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于一九四四年春，受武汉大学之聘，时武大迁在四川乐山也。既而湘桂战事起，日寇陷长沙。学校谋迁湘西，提前放假。师生之湘籍者皆返乡。入蜀必经湘桂路，日寇方攻衡阳，闻火车仅通至冷水滩。启东新宁人[1]，谓余可至其家转冷水滩。时有新宁学生数人归乡，因与偕行。同行者尚有一段姓老妇，周南女中之职员也；又有夏姓女，为周南中学学生[2]，亦新宁人，嫁陈氏。启东犹以事未行，其夫人子女则先已返，并约于新宁之回龙寺相晤。
自发蓝田第一日，乃于田心坪宿[3]，次日抵邵阳，暂止逆旅。邵阳城中人皆谋迁乡，舟轿皆无雇处。市上人往来匆遽，一若不保朝夕。入夜，诸生觅得一舟，驾舟者为新宁人姓夏，余与段、夏登舟，诸生则委行李舟中，徒步而返。舟逆芷水而上，一日不过十馀里，遇雨则停舟以待。芷江两岸多山，山水映发，景物绝佳。所经村落，宁谧若不知有战事。行数日，始抵回龙寺，亦一村落也。启东约于刘姓家相晤，余与夏女乃登岸，入刘宅，则启东已至。启东后余二日行而先至，则舟行缓也。启东行时，闻国师将迁溆浦云。是夜寄宿刘氏。
次日与启东偕行，行李置船中，段姓老妇纤足不能步行，犹留船中。此间桥之大者，上皆有亭，有人于此卖茶，行久力乏则息于桥亭。所经见有陆羽祠，大书横额曰“作唐一经”。是夜，投宿李姓家。李姓者曾任福建某县长，款客甚殷勤，余与启东共宿一室，即主人之寝室也。床上有台湾所出草席。门外绿草如茵，牛犊四五，或卧或龁草，风景如画。又一日，宿萧姓家。夏氏女之夫家亦即在此，遂别去。是日途中遇雨，衣屦皆湿，主人设炭盆烤之使干。又一日抵白沙，启东家在焉。寓启东家二日而船始至。段姓老妇婿女在新宁县中，仍乘舟上溯。是日，修睦、彭铎及数学系讲师李新民及其未婚妻谭（中文系本届毕业）均来。邓氏屋小不能容，移居于小学课室中，时值暑假，校中无人也。余等并席地而卧。
自发蓝田，七八日间于战讯一无所知。至是，始知衡阳尚坚守未陷。火车仍通至冷水滩。余亟欲西行，而由新宁至冷水滩或东安，不通舟车，中隔山岭，时有寇盗掠旅客行李。余孑身无伴，不能遽行，在白沙逗留殆月馀。其间一至新宁县城。湘军将帅刘长佑、刘坤一皆新宁人，两家比屋而居。其他任提镇者又数人。坤一家富，后裔大抵无赖不读书，为乡人所恶。长佑之后，弘度先生治文学，某治古建筑史[4]，并执教大学，有盛誉。弘度之侄与启东少相友善，大革命时即加入共产党，其后被捕，陷囹圄中七八年，西安事变起，蒋介石被迫抗日，大赦政治犯，始得出，解放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5]。城中有楚南中学[6]，启东曾任校长，校董刘某，亦弘度侄也，于校设宴相待[7]。新宁地邻粤西，于县城高处南望，山林绝秀丽。
居白沙月馀，战事寂无闻，无报纸可阅，并无收音机，然颇闻日寇投掷炸弹声日益近。盖其时衡阳殆已不守，而新宁仍晏然不知也。忽有讯言东安有库储盐甚多，言将开库任人取携。于是白沙乡人数十[8]，持县乡文牒，荷担而往，余因得随行。为首者唐某，以余同姓，甚关注，山行险峻，则以二人扶掖而上。暮抵东安，凡购票[9]、担行李，皆唐某相助，并送余上车，可感也。
既上车，则座无隙地，余有行李，又不能舍之觅座，甚窘。忽一少年呼余，视之，知为国师学生，自云何某，本体育系毕业，因言马志琳亦在卧车上，请余往，遂助余挈行装行。至卧车，则志琳携其妹与何君同应广西宜山师范学校之聘。余方苦无伴，见之甚喜。彼三人各有榻位。余日间山行殆六七十里，疲极，遂偃卧榻上。既而车长来，谓旅客多，命皆坐毋得卧。余困极，虽起坐，犹得倚壁假寐。至柳州，当易车，止宿旅舍。余本当迳至独山。志琳谓路途劳顿，请偕至宜山稍停数日。余自前日跋涉山间数十里，当日尚不觉，次日至柳州下车，则足胫酸楚，步履甚艰。在旅舍沐浴安卧，虽稍差，仍不良于行，因诺之。
至宜山，遂共赴师校。宜山，山谷贬谪地也。昔诵山谷诗，不意亲至其地。国师体育系学生有先在宜师任教者某君，相待均极殷勤。停宜山三日，始乘车赴独山。何君与体育系某君送余，至车站有沟，适大雨沟溢，某君背负余跃过。某君与何君虽为国师学生，平时素不相接，而待予尊礼甚至，尤为可感。
