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冯自由说，孙中山除了请宫崎寅藏把康有为接到日本以外，也托了平山周去北京，帮助梁启超与王照二人出险，离开日本驻华公使馆，化装乘帆船逃到天津，乘轮船来日本。（另一说法，梁是日本驻津领事郑永昌陪同离开北京的。）
康有为（1858～1927）
孙中山对于康梁的变法努力，一向颇表同情，总想争取他们进一步参加革命。戊戌之前的一年（1897年），横滨兴中会的同志冯镜如联络侨商邝汝磐等创设一间“中西学校”，孙中山便保荐了梁启超作校长，写了一封信，交给邝汝磐拿去上海，找康有为。那时候梁启超正在办“时务报”，分不开身，康有为向邝汝磐介绍其另一弟子徐勤，并且建议把中西学校的校名改为“大同学校”。结果，徐勤来到东京，学校的名称也照康有为意思改了。
康有为到达东京以后，宫崎寅藏与平山周劝他与孙中山见面，他自称受有光绪皇帝的厚恩，不便与革命党人晤面，犬养毅约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犬养毅自己的寓所会谈，梁出席，康不出席。梁说，康有事不能来，一切由他作代表。在犬养毅的协调之下，他和孙中山与陈少白畅谈到第二天的天亮。
过了几天，孙中山派陈少白偕同平山周往大同学校访康有为，康与梁启超、王照、徐勤、梁铁君出见。陈少白重申请康有为参加革命之意，康说：“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只知冬裘夏葛而已。”
王照忽然向在座的人说：“我自到东京以来，一切行动皆不得自由。说话有人监视，来往书信亦被拆阅检查，请诸君评评是何道理。”康有为大怒，叫梁铁君把王照拖了出去。
这位王照，原在清廷担任礼部主事，因上奏请光绪皇帝出洋考察而扬名天下，光绪帝曾经因此赏他以四品京堂之官，并且罢斥了不替他转奏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与礼部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慈禧政变以后，王照逃入日本驻华公使馆，被平山周救来东京，和康有为住在一起，康有为怕他说出有关“衣带诏”的秘密，便在种种方面剥夺了他的自由。替康有为执行此项监禁王照的任务的，是“精于技击”的梁铁君。
陈少白亲眼见到王照因要求“评评是何道理”而被康有为吩咐梁铁君拖了出去，觉得有点奇怪，便拜托平山周对王照设法保护。果然，有一天，康梁等人不在大同学校，平山周便把王照引了出来，带到犬养毅的寓所。王照把前后经过，用笔谈的方式告诉了犬养毅。从此，王照不和康梁等人住在一起，又分访日本要人，告康有为的洋状，强调康所称的“衣带诏”，根本是伪造的。
日本政府于是给了康有为九千元日币，请他离开日本。康去了加拿大，其后又辗转去了新加坡，住在邱菽园的家里。
梁留在日本，仍与孙中山常常见面，似乎颇能接受孙中山的革命主张，一度愿意由两党合组一会，以孙中山为会长，梁为副会长，因徐勤等人之破坏而作罢。合组一会的计划没有实现，梁与孙中山的交往却未中断。康写信来，命令梁离开日本，梁决定去檀香山。行前，孙中山写介绍信给他，介绍他与檀香山的兴中会会友相见。
梁在己亥年阴历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了檀香山，很受会友们的优待。孙眉（孙中山的胞兄德彰）而且叫儿子阿昌拜梁为老师。梁摆脱不了康的束缚，对革命的信念又不甚坚定，竟然终于篡窃了檀香山兴中会，吸收了一大部分会友为所谓“保皇会”会员，口口声声说：“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到了民国以后，有些接近康梁的人说，“保皇会”三字是革命党送给他们的团体的绰号。他们的团体，从来不曾以“保皇会”或“保皇党”为正式名称。）
