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很多方面而言,1974年是我一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其一是我想写的书《中国并不神秘》(China Is Not a Mystery),被一家主要的商业出版社所拒绝。编辑K先生先前曾通知我,文稿“已被数人读过”,数星期后再与我联络。这些话听起来很有鼓舞作用。我可以合理推测,书稿已受到多家出版社的好评,否则不会动用多位审稿人。如果他天天相处的同事尚未决定,他也不必写信给我。很可能一切手续都已完成,草稿已被送到我的同行处进行评估。如果来信的反应是肯定的,我的书就会印上这家出版社的标志。

但数星期过了,最后的决定却是否定的。K先生还不怕麻烦地对我解释,他自己很喜欢这部书稿,而且“喜欢到极点”,认为这本书“以生动活泼而吸引人的方式,综合许多历史文化事实”,因此第一位审稿人表示反对时,他又找了第二位审稿人。等到第二个人也表示否定的立场时,在这种情况下,他只好“向权威的意见低头”。我很感激K提供的讯息。但是,他当时并不知道,而我自己也没料想到的是,他那封率直的信让我陷入多年的苦战。即使是我今日所从事的工作,也仍然和这场奋战有关。目前的这本书取材自没有出版的《中国并不神秘》,虽然两者风格和格式并不相同,但仍是K先生立即确定并欣赏的大历史手法。

出版《中国并不神秘》对我很重要,原因倒不在出书可以带来盛名,而在我需要出书给学生阅读。我在英国住了一年后,发现自己在课堂上的表现不及以往有效率,原因之一是我和教材间的意见差异愈来愈大。中国有十个主要朝代,至少十二个次要朝代,已经让学生晕头转向。然后我再告诉他们,所谓的动态循环理论只有相对的价值。这个理论主张,各朝代都是因为财政秩序上轨道而兴起,因为财政秩序走下坡而没落。但基本上来说,中国历代的“帝国”架构并不相同,运作的原则彼此差异,灭亡的原因也各不相同,绝对不是“有势力的家族维持免税状态,小人物负荷过重”这么简单的观念可以解释。一个国家不可能重蹈覆辙无数次。但困难之处在于我常常抵触教科书作者的观点。到了民国时代,我的立场更艰难。我只能劝学生,不要落入“我不太喜欢蒋介石,他太贪污”或“我也不赞成毛泽东,他太残忍”等窠臼。这些都是读者对历史不假思索的反应,并不是历史本身,而历史远远超越我们的喜欢或不喜欢。我对学生解释,为求了解国民党治理期间的贪污和共产党的坚忍性格,我们必须掌握事实:中国的现代化,牵涉到从文化导向的单位转型成在经济上可以处理的政治体,历史上没有前例可循。如果学生愿意,可以运用迪士尼的幻想力,先想像一尾鱼把自己变成一只松鼠,然后再变成一只鸟。动荡时期政权的移转,当然不能和哈定、格兰特或其他总统任内的阶段相比较。

比较理想的状况是我自己出一本教科书,但这需要多年的准备,而且我也不敢确保成果一定比现有的书来得好。基本上来说,问题牵涉到历史观。我最不满意教材的组织架构,史实的选择缺乏连贯性,虽然有许多故事,但没有头绪,反而让人分心。整体来说,这些材料并没有直接传达一个让人信服的主题。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是因为作者并没有时间去研究主要参考资料并加以消化。如果能有望远镜般的视野,就可以补正这些缺失。因此,我预计将《中国并不神秘》当成辅助教材,而不是用来取代教科书。如此一来,也可以减轻我讲述史实的负担。我以短句的形式来写这本书,五万字的内容分成一百三十八段,从秦始皇统一帝国到当代为止。该书和本书一样采取技术诠释的方式,我认为其中的观点都超越党派之争。

正如我所担心的,书稿被退回后,其他家出版社也都没有兴趣。其中当然没有阴谋可言,但书的格式和内容都太不寻常,唯一的诉求对象是本身对题材也稍有涉猎的编辑,才能够肯定作者的研究方式,并且可以热心到独排众议,充分掌握出版社的资源来出版这本书。别人劝K先生放手不管时,我甚至找不到愿意稍加考虑的出版商。1975年年初,我又将文稿加以修正,同时我几乎把它当成我上课的演讲稿。我把草稿给富路德博士,他读完后指出两点技术上的错误,但仍然予以肯定。我又拿给德克·博德(Derk Bodde)博士看,他也认为应该出书。他们的认可让我更难忍受挫折感。如果没有出书,我无法向学生充分解释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我的讲课异于他们所阅读的内容时,初学者的他们很难抉择。我也担心,部分学生认同我的观点后,将来转到其他学校或到别处追求更高学位时,会遇到严重麻烦。