上车后，旅客拥塞，不独座无隙地，并地上亦皆堆积行李，旅客皆坐行囊上，余亦如之。宜山至独山不过一日程，而车行时停，每停车，或至数小时，盖皆待运兵之车。如此，凡五日始达独岭。上车第一日，尚有饭或面供应；次日则并水亦竭。然车停，必有乡人持饼饵或饭，并有鸡蛋、排骨售之于客。渴则有茶水[10]，故无饥渴之患。又有以盆贮水，待客盥洗。唯兀坐行箧上五昼夜，以此为苦耳。
车抵独山，时已昏黑。国师生物系讲师张君，去岁就任独山铁路局扶轮中学，迳往投宿，并请其代购车票。张君言公车票不易购，当为谋乘商车。次日，余往汽车站，则如张君之言，登记者甚多。及返，张君谓有女教师已购明日票赴重庆，行李已交车站，缚置车顶，而其夫忽患病，明日不能行，将往退票，如余急欲行者，此票可转让，但已凭此票托运行李，不退票则不能取行李。计唯代之携行李之贵阳，而此时又不能以同一之票再托运余之行李。张君曰：女教师之夫病已稍差，不日当愈，愈后女教师仍将赴贵阳，可留余之行李由彼携至贵阳，留一地址，彼此交换。余思至贵阳后，旬日间恐亦不能成行，则此计亦良得。国师史地系讲师王炳庭方任教于贵阳师院，因以炳庭寓所以交换之地[11]，留贮被褥之行囊托彼携至贵阳，而自携一箱及贮讲稿之帆布包以行。此两件体积较小，可挈以登车也。议定，遂于次日行。
抵贵阳，假宿逆旅。贵阳有中国旅行社，访之，则云登记者一月不能成行。留逆旅三日，以女教师之行李交王炳庭，而彼尚未至。国师中文系教授钱子厚与余交善，去岁就贵阳大学之聘，因往访之，即留寓贵大。子厚欲留余于贵大任教。余既受武大之聘，谢之。贵大在花溪，省中名胜也。子厚为余以购票事谋之校中同人，数日无音耗。既而闻国师体育系讲师葛君亦已至贵阳[12]，寓贵阳师院，遂往访之。葛君言亦将赴重庆，请人购车票，今得有二介绍信，皆有力者，可以其一授余，当无不谐，大喜出望外，然犹不敢信其必有成。急赴车站，迳见站长，以介绍信授之。不意站长持信去，即以次日之车票二授余，盖信中言葛君夫妇偕行也。余言今且孑身先赴重庆，内眷姑留此，但得一车票足矣。方至车站时，本拟于三数日后行，以待行李，初不料遽以明日票授予也。然得票不易，不敢有他言，只能委行囊而去。日后始知余行后数日，女教师始至，于炳庭处交换。行囊贮炳庭处[13]，其后姚公书至贵师任教，炳庭又以余行囊交公书。十馀年后，公书以书告余，谓中贮物皆朽败云云。
发贵阳，中经一山甚峻，抵平地止一小车站，司机者云，车下山时忽觉刹车失灵，然方下行，不可停，幸得无事。司机者云，恐旅客惊扰，故默不言耳。在小站修理讫复行。夜宿遵义。次日抵重庆。
族兄炳麟[14]，抗战时于西南经商，缅滇路时尚通[15]，于缅之同登及昆明、重庆设有办事处[16]，转运商货[17]。我弟仲孺于一九三九年随之去昆明[18]。太平洋战事起，华侨多返国者，炳麟谋与合作。仲孺能英语，于昆明接待，因与新加坡华侨领袖林顺义之孙女美美相识。顺义及美美父均已先卒，其母陈嘉庚女也，与母随其舅陈国庆返国。余至蓝田时，仲孺函告与美美婚。国庆及他新加坡华侨侯西反等皆居重庆之沙坪坝，仲孺夫妇亦遂于此构屋而居。余至重庆，即赴炳麟所设之上海公司。仲孺适亦在。炳麟在昆明。族叔元芳及族弟明华亦均在渝，相晤甚喜。居数日，与仲孺偕至沙坪坝。余行囊已弃去，仲孺为制被褥。
其时，前中央大学在沙坪坝，分校在柏溪。国师中文系讲师蒋云从（名礼鸿）任教分校[19]，与余友善，因往访之。云从夫人慎靓霞[20]，子厚为作蹇修者也。在柏溪留一宿。时王仲荦亦在此任教，余识仲荦始此。于食堂饭，同桌有朱东润，知余将去武大，唶曰：“武大人事甚难处，君当慎之。”其后始知，朱本亦任教武大中文系，与同事不谐，去而至中央大学，故有此言。武大中文系与国师略同，恶新文学，叶绍钧亦不安而去[21]。然其间亦有贻人以口实者[22]。人言高亨讲《楚辞》，“目渺渺而愁予”句，释“愁”为北京土话之“瞅”，言男女目成。冯沅君讲《楚辞》王逸注“高平曰原”，乃以“高平”为人名。若此之类。高、冯皆曾在乐山任教而去者。
