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到九月十一日（11月1日）下午结束。
革命同志于占领武昌以后，在二十一日午后六点钟的会议上，决议成立四个协（旅），以吴兆麟、何锡藩、成炳荣、张廷辅为协统。两天以后，成立敢死队四大队，以方兴、马荣、金兆龙、徐少斌为大队长。此外，有陆军中学与陆军小学所合并组成的学生军，以刘绳武为统带（团长）。原有的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与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混合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马队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刘国佐与周福堂为标统。第八镇炮队第八标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也合并而扩充为两标，称为鄂军炮队第一协第一标与第二标，以姜明经为协统，蔡德懋与尚安邦为标统。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分出一部到敢死队，合并混成协工程第二十一队，成立鄂军工程第一营，以李占魁为管带。第八镇辎重第八营参加革命的不多，改以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为基础，成立鄂军辎重第一营，以孙鸿斌为管带。
水师与巡防营的管带夏占奎、王朝银、马祖藩，经胡捷三与蔡鹏来运动，加入革命阵营成立中华民国驻汉水师，以赵均腾为标统。第八镇的宪兵第八营，改编为宪兵第一营，以王文锦为司令。
再其后，又先后成立步兵四个协，第五协至第八协分别以熊秉坤、杨载雄、邓玉麟、罗洪升为协统；输送兵一个协，以高尚志为协统；先锋队一个协，以王国栋为协统。
加起来，革命军鄂军一共有了步队八个协，敢死队四大队，学生军一个标，马队两个标，炮队两个标，工程、辎重、宪兵各一营，水师一个协，输送兵一个协，先锋队一个协。
首四协的协统，颇有更动。第一协的吴兆麟，调回都督府，专任副参谋长，协统由宋锡全继任；宋锡全于汉口失守之时，听了胡瑛的话，自动移军岳州，被处死刑，遗缺以蒋肇鉴继任。第二协的协统何锡藩，于九月十一日负伤，以罗洪升代理。第三协的成炳荣（陈炳荣？），于九月二十六日被撤职，先由刘廷璧继任，不久，改由窦秉钧继任。第四协的张廷辅也于某日负伤，由谢元恺继任。第五协成立于八月二十四日以前，第六协成立于九月初五日，第七、第八两协未见于汉阳失守以前的各次作战命令，其成立约在十月初八或初九日。这四协的协统，截至十月十二日停战之时，未有更动。
协统以下的标统，姓名可考的，是第一标先后为宋锡全与黄振中，第二标梁邦福，第三标先后为姚金镛与刘廷福，第四标先后为谢元恺与胡效骞，第五标刘廷璧，第六标胡廷翼，第七标胡廷佐，第八标杨选青与王华国，第九标伍正林，第十标杜武库。林翼文、曾尚武、阙龙、单道康、黄继超都当过标统，番号难考。
以上，除了姜声经、宋锡全、杨选青、阙龙、单道康、黄继超等几个人的名字是采自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以外，都是根据李廉方的《辛亥武昌首义记》。
