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经过双方主要人物多次见面密谈，终于在七月初旬实现。双方公推：文学社的社长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总司令”，共进会的湖北主盟人孙武为“参谋长”，以刘尧澂、蔡济民、吴醒汉、杜武库、蔡大辅、祝制六、王文锦、徐达明等人为参谋，丁立中、潘公复、查光佛、牟鸿勋等人为秘书，杨时杰、杨玉如等人任“内政”，李作栋任“财政”，杨宏胜任“交通”，邓玉麟任“传令”。
双方决定：以文学社的总机关武昌小朝街八十五号为“临时总司令部”，共进会的总机关汉口长清里九十八号为“政治筹备处”，增设制造炸弹的机关于汉口宝善里十四号，由孙武主持。
经费是一个重要问题。谭人凤交给居正的八百元，早已用完。居正与焦达峰设计盗取蕲春洗马坡达城庙的金菩萨，又功败垂成。邹永成想窃取他伯母的积蓄，也未能得手。最后，刘仲文从襄阳家中带了五千两银子来汉口，准备去京城捐一个官（清廷卖官鬻爵，有银子便可以纳捐，换取一个官衔，甚至官职），刘仲文在这时候已经是共进会的第三任会长，未必真想捐官，但也始终不肯痛快地把这五千两银子拿出来，给大家作为革命的经费。彭楚藩叫杨玉如骗刘仲文亲笔抄写革命宣传品，抄好以后，彭楚藩就拿它在手，以向官厅告密作为要挟，逼刘仲文拿出了银子。于是，经费问题获得解决。
有了刘仲文的五千两银子作为经费，大家便在武昌、汉口添设了若干机关，又派了居正与杨玉如二人于七月二十四日启程去上海买手枪，同时请黄兴、宋教仁与谭人凤三人来武汉，领导起义。
居、杨二人到上海，交了一千元给陈其美，请他代买手枪，拜访宋教仁、谭人凤，请他们去武汉；也写了信给黄兴，托吕天民带往香港面交。
杨玉如在上海等待到八月初七，先回。居正在上海等待到八月中秋，陈其美还不曾把手枪买好（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黄兴回信给居正说，起义的日期不可太早，应该定在九月十三日，到时候各省一齐动手。宋、谭二人答应居正在八月十六日的晚上启程，到了当天的早上宋教仁说患了感冒，主张延期。（事实是，胡瑛托人带信给他，反对在这时候起义，劝他不要去。）
黄兴在接到居正的信以后，于八月十四日先打了一个电报报告孙中山，打给当时在美国旧金山的冯自由托他转发。电文说：“居正由武昌到沪，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同时也写了一封详细的信给冯自由，说明武汉同志急于乘四川保路风潮的机会而发难，希望孙中山筹二十万元，或至少四五万元的款子。黄兴说，款子一到，他本人便经由上海，前往武汉。
陈其美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把手枪买齐，装置在沙发椅之中运上船。居正与谭人凤乘船西上，于八月二十二日的早晨经过九江，看见武汉来的船上充满了“逃难的人”，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武汉三埠已为革命军占领。
居、谭二人在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时左右到达汉口，在长清里九十八号见到孙武。孙武“仰卧榻上，面涂敷布，而精神尚好，出语如常”。“各同志诘以迟归原因，余（居正）略告之，并指沙发椅内藏手枪之秘窾，取沙发拆之，手枪毕现，各拾其一，纳诸怀中。”
当天，居、谭二人渡江到武昌，在都督府见了黎元洪，也见了刘仲文。“刘仲文在谋略处，忙迫异常。”“余（居正）力主出兵，击走大智门负隅之残敌，众是之。乃拟定计划，请黎下命。余与石屏（谭人凤）假寐于都督府，以觇翌日之动作。”
孙中山于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早晨十一点钟，在美国中部科罗拉多州丹佛城（Denver, Colorado）看报纸，报纸上说：“武昌为革命党占领”。孙中山本在踌躇。如何回答黄兴托了冯自由转来的电报，到了这时候便毋庸再踌躇了。
原来，“十余日前，（孙中山）在途中已接到黄克强在香港发来一电，因行李先运送此地（丹佛），而密电码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是夕（10月11日之夕）抵埠，乃由行李检出密码，而译克强之电。……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乃一睡至翌日午前十一时……坐下一展报纸……，是我心中踌躇未决之复电，已为之冰释矣。”
武汉同志在推派居正、杨玉如二人去上海购买手枪，邀请黄兴、谭人凤、宋教仁之时，还不曾确定起义的日期。他们在原则上决定，起义的日期越早越好。
然而，居正迟迟未回，武汉的风声日紧，督办川汉、粤汉铁路大臣端方已经把革命同志最多的三十一标全数带走四川，三十二标也被他带走了第一营（第二营开去宜昌，第三营开去施南）。并且，混成协的四十一标，也有两营被瑞澂调离武昌（第一营开往宜昌沙市，第二营开往岳州）。第八镇马队第八标也有一营被调去襄阳。清吏的如此种种措施，虽不足以有效防止革命的爆发，却使得同志们顾虑到：倘若再有若干部队被调走，则虽能顺利起义而未必守得住武汉，更未必能够由武汉北上，向中原伸展。
在此以前，武汉绅民于六月间已经开过保路的大会，推派刘心源、密昌墀、张伯烈、夏道南等四人赴京请愿。文学社的喉舌《大江报》曾经为了詹大悲的一篇社论《大乱者，救中国之良药也》与何海鸣的一篇《亡中国者，和平也》，而被清吏封闭。清吏并且逮捕了詹、何二人。
革命的高潮一涨再涨，在七月底八月初，可说是到了饱和点，一般同志都不愿意再等。于是，孙武、刘尧澂等便在八月初三（9月24日）于武昌胭脂巷十一号开了一次会。出席的人是：参谋长孙武，参谋刘尧澂、蔡济民、杜武库、蔡大辅、王守愚，交通杨宏胜，传令邓玉麟，与各部队学堂的代表彭楚藩、胡玉珍、马荣、徐万年等，一共三十一位。这一次会，从上午开到下午一点钟，由孙武主席（蒋翊武这时候已经随军开往岳州），议决了在八月十五日（10月6日）的晚间起义。
为什么他们定在这个日子呢？一是，民间自从刘福通、朱元璋等人推翻元朝以来，一向有“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二是，焦达峰和孙武等人暗中有个约定，湖南的同志也在八月十五日起义。
不料，在八月初三当天的下午，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同志梅青福（河南人）被长官逼迫请了长假，孟华成、霍殿臣、钱芸生等同志设宴为他饯行。席间，大家慷慨悲歌，引起排长刘步云的干涉，大家不理，刘排长于是报告某队官，某队官准备打他们军棍。霍殿臣与钱芸生一时气愤，把炮取出，到子弹库找炮弹。孟华成阻止他们，反而伤了自己的手指。管带（营长）姜明经听到消息，调马队来弹压，霍殿臣、钱芸生、孟华成与其他几个同志只得带枪逃走。孟华成走到同兴学舍来报告，遇到孙武、邓玉麟等六七位同志，孙武决定提早在当天立刻起义。
孙武正一面下令，一面准备离开同兴学舍，渡江去汉口布置一切，刘尧澂恰好也来到了同兴学舍。刘主张慎重，先叫孟华成回炮队第八标看看情形，是否全标皆已发动。倘若如此，那就由孙武下令在今天各部队学堂一齐起义；倘若事件限于一棚一排，那只有仍照原定的日期（八月十五）起义。孟华成回去打听了一下，果然事件未曾扩大，仅限于一棚而已。
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事件虽则不曾扩大，瑞澂以下的大小官吏却十分紧张。瑞澂本人每隔一晚就睡在楚同兵舰，军队各单位的弹药一律收藏起来，各码头严格检查行人，各学堂学生一律不准出校。有些官吏，纷纷把家眷送到汉口租界上去。有钱而怕死的老百姓们，也大搬其家。“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一变而成谣言，再变而成口号。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瑞澂下令，中秋节提前一天，而八月十五不许放假。
焦达峰送了信来给孙武，说湖南方面赶不及在八月十五起义，必须延迟到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孙武于是又和刘尧澂、邓玉麟等再在八月初七日举行一次会议，决定把起义的日期改在二十五日。会后，派人送信到岳州，叫蒋翊武回武昌，也打了电报给居正，叫他与谭人凤、宋教仁乘轮同来。
