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十九岁的,来自四川巴县的青年,姓邹名容,到过东京,吸收了革命思想,回至上海,写出一篇洋洋洒洒、慷慨激昂的大文章来,题目是《革命军》。

开头的第一句,极长,有一百二十个字之多:“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洗尽二百六十年残惨虐酷之大耻辱,使中国大陆成干净土,黄帝子孙皆华盛顿,则有起死回生,还魂返魄,出十八层地狱,升三十三天堂,郁郁勃勃,莽莽苍苍,至尊极高,独一无二,伟大绝伦之一目的,曰:革命!”

在这一个长句子之下,紧接着两句斩钉截铁的六字颂赞:“巍巍哉,革命也!皇皇哉,革命也!”

次一段,他说明“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再次一段,他说明“革命者,天演之公例也”。然后,加上三段,先叙秦始皇以来帝王之专制自私,以致“石勒、成吉思汗等类似游牧腥膻之胡儿,亦得乘机窃命,君临我禹域,臣妾我神种”;次述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变换,皆是“野蛮之革命”,而非“文明之革命”;又说“卢梭诸大哲之微言大义,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魄还魂之宝方。……而况又有大儿华盛顿于前,小儿拿破仑于后,为吾同胞革命独立之标本。嗟乎!嗟乎!革命!革命!得之则生,不得则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时也!此其时也!”

邹容,1902年春自费留学日本。1903年,署名“革命军中马前卒”撰写出版《革命军》。章太炎为该书作序,并在《苏报》上撰文介绍,先后发行逾百万,影响极大,清廷为之惊恐。邹容因《苏报》案而被捕,后在狱中被折磨身亡,时年二十岁。民国成立后,被追赠为“大将军”。

以上,还不过是第一章“绪论”。全书共分七章,第二章是“革命之原因”,第三章是“革命之教育”,第四章是“革命必剖清人权”,第五章是“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第六章是“革命独立之大义”,第七章是“结论”。全篇一共有两万多字。

在“革命之原因”的一章中,邹容不仅旧事重提,提出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清兵入关时的残暴行为,如一般人之强调复仇,而且详详细细地列举清廷之厚待满人,歧视汉人:“如内阁衙门,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与)汉(人)侍读学士二,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额缺约四百名,而汉郎中、员外、主事,额缺不过一百六十二名。要之,皆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汉人则积滞数十载,不得迁转,满人则俄而侍郎,俄而尚书,俄而大学士矣。……满人有建立功名者,取王公如拾芥,而汉人则大奴隶如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之伦,残杀数百万同胞,挈东南半壁奉之满洲,位不过封侯而止。”

邹容把清廷对于士农工商兵的虐待,也一一分别描写。对于士,清廷则“多方困之,多方辱之,多方汩之,多方馽之,多方贼之”。对于农,清廷则“多方刻之”,“加以火耗,加以钱价,加以库平,一两之税非五六两不能完,务使其鬻妻典子而后已”。对于工,清廷坐视他们“初则见拒于美,继又见拒于檀香山、新金山等处,饥寒交迫,葬身无地”,“受外人不忍施之禽兽者之奇辱”。对于商,清廷则“偿兵费、赔教案,甚至供玩好、养国蠹者,皆莫不取之于商人。若者有捐,若者有税,若者加以洋关而又抽以厘金,若者抽以厘金而又加以洋关。”对于兵,清廷则“每月三金之粮饷,加以九钱七之扣折,与以腐朽兵器,位置其一人之身命。……及其死馁也,则委之而去,视为罪所应尔。……即或幸而不死,则遣以归农,扶伤裹创,生计乏绝,流落数千里外,沦为乞丐,欲归不得,而杀游勇之令,又特立严酷。”

清廷穷奢极侈,于圆明园既毁以后又造了颐和园。“问其间一瓦一砾,何莫非刻刮吾汉人之膏脂?”“开学堂,则曰无钱矣。派学生,则曰无钱矣。有丝毫利益于汉人之事,莫不曰无钱矣,无钱矣。乃无端而谒陵修陵,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修宫园,则有钱若干。无端而作万寿,则有钱若干。”

中国“有二百万方里之土地,有四百兆灵明之国民,有五千余年之历史,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之政治……而为地球上数重之奴隶……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吾今与同胞约曰,张九世复仇之义,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刃,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以恢复我声明文物之祖国,以收回我天赋之权利,以挽回我有生以来之自由,以购取人人平等之幸福。……吾愿日日执鞭,以从我同胞革命,祝我同胞革命。”

在其余的几章,邹容所发挥的俱有独见之处。他认为“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所谓教育,便是“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并且应该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避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与“个人自治,团体自治”的习惯。他认为汉族为地球上“绝大蕃多,无有伦比之民族”,“即以二十世纪之主人翁推尊我汉族”,“亦非河汉之言”。然而“秦汉以前有国民,秦汉以后无国民”,“无所往而非奴隶”。“中国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历史,实一部大奴隶史也。”“必须先拔去奴隶之根性”,才能“进为中国之国民”。

他提出了二十五条具体办法,作为革命独立之大义,其中包括推倒清廷,建立共和,确定国民的各项权利义务,制定宪法等等。最后的一章结论,字数不多,却写得激昂慷慨,很像是一首军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