清军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3日），武汉三镇皆已光复之时，只剩下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在汉口刘家庙。清廷很迅速地派遣豫军（河南巡防营）两营，由京汉铁路南下，在二十二日上午到达汉口，扎在大智门。这两营的指挥官，是代理协统张锡元。（李廉方说，张带了三个营来。革命军的作战命令都说张只带来了两个营。）
张锡元派人来武昌，诈称愿降。军政府派李国镛、毕钟带了几千元去犒赏，叫他通电，出布告，以表示态度，率队北回，开到武胜关去布防。张锡元毫无听命的具体表现。
清廷在二十一日便已下旨军咨部（参谋本部）与陆军部，派陆军大臣荫昌率兵南下，加调萨镇冰与程允和带领海军与长江水师，对革命军作战。
荫昌带了陆军第四镇与第三混成协及第十一混成协，于二十二日开始出发。清廷在二十三日下旨，把这三个单位合称为第一军。同日，加派冯国璋率领陆军第五镇与第五混成协、第三十九混成协，称为第二军，“迅速筹备，听候调遣。”
八月二十三日（10月14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岑春煊为四川总督，均“督办剿抚事宜。”同日，清廷又下了一道上谕：“袁世凯现简授湖广总督，所有该省军队暨各路援军均归该督节制调遣。荫昌、萨镇冰所带水陆各军，并着袁世凯会同调遣。”这在清朝的历史上，毫无先例：叫袁世凯以一个总督的身份节制具有陆军大臣身份的荫昌。原因是，荫昌所带去的官与兵，是袁世凯所一手训练扩充出来的。
袁世凯一方面深恨摄政王载沣于慈禧死后将他放逐出京，不愿意轻易出山，救清朝于垂危；一方面也似乎感觉到，有一个荫昌夹在中间，他即使想到湖北指挥作战，也不方便。他向清廷奏复，说自己“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去冬又牵及左臂，时作剧痛……近自交秋，又发痰喘作烧旧症。”“一俟稍可支持，即当力疾就道。”他既不谦辞，亦不请假，只是在藉故拖延，搭他的架子。
荫昌在调兵遣将，补充军器、弹药、粮食，种种方面却很卖力，虽则胆量很小，只敢以信阳为大本营，偶尔去孝感走走。前方打仗的事，实际上都是标统、协统之流在负责。
清廷终于在九月初六日（10月27日）把荫昌调了回去，改以冯国璋“总统”荫昌留下的所谓“第一军”；原定的第二军，改交段祺瑞“总统”。
荫昌与冯国璋所先后统率的“第一军”，包括一个镇（第四镇）与两个混成协（第三混成协与第十一混成协）。第四镇的代理统制，是王遇甲（号思澄）。王遇甲下面有两个步兵协：第七协，协统是陈光远；第八协，协统是王遇甲。此外，有炮队一标，标统是蒋廷璋；马队一标，标统是张九卿。辎重兵与工程兵，应该也各有一营，史料不详。
第三混成协的协统是王占元，第十一混成协统是李纯。这两个混成协的编制应该是与黎元洪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同，即步兵两个标，骑兵，炮兵各一营，工程兵、辎重兵各一队。我们从革命史料上仅仅查考得出，在王占元的下面，有一个步标标统马继增（讹写作“马继贞”），在李纯的下面有一个马标标统贾德耀。这两人都是先锋。马继增最先到武胜关，贾德耀最先留驻信阳。
李纯与王占元其后在民国初年的历史上，是很露头角的军阀。李纯当了江苏督军，王占元当了湖北督军，王占元下面有一个孙传芳，其后作了所谓“五省联军总司令”，雄踞南京。李厚基与臧致平均为第四镇的步队标统（李，第十四标；臧，第十六标）。何丰林也属于第四镇。