富路德天性慷慨,但他如果觉得一本书基本上立论薄弱时,并不会认可其出版。他对别人的确称赞多过批评,如果情况许可,他宁愿保持沉默,不愿主动提供意见。但如果情势要他直言,他不会退缩不负责,有时他也会发表非常负面的书评。我认识博德后,他已从宾州大学提前退休,到剑桥埋头于自己的著作。他对中国古籍的知识即使不是西方世界的唯一权威,无疑也一定是同行中的佼佼者。在他的无数著作中,有一本《北京日记》(Peking Diary),是他对1949年共产党占据大陆的亲眼见证,使他的学者生涯能近距离接触中国最近的发展。德克出于礼貌和谦虚,也跟着我称李约瑟博士为院长。在他和妻子嘉莉亚(Galia)坚持下,格尔和我都必须直接称呼他们的名字。但他清楚划分私人敬意和学术标准间的界线。他总是一针见血,如果心中有任何疑问,他会毫不犹豫地好奇发问,就像《六十分钟》中的麦克·华莱士(Mike Wallace)一样。他直言无讳,有时说话的力道很重,以致每个音节都加以强调。他告诉我,虽然他只看过书稿的前面数章,但他相信我的概念很对。如果编辑来请教他的意见,他会小心评估后再反应。

书稿被拒绝后,我又写信给K。1975年夏天,我第三度前往英国前夕,我鼓足勇气请他再考虑《中国并不神秘》。我强调,他的审稿人批评文稿“不平均”,其实是出自西方学者的弱点,不是我的错。由于目前的博士论文格式使然,学者任意选择一些主题作为他们的专长领域,让大块区域无人处理。如果有人尝试连结所有要素,就会被指责为将不熟悉的名词、过度探讨的领域、甚至陈腐过时的观念全混在一起。我告诉他,我试过把修正后的文稿传授给大学生,因此相信这本书是了解中国的有用工具。我求他再看一次修正过后的书稿。最后,我列出五位最知名的权威,他们的见识可能胜过他的审稿人。这五人是富路德,哥伦比亚大学的名誉教授;博德,宾州大学的名誉教授;亚瑟·莱特,耶鲁大学教授;崔瑞德,剑桥大学教授;比尔·简纳(Bill Jenner),里兹大学讲师。上述人士都享誉全球,可能只有简纳例外。但比尔曾住在共产党统治时期下的中国多年,曾将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自传翻译成英文,而且最近还着手英译《洛阳伽蓝记》,恐怕没有几个美国人读得懂这本6世纪时的中国古书。他比其他人都年轻,可以增加我名单的多样性。

K先生的回答显示他对我作品的浓厚兴趣,但也透露他不看好我的计划。他没有直接回绝我,只表示他觉得继续追究没有太大意义。他完全了解我的感受,因为他自己“曾充分讨论过出书计划,并且也思考了一阵子”。问题在于,我提出的“杰出见解混杂可疑或备受质疑的观点”时,我自己并没有足够的威望足以让我的见解过关,我的综合与概论势必会引起尖酸刻薄的攻击,没有一家出版商能视若无睹,因为销售可能首当其冲。他承认再读我的修正版本并没有害处,但还是看不到被接受的可能。他还透露最令人吃惊的消息:其中一位审稿人正好名列我的五人名单上,而且那个人的意见是“强烈否定”。

这个讯息让我不敢置信。事已至此,我无法再退却。我的好奇心很难满足。既然K在来信中同意再看一次修正后的版本,我决定寄《中国并不神秘》的修正版给我名单上的每一个人,并附带一封信,对他们解释书稿的内容,如果我未来的出版商请教他们,请他们能直接回应。我又寄一份修正稿给K,顺便告知此事。之后我就展开横跨大西洋之旅。

编辑K没有再采取任何行动。但有一个夏日清晨,一封从康涅狄格州新港的信寄到英国剑桥。亚瑟·莱特教授写信“招认”他是《中国并不神秘》初稿的“裁判”之一。他的反对理由是“在一些醒目出众的论点之后,紧接着近乎传统的观点”。这番评价让我惊愕莫名。老实说,我应该将这句话视为赞美,而不是视为不够资格出书的原因。事实上,这正是我尝试的方向,而且也是编辑为何一开始就感兴趣的原因。在我和K的通信中,我们恰好认定这是事实。亚瑟·莱特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Charles Seymour)讲座的历史教授,也是五本中国历史书籍的编辑,当然知道这是唯一能改进历史观的方法。就像撰写新传记时,不必更改研究对象的出生年月日,也不用改变子女的名字。

我只见过莱特教授两次,时间都不长,而且都在公开场合。有一次是在《明代名人传》计划的会议上,是在纽约举行,前一天刚好是亚洲研究协会的年会。另一次是他受邀到瓦萨学院演讲,会后接着欢迎会。我和他说话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五分钟,但我深深觉得,他对我很友善。我在密西根大学的指导教授约翰·霍尔后来到耶鲁,他告诉我,莱特教授读过我的部分论文,这实在很不寻常。法兰克·奇尔曼(Frank Kierman)和费正清合编的《中国的战时作风》(Chinese Ways in Warfare)出版时,《亚洲研究期刊》的书评编辑很难找到书评者,毕竟这本书上起公元前,下至16世纪。莱特向编辑建议由我来写,后来果然是由我写书评。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ACLS)批准我随李约瑟研究的经费时,我知道莱特是委员之一,于是从英国寄了一张明信片给他,得到热诚的回信。我的税制专书卡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时,他甚至建议,我把草稿寄给他,因为美隆基金会已经可以拨经费给大学出版社,资助像我这类著作的出版,因此我可以有其他选择。后来问题解决了,并没有劳驾他的协助(否则会破坏我对费正清博士的保证),但我仍然很感激他的好意。我申请古根汉研究经费写书(就是后来的《万历十五年》)时,还请他推荐,后来我也领到这笔经费。我欠亚瑟·莱特很多,他没有理由狙击或暗算我,没有必要。