蒋翊武在十八日上午到达武昌，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与刘尧澂会面。刘尧澂告诉他，杨玉如已经回来，居正尚在上海，黄兴主张延期到九月十三，各省一齐发动，但是武汉的同志认为太迟。蒋翊武考虑了很久，未作结论。王宪章、彭楚藩、江国光、张鹏程、张廷辅等几位，也陆续来到小朝街，大家谈论到下午五点钟左右，忽然邢伯谦与邓玉麟二人“仓皇来告，汉口机关破露”。
原来，这一天上午，孙武和邓玉麟、丁笏堂在汉口宝善里十四号把炸药装进大铁罐。炸药是黄复生和喻培伦当年于赴京谋炸摄政王以前，在汉口准备炸端方未成而留下来的。大铁罐有三个，每个可以装五六磅炸药。同志们现在的计划，是做好这三个大炸弹，于起义之时从瑞澂的总督衙门的后围墙对面的“武昌帽店”楼上摔进去，炸瑞澂的卧房。孙、邓二人埋头工作，到了正午左右，邓玉麟有事外出，刘仲文的弟弟刘同口含香烟走了进来，上楼欣赏孙武的制弹技术。这刘同糊里糊涂地把香烟灰丢在盛炸药的面盆里，引起了火，烧伤孙武的脸，而且满屋子烟雾弥漫。丁笏堂慌忙把孙武的头脸用布蒙了，送到同仁里日本医院，医院不肯收留，又送到共和里一个同志（李作栋）的家中，才把孙武安顿下来。（这是邓玉麟的说法。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里面说：把孙武的头脸蒙起来的，是李作栋，送孙武到共和里的，是汪性堂与陈光楚。孙武在共和里的“亲戚”那里躲了一阵，最后被送到日本人的同仁医院，同仁医院不但肯将孙武收留，而且愿负保护之责。）
邓玉麟回到宝善里，看见俄国巡捕已经把宝善里的口子守住。他夹在众人里面混进去，才知道失了事，赶快渡江到武昌，在轮渡上遇到邢伯谦与谢石钦、牟鸿勋、梅宝玑，听到他们说，刘同与住在斜对门（宝善里十一号）屋子里的刘仲文的小老婆（李贞清）都被捉了去。机关里的名册、旗帜、文告，也统统被巡捕拿了去（转交给清吏）。
邓玉麟和邢伯谦到了小朝街八十五号，把汉口的事告诉蒋翊武等人。蒋翊武和大家商量，刘尧澂与邓玉麟坚决主张提前在当天夜晚起义。蒋翊武指着炸弹箱问刘尧澂：“制好了没有？”刘说：“已经制好的，分发了各营。其余的等待装‘底管’。”蒋翊武又问：“方略（作战计划）准备了没有？地图准备了没有？”刘尧澂听了，便从一个盒子里拿出方略与地图来给他看。蒋翊武说：“好！”就决定了在当天夜间十二点钟起义，立刻起草作战命令，起草好了，由大家写了若干份，指派专人，分送各部队与各（陆军）学堂。
命令的全文共有十条，其中第三条分为甲、乙、丙、丁等十项。在叙述此项命令以前，我先把当时清军在武汉的分布情形简单地说一说。清军在武汉的，分为第八镇、第二十一混成协、巡防营、水师四大单位。第八镇的统制是张彪，属下有两个步兵协（每协有两个标，每标有三个营，每营有四个队），另有马队（骑兵）与炮队各一标（其中马队有一营开往襄阳），工程与辎重各一营，宪兵一营，教练队一营。其中第十五步兵协有一个营在襄阳郧阳，第十六步兵协有四个营到了四川，一个营到了宜昌，只剩下一营尚未出发。第二十一混成协的协统是黎元洪，属下有步兵两个标（其中有三个营在武汉），加上马队与炮队各一营，工程与辎重各一队（连）。巡防营在原则上归瑞澂以湖广总督的身份（湖北此时不设巡抚）直接统率，共有五营，称为五路，其中只有第一路驻在武汉。水师的统领是陈得龙，属下也有五路，只有一路驻在汉阳。
上述这些兵力，单就留在武汉的而论，共有二十三个营与两个队。
在革命同志这一方面，除了京山天门一带的会党与各学堂的同情革命的学生以外，所有的力量，实际上均潜藏在清军的内部。武汉清军的总人数，假定以每营五百人计算，有一万一千七百五十人。其中，共进会会员与文学社社员加起来，便不在五千人以下。共进会的会员总数约有两千人，文学社的社员总数（据李廉方说）有五千人，合起来是七千人。在这七千人之中，诚然有不少是属于去了四川的第三十一标与第三十二标，以及开往宜昌、岳州的第四十一标的第一营与第二营，剩下来仍在武汉的，应该有五千人以上。以五千个同志领导清军之中六七千的非同志，控制不足一千的旗人兵（包括满洲旗人与汉军旗人），胜负似乎可以预卜。
然而，革命同志人数虽多，却并无子弹。因此之故，命令第三条的甲项，要第八镇工程营占领楚望台军械库，命令第四条也是要第八镇炮队第八标分出一个营的力量（第一营），第二十九标第二营分出一个队（后队），于进城以后占领楚望台。
这命令所根据的“方略”是：各部队同志分别控制其部队，利用清军原有的编制进行作战。每个部队的指挥官，以共进会或文学社的代表来替代清方原有的部队长。这样，革命军并非另成一军，而是化清军为革命军，与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以革命同志作若干队“选锋”单独发难，与清军对垒的情形，恰好相反。
现在，把清军在武汉的军队，与起义之时共进会与文学社的标营代表，分列如下：
蒋翊武在八月十八日下午五点钟所发的命令，规定起义的时间是当天夜里十二点钟，起义的信号是“中和门外的炮声”。换句话说，负有首先发动的任务的，是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该标应提前在十一点半钟便拔队向武昌城前进，于进抵中和门附近之时放炮，作为信号。
各部队同志在听了炮声而一齐起义以后，应该做的事分为下列几项：
（一）放火助威——由第二十一混成协辎重第十一队在塘角该队营地执行。
（二）占领楚王台军械所——由第八镇工程营、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后队，与第八镇炮队第一标第一营，共同执行。
（三）进攻湖广总督衙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二营、第三十二标留守兵（于进入保安门以后），与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王台以后），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于进入武胜门，占领凤凰山以后），共同执行。
（四）进攻湖北布政使衙门——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与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二营左队右队（于进入中和门、占领蛇山以后），共同执行。
（五）射击第八镇司令部——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一营（于占领楚望台以后）执行。
（六）射击江中军舰——由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第三营（于进入中和门、占领黄鹤楼及青山一带以后）执行。
（七）防守武昌各城门——中和门由第八镇第二十九标第一营左队负责，通湘门由该营右队负责，其他各门由第三十一标留守兵负责。
（八）防守官钱局、善后局、电报局等机关——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留守兵（于占领布政使衙门以后）负责执行。
（九）扑灭旗兵——由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负责（该标旗兵最多）。
（十）防守城内各重要街道、据点——由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与第三营（于完成上项任务以后）负责执行。
（十一）搜索敌踪——城内由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第一营（于进入中和门以后）负责执行，城外四十里以内，由该标第二营负责执行。
（十二）迎接炮队与掩护炮队——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任务，由第八镇第二十五标第一营前队担任，掩护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进城的任务，由第二十一混成协工程第十一队担任。
（十三）收殓阵亡者尸体——由卫生队负责。
（十四）进攻汉阳城——由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于占领龟山及兵工厂以后）执行。
（十五）进攻汉口——由该标第二营执行。
（十六）防守花园镇及祁家湾一带——由该标第三营前队左队负责。
（十七）堵塞武胜关——由该标第三营右队后队执行。
（十八）接济弹药——武昌方面，由楚望台军械库负责；汉阳、汉口方面，由汉阳兵工厂负责。
以上十八项，并非蒋翊武命令的原文，是我加以归并以后，重行排列出来的。
可惜，蒋翊武所命令的起义行动，未能如期实现。
在南湖的炮队第八标既未于十一点半钟开拔、十二点钟左右在中和门外放炮；在塘角的第二十一协辎重队也没有在十二点钟放火助威。