关于革命军与清军在汉口作战的经过，我们所知道的以革命军这一方面为较详细。清方留下的史料，除了王树枬的《武汉战纪》以外，仅是若干上谕、奏折与电报而已。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鄂军第二协协统何锡藩为汉口指挥官。何锡藩在八月二十六日午后四时，已经率领本协步队两标完全渡江到了汉口。协司令部，驻在刘家园。所属的步队第三标（标统是姚金镛）扎营在刘家园附近，第四标（标统是谢元恺）扎在歆生路西北端。
在何锡藩的指挥之下，另有属于马队（第一标？）的一个营（管带是黄冠群），炮队第一标的两个营（标统是蔡德懋），工程兵一队（队长是李忠孝），敢死队第二与第四两个大队（大队长是马荣与徐少斌）。这些，分别驻扎在跑马场与“新停车场”。
何锡藩奉“都督”之命，于二十七日（10月18日）上午七点钟，开始进攻“前面刘家庙以南之敌”。刘家庙是一个乡镇，位于汉口东北郊外，与武昌的徐家棚斜对面。汉口在当时有所谓“华界”，华界之西是汉水，华界之南是长江；华界之东是英租界；更东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本租界。法租界正北偏西，是大智门火车站。日本租界之北，隔一条火车路与相当距离，是跑马场。跑马场之东，日本租界之北，相当远，是刘家庙。
这时候，清军在刘家庙的是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加上张锡元的河南巡防营两营。
何锡藩步队第三协循着铁道线前进。第四协在第三协的左边，并肩前进。马队循着汉水故道，担任搜索。炮队放在跑马场附近，以刘家庙为射击目标。工程队负责作炮队的掩护。敢死队作为预备队，归胡效骞指挥，随着第四协之后前进。
革命军刚走到跑马场之北，刘家庙的清军便开始射击。战到正午，清军后方来了二百名援兵。革命军的预备队向右展开，兼“督”第三协的步兵。战到午后四点，清军有步兵一标、炮兵一营，乘火车来到刘家庙，于炮声隆隆之中，车头脱轨，列车翻倒，兵士惊慌奔逃。革命军乘此机会，吹号冲锋。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恰好也派了一标步兵赶到。于是，清军溃败。革命军进抵“三道桥”。
这是革命军占领武汉以来，第一次与清军正式交锋。革命军获得全胜，捡得了清军一列火车的武器、服装、粮食，杀死了清军四百余人。
次日，两军于上午七点以后在丹水池一带接触，越战越猛烈，战到下午三点左右，革命军占领刘家庙与江岸车站，清军败退到嗫口。
刘家庙与嗫口之间，铁路线上由南而北有三道铁桥：一道桥、二道桥与三道桥。铁路线的东边是沼泽地，更东，是路堤，铁路线的西边是湖。总之，革命军北进，走的是一条危险的狭路。清军用机关枪与管退炮锁住三道桥的桥口，静候大队人马从直隶、河南而来。
革命军的一方，首脑部缺乏战略人才。黎元洪的学识，本极有限，何况对革命始终没有信心。参谋长张景良，根本是一个找机会向清廷报功的内奸。若干革命同志，如蔡济民、张廷辅，虽则于起义以前已由士兵升至排长，皆没有受过指挥大部队的教育。比较高明的是吴兆麟，也不过是受过“参谋班”的短期训练而已。
革命军在起义前后，不曾把驻扎在武胜关以南、京汉铁路沿线的第二十一混成协第三营联络好，是一大失着。（该营也有文学社的同志，营代表是赵承武。）更大的失着，是没有藉二十七日与二十八日的战胜之威，运送几个协的兵渡江，一举而绕过或冲过嗫口北上，占武胜关。
