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申河口之役，在三月二十九日（1908年4月29日）的夜里开始，四月二十七日（5月26日）结束。
驻扎在云南河口的清军，有警察一队，巡防营四营，皆归“南防副督办”王镇邦（玉藩）统辖。
“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黄明堂，带领了关仁甫、王和顺，与曾经参加过镇南关之役的一百多同志在深夜由越南老街进入国境，与潜伏在铁路工人之中的二百名左右同志相会合。警察队的全部首先反正，杀了他们的管带蔡某。接着又有巡防营黄营的两哨，加入革命队伍，并力攻城。这时候，王镇邦已经出城迎战，带了两营兵扎在一个山头。
战到第二天（四月初一）的上午八点钟，革命军略事休息，于九点钟继续猛攻。黄营的其他两哨也反正了。事实上，黄营的管带黄元贞早已与河内机关部有了默契。他之所以把部队分作两批来投降，无非是为了方便起见。
到了下午四点钟，王镇邦表示，他也想降。革命军派黄华廷作代表，带了一名卫兵上山谈判，却在谈判之时被王镇邦连同卫兵杀了。革命军再攻。清军张营的管带张印堂阵亡。王镇邦被他下面的一个守备熊通用手枪打死。剩下的部队全体反正，河口入于革命军之手。守城的岑营管带岑德贵被俘，革命军将他加恩放走。
革命军的战利品，包括十响毛瑟枪一千余枝，子弹二十万发。革命军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多人。
革命军中路主力，由黄明堂率领，向北推进，在初二的晚上到达铁路线上的二十公里石碑附近，清军管带李兰亭率领全营迎降。黄茂兰营有两哨闻风而至。初四，到达南溪镇，有清军胡华甫的一哨来降。不久，王玉珠的一哨也来降。初五，到达七十八公里石碑，与黄茂兰营的其他几哨相会合，向蒙自的方向前进。南溪西边的蛮耗，已于初四由左路关仁甫部攻下。驻扎坝洒的清军李开美营不战而降。南溪东边的古林箐，也在初七初八左右被右路王和顺部攻下，收降了清军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兵士一百多人。
到了这个时候，革命军的人数已经超过三千，声势浩大，原可长驱直入，占蒙自，取昆明。然而，粮食接济不上，钱也没有。倘若有钱，便不怕当地的粮食贵，更不难从越南买来，运去。
胡汉民写信向孙中山报告，说士兵每天每人需要三毛钱作伙食，全军三千多人，一天就得花去一千元。河内机关部根本没有多少钱。革命军打下河口以后，在当地征收到义捐三千五百元，却花去了四千八百元：赏给熊通二千（杀王镇邦的花红），赏给其他的人二千八百（有些是攻占河口的四座炮台，有些是杀了他们的哨官来降的）。
同盟会在成立不久以后，定了很详细的“革命方略”，其中规定“就地因粮”的办法，在军中设置“因粮局”，负责作下列的几件事：
（一）接收一切官产。
（二）没收反抗军政府之清吏或人民的财产。
（三）用限期付现之“给价券”购买粮食货物，期满按五厘计息。
（四）用“债券”向富户借银，于六个月内无息偿还，期满按二厘计算。
（五）向人民征捐，家产一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一，五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二，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三，五十万元以上捐十分之四，一百万元以上捐十分之五。抗捐者，罚。
（六）发行“军事用票”，但总数不得超过“军中收入财产”之一倍。富户借银捐银，概须以“军事用票”缴纳。清政府之纸币一律作废。
“中华国民军南军”在进入云南，占领河口、南溪、蛮耗、古林箐不曾能够设立“因粮局”，按照既定的办法筹款。原因很多，第一，是黄明堂等人作指挥官，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的技术，来兼作“因粮”的事；第二，在随军出发的同志中没有可以主办“因粮”事务的人才；第三，所占领的村镇，除了河口较为殷实以外，都不是怎样地有粮可因的；第四，办法的本身也有问题，富户之有家产一万元者，未必拿得出现款一千元，有家产一百万元者，绝对拿不出现款五十万元。他们即使有如许的现款，也未必肯捐；可能因此而断然反对革命，站到清政府的一边去。倘若不叫他们捐得这样多，而只征家产一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一，家产一百万元以上者以千分之五，也许反而行得通。
胡汉民在信里向孙中山报告，要等到取得蒙自与开化两县以后，才可以开办“因粮”。但是，“两城既得，骤办因粮，必不能给。蒙自等虽非河口之比，然既得大城，则军费浩繁亦非现在之比。因粮之事，必徐设办法而后有功，若朝得城而夕办（因）粮以充军需，实势之难也。故必预筹款项，以为临时之用。”
胡汉民说，河内机关部已经没有钱买粮买弹。四月初二，他交了甄吉亭带去二千二百元；于是关仁甫的右路军，在初三日前进。四月初四，他交了黄龙生带去二千二百元；于是张德卿（王和顺）在初五日前进。并不是关、张二人把钱看得如此之重，事实上他们也仅仅能够替兵士买得三天的粮而已，有了三天的粮便勇往直前，真不愧为革命的队伍。
