乎是叫他接掌胤禵所遗下的兵权，却不给他任何名义，实际上只是将他“充军”而已。
剩下的，皇十子胤䄉，是康熙所指定的正黄旗满、蒙、汉三军总管。雍正派他护送活佛哲卜尊丹巴一世的灵龛去喀尔喀。他走到中途，雍正下旨叫他在张家口暂住，不久便在雍正二年（1724年）四月加一个“私自禳祷”的罪名，将他押解回京，关在牢里。（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
至于皇长子胤禔，早就在康熙四十七年被康熙禁锢在家里。雍正让他仍旧被禁锢着，不予释放。
于是，皇八子胤禩在朝廷中地位虽高，却是一个光杆。
甲派的太子胤礽，也早已被康熙关了；雍正把拥护太子的皇三子胤祉，派到遵化去“守护景陵”。
雍正经过如此安排，已经将江山坐稳；然后，把乙派的胤禟、胤禩、胤禵，与甲派的胤祉，作进一步的收拾。
胤禟于雍正三年七月在西宁被捕，罪名是陕西有人背后称他为“九王爷”。到了雍正四年五月，雍正下圣旨将他改名为“塞思黑”（狗），罪名是他用密码和人通信。他被押解回京，走到中途，暴卒。
胤禩于雍正四年正月被“削籍离宗”；二月，被革去王爵，改名“阿其那”（猪），圈禁在宗人府；九月，死在狱中。胤禵在雍正三年三月被降封为“贝子”；雍正四年五月，禁锢在寿皇殿。（到了雍正死后，才被乾隆释放。）胤祉于雍正八年五月被禁锢在景陵，于雍正十年闰五月死在狱中。
皇八子胤禩于康熙未死以前，先后获得过大学士明珠及其儿子左都御史揆叙的支持。明珠死在康熙四十七年，揆叙死在康熙五十六年。他们两人之死，与胤禩之终于失败不无关系。
雍正极恨揆叙，于雍正二年不惜与鬼作对，追夺揆叙的官爵，下旨在揆叙的墓前立一个碑：“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另一个已死的胤禩之党、领侍卫内大臣阿灵阿，也被雍正同时送了一个碑：“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阿灵阿的儿子、领侍卫内大臣阿尔松阿，被雍正圈禁在阿灵阿的墓地，于两年以后杀掉。和阿尔松阿一齐在雍正四年被杀的，有正蓝旗汉军都统鄂伦岱。鄂伦岱这人是孝懿皇后（非太子胤礽之母）的叔伯兄弟，于康熙四十七年太子第一次被废之时，附和了一班主张改立胤禩为太子的揆叙、阿灵阿之流。雍正追算旧账，对鄂伦岱也毫不客气。
孝懿皇后佟佳氏，是康熙一生前后所立的三个皇后之一，只生过一个夭亡的女儿，没有生过儿子。康熙的其他两个皇后是太子胤礽的母亲孝诚皇后（赫舍里氏），与无子无女的孝昭皇后（钮祜禄氏）。康熙的妃子很多，其中有若干汉人，包括四个姓陈的、两个姓王的，也有姓高的、姓石的、姓袁的、姓张的、姓刘的、姓卫的，等等。胤禩是姓卫的（良妃）所生。康熙不肯立胤禩的原因之一，是这“良妃”出身微贱。
雍正的母亲也是一个妃子，叫做“德妃”，姓乌雅氏，是满人，护军参领（乌雅）威武之女，论出身似乎比“良妃”好一点。但是康熙却从无立雍正为太子之意。倒是雍正的同母弟、德妃的另一个儿子、皇十四子胤禵，康熙在最后几年似乎颇为属意，提拔为“抚远大将军”，希望他先在青海、西藏为国家立一些功，取得声望。
这就引起了雍正的嫉妒，伏下祸根。胤禵为人懦弱，并无多大野心。他一向拥护皇八子胤禩。倘若他懂得拥护自己的同母兄皇四子胤禛（雍正），结局便不致如此悲惨。
皇三子胤祉原是拥护太子胤礽的。胤礽两次被废以后，他便存了非分之想，在家中养了两个策士陈梦雷与杨文言。陈梦雷帮他编《图书汇编》（古今图书集成）；杨文言帮他编《律历渊源》。这两部书均是康熙叫他编的。他字写得好，天文与数学也懂得一点，康熙对他相当喜欢，于是他因此也招了雍正的忌。
雍正即位之时，首先便将陈梦雷充军，剪除胤祉的羽翼。杨文言这时已死，否则也逃不了雍正的毒手。