但我如何解释他铲平了我的一项重要计划呢?这项计划赢得一位出色编辑和知名出版社的肯定,所牵涉的不只是我的作家身份,还有我的教师身份。我多次重读莱特教授的来信。他在信中建议我,删掉所有传统观点的段落,只留下挑战既成观念的主张,书名可以改成《中国历史:九十五点主张》(Chinese History: Ninety-five Theses),以“模仿马丁·路德”。这比我在哈佛的经验还要糟,因为当时我只不过被要求写出删掉量化研究后的财政史。但亚瑟·莱特应该更有见识才对!《中国并不神秘》的目标,在于说明从公元前221年到现在的一贯逻辑。如果删除年代先后或社会环境,整个结构就会崩垮,整体感消失,甚至他自己在提出上述建议后也紧接着问:“似乎不太可能?”

但他指出,仍然有改进的方法。“我希望我们能朝这方向努力,也许秋季时可以面对面讨论。”

我们在1975年9月的耶鲁之行是一次悲惨经验。我不应该带格尔和杰夫一起去。我原先以为,我们可以把握机会出外玩玩,因为以前也有类似的情况。但那天碰巧下雨。我和莱特教授约在研究生厅见面,接近约定时刻时,我把家人留在城西达比街(Derby Avenue)的一家汽车旅馆中。整排平房中的房间都很潮湿,从床单到枕头到床垫似乎全都是湿的。我把车开走后,格尔和杰夫坐困愁城,一边是汉堡店,另一边是福斯车辆经销店,停满省油的Rabbit车款,车价就贴在橱窗上。会谈失败后的不满,我们待在城里那半天的情绪因而更低落。

“强纳森很想见你,”亚瑟·莱特以随和的态度欢迎我:“可是他必须去纽约。”他说的是史景迁,我们只在电话上联络过。我的主人让我完全放松自在,使我觉得自己是个受欢迎的客人。但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话题时,他的态度顽固依旧。在他先前的信函中,似乎仍然有达成妥协的勉强可能,但现在这扇门完全关闭。“你不会想出版那个,”他的口气从命令转换成要我自愿同意。他接着说:“你当然可以做得更好。”《中国并不神秘》不再具备醒目出众的主张,不再是中国历史领域的新马丁·路德。这次它无法出版的原因是低于水准之下。

“书稿出了什么问题?”他的回答是,总论应该“适可而止”,不能过火。例如,他即将出版的隋朝专书只涵盖四十年。我对他说,我想出的书性质并不相同。即使我没有进行大范围的研究,别人也会。我甚至大言不惭地告诉他,我至少还长期接触过主要研究资料,由我来做,总好过那些不曾进行原创研究的人。我提出这个意见时,立刻发现说了等于没说。亚瑟·莱特是位很有深度的学者。他不必我来告诉他,无论长时期或短时期,无论是四百年或四十年,都可以整理出概论来。他是个勤奋不懈的读者,知道中国历史领域中无数作者的优缺点。他随手就可以举出三四位,他对他们的评价和我自己的评价不相上下。

“莱特教授,”我提出最直接的问题:“你是否认为我对历史的诠释手法太具有民族优越感?是否太偏袒中国?”

这个问题碰触我们彼此的敏感区,无论称为民族优越感也罢,称为文化主义也罢。学者和知识分子之间有道心理鸿沟,就像政客和煽动家一样。如果你出生在北京,你一定是个骄傲的中国佬。如果你生在爱荷华或德文郡,你不必太费力就自然而然以为西方文化比异族优越。但事实上,谁能切断族群的脐带呢?有中国血统的历史学家当然会如此怀疑。我的问题反映出,自己急于澄清自己对族群效忠的类型及强度。我当然绝不可能否认效忠族群,但只希望能在无害而可以接受的范围中。

亚瑟·莱特没有直接回答我。不过,他没花多少时间就提出一个精确的评估。“没有像何那么糟,”他说。何就是何炳棣,芝加哥大学詹姆斯·威斯佛·汤普森(James Westfall Thompson)讲座的历史教授,他强调中国民族骄傲的立场已招惹批评,其中一部分还出现在学术期刊中。我非常感激莱特教授以坦白来回应我的卤莽。他不必给我一个如此精确的回答。他也不需要花时间如此注意我的问题。我感激他极力包容我。但就《中国并不神秘》而言,讨论已告终结,毫无妥协余地。我必须同意,是我自己不想出版。因此,也不必再对文稿有额外的建议。先前的决定不变,没有争辩或谈判的空间。

事实上,这一切不算太意外。莱特早已表达他的“强烈否定”立场,即使他想更改判决,也会自陷于尴尬的处境。即使他说:“对不起,我弄错了,毕竟黄的草稿好极了,你们应该出版”,出版社是否会持续进行出书计划也很可疑。的确非常值得怀疑。我还记得K编辑在信中指出,除了莱特教授外,还有另外一位审稿人。这位审稿人说,我处理的问题太大,我的权威还不够分量,只怕会引来攻击。既然攻击者“不一定全然公正无私”如果他和K先生不谨慎,恐怕人人都会遭殃。在出发前往耶鲁前我已警告格尔,文稿起死回生的可能性极低。

在1975年那个下雨天,我觉得悲愤交加。因为我不是权威,所以无法出版一本我觉得重要的书。但如果没有出版具有影响力的书,我永远不可能成为权威!而所有的意义、所有的影响力、所有的卖点、所有的威望,全都不是由客观的标准来衡量,而是由长春藤名校内的不具名审稿人决定,而这些校舍的哥特式建筑和回廊也不过是矫饰的模仿品而已!