奇怪的是，负责传达命令给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反而在该标营盘以内与若干重要同志静候城内的炮声，一直静候到天明，于是便一直到了天明而无所动作。事后，有些同志怀疑，邓玉麟根本不曾去炮队把命令传达去。然而，邓玉麟并不是不曾去，也不是一个人单独去的。
他在“革命文献丛刊”第七期《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他在向蒋翊武、刘尧澂等报告了汉口机关被破的消息以后，“声明本人主张今夜无论如何，在‘两点钟’时非起事不可。……刘尧澂乃约‘与议者’分头通知各同志，决定是夜两点钟举义，‘以枪为号’。……随即偕（杨宏胜）往各军队。先到工程队，会晤熊秉坤、徐兆宾、容景芳，通知预备今夜两点钟起事，各军队须要准备。继到测绘学堂，通知方兴、李翊东。至二十九标及三十标，则由杨洪胜（宏胜）通知。杨旋随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取得装好之炸弹，由杨运到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外自己家中，预备运至该军队内。玉麟继又偕艾良臣到南湖炮队，身带有枪弹五六十颗，由文昌门出城。时已夜深十一时，街市戒严甚紧。到达后，即在马房召集各代表，报告汉口事态，并说明同志名册及各文件均被搜去，城内各部队预备今夜两时发动，炮队非即速准备不可。当时炮团各同志决议一致行动。……是夜城内候城外炮响，而南湖炮队候城内炮响。两方均未能发动。迨天明，玉麟即偕徐万年入城，行至中和门外，已不能再进。……”
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邓玉麟离开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之时，蒋翊武尚未发出书面的命令。那时候，大家虽则在原则上决定了当天夜里起义，并且立刻叫在座的各人分别口头通知各部队与各学堂，但是起义的时间是定在（第二天清晨的）两点钟，信号是各处都放枪，而不是单独由炮队第八标先在中和门外放炮。其后，于邓玉麟等人走后，到了下午五点钟左右（可能是五点半钟），蒋翊武经过与刘尧澂等人商量了一顿，又发出书面的命令，把起义的时间改为十二点钟，把各处放枪的口号改为先由炮队第八标放炮。但是熊秉坤在《武昌起义谈》里说：“至十八日……晚六时许，邓炳三（玉麟）、杨洪胜来云：‘（共进会）总部既破，决心今夜十二时炮兵先发，余各就前（八月初三日）所定作战计划负责任。’”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必须发现了其他史料才能断定。无论如何，邓玉麟的确是在八月十八日的夜间十一点以后十二点以前，到达了炮队第八标的。
在蒋翊武的书面命令发出不久，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又遭破坏，蒋、刘等人被捕，街市的戒严加甚，城门当然关闭。于是，奉派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到不了南湖炮队第八标。邓玉麟到达南湖之时，已经是十一点钟了。某一位传递书面命令的人，如何能在十二点钟以前，或其以后，到得了南湖呢？
蒋、刘等人在小朝街八十五号及其附近被捕，是在十一点多钟。
在他们被捕以前，约摸十几分钟，有一位姓张的同志走来向他们报告：“杨宏胜于提着菜篮，运送炸弹到工程营的时候，卫兵硬要翻他的菜篮，他跑，卫兵追，他摔炸弹，不曾炸到卫兵，反而炸伤了自己的脸，其后便又有兵士一排追赶他。他奔向十五协而去。”十五协是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杨宏胜的小店开在附近。（熊秉坤说，杨宏胜所提的是若干“酒瓶”式炸弹；卫兵实际上是一个同志，不幸此时右队队官黄坤荣正在会客室，听到杨宏胜叫门，便走了出来叫卫兵抓他，他立刻转身而去，卫兵也不曾追。他走到家中，家中却已有军警在等着了，原来是房东见他形迹可疑，早已向巡警署告了密。他向军警连抛三个炸弹，未中，逃走，躲到工程营之前、铁佛寺后面的菜园子里，于十一点钟左右被捕。）
当清吏的戈什哈（捕役）与巡警来到小朝街八十五号之时，刘尧澂从楼上摔下两个炸弹，不幸反而炸伤了自己的手，当场被捕。蒋翊武和其他几个人，从楼上跳到邻家的屋顶，由一个巷子走出来，仍被巡警围住，捉去。
同时被捕的，共有二十余人，包括彭楚藩、龚霞初、梅宝玑、陈宏诰、牟鸿勋、张廷辅的太太和岳父、巡警学校的若干学生同志。陈宏诰和来捕的巡警认识，他的父亲是巡警署的科长，因此之故，他在中途便被放走。蒋翊武身穿枣红马褂，拖着辫子，打扮得很土气，到了巡警局，嘴里叽哩咕噜着说：“我是看热闹的，叫我来作什么？”巡警把他关在后花园里，并不留人看守，他跳出围墙，逃走。
不久，刘尧澂、彭楚藩等人，都被押解到总督衙门。杨宏胜也随即被押解了来。瑞澂叫武昌知府陈树屏、督练公所总办铁忠与提法司双涛，将他们审问。第一个被审问的，是彭楚藩。铁忠见他是宪兵，想给彭楚藩一个机会（原因是，铁忠和宪兵营管带宷清阿是好朋友，怕宷清阿蒙受督察不严的罪）。铁忠向彭楚藩说：“你是去奉命抓革命党的宪兵吗？什么人把你也错抓了来？”彭楚藩笑着回答：“我自己是革命党，怎么会去抓革命党呢？”说了以后，他要求自写供词，就洋洋洒洒地写了：
“自鞑虏入关，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文字兴狱，蓄发罹罪，残暴数百年，实我汉族不共戴天之仇。最近亲贵用事，卖官鬻爵，失地丧权，犹持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之呓语，断送我大汉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我黄帝子孙不忍见民族之沦亡，申革命大义，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尔辈若非冥顽不灵，亦当从而反正，共享共和之幸福。余当在革命军前，为尔等请命。否则噬脐无及，唯尔等图之。余既从事革命，个人生死早置度外，请速余死。”
这时候，已经是10月10日上午四点半钟。铁忠吩咐刽子手，将彭楚藩推出，在总督衙门前面斩首。彭楚藩站着受刑，头砍下了以后，身体仍旧站着。
彭楚藩就义时，年纪才有二十五岁。他原名泽藩，是湖北鄂城人，少年读了很多古书，包括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很会写文章、写诗。他念了日本历史，很佩服西乡隆盛，于是投笔从戎，在第二十一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左队当兵士。他听说刘静庵深通宋明理学，便拜了刘静庵为师，不久加入日知会，被选为评议员。刘静庵被捕，他因嫌疑而离开炮队第二十一营，改名楚藩，进宪兵学校，于毕业以后充任宪兵营班长。日知会以后一线相承的革命团体，军队同盟会与群治学社他未及参加，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均有他努力其间。（他为了促进文学社与共进会的联合，而特地参加了共进会。这一点前面已经提到。）他在革命同志之中，是任务最吃重的一个。他负责调查的工作，藉宪兵的身份而来往于各部队之间，探听消息。同时，他还要主持宪兵营内部的革命组织，因为他兼为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宪兵营营代表。
继彭而被判斩首的，是刘尧澂。刘是湖南常德人，原名复基，也读过若干古书与王夫之、黄宗羲的著作，和宋教仁是朋友，于甲辰年（1904年）一同在湘西筹划革命，次年又在湘西帮马福益图谋再举，失败，到日本留学，见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丙午年（1906年）回国，在长沙创立“中外各报代派所”，运销《民报》与各种革命刊物，和禹之谟从事学生运动，公葬陈天华、姚宏业于岳麓山。己酉年（1909年）偕同蒋翊武到上海，创办《竞业旬报》；不久，到汉口，帮詹大悲办《商务报》。他本来已经加入过日知会，其后便连续参加了群治学社、振武学社与文学社。在群治学社尚未改组为振武学社之时，他和蒋翊武一齐投笔从戎，到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充当兵士。文学社成立以后，他被选为评议部长。广州三月二十九日之役失败消息传来，他离开军队，搬进小朝街八十五号的机关里住，以全力主持社务。大部分的起义计划与军事地图，皆是他一手准备的。他在受审时骂不绝口，就义时高呼：“同胞速起，还我河山！”论年纪，才有二十八岁。