雍正最凶狠的一着，是在对付胤禵与胤祉之先，把两人的儿子弘春与弘晟先行削爵拘禁，隔离起来，然后再对付他们本人。
另一个皇子、皇十二子胤祹，不曾参加甲、乙两派，并无得罪雍正之处，却因为康熙重用了他，叫他总管过正白旗的满、蒙、汉三军，又叫他担任满洲镶黄旗都统，雍正对他极不放心，于即位以后先封他为郡王，再把他降为贝子，又把他降为镇国公。这胤祹倒也聪明，终于获得了雍正的信任，在雍正八年又受封为郡王。
雍正所倚靠的，在皇子之中是皇十三子胤祥与皇十七子胤礼；在大臣之中是隆科多；在武官之中是年羹尧。
胤祥被他封为“怡亲王”，作总理事务的大臣之一，与大学士马齐、吏部尚书隆科多、皇八子胤禩同列。怡亲王胤祥对雍正鞠躬尽瘁，直到雍正八年五月病死为止。雍正谥他一个“贤”字；也送给过他一个匾：“忠敬诚直，勤慎廉明”。
胤礼被他封为“果郡王”，先后充任理藩院的“管院大臣”（位在理藩院尚书之上）与工部、户部的管部大臣（位在这两部的尚书之上），也叫他在西南各省巡阅过驻防兵（满人），与绿营兵（汉人），在中央主管过苗疆事务。雍正六年进封他为“果亲王”。他死时，是乾隆三年二月。
隆科多与年羹尧的下场，太比不上胤祥与胤礼二人了。隆科多是孝懿皇后的亲弟弟，与鄂伦岱是叔伯兄弟，可算是十足的“国舅”。雍正一向和他很亲密，叫他“舅舅”。鄂伦岱拥护皇八子胤禩，他拥护雍正。康熙绝命之时，只有他一人在御榻之旁。如果没有他“宣布遗诏”，雍正之获得皇位决不能如此容易。
那时候，他是理藩院尚书兼步军统领，有兵在手。雍正任命他为“总理事务大臣”，又把他从理藩院调至吏部当尚书，叫他袭继父亲佟国维的“一等公”爵位。
到了雍正三年，他突然被解除步军统领职务，他的儿子王柱也被免了銮仪使之职，发交他“管束”。
年羹尧是汉军镶黄旗人。父亲年遐龄由“笔帖式”（书记）历升兵部主事、刑部郎中、河南道御史、工部侍郎、湖广巡抚。年羹尧本人是科班出身，康熙三十九年的进士，“改庶吉士”（翰林），当了翰林院检讨、四川广东的乡试考官、内阁学士，在康熙四十八年受任四川巡抚，康熙五十九年挂“平西将军”印，指挥岳钟琪等人打进西藏，击败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军官策凌敦多卜。次年，康熙升他为“兼理四川陕西总督”。
雍正即位以后，召还“抚远大将军”（皇八子）胤禩，叫年羹尧“管理大将军印务”，留待继任的延信到任。雍正元年（1723年）十月，延信到达西宁，雍正又改命延信为平逆将军，叫年羹尧作“抚远大将军”。
这时候，青海的蒙古人首领是罗卜藏丹津（顾实汗的孙子）。罗卜藏丹津造起反来，年羹尧指挥岳钟琪加以讨伐，讨伐到雍正二年三月，将罗卜藏丹津击溃，肃清了青海全部。
十月间，年羹尧奉召进京，雍正赏他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朝服上绣四个团龙的“补子”），黄带、紫辔、金币。
谁知道，年羹尧回任以后不久，便在雍正三年二月为了奏疏上将“朝乾夕惕”的成语改写成“夕惕朝乾”，碰了雍正一个大钉子。到了四月，雍正免他的大将军与总督之职，调任杭州将军；到了十月，将他拿捕来京，赐死。
年羹尧被捕的时候，距离他妹妹之死，还不到一个月。
年的妹妹是雍正的妃子，死后被谥为“敦肃皇贵妃”。年羹尧一向仗着有妹妹在宫中，又一向深荷雍正信任，免不了摆威风，乱花钱，参劾大员，提拔部下，因此就得罪了不少人，况且手握重兵，也引起雍正的疑忌，所以妹妹一死，他便垮了台。
在他被降调为杭州将军之时，许多受过他提拔的人纷纷说他的坏话，打落水狗。不说坏话的人极少，其中之一是西安布政使胡期恒（布政使是专管民政、财政的官）。雍正把胡期恒捉了，关起。
另有一位汪景琪，写了一部《西征随笔》，记载当年参加年羹尧戎幕的经过。书中对于年羹尧相当称赞。雍正把汪景琪抓来，斩首。