何锡藩的主力，仅有第二协一协。这一协正如其他的各协，包括极多的新兵，而且在恶战两日以后，伤亡不少，未伤未亡的也都已疲乏得很。因此之故，何锡藩在二十九日上午，把部队扎在造纸厂，不曾采取攻势。
在武昌的蔡济民、吴醒汉等若干同志，急于扑灭敌人而不明了实际情形。李廉方说：他们相约多人往造纸厂方面察看，督促何“指挥”下令进攻，“并分赴其部队内鼓吹速进”。
徐少斌表示，愿意带他的敢死队第四大队去打头阵。何锡蕃于是派第四标标统谢元恺为司令，徐少斌为前卫司令，加派谢元恺的步兵一营（第四标第三营），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与炮队一队参加。其余的部队留在造纸厂，准备支援。
午后一点钟出发。序列是胡效骞领敢死队第四大队的第一排，作为尖兵。在尖兵之后三百公尺，徐少斌领了第二排与第三排，作为“前卫本队”。在前卫本队五百公尺以后，是所谓“中队”，亦即马荣的敢死队第二大队。再其后，是谢元恺所直接指挥的第四标第三营，作为“预备队”。炮队则布置在铁路线二道桥之东的路堤，作为掩护。
如此的“纵深序列”，用之于平日的行军则可；用之于大敌当前、左湖右江的狭道，真是犯了兵家大忌。
徐少斌前进到二道桥之北，向嗫口之敌射击，敌方不还一枪。徐少斌再进，进到三道桥之中段，李廉方说：“敌以机关枪多架，堵塞隘路口，对我扫射。少斌当即中弹坠水而死。……惜乎少斌死义，犹未使军（政）府悟战略之非也。同时阵亡十余人，伤二十余人，而我之山炮威力又远不如敌，遂于午后四时，皆退回造纸厂。”（革命军只有过山炮，而清军有“管退炮”。）
这一次八月二十九日的失败，虽则是损了一员猛将，就大体而论，尚不过是一个小挫。
然而武昌方面却因此而“临阵易将”，于何锡蕃之上加派一个根本不可靠的张景良作“指挥官”。
张景良是“汉军”旗人（祖先是以汉人而降附满洲，纳入八旗系统的），和第八镇宪兵第八营营长宷清阿是亲戚，原为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的标统，很受张彪赏识。革命同志占领武昌，捧出黎元洪当都督以后，叫张景良当参谋部部长（简称参谋长）。他曾经在八月二十四日的深夜，走进黎元洪的卧室，哭着跪求黎元洪不要对清军下攻击令（那时候清军在汉口的仅有张彪的辎重第八营）。张难先说，为了这件事，张景良被同志们逮捕，关在牢里。李廉方没有作如此的记载，只说“同志欲致之法，经解说而免”。
在徐少斌阵亡的消息传到武昌之时，同志们十分激动，纷纷表示对何锡蕃不满。张景良这时候向黎元洪自告奋勇，说何锡蕃是他的老部下，他去了便可以叫何锡蕃听话；他说，他很想杀敌立功。据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记载，蔡济民对张景良颇为支持，而李翊东坚决反对。
黎元洪立刻就委了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这一天，是哪一天？以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记》书中的语气来看，似乎是八月二十九日（10月20日）的夜晚。张难先把这一天的黎元洪命令，标明为“八月二十七日（10月18日）午后十一时半”。不过，张难先关于汉口之战，从八月二十七日的第一战到九月初一的第四战，每一次都记早两天。（原因何在，殊为费解。）
黎元洪的这次命令，除了发表张景良为汉口指挥官以外，有这么一句话：叫张景良“率在汉所有各部队，明日进攻嗫口之敌，但攻击计划及命令须先呈报军政府”。
