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人，人人皆可以细说民国的历史，而不会有一个人说得完全客观。我何尝能够例外？我所不同于大家的，只是略有自知“不能完全客观”之明而已。
过去，以现代的人写现代的历史而写得足以聊供后人参考，甚至视作相当可靠的史料的，却也未尝没有。希腊的修昔底德，中国的司马迁，是最有名的两个例子。
进一步说，一个学过历史方法的人，倘若只管过去的历史，而不管现在的历史，也多少免不了逃避责任之讥。懂得方法，知道应该力求客观的人，不肯处理当代的史料，让那些不懂得方法，不重视客观，甚至用写史作为达到其他目的之一种手段的人，去糟蹋史料，厚诬今人——实在也辜负了自己的平生。
然而，需要勇气。必须是一个史家而兼大丈夫，才配得上担承如此的任务，虽则这任务是自己交给自己的，也必须是自己交给自己的。
我平凡，却也未尝与现代所有的人皆无恩怨。把恩怨一概忘怀，不是怎样容易的事。然而，我更不敢忘怀师教，不敢忘怀修昔底德以来的若干前辈，也时时以后世对我的褒贬，警惕我自己。
孔子说：“知我者，其唯春秋乎！罪我者，其唯春秋乎！”那末，现代人与后世之人知我罪我，也显然将以这部《细说民国》为依据。
《细说民国》第一部，写至民国元年元旦为止。它的初稿从1963年元旦开始，登载在《香港时报》。我很感谢许孝炎先生的鼓励。陈训畬先生不断地督促我，叫我续写民国元年迄于民国十五年的第二部，以及专叙北伐时期的第三部与专叙抗战时期的第四部，我目前正在多方搜研史料，准备于最短期内实践我对陈训畬先生的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