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开成立大会之时，黄兴提议改《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党报，议决通过，由会员每人捐款日金五元作为经费。这《二十世纪之支那》原为宋教仁、陈天华、田桐、程家柽、白逾桓等人所创办，是一种月刊，已经在1905年6月下旬出了一期。
《民报》第一号封面
第二期在8月27日，亦即成立大会以后的第七天，印好装订好，正要发行，由于其中有一篇文章《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被内务大臣认为“妨害公安”，命令警察予以没收，并且不许继续出版。
同盟会只得另行筹备一种月刊，作为党报，定名为《民报》，由张继担任编辑。“第一号”出版于1905年11月17日。发刊辞由孙中山执笔。
发刊辞的第二段，是有关三民主义的最早的文献：“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美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滥觞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遭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诸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政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善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
《民报》共发行二十六号，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按月定期出版。第二号原应在阴历十一月出版，却由于日本文务省颁布取缔中国留日学生的办法，引起他们八千多人的总罢课，陈天华烈士的投海自杀，以及回国派与不回国派的争论而迟至次年正月才能出版。第三号也不曾能够在二月间出版，是到了四月才出版的。四、五、六、七，这四号依次在五、六、七、九四个月之中问世，然而第八号的出版日期却印作“七月二十五日”，竟与第六号的出版日期完全相同，构成革命史上的一大疑问。笔者猜想：第六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阳历，而第八号的七月二十五日是用的阴历。（第七号的出版日期九月五日，倘若也是阳历，便是阴历的七月十六日。）
《民报》的编辑人，第一号至第五号为张继，第六号至第十八号为章炳麟，第十九号为张继，第二十号至第二十二号为陶成章，第二十三号与第二十四号又为章炳麟，末了两号为汪兆铭（精卫）。
《民报》的撰稿人很多，差不多全用笔名或是外号。其中撰稿最多的是章炳麟与胡衍鸿。章所用的是“太炎”二字。胡所用的是笔名“汉民”、“辨奸”、“去非”等等。其后他索性改名为“汉民”，而保存了原有的，因配合“衍鸿”的“鸿”而所起的“字”：“展堂”。文章之多，仅次于章、胡二人的是朱大符，字执信，所用的笔名是“蛰伸”、“县解”。县解的县字，也就是“悬”字，在古文中通用。县解，意思是“解民于倒悬”。后来，他把大符的原名废了，改以字行，同志们称他为朱执信。汪兆铭，原字季新，所用的笔名是“精卫”、“守约”。有时候，他也用“民意”；这两个字，却不是他一人所专用的笔名，有时候胡衍鸿的文章也用“民意”作为笔名。
陈天华写了四篇文章以上，所用的笔名是“思黄”、“过庭”。宋教仁所写的，至少有两篇，所用的笔名是“强力齐”。冯自由与马君武，均干脆用了“自由”和“君武”，他们的真名字。周作人也有两篇译作，一篇是克鲁泡特金的《西伯利亚纪行》，所用的笔名是“仲密”；另一篇是斯谛普尼克的《一文钱》，所用的笔名是“三叶”。此外，田桐、黄侃（季刚）、汪东、陈去病、苏元瑛（子穀、号曼殊）、叶夏声、吕复、汤增璧、易本羲、刘松衡、雷照崖、周仲良、刘光汉（申叔），都有文章在《民报》上发表。至于，姓名难考的，如“扑满”、“汉血”、“愁予”等等，所写的文章合起来也有二三十篇。其中，“孤鸿”可能是胡衍鸿，“石顽”可能是汪兆铭，“病己”可能是陈去病，皆在可考与不可考之间。
除了第一号之中，孙中山所写的发刊辞以外，最具体而有分量的一篇文章是第三号之中汉民所写的《民报之六大主义》。这六大主义是：（一）颠覆现今之恶劣政府；（二）建设共和政体；（三）土地国有；（四）维持世界之真正和平；（五）主张中国、日本两国之国民的联合；（六）要求世界列国赞成中国之革新事业。前三项，可说是三民主义的简单说明；后三项，可说是同盟会的对外政策。
保皇党抓住了“土地国有”这一点，在《新民丛报》上对《民报》展开笔战。其后《民报》也就保皇党所提出的“革命足以引起瓜分”，对《新民丛报》予以还击。两报的主要撰稿人，都是能文之士，彼此之间两三年的长期论战不仅使留日学生人人有先睹之快，而且也启发了国内各地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在有些禁令森严的地方，读不到《民报》的人，每每从《新民丛报》的文章之中读到《民报》的雪泥鸿爪，而生出对《民报》的同情，对革命主张的拥护。
同盟会在丙午年十月十七日（1906年12月2日）举行了一次公开的纪念会，请孙中山演讲，这是孙中山在日本作公开演讲的第二次。第一次是在乙巳年同盟会筹备大会以后，成立大会以前，1905年8月13日，讲题是《中国应建设共和国》，地点是东京富士见楼，对象是一千三百多留日学生。
第二次，孙中山的讲题是《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地点是东京神田锦辉馆，对象是出席《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的六七千位听众。庆祝大会的主席是黄廑午（兴）。开会以后，先由章炳麟宣读祝辞，随即由孙中山演讲，讲了两个钟头左右，讲辞充满了精辟的语句。例如：“我们并不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我们决无寻仇之理。”“至于民权主义，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惟尚有一层最要紧的话，就是凡革命的人，如果存有一些皇帝思想，就会弄到亡国。……如果革命家（为了皇帝地位）自己相争，四分五裂，岂不是自亡其国？”“说到民生主义……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确是欧美所不能及的。欧美为什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子，比方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元，或多至二千。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价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的国。”
孙中山在这一次演讲中，也提出了五权宪法。正如《民报》发刊辞是三民主义的最早文献，这《民报》纪元节庆祝大会演讲辞便是五权宪法的最早文献。孙中山主张，在袭自英美宪法的立法、司法、行政三种权力以外，增设“考选权”与“纠察权”。
孙中山的这一次演讲的记录，其后登载在《民报》第十号，于1906年12月20日出版。出版之时，民报社发行了一项增刊，题为“天讨”。“天讨”的内容丰富得很，有漫画，有插图，又有十四篇大文章：中华民国军政府讨满檄，四川、河南、安徽、山东、云南五省的讨满洲檄，四川革命书，江苏革命书，直隶宣告革命檄，广东人对于光复前途之责任，军政府谕保皇会文，“豕常之裔”的“普告汉人”，“楚元王”的谕立宪党人。最后一篇，是吴樾烈士的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