张景良到了汉口，应该根据黎元洪的命令，起草一个攻击计划，及准备以自己的指挥官名义颁发给部队的作战命令，呈报给军政府。他却并不如此，只是把黎元洪的命令，抄了若干份，亲自到各部队找部队长，叫他们依照黎都督的命令对敌人进攻。他们觉得很奇怪。他们怎能越级而直接依照黎都督给指挥官张景良的命令而行动起来呢？而且，怎样行动，谁在左翼，谁在右翼，谁在前，谁在后，在事实上也得先由指挥官作一番指定。他们要求张景良，另行以指挥官的名义颁发一个较详细的命令给他们，张景良不肯。
在黎元洪都督府的同志，等候张景良送攻击计划与作战命令的草稿，等候到第二天的上午十一时，毫无音信。于是杨玺章、蔡济民、蔡国光、徐达明四人，便请准了黎元洪，派他们渡江来调查。他们来到了刘家庙张的司令部，责问张，张说不出理由。杨玺章就替张拟了一个作战命令，张只得同意。这命令，一面派人呈报黎元洪，一面在八月三十日（10月21日）下午三点钟发出给各部队。内容是：（一）定于明日对敌军进攻。（二）第二协于拂晓由三道桥进攻敌军正面。（三）第四协第八标于拂晓由藤子冈进攻敌军侧面。（四）炮队第一标于拂晓分别布炮在一道桥与二道桥的路堤，均对三道桥附近射击。（五）第四协第七标及敢死队二大队皆为预备队，集合在造纸厂西南端。
到了九月初一（10月22日）的拂晓，第二协的谢标（谢元恺的第四标）开始由三道桥向北夜袭，被敌方的哨兵发现，开枪。谢标并不还枪，冲上前去，用刺刀刺死几个。但是，当谢标进至三道桥北端之时，敌军的机关枪便不是刺刀所能对付的了。（革命军在汉口、汉阳的战役之中，从头到尾，最吃机关枪的亏。清军有机关枪，而革命军没有。）
谢标依然勇往直前，一冲再冲，阵亡了二百多人，伤了七十几人，等于是损失了第一营全营。谢标的其他两营，只得退到二道桥的江堤。到了天明时候，清军不但用机关枪，又用了炮，向谢标射击。虽则革命军有炮与清军对轰，然而压不住清军的炮。结果，谢标退回到造纸厂。
第四协第八标于张廷辅的统率之下，在拂晓由藤子冈乘船，渡到嗫口之右，李廉方说：“因地势低洼，崎岖难行，又敌防范严密，不便前进。后见正面谢标已退，故亦仍回原防。”
王树枬在《武汉战纪》里说：“九月（初）一日，两军以炮队交击。是日正午，革命军步队约一标向三道桥北进战；至未（时），革命军不克而还。”这一段记载，在时间上似乎错误。
日本领事馆在阳历10月22日下午六点钟发出电报，说：“革命军渡过沙口铁桥，与清军在沙口西北约八千公尺之嗫口车站前，以铁桥（三道桥）为界，自上午十时接战，至下午三时，占领其车站。清军之大部队伍退屯至祁家湾与万家店之间。是役双方死伤均轻。”这一封电报，显然是根据传闻，与事实大不相同。
谭人凤在《牌词》里说：“九月（初）一日，战于嗫口方面，压迫北军于七里口（沟）第三铁桥以北，‘不追击而返’，致北军再出而据第二铁桥，以嗫河为界，则民军之失算也。”谭人凤这番话，似乎是在责备谢元恺打胜了敌人，反而“不追击”，又而拱手给敌人以三道桥与二道桥。——这真是错怪好人。
九月初二，军政府派遣李占魁率领工程营带了要塞炮到汉口，帮助炮队安放要塞炮在江岸，同时构筑防御工事。要塞炮刚刚放好，便开始对清军射击。同时，敢死队第一大队与第三大队，也开来汉口。
王树枬在《武汉战纪》里说：“二日未初（下午一点钟），革军施巨炮连环射击。我阵坚，且有（掩）蔽，弹不能中。寻侦知我山炮药弹将罄，驱敢死士六百人出三道桥来猛扑，步队动，几不支。（第三混成协第）四标（第）三营管带田某，搏战至酉（下午五点钟），革军不得前，唱军歌而返。”
谭人凤说：“是夜（初一日的夜里），焦达峰光复湖南电至，民军气愈旺。次日，复占领第二铁桥。”