第三位就义的，是杨宏胜。（邓玉麟与熊秉坤称他为杨洪胜，龚霞秋称他为杨鸿盛。）他是襄阳的农家子弟，先后在绿营与新军当兵，升至第八镇第三十标某营某队的正目，先后加入了共进会与文学社，十分热心，丢掉了军中职位，扎了一间茅屋在右旗（第二十九标与三十标所在地）后营门之外，藉口经营小酒店而积极从事革命，负责“交通”。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他运送经手购买的二百颗子弹到小朝街八十五号，又陪同邓玉麟送两排子弹（二十五颗）到第八工程营，单独到第二十九标与第三十标传达当夜起义的命令，再和邓玉麟到胭脂巷十一号机关运炸弹回家，转送各部队，于到达工程营门口以后回家，出了事。他在被审之时，受刑极苦，不说出一个同志的姓名。判刑之时，他说：“好！要杀便杀！快杀！你们奴才不久便要跟随老子来了。”就义之时，他高呼“孙中山万岁！未死同志万岁！”他的年纪，也只不过是二十六岁而已。
蒋翊武从巡警局后花园跳墙出来，躲到蔡大辅与王守愚的住所，静候起义的消息，候到天亮。天亮以后他遣派胡培才等人去各部队传令给革命同志，改在当天十九日夜间，大家依照十八日的原令起义。（胡培才等人，有没有顺利地把此项命令送到，大成问题。）然后，他便化装出了平湖门，乘小船逃走，逃至天门县，找刘英。原因是：武昌到处张贴有悬赏捉拿他的告示与他的相片。
邓玉麟在十九日的黎明，与徐万年离开南湖，向武昌城里走，走到中和门外十字街，听说中和门已经关闭，还不曾开，不能进城，便留下徐万年等候开城，和徐约好，在小朝街八十五号会面。邓玉麟自己渡江到汉口，在“文艺俱乐部”找到李次生，又和李次生去共和里十一号找到李作栋。
邓玉麟与李作栋到了汉口江边，想渡江到武昌，遇到陈子龙，才知道小朝街的机关已破，彭、刘、杨三人被杀，武昌的城门贴有李作栋与他自己（邓玉麟）的照片。他改变方针，不经过武昌城而绕道鹦鹉洲与白沙洲去南湖。他到达南湖之时，已是十九日下午五点。这时候，城内的同志派来一人，恰好也到，问他在不在南湖，同时传下命令说：“城内各军队定今夜八时起事，要炮队响应。”（八时，可能为七时之误，是传令的人传错的。）
这一位从城内来的传令人，可能是蔡济民所派。据吴醒汉在《武昌起义三日记》里说，蔡济民于正午换班以后告诉吴醒汉：“今夜趁点头道名时干起来……工程营、炮队我派人去通知，同时发难。”
熊秉坤在《工程第八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面说，他（熊秉坤）在十九日上午该营用餐完毕以后，召集各队代表，“谎谓众曰，‘今早奉总机关命令，责我工程营首先发难。’……如是，众韪其言，约定下午三时下晚操发动。”十二点钟以后，他和李泽乾冒雨潜入右旗，访得三十标同志方维、谢涌泉与标代表王文锦，又见到二十九标标代表蔡济民，向蔡济民说：“我营决计于下午三时晚操发难，汝标可否响应？”蔡说：“现只有望汝老哥干一干，吾绝对带领吾队响应兄营。”
到了下午三点，长官并不吩咐吹号下晚操，方维与谢涌泉来到工程营探听消息，秉坤这才和李泽乾与方维、谢涌泉商量好，把时间改为“点头道名后、二道名前，七时”，方、谢二人回右旗，告诉蔡济民。
在八月十九日（10月10日）这一天，有心于在当天晚上起义的，不只熊秉坤一人。蒋翊武派了胡培才到各处去传令；孙武也派了人到各处去传令，邓玉麟之所以再去南湖，也正是奉了孙武的意旨而行。胡祖舜在十八日的夜里住在沔阳学社，在十九日的早晨，遇到来自塘角的杜昌年同志。胡祖舜嘱咐杜昌年，“利用（武胜门）开城取水时间，设计出城还营，转达其总代表李鹏升等，务于本晚遵照（八月初三）大会所付予之使命，先行纵火为号，其他各营队均有联络，准可响应。”
杜昌年在下午两点离开沔阳学社，出城，回塘角，向李鹏升等人报告。杜在十九日早晨进城，本是李鹏升派去探听消息的。李在十八日原已派了王允中进城领子弹、炸弹、旗帜，王在当天不曾回来。在杜回来以后，王也乘开城机会回到了塘角。扎在武胜门外塘角的，是第二十一混成协所属的第十一辎重队、第十一工程队与炮队第二十一营。三个单位的共进会总代表是李鹏升，文学社总代表是余凤斋。
胡祖舜在《六十谈往》里说：“于是李鹏升、黄恢亚等集合各队分代表再三密议，一致决定即晚十时由辎重队发难，炮工响应。……起事之后，即进攻武胜门，以炮队占领凤凰山、黄鹤楼、高观山等处，工程队担任掩护。辎重队分编二支队，一支队由察院坡攻藩署前门，一支队由司湖袭攻藩署后园。议定，即派人通信城内各营，届时以塘角火起为号。
“至六时许，各队队官以上在炮队营署开秘密会议（对付革命党）。各同志以机不可失（乘着官长不在部队），均主提前发动。
“其时适当辎重队第三排接班查街。各同志恐兵分力薄，遂一致赞成乘机先发。即由李鹏升派人通知炮工各队准备动作。一面密令同志罗全玉首向排长郭某发击一枪为号，时午后六时零五分钟也。
“全队同志闻声奋起，入军装库抢子弹一箱，当场分发，并往马号（马房）以马草举火。
“工程队黄恢亚……胡亚民……等立即响应。……遂集合编为两（？）支队，以李鹏升为正队长，李树芬、王允中、杨少芬为参谋，罗全玉、钟继武、张瑞廷、冷文梅、晏柏青等为支队长，率队向炮队进攻……该营管带张正基知势不可敌，乘机逃避。……惟该营下级官杜瑞镕及守卫司令官王季鹏等各执手枪抵抗，伤辎重同志都全福一人。经李鹏升率队进攻，一面冲入该营中队排长室内，将棉被堆集一处，淋以洋油，取号内挂灯以燃之，烟火蔽空。……张正基乃率队走避于青山附近。”
胡祖舜关于塘角辎重队发难经过的记载，是极重要的文献。他把罗全玉同志枪击郭排长的时间，毫不含糊地写作“午后六时零五分钟”。在时间上比起金兆龙、程定国、熊秉坤等同志在城内黄土坡第八镇工程营之中发难略早。
大家都是为了革命，发难谁先谁后，毫无关系。最好是，同时在约定的时间发难。可惜总机关在十八日的夜里被破，首脑人物已先后或伤或死或逃。十九日的各方行动，虽则也有热心同志奔走联络，在大体上都是自动地各自为战。而且，每一单位的可乘之机迥不相同。
胡祖舜所记载的塘角辎重队发难的时间，是不是有错误的可能？依现存的史料而论，这种错误的可能性很小。李廉方在《辛亥首义史迹》里面，有下列一句话：“晚，九点多钟，遥见塘角火起，炮队发难。”但是，当时身在南湖炮队第八标的邓玉麟，却在《辛亥武昌起义经过》里说：“至七时，城内工程营发动。……即时，草湖门（武胜门）外塘角混成协炮队、辎重工程各队，亦即响应，将营房烧毁。八时，闻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队（第八镇的炮队第八标）开枪集合。”由此看来，在南湖的人决不是到了九点多钟，才看见塘角火起的。
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的“武昌首义之发动”一章里面说：在阙龙、杜武库、李鹏升等人所率领的各批同志，先后到达了楚望台军械所以后，“时三十标代表张鹏程，奉命率士兵二十余人守通湘门，见塘角火起，亦整队至（楚望台军械所）。”张难先的话，颇为费解。既然塘角辎重队的领袖李鹏升已经放了火，率队在武昌城外绕了一个大圈子，来到了楚望台军械所，怎么张鹏程于刚刚遥见塘角火起，从很近的通湘门赶到楚望台军械所，反而到达该处在李鹏升之后？
事实上，李鹏升在塘角攻了混成协炮队第十一营以后，集合了一百多人，先到武胜门，进不去，转而向东，绕过城墙的北面与东面，经过忠孝门、宾阳门到了通湘门，看见通湘门大开，没有清兵守卫。这证明了张鹏程早就撇下了通湘门，去楚望台军械所参加革命了。张鹏程到达楚望台军械所，应在李鹏升之前。李鹏升和他所率领的一百多同志，不愿意走进通湘门（怀疑清方对他们使用空城计），仍旧向南走，走到中和门，又不进去。最后，到了十字街长虹桥，听到南湖炮声，才转而向北，由中和门进城，到楚望台军械所。
熊秉坤在他的著作里面，一向强调第八镇工程营是首先发难的。但是，他自己在《湖北新军革命质量暨其经过并驻扎地》一篇文章的附注之中，也承认：“其实该两队（混成协辎重队与工程队）（发难）最早，恐怕与工程营同时发难，亦未可知。”
工程营究竟在几点几分钟发难？熊秉坤只记得是点头道名之时。吴醒亚在“武昌起义三日记”却说得很明白：“……幸至七点半钟点名时，闻工程营枪声……”
熊秉坤是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生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在二十一岁时入伍，参加了日知会。日知会失败以后，他销声匿迹七年，被选拔入讲武堂，毕业，任第八镇工程第八营后队班长。（当时清军的编制，是每营四队：左队、右队、前队、后队。一个队相当于今天的一个连。队下有排，排下有班。）辛亥年三月，经友人介绍，与孙武会面，“适觉生（居正）在座，倾谈甚快，因亦加入共进会。”