我难道没有提醒自己避开民族优越的倾向吗?即使在和学生讨论中国时,我也没有隐藏过去的不可告人之处:虱子、坏疽、人海战术的大屠杀、把人活活打死和活埋的残忍。我不曾否认国民党的贪污腐化,我只希望指出,贪污是失败的结果,不是原因。在讨论19世纪时的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和赫德(Robert Hart)被指派任职中国总税务司时,我指着坐在前排的学生:“如果这个位置提供给我们,而且人选缩小到只有你们和我,我宁愿你们去做。你们之中不管是谁——丹尼尔、苏珊或史提夫——都会做得比我好。为什么?到19世纪末,你们已经有不带人治色彩的数百年管理经验。如果你们愿意,可以在中国清清白白从头开始。但是如果是我来做,我一定会考虑用我弟媳的舅舅或舅舅的弟媳。不要一直问我为什么!这就是我们社会下至村落阶层的运作模式。更可能的是,我所以能当上总税务司,是因为靠亲戚帮忙。如果你们强迫我切掉这些关系,我不但无法工作,而且也不能生存。这样清楚了吗?”显然不是很热衷于提倡中国的民族骄傲。

我的研究手法不同于其他的历史学家:我将中国现代史的底线再往前推数百年,而不是从鸦片战争前夕开始;讨论时事时,会牵涉到社会关系和思想史,这就是我说的大历史。其好处在于一百年来的弊端、恐怖及悲剧都可以解释成巨大转变的后果,是历史主宰的剧烈翻覆,打破太多关系,释放出太多无法控制的力量。只要我的目的是提供空间,以分析中国在西方冲击下的重新调适,我就不会极力缩小西方的力量和影响,毕竟我已经归化成美国人,会站在积极支持西方的立场。我对一般读者大众讲解上述的简单概念时,不需要出版许可。他们的知识水准只要不低于我教的大学生,就可以理解。

我从耶鲁大学回来时,又累又沮丧,回到汽车旅馆,发现格尔的情绪一样低落。她没有兴趣重游新港。雨已经停了,但天气仍然阴霾沉郁,这时室内的湿度已到难以容忍的地步。晚餐后我们就打道回府。宁可在晚上开车一百英里,至少可以在家里歇息,好过待在那里,什么事都没做,只会觉得更无助。

但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提到,那天我和莱特教授的会面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我在他的办公室待了很久。他带我去教职员俱乐部享用一顿悠闲的午餐,餐后我们又回到他的办公室谈了一个小时。《中国并不神秘》并不是我们的唯一话题。事实上,显然再谈下去也于事无补,于是就此结束这个主题,改谈其他,交换共同感兴趣的消息。在我道别前,他同意增加对李约瑟博士计划的拨款,我同意拜读他的《隋朝》草稿,并提出建议。之后我们定期通信。不到一年后,也就是1976年8月3日,我再度拜访他,这次是去他位于康涅狄格州吉尔佛(Gilford)的家。这次会面同样持续了三个半小时,同样也包括一顿悠闲的午餐。8月下旬,莱特太太,也就是玛雅·汪科维琪·威尔许(Marya Wankowicz Welch)女士,打电话通知我,她丈夫已死于心脏病。她说:“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她提到的是我们最后一次会面,八天后他就去世了。我告诉她,这点我毫不怀疑。我们彼此有好感。但我常抱怨,亚瑟·莱特并没有公平处理我想出的书,因为他不曾完全说服我或出版商,封杀这项计划的原因何在。我如何解释其中的不一致呢?难道是我说谎吗?还是他说谎?还是我们彼此欺骗?

在美国研究中国的顶尖学者中,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以善于筹募推动研究款项而闻名。费正清、史景迁、崔瑞德教授在《亚洲研究期刊》登出的讣闻中形容他是“古典学家兼企业家”。对反商的中国传统派人士来说,这样的说法谈不上是赞美。必须先概略知道我们这一行,才能更了解这句话。

精确来说,在美国的中国研究这整个领域可以算是萌芽的产业,真正的转折点是在朝鲜战争爆发时。一夜之间,原本一个冷门程度仅次于圣地和埃及学的领域,受重视的程度突然媲美化学和物理。在主要大学的研究所课程中,开始增添和中国相关的各式各样课程。二、三流大学和社区大学部也增加了中国研究课程。这股热潮加重协调的困难,同时也提供创造帝国的绝佳机会。莱特教授既是个一流的协调者,而且也是积极进取的帝国建造者。