雍正的左右，有一位“侍讲”官，姓钱，叫做名世，写过几首诗赞美年羹尧平定西藏的功劳。雍正很生气，将钱名世革职，逐回浙江原籍，御书“名教罪人”四个字，叫地方官制成匾，树在钱家的大门之上。
汪、钱二人的案子，均不是正规的文字之狱。正规的文字之狱，在康熙之时已有。康熙在康熙三年杀过浙江湖州人庄胤城等七十几人。罪名是，庄胤城的已故儿子庄廷枬，曾经刻过朱国桢所写的明史，并且加了关于崇祯一朝的记载，其中有涉及建州卫的事。这七十几人包括庄氏全家，作序的人李哲言，被误指为朱国桢的朱佑民及他们的儿子。
康熙在康熙五十二年又杀了翰林院编修、安徽桐城人戴名世等几十人，捕了两百多人，罪名是戴名世写了一部《孑遗录》，记述明末三王的事。在被株连的人之中，有已故的《滇黔纪闻》著者方孝标。方被戮尸，方的四个儿子、一个孙子，处斩。
康熙是所谓“圣祖”，也做得出这样小气的事，可谓盛名之累。
雍正呢，本是一个刻薄寡恩的人，却在办理文字之狱的时候，比父亲康熙与儿子乾隆，均略为宽大。
礼部侍郎浙江海宁人查嗣庭，在雍正四年当江西主考，出了一个八股题目“维民所止”。有人告他的状，说“维”字与“止”字恰好是“雍正”两个字砍去了头。雍正把他和他的儿子逮捕。这两人气死在牢里。雍正把他的其余四个儿子，杀一个，充军三个，把他的一兄一弟、几个侄儿，也充了军。此外，别无株连。其后，而且放回了查嗣庭之兄（查慎行）。
雍正七年，有一位某部主事（科员）陆生枬，因写了十七篇《通鉴论》被杀。罪名是，主张废郡县，复封建，梦想分封诸王，削弱中央势力。
其后不久，发生了曾静劝岳钟琪“造反”的案子。
曾静是湖南永兴的一位落第书生，于无意之中读到名儒吕留良所评选的八股文，其中有论及“夷夏之防”的，十分沉痛。吕留良是康熙时代的人，仍称“清”为“北朝”，称“明”为本朝，说一部春秋的微言大义，不外是尊王攘夷，孔子之所以称许管仲，原因即在于此。吕留良言外之音，清朝的皇帝是夷，该“攘”。
曾静读了吕留良的文章，很感动；特地跑到浙江石门（崇德）吕留良的家乡，找到吕留良的儿子吕毅中（这时候吕留良已死）、吕留良的学生严鸿逵、严鸿逵的学生沈在宽，和他们做了很好的朋友。这三人把吕留良的所有遗著，包括《日记》与《四书讲义》，均交给了曾静。
曾静回到湖南以后，把吕留良的思想与学说灌输给自己的学生张熙。张熙自告奋勇，愿意到西北一趟，找川陕总督岳钟琪，劝岳钟琪反清。曾静写了一封信，托他带去。
岳钟琪是四川成都人、年羹尧的老部下，勇敢善战。他的的确确是岳飞的苗裔，曾静和张熙以为他必能一本岳飞的抗金遗志，灭掉清朝。清朝皇帝不是曾经自称金朝皇帝的苗裔么？
岳钟琪是绿营名将岳升龙的儿子；最初以捐班的“同知”（相当于“副县长”的一种官衔），改充武官游击，在康熙五十八年之时做到四川永宁协的副将（等于一个副旅长）。康熙征讨西藏，他是先锋，杀了（西康）里塘的“第巴”，降了巴塘、察木多（昌都）等地的“第巴”，冲到拉萨，击走准噶尔部长策妄阿拉布坦的驻藏大将策凌敦多布。因此之故，他被康熙任命为左都督，又升为四川提督。他征服松潘以西、四川与青海之间的若干少数民族寨子。
雍正即位以后，叫年羹尧讨伐盘踞青海的蒙古人罗卜藏丹津，年羹尧调岳钟琪来帮忙，结果在事实上出力打平罗卜藏丹津的完全是岳钟琪。于是雍正就命他为甘肃提督；不久，叫他兼甘肃巡抚。雍正三年四月，叫他接年羹尧的川陕总督。
岳钟琪这人生于清朝，长于清朝，替清朝立下很大的功，又作了清朝很大的官，只知道忠于清朝，不仅把远祖岳飞如何忠于宋朝，如何誓死抗金，漠然视之；而且这时候明朝丢掉北京也将近一百年了，他实在没有一丝一毫的“反清复明”的念头。
张熙不辞跋涉之苦，甘冒生命危险，在雍正四年七月间跑到岳钟琪的衙门求见，可谓找错了人。岳钟琪接见他，读了他带来的曾静的信，大吃一惊。