于沙坪坝留半月，乘船赴乐山。船至叙府，又易小轮船至五通桥。水行至此而止，其上不通航也。船甚小，皆叙府易船，兀坐通夜。同船有乐山纺织学院学生数人，皆上海人。抵五通桥，同宿逆旅。明日当以人力车行。至逆旅后，忽觉所挟行资垂罄，遍搜箧中，更无馀钱，大窘。拟电武大速以钱来。同行之上海学生曰，所短唯人力车钱耳，当以相贷，他日偿还可也。次日，乃与纺织学院学生同行。人力车至篦子街，渡河入市。既渡，乃与诸学生别，仍先投逆旅。中文系教授黄耀先，为黄季刚之族侄，善音韵训诂之学，亦能为古文，子厚旧交也。来时，子厚有书绍介，因先往见之，则子厚已有函至，故已为定寓处，即与耀先同一宿舍，地即在学校比邻，曰月儿塘。文庙在焉，武大讲舍及办事室均即在文庙，距所寓宿舍不过数武[23]。
* * *
[1] 先生本文写于前揭《记湘行及国立师范学院》文后，故前文提及之人，本文皆用省称。此处“启东”指邓启东，湖南新宁人，先生国师同事兼好友也。下文“修睦”指李修睦，“弘度”指刘弘度，亦并见前文，不再出注。
[2] “周南中学”即前揭“周南女中”，为长沙名校，教育家朱剑凡1905年毁家兴办，以《诗·周南》“周之德化先被南方”之义命名，革命者向警予、蔡畅、杨开慧，作家丁玲、胡佩方，中央研究院院士赵如兰，中国工程院院士锺掘，马英九之母秦厚修等，均出该校。
[3] “自发蓝田第一日，乃于田心坪宿”十三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4] “某”不详所指。新宁刘氏治古建筑最有盛誉者，莫过于刘敦桢，先生或指此公乎？
[5] “弘度之侄”指刘子载，1926年入党，曾任高教部副部长，1972年被迫害致死。
[6] “城中有楚”四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7] “宴”原作“妄”，疑形近误写。
[8] “人”原作“人人”，衍一“人”字，径删。
[9] “购票”二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10] “渴”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11] “炳庭”下原有一“地”字，转行“寓所”上原有“地址”二字，“地址”被圈涂，疑“地”为漏圈涂者，不录。
[12] “葛君”应指葛衢康，浙江海宁人，在国师曾主办《体育与健康教育》月刊，为当时国内惟一之体育杂志。
[13] 据上下文，此句前应缺“余”字。
[14] 唐炳麟，1906年生于吴江盛泽，民国元年江苏省首届议会议员唐伯文之长子也。1937年随沈鹏（安徽庐江人，黄埔五期毕业）少将专员赴重庆公干。1939年在重庆创办上海公司，任总经理。后移居香港。其子唐仲英，1950年由港赴美，现居芝加哥，为著名企业家，成立“唐氏基金会”，在大陆投资兴学，兼作各种慈善公益，颇有影响。今吴江盛泽仍有“唐仲英故居”，已辟为纪念馆，表彰其善举。
[15] “通”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16] “办”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17] “转运商货”四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18] “一九三九”与“随之”六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19] “国师中文系讲师”七字干写，据印痕残笔补。
[20] “慎靓霞”应为“盛静霞”之音误。盛静霞为原中央大学二大才女之一，另一为沈祖棻（其夫为程千帆），均工诗词，有盛名。
[21] “叶绍钧”即叶圣陶，1938年11月就任乐山武大文学院教授，1940年7月去职，在武大逗留近两年，尝撰《嘉沪通信》，记乐山见闻，颇有影响。
[22] 叶圣陶在乐山武大，与旧学刘赜（字博平）、新学苏雪林等均交恶，亦有自身之责也。参商金林：《叶圣陶在武汉大学》，《武汉文史资料》2013年第8期，第33—36页。
[23] 本文至此戛然而止，然语义未竟，似非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