梁在檀香山募款“起兵勤王”，获得兴中会会友倾囊相助，得到了十几万银元的巨款，同时也替上海广智书局招股，募得了五万银元的股金。
康在新加坡，似乎也募得了不少的钱。康的另一信徒唐才常，获得革命党人毕永年的合作，于庚子年（1900年）四五月间在上海成立了一个“正气会”，其后改名为“自立会”。自立会的宣言，兼有“排满”与“保皇”的两种色彩，既骂拥护清朝的人“低首腥膻，自甘奴隶”，却又大声疾呼“君臣之义，如何可废！”
这“自立会”逐渐发展为“自立军”，准备于阴历七月十五日分别在大通、安庆、常德、汉口、新堤五处地方同时起义，名为勤王，实则对清廷革命。康、梁却不能如期寄来必需的款项。起义的日期，因此而改到七月二十九日，消息也因此而泄漏，唐才常于七月二十七日和林圭等二十余人在汉口被捕。
倘若康有为能够成事，则自立军与革命军同时并起，也未尝不可以相辅而行。当时的机会，不可谓不好。慈禧甘心受刚毅等人的包围，立溥儁为大阿哥，到了最后又在庚子年六月对全世界的“夷人”宣战，围攻使馆。八国联军侵华后，两江、两湖与山东的三个封疆大吏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宣布保护洋人，不受伪命，在两广的李鸿章态度又极其暧昧；在另一方面，以容闳为首的若干知名之士又于七月初一日成立所谓“中国议会”于上海张园，宣布“不承认通匪矫诏之伪政府”，俨然是一个新的革命政府，而且它的总干事不是别人，正是唐才常。（容闳当选为会长，严复当选为副会长。）
康有为所捐到的款子，不为不多；据张之洞奏报清廷，是“洋银六十万元”，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十一章所说，是“数逾百万”。其中梁所经手，在檀香山募得的：据徐勤说，是八九万元，据冯自由在同书第六章说，在十万元以上。
徐勤的话，见于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所引的一封信。徐勤自己在这一封写给康有为的信中承认：“汉口之役，所费三十万。”可见，康梁与他们所最信任的徐勤，并不曾把全部捐款用在唐才常、林圭、秦力山等人所主持的自立军的身上。
杂项的开销，自然是在所不免。然而，倘若如冯自由所说（同书第十一章），“仅电报一项，耗费逾十万元”，那么，保皇会的各地负责人实在是太对不起自立军的踊跃赴死的将士了。
康应负的责任最大。其次是徐勤。他们两人绝对不肯与革命党合作。梁劝康不可以湘鄂为主要对象，劝他取广东作为根据地，免蹈洪杨覆辙。康不听。梁又劝他亲入自立军中，以主帅的名义指挥一切，庶便号召。康也不听。
唐才常也有错误。他在时务学堂里和梁同事，因梁而沾上了康，竟然不能摆脱，再加上对康的金钱支援抱了幻想，于是把轰轰烈烈的一场义举，从开始便排演成不伦不类的活剧：既要推翻清朝，又说是为了保光绪的驾。名不正，言不顺，其事当然难成。
唐为了等候康的款子而一再改期。在汉口机关的账簿上，可怜他仅存现洋一万五千余元而已（张之洞奏）。秦力山没有接到改期的通知，而依原约于七月十五日（8月9日）在大通发动，苦战了若干天，于唐才常被捕以后解散所部，只身脱险。他到了新加坡，才知道“康之拥资自肥”，一怒而与康氏绝交。
秦力山在大通失败之后，唐才常到了七月二十七日（8月21日）才和林圭等人被张之洞捉去。在这十几天之中，唐本该有所动作，而不曾动作，以致坐以待毙。他之所以如此，原因不外是：（一）继续等候康的款子，（二）对张之洞存幻想。在秦力山不曾发动以前，唐因等候款子而一再改期，不无理由（虽则犯了兵家大忌）。在秦力山既已发动而失败以后，唐还在等候款子，便十分愚蠢了。至于对张之洞存幻想，以为张之洞肯脱离清朝而“独立”，那实在是缺乏知人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