他在共进会中十分努力，被公推为工程营总代表，后队的队代表由他兼任，其后改为金兆龙。前队的代表是徐少斌，左队的代表是罗炳顺，右队的代表是杨金龙。全营的同志，在辛亥年六七月间，有了一百余人；到了八月，竟然有了六百四十名左右，足以编成四个“正队”。所谓“正队”，是共进会在湖北的秘密编制，每一正队，分成三个“支队”，每个“支队”的人数是二十人。原有的四个队代表，作了“正队队长”，下设正队副队长。他自己以总代表的资格，兼为“大队队长”，统辖四个正队，下设参议、参谋、副官、书记、交通员、密探。
他在八月十八日的下午，从杨宏胜手中接得若干子弹。他在《武昌起义谈》里说：“旋杨宏胜运子弹五排来，乃择以最勇者人给两枚，尚余三枚，自备”；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说：“杨宏胜……将怀中两盒子弹取出交坤。……坤再将子弹两盒分作四份，按交各队代表分发，并嘱以胆大、平时与官长有仇者，人发两粒，其余各队代表，人得三粒。坤亦自得六粒，盖以三粒充响应时向小操场发三响为信号，余三粒备作带队出营时，恐生阻碍，不能不早有预备耳。”
这一天，八月十八日，在晚上九点半的时候，工程营的官长奉上峰命令，特别戒严，把住各排的路口。士兵们一概不许走出棚室，连厕所也不准去，大小便概用痰盂。有一位士兵同志任振纲，是共进会的一个支队长，把熊秉坤分给他的子弹两颗装进枪内，也提前把白布缠在右臂（这是革命军的标识），被排长发现，捉了，禁闭起来。
熊秉坤一夜不曾合眼，于天亮以后、起床号以前，睡着了一刹那。
八月十九日的上午，情势更加紧张。他幸好是值班守卫，以正目的身份当“卫舍长”，掌管巡查哨，便利用职权叫李泽乾出外探听消息。李回来告诉他，彭、刘、杨三人遇害，各处革命机关都已封闭，各处城门也都关了，巡防营的兵放哨，放到了十五协（二十九标及三十标营地，一称“右旗”），放到了工程营的左右各街。
十点早餐以后，他召集各队代表开会，决定在下午三点钟起义。大家告诉他，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到了茅厕里，有些同志已经把子弹摔出了墙外，原因是怕子弹被官长搜出。他命令大家，没有子弹，也要起义，可以改用刺刀。
有一位同志吕功超，回家中向嫂嫂要来两盒子弹；这是他的哥哥留交嫂嫂保管的。哥哥在清将吴元恺身边当过马弁，现已去了四川。另有两位同志章盛恺和于郁文，向熊秉坤告奋勇，偷得排长的子弹两盒。熊秉坤有了这四盒子弹，感觉到起义有了把握。
三点钟的时候，官长不叫人吹号下操。熊秉坤与李泽乾及来自三十标的方维、谢涌泉商量的结果，改在下午七点，点了头道名以后发难。
下午七点，各排各棚点了头道名。熊秉坤巡视各棚，走到后队第一排第三棚熊秉坤自己的棚子，忽然听见有吆喝的声音，喊捆的声音。走去一看，迎面来了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其行如飞”。
原来，这陶启胜是十分反对革命的一个排长。他带了两个护兵走到金兆龙同志等人的棚子的门，笑着向金兆龙招手说：“你过来，我有话同你讲。”金兆龙还以为他是好意，甚至企图转向革命这一边来，于是便走了过去，走到棚门口，被陶启胜一把扭住双腕，大叫：“你胆顶大，敢造反！”又叫护兵：“把金兆龙捆起来！”护兵不敢动手。金兆龙一面挣扎，一面向同棚的同志们说：“你们这时候不动手，还要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取下枪来，想对着陶启胜放，又怕伤了金兆龙。金兆龙顺势夺了枪，倒转来，用枪托子向陶启胜的头一打，打得“血花四迸。陶呀然一声，即释金，捧头向外楼梯口逃，与（熊秉）坤遇”。
熊秉坤对陶启胜放了一枪，不曾打中。
以上，是熊秉坤在《工程营首先发难暨事前布置》里所说。熊秉坤在他自己的另一篇文章，《武昌起义谈》里面，说法与此稍有不同：第一枪不是他放的，而是程定国放的。而且，用枪托子打陶启胜的头的，不是金兆龙，也是程定国。
关于这城内的第一枪究竟是谁所放，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里也说，“金兆龙以时不可失，遂执枪与（陶启胜）格斗。……程正瀛（定国）适居邻舍，即开枪助击。陶负伤逃，熊秉坤复枪击之。”
陶启胜奔下了楼，与代理管带（营长）阮荣发相遇。阮荣发错认陶启胜参加了革命，对准陶启胜连发两枪，均中了要害。
跟随阮荣发一齐来弹压的，有右队队官黄坤荣与司务长张文涛。他们想上楼，上不了，熊秉坤与章盛恺、程风林、程定国、金兆龙等与他们对抗。章盛恺与程风林负伤（其后程风林因伤而死）。程定国枪法很准，一连打死黄坤荣与张文涛二人。另一位同志，右队的吕中秋，打中阮荣发。阮荣发转身，向前队的穿堂乱放，打死一位姓冯的同志，他本人随即也被徐少斌打死。其他的若干官长，纷纷逃走。
熊秉坤于是吹了警笛，叫大家集合，来集合的寥寥无几。这是因为一则由于嘈杂的声音太大，二则生死关头，敢于附和的不多。
熊秉坤率领若干同志，到本营的军械库（不是楚王台的军械所）找子弹。子弹早被上峰提走，只剩下十二把（二十把？）开了口的军刀。熊秉坤自己取了一把，其余的分给各分队的队长同志，也交了两把给方兴。方兴本是工程营的学兵，被挑选进了陆军测绘学堂当学生，是共进会在该校的总代表。这一天，他回到工程营来，帮助熊秉坤发难，他在陶启胜抱头鼠窜之时，摔了一颗炸弹助威。
熊秉坤带同志到军需房，房内有一个铁箱，箱中有几百块银元。有些人走上前去想拿：韩似信把煤油灯摔进去，点起了火，不准大家见财心动。
熊秉坤与杨金龙领队，金兆龙和几个同志在后面押队，出营。出营以后，向左转了一个弯，遇见左队队官李子魁。李子魁对大家放了三枪，未中。杨金龙还他一枪，李子魁溜走。
大家走到右旗十五协二十九标与三十标的所在地，熊秉坤向内放了三枪。这是原来约定的起义信号。
再走到千家口，大家不愿意再走。熊秉坤回头一看，只剩下四十人，中途逃走的不少。
所好，马荣与罗炳顺派人送了信来，说他们已经占领了楚望台军械所。熊秉坤、杨金龙等接到这个消息，“一个呼哨，已到目的地矣。”
马荣是文学社社员，也是共进会会员。他在文学社里面，是工程营的总代表。熊秉坤于文学社、共进会决议联合以后，把工程营的同志编为四个正队，马荣便受任为左队正队的副正队长。罗炳顺是该正队的正队长。
在武昌起义的历史上，有待考证的问题极多。其中之一便是：在每一部队之中，以文学社的总代表为负责人，抑以共进会的总代表为负责人？史料中，简直找不出答案。以常理来揣测，可能各部队重新推举一番，或由两位总代表互推一人。另一可能是：两个团体在某一部队的同志谁多？多的以其总代表为负责人。
就工程营而论，这个问题不成问题。马荣本人兼为共进会的会员，而共进会的领袖是熊秉坤。共进会的会员人数，在工程营之中，似乎也比文学社的社员人数多。
马荣与罗炳顺所隶属的左队，这时候奉上级命令，负有守卫楚望台军械所的任务。监视官是前任工程营管带李克果、马祖荃等五人。（现任管带是王永泉，去了直隶永平参加秋操。代理管带是阮荣发，阮荣发不能分身。阮荣发曾经在八月十一日拿了本营“革命党名册”向张彪报告。张彪本想调三十标的兵换守楚望台军械所。黎元洪说，三十标的革命党或许更多，不如加派该工程营前任管带李克果，与督练公所工兵课课员马祖荃等一共五人，到楚望台军械所当“监视官”。）
李克果在楚望台军械所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听到枪声与吆喝声，召集所中的官兵训话，吩咐他们：如果有徒手的“匪人”来，你们应该开枪抵抗；如果有持枪的“军队”来，你们人少，“要避一避，再看情形。”
马荣向李克果说：“我们都没有子弹，怎么能抵抗‘匪人’？”李克果叫人搬出两箱子弹，发给大家。同志们得到子弹，立刻向空发了一排枪，把李克果与其他监视官及左队队长吴兆麟等官长吓走。楚望台军械所于是入于革命党的掌握。
熊秉坤率领四十多人来到，与马荣等人会合，召集全体在场的兵演讲。
熊秉坤演说已罢，在九点三十分钟下令：“本军应冠以革命二字，称之曰‘湖北革命军’，其兵种队号仍袭用原有旧制。”“暂以楚王台为本军大本营驻在地。”“金兆龙带（工程营）后队（第）二排出中和门，经十字街去南湖，威胁八标炮队响应后，并掩护该标进城。”林振邦带后队第三排，占领千家街口，向十五协、铁佛寺、伏龙庵方面警戒。徐少斌带前队第三排，占领楚望台与中和门高地，向津水闸方面警戒。
金兆龙率领后队第二排，到了中和门。中和门的守兵已逃，金兆龙用双手拉开一尺多长的铁锁，出城。走到长虹桥，与三十二标队官楚瑛的一队兵相遇，打了几分钟，将楚瑛的兵打退。然后，到了南湖阅兵亭。再以后，与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哨兵打了几分钟。最后，到达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后营门，与守兵交锋。交锋了一阵，炮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已在内部响应。