中国研究既然是个新兴产业,自然需要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对中国研究资金贡献最大的首推洛克菲勒基金会,当时赞助的规模比后来小得多。协调学术权益的主要机构是美国太平洋关系研究所协会(American Council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战后的合纵联盟变得更复杂,但经费来源仍出奇的少。1958年国防教育法案通过后,美国政府本身开始提供资金给一些大学,作为中国语言及相关研究之用。民间最大的资金赞助来源是福特基金会,赞助金额超过其他机构的总和。其他赞助机构包括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美隆基金会及亨利·鲁斯基金会。这些基金会透过不同的管道将资金拨给受益对象,有些直接拨到大学,有些则是流到ACLS及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SRC)等主办许多计划的单位。大专院校的图书馆设备和教职员出版品质等学术水准及声誉,自然是决定赞助顺序的考量依据。结果形成某种循环,营养愈丰富的学校,愈有机会享用大餐。

这样的背景当然引发受益学校的激烈竞争。但很少人注意到,对我们整体也形成很大的压力。我们身在快速成长的领域,必须展现水准和生产力,以证明仓促投资的金额有价值。这绝非资金从国库中满溢而出,会计只要快速付款证明其效率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亚瑟·莱特贡献重大,他把自己当成学术圈和赞助机构之间的桥梁。他出身富裕家族,和波特兰的百货公司业关系深厚,具备先天的优势。熟知莱特的唐纳德·季林(Donald Gillin)对我说:“我也不确定,但如果他不是百万富翁,也差不多接近了。”莱特熟悉基金会的管理人士,加上他无疑也具备相同的企业家精神,让他能洽谈出无数的经费,拨给研究中国的计划。他对《明代名人传》的贡献,富路德博士铭记于心。他一再组织研究中国文化传统的讨论会,十年内举办了数场,都是由福特基金会赞助。参与人受邀发表论文,讨论一个共同主题下的较小议题。团体讨论后,主席(常由他自己担任)会把论文集结成书。在大力倡导下,具备历史深度的中国文明研究显现进步的迹象。莱特成就斐然,成为极有效率的资金募集者。此外,他还能吸引金额较小的私人捐款。他掌理耶鲁大学的中国研究计划后,从福特基金会获得的赞助事实上只占整体金额的一小部分,一起获得赞助的学校还包括哈佛、密西根、哥伦比亚、加州大学、康乃尔和斯丹福等等。耶鲁中国研究计划的财政来源大半来自对等的基金会,其中有些是他自己筹募的匿名捐款人。

亚瑟·莱特具备积极的组织能力,和主要大学的顶尖中国学者维持联系,而且形成非正式的讨论会。他们的策略是出席研讨会及经费来源的委员会,并密切注意评论媒体。这样的手段无可避免会招致批评。我自己就曾听到“学术寡头垄断”的指控。但很少批评家愿意停下来想想,如果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无法形成共识,无法形成团体的凝聚力,会有什么后果?尤其和欧洲历史学家与美国历史学家相比,我们简直是侏儒。再想想,慈善单位捐款的初衷不过是基于一个专注的问题:“中国忽然构成军事威胁,恐吓自由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也许可以用不同方法来处理这样的局势,但后果可能更糟。

研究当然需要钱。有人说学者不能用金钱收买,我可能是这一行最不可能说这句话的人。我们需要金钱来购买余暇,进行课外的研究,同时要养家,如果可能的话,甚至还设法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我之所以可以累积中国的知识,有能力充实像样的藏书,可以到美国各地及国外旅行,全都是因为美国大众突然对中国事务产生兴趣。我感激为我写推荐函申请研究经费的人,我也感激贡献时间组织管理这些计划的人。

在亚瑟·莱特这个小团体背后抱怨的人通常以为,凭他们在中国领域的成就,应该受到这个小团体的礼遇。这种想法可能没错,但也可能错了。这个主张的基本弱点在于,根本没有这种特权存在。莱特他们不过是一些积极进取的教授自由形成的集合体,他们适时兴起,回应大众的需求。甚至还可以说,由于缺乏对公众的服务和进取精神,这些反对人士只会嚼舌根,不满的情绪满天飞,却缺乏行动力。我曾把我的著作和初稿的抽印本寄给这些人,但我怀疑他们是否会看。我也把同样的内容寄给亚瑟·莱特,他不但每一页都读,而且总是用各种方法将评语告诉我。我把我和李约瑟合写的第一篇文章寄给他,他影印后在研究生的课堂上讨论。

至于莱特对中国和中国文化的态度,有时被形容成批判或负面。专治思想史的他,特别驳斥中国人不理性的这种“神话”。在白乐日(Eitenne Balazs)的影响之下,他对中国的官僚管理没有几句好话。这两种观点我也赞成,只是略加修正而已。本书甚至出现类似的主张。整体来说,中国对问题的处理方式和西方大不相同。在概念形成的阶段,人人心胸开阔,为群体设想,但到运作阶段常转变成背叛。以乌托邦式的冲劲追求理想完美的境界,但动力无法持续时,常常转化成规模吓人的管理失当。可是,在下结论前,国家架构的壮观规模、所牵涉到的恢宏气派、许多人成全大我的坚忍和自愿牺牲、甚至太多人所遭遇的悲痛和绝望,这些层面即使没有精神上的诉求,至少也有感情上的呼唤。因此,无论是否出生于中国的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影响通常怀有暧昧矛盾的态度,喜欢或厌恶必须视情况而定。将一个够格的中国历史学家随意贴上亲中国或反中国的标签,其实并没有意义,因为这些人的意见会随个别情况而改变。举例来说,我有时觉得亚瑟·莱特甚至比我更正面乐观。我的基础研究始于明代财政的崩溃,整段历史可以概述如下:开始使用银元时,帝制中国进行的财政调适还不够。预算的明显增加最后导致改朝换代,异族统治——这个历史教训具备相当的镇静效果。另一方面,莱特的中国历史基础是隋朝和唐朝的大一统,开启其后持续的成长和扩张期,他乐于详述唐太宗这位少有忌讳的明君。我去耶鲁拜访莱特时,他指点我,隋文帝和查理曼大帝有相同之处。对两位皇帝的比较出现在他的遗着《隋朝》之中。