九月初三，革命军在午前五点钟，由二道桥左边向三道桥清军的前卫进攻。清军以大炮六门，放在三道桥后面的小山之上，对革命军猛射，将革命军击退。这一天，清军有炮队一营，带了管退炮从北方来到增援，便决定了此后对革命军逐渐采取攻势。
九月初四，天气不好，有雨，双方只有炮战，而没有步兵战。
九月初五，清军推进到造纸厂附近，而且集中了九条兵舰在阳逻的江面，革命军加紧在刘家庙江岸车站构筑工事。当天晚上，黎元洪下令给张景良，于次日进攻清军。熊秉坤的第五协也被派来汉口。（成立第六协，以杨载雄为协统，接第五协的防守武昌的任务。）
九月初六午前两点钟，张景良颁发作战命令给各部队：其主要内容是：（一）何锡藩的第二协在东，张廷辅的第四协在西，于拂晓同时向造纸厂附近的敌军进攻，第二协右翼及于长江江岸，左翼及于刘家庙车站西端，第四协右翼与第二协左翼连接，右翼及于戴家山附近。（二）马队黄冠群一营负责警戒第四协之左侧。（三）熊秉坤的第五协，作为预备队，集合在刘家庙南端。（四）敢死队第一、第二两大队，继第二协之后前进，第三、第四两大队继第四协之后前进。（五）蔡德懋的炮队第一标与李占魁的工程营，在刘家庙以北附近占领阵地，掩护步兵进攻。
不料，清军在革命军开始出动以前，先向革命军进攻。李廉方说：“上午五时，正面之敌约第四镇（代理统制是王遇甲）之三千人，与我守兵（第二协？）约二千人接战，相持甚久。因新兵不善用地形（作为掩护），敌乱放榴散弹，颇有命中者。其被机关枪扫射而死伤者亦不少。敌主力遂越一道桥。
“午前十时，战事颇烈。我缺机关枪，又无管退炮。（步枪与过山炮）效力甚微。
敌复由嗫口增加兵力。
而敌舰四艘又驶至谌家矶，水陆夹攻。敌舰之炮，轰毁我江岸散兵壕，死伤甚多。敌兵乘隙涌进。刘家庙一带地势平坦，无险为守。我军遂撤去江岸，并遗弃山炮及机械不少。
敌另一部队，至戴家山一带，布置大炮，轰击我军左翼（第四协），久之，死伤渐多。张统领（廷辅）亦受伤。
敌进薄不已，更以马队追袭。我军遂陆续退至大智门。以致德日租界后方，多为敌有。……（午后）一时三十分……我军遂以跑马场后方二百米（公尺）达之考尔夫球场为炮兵阵地，故德界后方，成为炮火横飞之场，双方争夺，一进一退，死伤枕藉，此时最为猛烈。……战至下午六时，两军发生白刃战……遂被敌占有跑马场矣！”
李廉方关于九月初六日之战的叙述，颇有错误。他所根据的是日本领事馆的电报，夏口县志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这三项史料的可靠性皆有问题。事实上，革命军在初六日不曾失去跑马场，所失去的只是刘家庙。
王树枬说：“六日，我军渡三道桥，进攻刘家庙。王占元率混成（第）三协趋铁路东，王遇甲率（第）四镇趋铁路西。人各携二日粮，克期进击。抵造纸厂，敌兵以煤油罐鏖战。久之，步队（第四镇）第七协不能当。某急率一营（第四镇第八协第十六标第三营）驰入阵。战至午，敌攻益猛。而蛇山及塘角之炮，萃集我军。弹如雨下。（我军）急檄海筹、海容诸舰，驶至丹水池江岸，侧击刘家庙。我军乘势勇搏，且攻且前，敌炮声渐微。战三时，（敌）窜跑马场，（我）合军蹑击，遂夺刘家庙……七日，黎明，我军进薄跑马场。”
张难先把这初六日的战事，写在初五日，又说，刘家庙虽被清军侵去，但当天下午，仍被革命军夺回。革命军之所以在上午战败，是由于“刘家庙无端起火（张景良放的），弹械，粮秣尽遭焚毁，军心由是摇动，退却。”“是日正午，我军誓图报复，即在大智门早餐后（军中每日两餐，早餐相当于老百姓的午餐，平时早餐是在十点钟左右，晚餐是在下午四点钟左右。这一天上午忙于作战，所以到了正午才早餐），准备进攻。惟指挥官张景良自火烧刘家庙后，踪迹不明。众以主持无人，颇形张皇。