以上，是熊秉坤的记载。张难先说，金兆龙走到马标，已和炮标的同志相遇。
邓玉麟写炮标响应，写得极简单。“八时闻知城内发动，玉麟即在炮团开枪，集合炮队全标，率领进城，到达楚望台，即占领蛇山，用炮攻击制台衙门。”
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记载得相当详细：邓玉麟和李作栋于十九日午后，在汉口“一码头”乘小船，经鹦鹉洲到白沙洲登陆，向南湖走，中途遇到孟发成，一齐回炮标。恰好，门口的守卫是同志王鹤年。进去以后，邓、李、孟三人和徐万年、蔡汉卿、艾良臣等会议，（徐万年曾经在上午偕邓玉麟进城，进不了城，被邓玉麟留在十字街，等候中和门开城。大概是，等候了一阵，中和门仍旧未开，便回了炮标。）邓玉麟与李作栋、孟发成，把城内消息与新的起义计划告诉徐万年、蔡汉卿等，研究如何准备。“同时，黄驾白、王华国，得刘复基（尧澂）等被捕消息，亦与李翊寰、童启栩、涂吉祥、彭正卿、王蕙芳等集议发难。”“众乃准备一切，邓亦易军服，荷马枪。”“时至九时许（邓玉麟说是“八时”），见塘角火起，城内亦有枪声，蔡汉卿、孟华臣（发成）等即拖炮至操场。其队官柳柏顺出而阻止，蔡以足仆之。”
张难先说：“及睹塘角火起，邓玉麟在南营门开枪。蔡汉卿乃赤膊椎胸起，奔呼同志集合。队官柳百顺出而阻止，汉卿腿击之，辟易丈许！其他官佐皆望风靡。”
为什么蔡汉卿用腿而不用枪？他没有枪，更没有子弹！
张难先说，蔡汉卿集合了二十几位同志，到本标（炮队第八标）军械库取出炮弹，向天发炮。“应者仅范鸿先等数十人。玉麟曰，殆矣。蔡汉卿、王鹤年乃炮击右队，右队同志始脱官长之压迫而出。复击（第）一营三炮，（第）一营亦来会。”于是邓玉麟、李作栋、徐万年、蔡汉卿、孟华臣（发成）、陈国桢等率全标同志，炮十二尊，整队向中和门出发。
出发以前，他们派金明山到同驻南湖的第八镇第三十二标第二营左右队，请该两队同志响应，一同出发，予以掩护。结果，单道康、夏斗寅、戴鸿炳、祝倪周等带了若干人出来，陪同炮标进城。
“路经马标，见马标无动态，亦击三炮。马标同志马骥云、徐国钧（祁国钧？）、黄冠群等随起应。（但是马标的大部分，其后却被标统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溃散。）迎炮队之马明熙、金兆龙、邝汉卿、张鹏程等适至。”
来迎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可见除了金兆龙的一支以外，又有（一）马明熙的一支，（二）张鹏程的一支。（邝汉卿是工程营的同志，属于金兆龙的一支。）
马明熙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三营的一个排长，于望见塘角火起以后和方维、谢涌泉等一百余人起而响应。他们走到楚望台，与工程营同志会合。在他们之后，又来了第二十九标蔡济民等同志一百多。再其后，有方兴、李翊东所率领的一批测绘学堂学生，约有八十人左右。方兴于熊秉坤等发难之时，已经进入工程营内，向熊秉坤领得军刀两柄，回到测绘学堂，恰好李翊东正集合同学站队。方兴分给李翊东军刀一柄，于是两人便率领同学，整队到了楚望台，成为第二批前来会师的同志。
吴兆麟给他们枪支、子弹，派他们当总预备队，负责守卫楚望台。
吴兆麟是工程营的左队队长（连长），略有军事学识，参加过日知会，其后便与革命同志没有什么来往。工程营起义之时，他溜了出去，被汪长林遇到，连拉带劝的引至回军械所，受熊秉坤及一般同志的推戴，当了“临时总指挥”。熊秉坤的这种让贤的风度，确实了不起。
吴兆麟以临时总指挥的身份，颁发第一道命令之时，是十点三十分。据熊秉坤说，当时“各标营尚无动静”。熊秉坤的话，我们可以解释为：当时各标营（及学堂）尚未有人来到楚望台军械所。
吴兆麟的第一道命令是：派工程营前队排长伍正林，带前队的兵两排，经津水闸、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方；派工程营右队排长邝名功（杰），带右队的兵两排，经紫阳桥、王府口，攻督署的后方。
熊秉坤说，吴兆麟于方维、蔡济民、方兴这三批人先后来到以后，再派方维与马明熙等第三十标的一批，出城迎接南湖炮队第八标，以加强金兆龙等一支队伍的力量；派蔡济民第二十九标的一批，助攻督署后方，以加强邝名功等一支队伍的力量；留方兴、李翊东等测绘学堂的一批，作为总预备队，以加强楚望台与军械所的基本力量。
方维与马明熙等一批，走到马标（第八镇马队第八标）营房附近，追上了金兆龙，也迎得了炮标（第八镇炮队第八标）的同志。这时候，张鹏程的一排人也来了，于是会合在一起。
张鹏程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的一个排长，文学社在第三十标的标代表。他在八月十九日的晚上，奉上峰命令，带了二十几名兵士守卫通湘门。看见塘角火起（或是听到军械所的排枪），便撇下通湘门不管，带他的兵来到楚望台。他的这一批，可说是第六批。（第一批，方维等。第二批，蔡济民等。第三批，方兴等。第四批，是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阙龙、郑继周、王世龙，一共三个人，他们是翻了营墙出来的。第五批，是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一营的吴醒汉与第二营的徐达明等若干人，他们是抢了子弹，推倒营墙出来的。）
张鹏程的一批到了楚望台，便转而前往津水闸，保安门正街，进攻总督衙门。他们到了保安门正街的东头，便被把守保安门的清军消防队截住，死伤了好几位，退回楚望台。张鹏程与吴醒汉等人商量了一下，拨得若干同志，凑上一百多人，仍由张鹏程率领，出中和门，迎接第八镇炮队第八标。这便是张鹏程何以能在马标营地附近与炮标同志相遇的缘由。
炮标同志进了城，把十二尊炮分别架在中和门、楚望台与蛇山的几处高地，使得革命的形势顿然改观。这时候，虽则是李鹏升已经带来了混成协辎工二队的同志七十余人，经通湘门城外绕到中和门外十字街长虹桥，转向东北，进中和门，到了楚望台。余凤斋也带来了第八镇辎重营的祁占鳌、刘德贵等四十几位同志，劈开武胜门进城，占领了凤凰山，分兵派胡廷佐率领，攻布政使衙门。（李鹏升的一批，可算是第七批，余凤斋的一批虽不曾来到楚望台，却是第八批的响应之师。炮队第八标，是第九批的响应之师。）
这时候，吴兆麟派往进攻总督衙门的部队，业已先后受到挫折。
吴兆麟曾经在十点半钟，派伍正林带两排兵，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邝名功（杰）带两排兵，经紫阳桥与王府口，攻督署之后。其后不久，又派蔡济民等一批同志，接在邝名功一路之后，为后劲。
伍正林的一路，走到津水闸，便被保安门城墙上的清军武装消防队截住；其后续进，到了恤孤巷口，被巷内的清兵冲出，截为两段，又只得退回津水闸。邝名功的一路，走到紫阳桥，遇到清军，伤亡极重，邝名功率队退回了工程营，架枪休息。吴兆麟接到报告，便要执行军法，将邝名功捉来枪毙。同志们替他讲情，于是邝和他的队伍，又来到了楚望台。
蔡济民虽同样遇到阻碍，而并不撤退。
炮队第八标的同志，在中和门城墙、楚望台与蛇山的中峰与其他几处高地，对着总督衙门轰将起来。
熊秉坤说，吴兆麟这时候派了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三位同志，各带兵士三五人，分往三路放火：一路由王府口至小都司巷（北路），一路由水陆街进大金龙巷，至小菜场（中路）；一路由保安门正街经望山门正街，至总督衙门的东辕门（南路）。不到半个钟点，三处的火都起了，使得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同时，吴兆麟也派了吕中秋与张靖川二人，带了兵士十余名，割断各标营的军用电话线。）
熊秉坤继续说，吴兆麟在夜半以后，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凌晨两点钟，发出第二次进攻督署的命令：（甲）派熊秉坤带领工程营后队全队（三个排），经津水闸与保安门正街，攻督署之前；派伍正林带领工程营前队全队，走上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以协助熊秉坤的一路兵：令陈国桢拨过山炮二尊，架在保安门城墙之上，对督署猛轰；派曹飞龙带领工程营右队士兵一个排，走上保安门城墙，作为炮手的掩护。（乙）派黄楚楠带领工程营左队全队，经王府口与小都司巷，攻督署之后；派姚金镛带领第二十九标第三营右队全队，作为黄楚楠的预备队。（丙）派方兴带领测绘学堂的一百多名学生，作为“总预备队”，“并巩固楚望台及军械所后防。”