他回答我对于民族优越感的疑问,即使事后回想,也不会让我耿耿于怀。基本上来说,种族偏见的消失和国家主义的强硬路线,在西方世界中都还只是新近的发展,尚未完全成定局。琼安·辛顿(Joan Hinton)离开美国三十多年后,于不久前到瓦萨学院演讲。我问她,重新回到睽违多年的祖国后,是否能说出最正面和最负面的印象。她不假思索回答,美元贬值是最骇人的经验,种族歧视消失则是最振奋人心的现象。但对于住在美国的人而言,改变并非一夕之间的事。我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权,是在1956年,当时我曾保证一旦战争爆发,我愿意为美国大叔披上战袍。我确定这是最大限度,因为在一个以白人为主的国家中,当二等公民可一点都不好受。到1974年我才取得美国公民权。我在快二十年后才改变心意,因为住在美国的这数十年间,我的美国同胞已经修正对种族的观念。转折点很难找出来,只知道在此期间我深信,我可以归化成为美国人,同时维持中国人的族裔,不致削减任何一方的尊严。出国更加强了我的信念,因为别人看到我们一家人时,都会认定我是美国人。我无法否认,这些年来我在种族上和文化上一直意识到这些情绪。我也可能采取不必要的防御态度。

但在我当面质疑莱特近十年后的现在,我了解到,我和其他研究中国学者之间的鸿沟不在种族,而在意见严重差异。如果只是小小的差异,莱特教授只会建议我修剪部分句子,重写一些段落。但实情并非如此。

《中国并不神秘》开宗明义就指出,中国之所以如此发展,不在于毛泽东具备所有美德而蒋介石付之阙如,也不在于美国干涉过多或过少。最迫切的问题其实是土地稀少和人口过多,农地的不断切割和农民的负债累累,更使情况雪上加霜。文稿在列举两千多年的帝制史后指出,“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西方历史中的原型,但不存在于帝制时期的中国。中西两方遵循不同的方向,各自有不同的发展。中国发展出特有的组织架构,使城市无法管理乡村地区。书稿中强调,共产党能够成功,抗日战争是很重要的因素。侵略的日军席卷全国时,村落也必须承担起战争的重担。中国共产党就把本身转变成一个农民政党,大部分的措施都是回应自然经济的要求。

我撰写《中国并不神秘》时,林彪已经去世,“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已经平息,但毛泽东仍然主政,“四人帮”也依旧当权。我在书稿中指出,中国激进的左派主张即将走到尽头。除非中国领导人致力于经济发展,否则中国不但无法抵抗来自苏联和日本的威胁,而且也无法面对其他周边势力的压力。北京近年从贸易着手和西方开始接触,是个好迹象。我们谨慎希望,这可以代表东方和西方的开始交会,但双方平起平坐,没有附带条件。我在结论中打算呼吁读者,将中美贸易视为促进彼此了解的工具,暂时搁置哲学争辩。我当时写下:

但重要的是,交易必须基于纯粹商业的基础。任何从贸易中滋生的文化对话应该是互动而自然流露的。如果一方决定用贸易当杠杆,以影响另一方进行非自愿的调适,后果可能带来很大的伤害,没有太多正面的益处。甚至一方如果刻意努力影响另一方的想法,并以狂热的情绪推动,只会引来怨恨。

为何这本书的出版计划会引起反对,甚至造成在耶鲁时的尴尬处境?

虽然我的书理论上是通史,但和当前时事密切相关。情势使然,不得不如此。我所以成为历史学家,是因为自己颠沛流离,一切源于中国的动荡不安。但住在美国数十载后,我也了解到,处理公共事务时,尤其是牵涉到广土众民时,解决问题的方式极其有限,而政客所宣称的目标很少能符合实际采取的步骤。甚至舞台上的演员没有机会读到剧本,所作所为的意义必须等到尘埃落定后才能研判。例如,谁能预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竟然引发连锁反应,导致欧洲的贵族王室全都下台?谁又能预测到,从某个观点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算是对抗种族主义的圣战,行动一旦开展,种族平等的观念就超越原先预期,扩展到世界各地,并有助于消灭殖民主义?这些历史教训鼓励我要深度思考,我逐渐勇于对长时段的历史进行推论。