胡汉民一面向河内华侨梁成泰的儿子梁秋，借了三千元救急（梁秋已经捐过两千）；一面写信给孙中山，请孙中山在南洋（新加坡与马来亚）筹款，“若得十万金，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攻城略地，无后顾之忧矣。”
孙中山在新加坡，于接到胡汉民的报告以后，在四月二十一日（5月20日）写信给邓泽如与黄心持，请他们向一位“弼翁”与一位陆秋杰设法，“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结果如何？史料缺乏！
即使弼翁或陆秋杰慨然捐出十万，也无补于事。革命军在四月十七日这一天，已经失掉了河口。
革命军失败的原因，除了缺少钱以外，一是黄明堂等人不服黄兴指挥，二是对方清廷用了极大力量来抵抗。黄兴来到越南河内，受孙中山电委他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在四月初八到河口，想督率全军前进，黄明堂拨给他一百人。这一百人走了不到一里，“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克强再三抚慰，无效”。又走了半里光景，他们一哄而散。黄兴只得折回河口，约了王和顺来会谈。王和顺说，兵太少，子弹太少。黄兴要求抽调各路的一部分兵力，自己带去袭取蒙自，然而多数的将士皆不肯遵令。黄兴感觉到，只有把以前跟他在钦廉作战过的一二百同志召集来，才有办法。当统帅的，倘若没有“亲兵”，就不能指挥各军。于是，他决计先回越南一趟，等候老部下来，再打。不料，他刚进入河口对岸的老街，便被法国的警察指他为日本人，将他逮捕。他说出了真姓真名，法国的越南总督，判他驱逐出境，把他押到西贡，叫他在西贡上船。去哪里？任他的便。他选择了新加坡。
这时候，清廷早已与法国外交部及法国驻华公使函电往来，交涉了不少次，指责法国在越南的官吏对革命军始则纵容在越南境内集合，公然结队走过红河之上的桥，与利用滇越铁路的火车运粮运弹。法国外交部从此也禁止了革命军利用火车运粮运弹。
清廷同时已不惜重金，一而再再而三地以五万、三万、两万，犒赏在前线的清兵，又拨了五十万两交给云贵总督锡良，作为增募新兵与供应广西客军的开支。从汉阳，从广州，从上海，都搬来不少的枪支与子弹，一共是一万枝枪，三百七十万发子弹。
就兵力而论，有开广镇总兵白金柱的五千人，中路统领王正雅的十一个营，西路统领贺宗章的十一个营，此外，又有方宏纶扎在阿迷的四个营，与业已调派而仍在由桂来滇途中的龙济光军四个营。
清军在四月十一日战胜革命军中路于七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白河；次日，夺占五十一公里石碑附近的三岔河；十五日，夺占四十四公里石碑附近的老范寨；二十四日，夺占泥巴黑、车河、南溪。
革命军右路在初八日左右失掉古林箐，退与中路并合。左路也失掉了蛮耗，退守新街，在二十一日失掉新街，退守龙膊；次日，放弃龙膊，退守坝洒；二十六日，放弃坝洒，回军河口。
黄明堂与王和顺把部队交给何护廷、马大、韦云卿等人，叫他们离开河口向东边走，由镇边县进入广西。黄、王二人由河口回越南。
何护廷等人带了革命军（这时候只剩下六百多人），走列马白，与龙济光的兵遭遇，后边又被王正雅的兵追上。革命军于前后夹攻之中，苦战了一天，退到越南太原府的境内。法国兵叫革命军缴械，革命军不肯。两军发生冲突，打来打去，战区东起太原府的左州，西至保胜（老街），相持了几个月，由侨领梁正礼出面调停，讲好了条件；革命军于缴械后去新加坡，法国当局送旅费。
这六百多人其后到了新加坡，英国官吏不许他们上岸。法国在新加坡的领事，向英国官吏交涉，说法国曾经在革命军与清军交战之时守中立，等于承认了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因此之故，这六百多人是“国事犯”，而不是所谓“乱民”。英国官吏这才准许他们上岸，却在他们上了岸以后，立刻把他们拘禁。
孙中山叫张永福请了律师，从英国官吏那里，把他们都保了出来。陈楚楠特地为他们创办了一个中兴石厂，安插了他们之中的若干人；把其余的分别介绍到槟榔屿、吉隆坡、吡叻（霹雳）文岛的矿场、农场与工厂。
综计在河口一役之中，出力最多的是王和顺。黄明堂坐镇河口，关仁甫独领偏师，功劳均略逊王和顺一筹。王和顺是广西邕宁县人，当过刘永福的部下，由兵士升至哨官，在壬寅、癸卯之间与陆亚发起兵反清，转战两年之久；在甲辰年（1904年）冬天去香港，接受革命志士史古愚（史坚如的哥哥）与伍汉持、李自重等人的招待；由香港去西贡，于乙巳年（1905年）冬天拜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孙中山把他带到河内，与他同住在甘必大街六十一号，待以国士之礼。防城、河口两役以后，他在南洋休息了三年。辛亥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之役，他在香港工作。武昌起义以后，他首先在广东东江发难，与清军血战了七天七夜，光复了惠州。其后，讨袁、讨陈（炯明），他均极努力，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病故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