甲路，熊秉坤与伍正林带了工程营的后队与前队出发。第三十标的马明熙与徐达明，也带领他的两排兵，加上吴醒汉、彭纪麟所带来的若干同志，自愿参加熊秉坤的一路。同时，第二十九标的杜武库、杨选青、夏一青三位同志也领了他们所带来的人，参加伍正林的一路；还有，第四十一标的阙龙、李宗（忠义）、岳少武，也并入伍正林的一路。于是，甲路的熊伍两路，浩浩荡荡，向着督署的前方冲来。
熊秉坤与马明熙、徐达明等人约定：（一）把同志分为三组，轮流向前冲进；（二）每到一个巷口，在驱走敌人以后，就留下几个同志把守。果然，同志们得到轮流的机会，愈战愈勇。若干与保安门正街成为垂直线的巷子，如恤孤巷、崔家院巷及望山门正街，暂时都被肃清。熊的主力，到达望山门正街的陈宏发酱园门口，离开督署东辕门仅有一百公尺左右。
忽然，后面的同志纷纷溃退，谣传望山门城墙上的清军已经走上城墙，将革命军拦腰冲断。事实是：清军并未如此，而是第八镇司令张彪本人带了机关枪手与辎重营的兵两队，与几十名武装消防队，走上了望山门一段的城墙，一面对熊路的三个组射击，一面在城墙上向东伸展，与革命军的墙上部队接触。墙上部队，受到武装消防队的两次冲锋，死伤颇众。“督队”阙龙受了重伤。若干同志因而气馁，颇有退后与跳下城墙的，把保安门城墙上的两尊过山炮丢了。领队的伍正林愤而拔刀自刎，被左右的同志救护住，其余的同志看了，十分感动，陡然之间士气百倍，扎稳了阵，清军不能再进，革命军的保安门阵地与两尊过山炮安然无恙。
当城上部队扎稳了阵之时，熊秉坤城下部队已经败退到了津水闸。熊和马荣、伍正林等人商定：挑选四十名敢死队。这敢死队顷刻之间便已组成。参加的人包括：
熊秉坤、胡效骞、马荣、伍正林、马明熙、吴醒汉、杜武库、杨选青、徐少斌、彭纪麟、纪鸿钧、徐绍儒、陈振武、饶春棠、林振邦、陈连升、杨正全、张得发、孙松轩、赵道兴、宋厚德、张斗熙、李自新、夏一青。
这是张难先在《湖北革命知之录》中所记下的名单，尚缺十六人的姓名。李廉方在《辛亥武昌首义记》所写下的名单，与此相同，但缺少熊秉坤，把“陈连升”写作“陈连魁”，称这二十四人为“前锋”。李廉方的说法可能是根据胡祖舜的《六十谈往》。（敢死队尚有一人：胡春阳，见于李廉方的书，页一〇〇，说他“被扫射而伤腿”。）
熊秉坤说，胡效骞是敢死队的领队，他自己是押队。
敢死队的作战方法是：不再留人在每一个巷口，以防免埋伏与拦腰袭击。他们带了武器与煤油及引火物，破釜沉舟，一口气从津水闸冲过保安门正街，直达督署的东辕门放火。
清军这时候方集中注意力于革命军的城上部队，没提防敢死队如猛虎一般地冲上前来，竟然连东辕门也守不住，退到了西辕门去。敢死队的胡效骞、徐少斌、马明熙等十几位乘势追到西辕门。
不料，督署内大堂之中的清兵，突然用机关枪扫射。马明熙等腹背受敌，陷入重围。这时候，纪鸿钧奋不顾身，手提一箱煤油，冲进督署的门房，在门房内放火，门房顿然烧了，烧及了大堂，机枪手作鸟兽散。胡效骞等十几位同志转危为安。纪鸿钧本人被烧死在门房里面。
在纪鸿钧以外，敢死队中牺牲的同志，仅张斗熙、宋厚德、赵道兴、李自新等四位姓名可考。
张彪在保安门与望山门之间的城墙之上，见到督署起了大火，便慌慌忙忙地走下了城墙，经吴家巷出平湖门，带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去汉口，扎在刘家庙。
瑞澂呢？早就溜出了督署。他在“签押房”中了一颗炮弹之时，便自行拆毁督署的后墙一段，走出望山门，登上楚豫兵舰，开去汉口江面，躲在外国兵舰的后面。
黎元洪于工程营起义以后，仍旧坐镇在第二十一混成协司令部（左旗第四十一标附近）。他亲自动手，杀了来自第三十一标的周荣发同志，也杀了第四十一标的企图冲出营门去响应革命军的邹玉溪。他叫标内的“第三营”兵士站到营墙上去，命令他们：“如果有人来攻，便开枪打。”（这时候，该标仅有第三营一个营，第一营已开往宜昌，第二营已开往岳州。）过了一会儿，他听见外面枪声很大，就再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劝他们走。”再过了一会，他大概是听见了炮声，又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你们便从营墙上走下来，退守营房。”最后，炮声越来越猛，他就换上了便装，与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溜出营门，逃到黄土坡刘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点钟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数据点以外，入于革命军之手。
应该补叙的，是蔡济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动。
蔡济民在第二十九标响应，带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时候，吴兆麟已经派了伍正林与邝名功二人分南北两路出发。蔡济民自愿继邝名功之后，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后。邝名功在紫阳桥之西受阻，折回工程营，再由工程营回楚望台。蔡济民绕过紫阳桥之北，一直杀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处。敌军受到这个威胁，便放弃紫阳桥之西的阵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较南之处，以机关枪扼守。蔡部以步枪对机关枪作战，十分艰苦。
张鹏程以第三十标的排长身份，带了二十几个人守通湘门，于起义以后自动离开通湘门，到楚望台，参加南路作战。在津水闸受阻，退回楚望台，经吴醒汉等拨给若干同志士兵，凑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门，帮助金兆龙一支兵，迎接炮（队第八）标，在马标营地迎到了炮标，一齐进城。进城以后，炮标分别架炮于中和门、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张鹏程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转而向北，与蔡部并合。这时候，据李廉方的记载，似乎蔡济民还不曾冲到王府口西口。其后，首先冲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张鹏程。“张鹏程直冲至西口，与敌军鏖战，几至不支，马云卿受伤倒地。鹏程遂在西口觅民房纵火。当放火时，住户助之燃烧，且面有喜色。”为什么要放火？为了照亮总督衙门的目标，让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
李廉方说：“时炮队目标不易命中，因有主张火攻者，（吴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时，长街乾记衣庄一带火起，炮队目标明显，轰击督署，辄命中之。”熊秉坤也说，吴兆麟派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三人，分别带兵士三五名到三处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间，（乙）水陆街至小菜场之间，（丙）保安门正街至东辕门之间。“如是，不到半时，三处火发，烈焰难当，我炮兵乘势极力炮击。”
但是，吴兆麟下令放火之时，正是第一次两路进攻失败以后、第二次两路进攻尚未开始以前，熊秉坤所说的三处地方大都仍在清军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务，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很成疑问。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实，只有三件：（一）是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队队员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三）是王世龙在督署门前钟鼓楼所放。