有一件事很明白:由于现代科技的进步,整个世界势必合而为一。你几乎可以说,自然经济顺利运作,已经变成无可抵挡的趋势。然而为何世界各地仍有抵抗的迹象?从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零星的暴力事件都反映出剧烈的变动,在多数情况下是开发中国家内部进行重整以因应此趋势,有时对外抗争也企图修正此一潮流。此时中国正位于历史开展的关键地位。中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也经历最痛苦的改造。中国已产生一个下层结构,虽然还达不到西方的标准,但至少不再老旧。中国有信心重新被接纳,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分子。但这不代表所有问题都已解决,我们仍然要思考数百年的历史背景:这是一个从前以亚洲内陆导向的古老文明第一次站起来,以平等的身份面对另一个因海上商业而发展出组织技巧的文明。

在这些情况下,我如果重新探讨意识形态的争辩,并没有太大意义。大多数的教条口号不过是动员时的手段,本身并没有固定的意义,很可能在后革命时代被修正。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中国铁路的总长度和能源总产量,也都只是其次的问题。我在写《中国并不神秘》时认为,在中国的再造中,组织仍然是最重要的议题。虽然激进运动已经创造出一个粗糙但可行的国家秩序,乡村地区也可以进行成块管理,但就整体架构而言,所需的各种关系并没有各就各位。数目仍然很重要。数量仍比品质重要。作为组织原则的同质性和单一性仍然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个主要问题仍然存在:完整意义的货币经济仍然很难在中国运作。司法系统无法促进多边交易与现代商业惯例同步发展。但“文化大革命”业已证明,将精力导入意识形态之争,只会造成中国找不到出路,未来必须进行更多组织上的修正,但修正的确切内容和方式仍然是严重的问题。至于所谓的“中国的开放”,不只是西方强权给予外交承认而已,也不是签署一些贸易协议即可,而是应该透过长期的互动帮助中国达成安定。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变局,在过程中无疑会产生许多尝试错误。我预期到读者会期望中国能有迅速的“改造”,因此在书稿中提出警告。讯息的主旨是,我们希望中国改变是一回事,但中国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时间点也很重要。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不可能对当前时事进行更仔细的讨论。不过,就我知识所及,我想强调,未来中国历史将和西方历史融合为一,总结过去一百五十年来的对抗。在这段时间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我都加以排列整齐,仿佛他们是入侵军队的分遣队,准备就绪等待开始进攻的日期。所有长时期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影响都已清楚显示,一个大的农业国家离海遥远,无法调适自己去面对截然不同的海洋文化。当时海洋文化兴盛繁荣,解决问题时并不要求平衡,所有组成因素的价值都可进行交换后,这个系统才能运作,讲究精确管理——也就是说,中国所欠缺的所有可控制性。

这样的诠释方法错了吗?事实上的确有问题。讨论时事时,我会回溯到两百年前。我还将蒋介石和毛泽东视为不过是历史的工具。我如此强调自然经济时,会造成一种印象,以为我在合理化中华人民共和国,甚至替他们辩护。我的技术诠释掩盖了所有的传统历史议题。至于西方民主对抗东方极权主义这个常见的主题,也因此被我搁置一旁。我重新检视中国历史时,无意间也触及美国的道德判断。我们批评邻居用光积蓄去购买露营用汽车、在屋顶上装置无用的太阳能板、让小孩在街上乱跑等等,这些批评事实上反映我们自己的智慧和价值观。我们无法只修正一方而不改变另一方。如果不去批评,也等于贬低我们自己的价值观。《中国并不神秘》探讨的是历史中无法削减的力量,无意进行攻击。但如果强调邻人某些机能性行为背后的逻辑,并把这种逻辑称为自然经济,其争议性可能大过我的预期。莱特教授个人如何看待我的作品,这点我们不曾讨论过。但我仍然觉得,即使是顾及一般大众的反应,他也不可能赞成文稿出版。然而,我在1975年9月去耶鲁拜会他时,并没有得到如此清楚的结论。

亚瑟·莱特和我彼此都口是心非吗?有时我的确如此认为。由于他的影响力,我还应该讨好他,因为我一直需要他对我友善。但仔细想来,现在我觉得我们之间的问题有很多层面,我们也因此发展出不同层次的关系。我告诉他,我仍然想出版这本书。他建议用抽印本的方式,我说那样不符合我的目标。“所以你还是想印成精装本?”他问我。我说,对。

但当时我仍不清楚,他对公众的义务可以让他有多少限度。我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虽然宣称有品质管制,但他不曾说服我:我的作品低于水准。如上所述,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仍不成熟,有许多研究计划不过是加了注释的翻译而已。大多数的教科书,尤其是讨论1800年以前的时代,都以中国及日本教科书为蓝本,但这些书是五十年或更久以前写的。在我看来,由于结构不牢靠,捍卫者会更加担心修正主义。就像苹果推车已经做好了,但由于是临时拼凑成的,所以要更小心保护,以免翻覆。对我来说,这种防御性的态度不是行使领导权的明智方法。我一点都无意于颠覆。到目前为止,我最大的野心不过是在推车上放进一颗小苹果。

