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缵泰与李纪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阴历十二月，一切准备近乎完成之时，才把他们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们在筹备的期间，也把陈少白瞒得紧紧的。为什么？可能是谢缵泰由于受杨衢云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趋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与洪门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让兴中会的人知道。
谢缵泰本人是否属于洪门，待考。他的父亲谢日昌，属于洪门，是三合会的一个元老。谢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国期间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当到左天将，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在洋船上当了几十年厨子，年纪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来行医。谢缵泰看中了他的资历，便和李纪堂常常研究，决定了请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顺国”的“南粤兴汉大将军”。
这个国名，确是有点特别。“大明”两个字，具有浓厚的洪门色彩。“天顺国”三个字，显然是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国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能责备谢缵泰把国名起得不够理想，因为那时候兴中会本身也还不曾定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国名来。就清廷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作一考证，似乎庚子惠州之役期间，郑士良所用的国名是“大秦国”三个字。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谢缵泰所拟定的国体，并非君主，而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会议”上向洪全福与李纪堂提议：事成以后，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洪、李二人立即赞成。
没有李纪堂，便不会有这一次“大明天顺国”的运动。因为，绝大部分的钱，是李纪堂一人所出。纪堂是兴中会的会员，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负责管钱的人。孙中山交给他两万元，他加了很多钱进去。惠州之役失败以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升病死，遗留给他与两个哥哥每人一百万元。那两个哥哥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呢，把这一百万元都直接间接、前前后后花在革命上。
这一次，他答应了出五十万元。事实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数，却也至少在十万以上；所准备的枪械，所动员的洪门弟兄，所设置的机关，其数量与规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后，才公举容闳出来，所以暂时在布告与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粤兴汉大将军”的衔头出面。
谢缵泰等人的总机关，设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称为“和记栈”。在广州的负责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国教堂旁边、自己所经营的继业公司肥料厂。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两位同志，是梁慕光与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为总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只是名义上的大将军）。宋居仁负责联络北江一带的民间武力。
由于有李纪堂大力支持，谢缵泰把枪械与弹药买得不少。军装、旗帜、饼干也买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厂，及广州城内城外二十几处“分机关”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门去香山，纠合同志。
还有一些枪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订买的。定洋已经付了十几万，却迟迟交不了货。眼看起义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纪堂不免着急。洋人经不起严催，便向清方的一个姓杨的军官、捷字营管带（营长）故意泄漏秘密。杨管带报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总机关和记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广州河南下芳村的继业公司与若干分机关都在两天以后，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梁慕信等十位同志。梁慕义与李顺、邓桂华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码头上被捕。
在预定起义日子以前的一两天，梁慕光从沙面的另一家洋行买到了快枪二百杆，用小船运往花埭的大通烟雨涌，在运到涌口之时，被杨管带的兵丁拦住，梁慕光拔枪抵抗，杀死一兵，泅水脱险。洪全福也从香山走到澳门，在澳门装了两个舢板的枪械，向广州进发；航行到百口村，被该村的老百姓纠缠，只得撇下这些枪械逃走。
其后，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国家医院。梁慕光与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横滨，继续于孙中山领导之下，参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谢缵泰与《字林西报》记者英国人根宁竭力营救，全被释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当局拒绝。）
在广州被捕的人，有七个人被杀：梁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岐、何萌、苏居、李秋帆。有三个人被判二十年监禁：李顺、苏子山、梁平。另有一位叶木容，病死在牢里。（这是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依照陈春生在《建国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被清吏杀害的另有梁慕信、叶胜、洪达明、李棠等人。）
谢缵泰此后不再从事于实际的行动，仍在英文《南华早报》上写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亲谢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积愤成疾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