标统谢元恺曰，‘此时往何处觅指挥官？势迫矣。我愿作前驱。诸君请随我前进。’（谢元恺是第二协第四标的标统。）于是各部队长官踊跃集合，共同拟定于午后一时开始进攻。
届时，谢元恺领队前行。第二协在右，第四协在左，齐向刘家庙攻击，士气旺盛。
清军在刘家庙用机关枪及步（队）炮队顽强抵抗，弹如雨注。我军冒弹猛进。将近刘家庙六百米达（公尺），谢元恺令上刺刀，吹冲锋号，齐声喊杀，直冲至刘家庙，与敌肉搏。敌不支，后退。我军夺回刘家庙。
复向造纸厂追击。会天已黑，遂在刘家庙占领阵地，防御。是晚，（我军）以战斗形式彻底（警戒）。两军枪声终夜未息。”
张难先的这一段叙述，与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相同。事实上，谢元恺及其所率领的同志，虽则在午后一度冲到了刘家庙，并不曾能够将刘家庙夺回，加以占领。原因是，当时革命军的火力比起清军的火力来，太不成比例。
初六之败，败在张景良于刘家庙放火，烧毁我军的军械、弹药、粮秣。事前，他也克扣了应该发给各部队的炮弹、枪弹。他甚至吩咐与他同谋的一个管带罗家炎送枪弹给敌人。他在初七日的晚间，被汉口军政分府主任詹大悲派人在后马路某处找到，捕来。和他同时同地被捕的，有原任第八镇参谋刘锡祺。刘锡祺仍旧自称为大清的官吏，不愿投降革命军。随后，詹大悲也捕到了罗家炎。詹大悲一面将张景良与刘锡祺、罗家炎三人看管，一面呈报黎元洪。黎元洪要提这三个人到武昌。詹大悲当机立断，将这三人枪毙。
初六这一天，革命军阵亡的有一千人左右，负伤的有五百人左右。
初七，两军继续恶战。清军以第三混成协为左翼，第四镇为右翼，向跑马场进攻。左翼在上午占了跑马场西北角，右翼在下午先败后胜，占了大智门车站。这一天，革命军的勇敢壮烈，不亚于初六日之战。官长之中，第四协协统张廷辅重伤。士兵在歆生路一带，于谢元恺领导之下肉搏巷战，前仆后继。到了午后五点钟，考尔夫球场已经失守，敢死队依然向大营门（大智门？）反攻，死伤极多。
初七这一天，成炳荣的第三协负有在武昌青山镇江岸阻止清军军舰上驶之责，而瞭望疏忽，使得萨镇冰的坐舰“海容号”与“海琛号”、“海筹号”，得以顺利地来到汉口江面，从午后三点二十分起，向革命军的南岸炮兵阵地发射了炮弹三百发之多。为了这件事，军政府惩戒成炳荣，记他两个大过。同时，军政府升谢元恺为第四协的代理协统，升胡效骞为第四标标统。
初八（10月29日），清军在午前六点便把大炮六七门放在大智门车站附近，开始向跑马场的革命军进攻。战到下午五点，革命军失了歆生路，退到玉带门。这一天，革命军显然是入于颓势，然而勇敢壮烈更甚于初六、初七两日。在歆生路与张美之巷交叉的地方，革命军一度战退清军。其后，革命军之所以放弃歆生路，是因为这歆生路一带及其后面的民房，中了炮弹，起火。李廉方说，到了最后，已经退到玉带门，谢元恺与蔡德懋商量，准备统率当时在汉口的所有部队，拼死反攻，以直冲嗫口为目的，获得了各部队的同意。
于是，“遂令敢死队持大令督战，退者斩。元恺冒敌之十字火网，奋勇前进。各部队随进。（蔡）德懋亦更换炮兵阵地。前扑（仆）后继，所向披靡。虽敌之预备队加入前线，亦不能阻。（敌）遂狼狈退回歆生路，而以机关枪与重炮猛轰为掩护。