这岳钟琪一面假心假意答应参加反清运动，而且与张熙立了誓，一面暗中报告雍正。于是雍正就下旨抓人。曾静、吕毅中、严鸿逵、沈在宽一齐落网，押解到京。张熙也被押解了来。
雍正读了曾静写给岳钟琪的信，也读了搜查来的吕留良遗著，认为这是思想问题，亲自编了一部《大义觉迷录》，颁发各地，特免曾静、张熙之死，叫他们去江浙一带把《大义觉迷录》好好宣讲。（吕毅中与沈在宽被斩首，严鸿逵死在牢里，这三人的子孙全数充军。岳钟琪暂时仍被重用，到了雍正十年便以在新疆对准噶尔作战不力的罪名，被免职，监禁。）
《大义觉迷录》的内容相当坦白，雍正自认为夷，把清朝也称为“外国”。后来乾隆感觉不妥，把这书列为禁书，于是在中国便难找到，倒是日本人替我们保存了，被稻叶君山约略引录在《清朝全史》之中。
《大义觉迷录》包括曾静的供词，雍正在雍正四年九月所颁的诏书，与曾静“改悔以后”所写的一篇歌颂清朝的“归仁录”。
曾静在写给岳钟琪的信中，指出雍正有九项罪恶：（一）窃位；（二）逼母（稻叶君山说这是指的雍正逼迫康熙的佟后殉葬，事实上佟后（孝懿皇后）死于康熙二十八年七月。雍正自己的母亲德妃乌雅氏，死于雍正元年五月，曾静所指的可能是她；（三）弑兄（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四）屠弟（胤禩、胤禟）；（五）贪财；（六）好杀；（七）耽酒；（八）淫色；（九）诛忠用佞。
雍正对于曾静之如此不客气，却不甚介意，说“曾讥诽止朕一人”，吕留良“上诬皇考（康熙）之盛德”，“于本朝祥瑞事迹概隐匿不书，而专造作妖诬，布其私愤”，“谓我朝曰‘清’，曰‘北’，曰‘燕’，曰‘彼中’”，“称满、汉之兵，齐跪永历马前”，“此吕之罪，所以为至大也”。
雍正发明了一套神权理论，说皇帝是天所指派的，天只问某人的“德”，够不够当皇帝，并不问此人出生在什么地方。“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圣德？”“我朝既仰承天命，为中外生民之主，凡所以蒙受此抚绥爱育者，何得以华夷殊视？”
雍正说，写文章的人“著劝戒于简编，当平心执正而论，对于外国入受大统之君，其善恶尤宜公平书录，细大不遗。……外国之君，信其是非不爽，直道常存，亦必愈勇于为善。”“若故贬抑淹没，略其善而不传，妄载以诬其恶，以为中国之君既生中国，自应享有令名，不必修德行仁，自臻郅治之隆；而自外国入承大统之君，以为纵能夙夜励精，勤求治理，究竟无载籍之褒扬，为善之心因以自怠，则内地之苍生其苦岂有底止耶？”这些话，是雍正的真心话，颇能动人。
清世宗胤禛审讯曾静案 湖南永兴人曾静著有《知新录》，认为雍正帝是失德的暴君，指出他有“谋父”、“弑兄”、“贪财”、“淫色”、“好谀任佞”等十大罪状。主张恢复汉人江山，希望拯救百姓于贫穷。曾静相信陕西总督岳飞后裔岳钟琪能实现他的目标，便派门生张熙带着书信前往策反。岳接信后惊恐万分，最后上奏世宗雍正帝，雍正帝对岳钟琪大加赞赏和抚慰，并祝岳家“多福多寿多男子”，同时对曾静亲自严加审问，费时一年，最后出其意料地下诏宣布将曾静、张熙予以免罪释放，并令其在江浙地区宣讲皇朝恩德。为使曾静及臣民“迷途知悔”，雍正帝还下令将该案的上谕、曾静口供笔录及忏悔之言《归仁录》，集成《大义觉迷录》，加以刊刻，颁布天下。
关于清兵入关，窃占北京与华北的经过，雍正抄袭多尔衮的理论，说清朝得天下于李自成之手，不是得之于明朝之手。而且明朝自“嘉靖（世宗）以后，君臣失德，盗贼起于四方，疆圉无宁，其时可谓之天地闭塞。本朝定鼎以来，扫除穷寇，文物日盛，黄童白叟，一生不见兵革……尚可谓之昏暗乎？”“我朝之有造于中国，大且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