王世龙是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同志，和阙龙、郑继周是该营最先响应的三个人。他们跳了营墙出来，到楚望台参加革命军。张难先说他们三人跟随蔡济民，“直冲督署前门”，遇到敌军的机枪手，“相持许久，终不下。阙龙、郑继周等从东辕门左侧进攻。龙身先士卒，为保安队袭击，一弹洞喉管，晕倒于地，舁入医院。王世龙、杨选青纵火烧门前钟鼓楼，墙高，火不及，世龙死焉。”
张难先的这一番话，错误很多。第一，蔡济民从头到尾不曾负有进攻督署“前门”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攻“督署之后”，亦即北路。第二，阙龙受伤，不在督署之前的“东辕门”，而是于伍正林一队“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之时，在城墙上面为“武装消防队”所击中。熊秉坤说：“督队阙龙负伤，致使退下纷纷而不能遏止，失炮两门。而保安门上阵地，几为敌人所占领。”第三，杨选青是熊秉坤敢死队的一分子，与杜武库及夏一青二人共负“守保安门城上”的责任，怎么能够走下城墙，到钟鼓门，帮助王世龙放火？
张难先本人不曾参加八月十九之夜的革命战争，他的记载全凭传闻，错误自然在所难免。事实是：阙龙与郑继周、王世龙三个人，在起义之始，到了楚望台。炮标进城以后，同志们对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发了一炮，把该营的管带谢国超吓走，于是胡廷佐、左国栋、岳少武、李忠义、胡春阳等多人，“一哄而出”。出来以后，一部分随同胡廷佐、左国栋向西走，并入蔡济民部，占领善后局、官钱局、电报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布政使衙门）；另一部分向南走，到了楚望台，遇到阙龙、王世龙、郑继周，“随伍正林部跟进”。因此之故，在阙龙负伤以后，胡春阳才有机会参加熊秉坤与伍正林所组织的敢死队。
王世龙可能也是敢死队的一分子。敢死队冲近东辕门之时，王世龙便和杨选青奋勇而前，到钟鼓楼放火。王世龙中弹而死，杨选青安然无恙。
王世龙与杨选青在钟鼓楼所放的火，与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的火，以及比这两处稍前，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的火，都帮助了炮队同志，促进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蔡济民的贡献，在于达成了邝名功所未能达成的任务：攻督署之后（北面），以牵制敌军，使得攻督署之前的革命军，克奏肤功。
蔡济民始则绕出紫阳桥之北，指挥张鹏程等冲到王府口西口，与“大街”交叉之处，继则令张鹏程等在王府口西口放火，再其后则分派胡廷佐等占领善后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后，蔡济民尚在官钱局门口，指挥对藩署军事。清方的“藩台”（布政使）连甲，有若干卫兵与武装消防队，在藩署南楼作困兽之斗。不久，第四十一标的李忠义，占领凤凰山炮台，动用凤凰山的要塞炮；马骥云也去了蛇山，通知蛇山上的炮标同志，对藩署发炮。于是，连甲的卫兵及武装消防队作鸟兽散，藩署入于革命军的掌握，连甲逃奔到柯逢时家躲藏。
天下闻名的黄鹤楼，也是蔡济民会同孙鸿斌的一队人占领的。孙鸿斌在此以前，先与梁邦福、陈致祥等占领汉阳门与羊湖门，在此以后，帮助胡廷佐与张鹏程等进攻藩署的南面，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清军之中最顽固的，是第三十标第一营，其中旗人最多。管带郜翔宸于革命军起义以后，始则坚闭营门，继则于有炮弹落下以后率领全营旗兵出击革命军蛇山炮兵阵地，被（从楚望台调去的）李鹏升部及其他的掩护部队驱走，在蛇山附近遇到吴醒汉等四五十人，竟然强迫吴等“回队”（回到右旗）。吴等休息到了天明，精神恢复，鼓起勇气，对旗兵大声喊打，郜翔宸才与他的旗兵踉跄而逃。郜的左队，于队官满人崇光的率领之下，于藩署易手之时闯入藩库，劫取现银。结果，该队全部被张鹏程消灭。到了（二十日）下午一点钟，郜仍敢率领残余，在军政府（咨议局）外面放枪一排，吓走了守门的学生兵，使得正在吃午饭的黎元洪不得不与蔡济民、吴醒汉，爬到咨议局后面的山上躲避。郜部于一会儿工夫以后，被军政府卫队逐走，出了小东门（忠孝门），窜至东湖一带，被乡团打散。
总计，清军在武昌的各个部队，只有第八镇的辎重第八营被张彪带去了汉口。（该营的同志不多，有刘德贵等四十人左右，于祁占鳌的领导之下，于九点钟左右出营响应革命，跟着余凤斋进武胜门，扎在凤凰山，其后帮助胡廷佐攻布政使衙门。）第八镇的工程营与炮标，可说是全体参加了革命。马标有一营已被调往襄阳，剩下的两营有一队马兵与一队机关枪手在起义以前被调进督署担任守卫，在督署易手之时溃散。其余的，一部分响应了革命，由沙金海、黄冠群等率领，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另一部分被统带（团长）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等地，自行溃散。除了这些单位以外，第八镇尚有驻在右旗的步兵第二十九标两个营，第三十标两个营，驻在左旗的第三十一标若干留守兵，驻在南湖的第三十二标第二营的左右两队。——其中，除了郜翔宸的一个营以外，其余的，凡是不曾参加革命的也都散走。
就第二十一混成协而论，步兵仅有一个营在武昌：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被一颗炮弹吓走，士兵的绝大多数参加革命。马队第十一营在南湖，管带是王发祥。响应革命的人数难考；但是，在祁国钧的领导之下，也有若干人会同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同志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混成协的辎重队第十一队，于李鹏昇的领导之下，首先在塘角发难，参加的士兵是该队的大部分。工程第十一队，亦复如此。炮队第十一营，虽则管带张正基带了残部去青山，多数士兵对革命也表同情，跟随李鹏升进城的也有若干。张正基自己在八月二十日自动要求进武胜门，对革命军投顺，获得准许，被指定驻在凤凰山。
宪兵第八营，在体制上隶属于第八镇统制张彪，其中旗人最多。即使彭楚藩尚在人间，也无法叫他们倾向革命。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吴兆麟在“八点三十分”便下令“派马荣、金兆龙二人，各带兵一排，由本地（楚望台）即时出发。马荣向宪兵营东面前进，金兆龙向宪兵营西南面前进，即扑灭之。”“约半点钟，马荣来报告，已会同金兆龙将宪兵营内旗兵十余名斩决，当（即）占领该营。”
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同志之中的先进，然而在起义之时并不在场。他这段记载，可能错在时间方面，或命令究为何人所发的方面。熊秉坤在九点三十分之时，尚在以“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号施令，吴兆麟怎么会在八点三十分已能颁发消灭宪兵营旗人的命令呢？也许这命令是熊秉坤所发，或虽为吴兆麟所发，而时间不是八点三十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兆麟就总指挥之职以前，熊秉坤已经把金兆龙派出去，经中和门去迎接南湖的炮标了。
无论曹亚伯记载的准确性如何，宪兵营是很早便被革命军占领了。在其他记载中，均不见有宪兵营与革命军对抗的事。
武昌全城的巡警，据胡祖舜说，在十九日的夜里“闻警逃散”。（只有一小队巡警在武胜门外“彭杨公祠”对李鹏升部抵抗了一阵）。瑞澂于逃上军舰以后，却电奏清廷，说是曾经“亲率警察队抵御”。也许他所指的是“巡防营”，也许确有一部分巡警帮他守总督衙门。
各家的记载中，每每提到“消防队”与所谓“武装消防队”，这些字眼实际上都是“巡防队”的别写。令人不解的是所谓“保安队”，可能也是指的“巡防队”。巡防队在武汉的，原只有一营。在瑞澂与张彪之下，于十九日夜间对革命军作战的，都先后被击溃。
督署的“教练队”一营，当时被老百姓称为“娃娃队”，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能为革命军之患的，大概只是那来自马队第八标的机关枪队（连）。教练队本身也有机关枪。使用这些机关枪的机枪手，在督署大堂着了火以后，都一哄而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