“不意德懋更换阵地，目标太显，敌炮集注齐发，弹如雨下，我炮兵多有死伤。德懋见阵地不良，方欲停止放列，不幸中弹死。时元恺攻至距敌最近之地，奋不顾身，亦被敌之机关枪扫射而死。众见蔡、谢二勇将先后阵亡，士气大沮。未几，何协统亦受伤，敢死队（大队长）马荣，工程队长李忠孝，皆以激战阵亡。我军忠勇将士牺牲之烈，未有甚于此时者。时已午后五时许也。”
站在清廷方面的王树枬说：“（初）八日，混成（第）三协发大智门。革军步兵千人，阵守礼门北、歆生路；炮队阵循礼门铁道，截击我军。（第四）镇兵驰赴刘家花园，陷重围，三时（三个钟点？六个钟点？）不得出。某（第八协第十五标第一营管带）率劲卒及机关枪队，奋力格援，阵始固。
“（第三混成）协兵与敌战正酣，某（第三混成协第五标第一营管带）率援兵闯入阵。山炮队变式射击敌之散兵，革军动摇。（革命军在汉阳）大别山之炮轰击两时，（炮）火亦息。革军却走汉口市街及玉带门诸地。我军编为追击队。
午正，（第三混成）协兵战革军收容队（敢死队？）于由义门，败之。（敌）退走玉带门。步队（第三混成协）第六标遂入汉口。
申初（下午三点多）步队（第四镇）第八协及（第三混成协）第五标，踵敌至玉带门，革军扼土堤撑拒，（汉阳）大别山炮丸飑飑落阵中，我以山炮野炮还击之。日暮，敌败走，渡襄河。步队（第）二十六标（第四镇第十六标？）（第三营）击沉敌舰二艘（？），于是我步队（第）八协及（第）二镇之第五标，进据玉带门。而革军之在汉口者，分守要冲，隐市楼狙击，市道逼狭，标兵不得逞，伤亡甚多。”
黄兴与宋教仁、刘揆一，于九月初七日（10月28日）到达汉口、武昌。黄兴在初八日的上午偕同吴兆麟、蔡济民等人到汉口前线视察，下午三点，受军政府之推，为“战时总司令官”。当晚，他把总司令部设在歆生路满春茶园。（这时候，歆生路一带已被革命军夺回。）
他颁下命令，以第二协作为右翼，警戒歆生路后城马路至查家墩以东的路堤；以第五协为左翼，与右翼连接，向西警戒至玉带门一带；以京山刘英所送来、季雨霖所统率的团防兵一标，“警戒汉口市街各要地”；以其余的部队（步队第七标、马队一营、炮队一标、工程一营、敢死队二大队），驻扎在满春茶园的周围。
初九，据王树枬说，清军“冒险”入汉口市街搏战，“自辰至未。廛屋多轰毁，火遽起。我军（清军）不得已去汉口，退屯原阵地。”张难先说：“歆生路沿街树林最多，敌军恐有伏，不敢前讲。……午后二时，敌进达我军防御线，于是我（革命军）步、炮队齐发，屋内伏兵亦喊杀，声震天地，敌军不明真相，退还原地。”
初十，清军开始用放火政策，烧了一段民房，便占了一段焦土，先后夺得了循礼门与由义门。在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从由义门一直向东及于长江边，向西及于铁路，都入于清军的掌握。季雨霖在这一天负伤，“一弹由胸洞背”，被抬去医院。就一般而论，汉口革命军的士气业已瓦解，纷纷奔逃。詹大悲也烧了军政分府所储藏的弹药、粮秣，去九江请救兵。黄兴本人也离开了满春茶园。前线只剩下甘绩熙与高建瓴等几位极勇敢的同志，“以个人之勇气呼朋引类，横冲直突，使敌不能揣测。”这一天夜里，满春茶园没有一个守兵，守它的仅仅是自动以全军安危为己任的甘绩熙与高建瓴二人而已。
王树枬说，清军到了九月十一日，便夺得玉带门及长江几个渡口，把整个汉口占了。李廉方与张难先均说，黄兴在九月十二日（11月2日）的下午六点钟，才离开汉口，是黎元洪派轮船来接他去武昌的。那时候，玉带门仍在革命军之手。临行，黄兴还颁命令给各部队，叫他们“守原阵地待援。万不得已，得渐退汉阳，沿襄河布防。”同时，黄兴也下了命令给在汉阳的第一协协统宋锡全，叫他“到汉口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