卖不掉的苹果退回后,我却发现,莱特非常有意思。即使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时略嫌突兀,他的精力旺盛和虚怀若谷却让我留下深刻印象。有时他随意透露私生活时,洋溢着小男孩的气息。他提到他生命中的两个女人,也就是第一任和第二任莱特太太时,语气都同样充满爱意与关心,而且都称她们是“内人”。我必须注意谈话的上下文,才能确定他指的是哪一位。如果不是他个人的魅力,我想我在耶鲁的第一次拜访不会这么久,因为像我这么没有耐心的人,如果不是真心崇拜,问候的时间不可能长达三个半小时。亚瑟·莱特长我五岁。当时我以为,我们之间的歧见最后终究会化解。我离开耶鲁时很沮丧,但回到纽普兹后却存着梦想和希望,我很高兴莱特维持我们间畅通的沟通管道。后来我把这番感受告诉编辑K。基于同样的理由,我很感激玛雅·莱特从电话中所透露的讯息。如果她丈夫不喜欢我,大可以客气敷衍我半小时就让我离开。他绝对不欠我一丝一毫。

一般认为莱特的政治观保守而具备精英倾向,但我没有测试探究的亲身经验。不过,我去耶鲁拜会他时,他告诉我他一年前去中国,看到上海的“种种进步”。后来他以悲哀的语气喃喃说着,为达到这种目的,“中国人民必须付出很大的代价”。

中国这个议题常造成家人间的意见分裂,莱特家也不例外。第一任莱特太太,也就是玛丽·克莱苞(Mary Clabaugh)女士,是半世纪前最令人倾心的才女之一。我在纽普兹的同事雨果·蒙斯特堡(Hugo Munsterberg)兴致高昂地描述哈佛男生(他自己也算在内)如何竞相追求这个才貌兼备的女孩。最后亚瑟·莱特赢得芳心。他们一起去中国,刚好碰上太平洋战争爆发,被日军扣留三年多。只有后来受教于玛丽但和亚瑟更熟悉的唐·季林,才能描述残忍的战争对这对敏感的年轻夫妻造成多大的心理伤害。抗日胜利后,他们仍继续在中国的冒险。据说他们在延安“买下共产党的文件档案”,事实上是保管人正要弃置许多文件资料时,他们及时抢救。这些资料目前保存在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约四分之一世纪前,《读者文摘》报道这次壮举。无论是在斯丹福或耶鲁,莱特夫妇都一起教授中国历史课程,丈夫教传统时期,妻子教现代史。不过,夫妻间的和谐并不是免于政治歧见的保证。在玛丽·莱特于1970年死于癌症前,她还染上酗酒的恶习。她会清早起床,开始称赞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还说,如果“文化大革命”不成功,人类就没有希望可言。由于我已事先知道他的家庭悲剧,自然不会提起这个话题。

说也奇怪,我去耶鲁拜会莱特时,他主动提起玛丽。“她自知只有六个月的生命,”他说:“她说她一切都盘算打点好了。是不是这样,我实在是不知道。”听起来非常悲哀,我只能沉默以对。但没多久他又甩掉了阴郁的情绪,兴冲冲地对我说,明年夏天他要去欧洲,“带我内人去看牛津”,这时他指的是玛雅。

我建议,如果他去英国,应该去剑桥看看李约瑟博士。

对李约瑟博士来说,1975年是关键的一年。到当时为止,美国政府仍然视他为“不受欢迎的人物”。也因此,他受邀至华盛顿大学演讲时,无法取得签证。后来参议员傅尔布莱特(William Fulbright)从中说项,禁令才得以解除。数家美国大学开始邀请他演讲。亚瑟·莱特告诉我,耶鲁先前打算邀请他在毕业典礼上致辞,但后来因签证问题而打消念头。不过,我的建议却是针对《中国科学与文明》的财务支持。这一年李约瑟博士已七十五岁,两度延长的凯思学院院长任期已经届满。但退休却造成写作计划的困难,因为先前的家计都是由凯思学院负责。剑桥大学出版社拨给他位于雪夫斯伯里街(Shaftesbury Avenue)的一栋小建筑,以收纳他的藏书,提供他和合作伙伴的工作空间,但他还是得负担水电及税捐等杂费。日用品、文具、邮资及购书全都是支出,而且还有交通运输费用。图书馆员必须支薪,部分合作伙伴也必须予以补贴。李约瑟博士照例对财务不闻不问,但鲁桂珍却十分忧心。到目前为止,他们都还没有四处寻求赞助捐款,不过也没有婉拒外来的捐款。伦敦的威尔康信托(Wellcome Trust)和代表亚特兰大可口可乐公司的席林洛(C.A.Shillinglaw)博士,都已采取赞助行动。我拜访亚瑟·莱特前,曾和鲁博士及彼得·薄璧吉(代表《中国科学与文明》背后的信托基金)通信,他们同意由我去找莱特,问他是否能为这项计划举办募款活动。

但其中还有一个尴尬的环节。数年前莱特曾为文评论《中国科学与文明》第二卷,登在《美国历史评论》上,他在文中质疑李约瑟博士对历史的目的论诠释方法。纳森·席文教授还在他的书中加以报道。由于有这层关系,请他来主持募款是否会很奇怪?在莱特先前担任ACLS的中国文明委员会主席期间,相当支持我申请经费去剑桥工作,当院长的合作者,显示他的书评不致妨碍他挺身而出,让计划获得应有的协助。

我的预测成真。莱特倾听我描述计划的工作状况,立即同意帮忙。在他其后寄给我的信中,还提到这件事,他说:“非常谢谢你对于每日财务细节的描述。我原先也疑心到,但不了解有如此拮据。”然而他却立下附带条件:他坚持自己必须是不具名的协助者,所有的书信往来都透过我进行,不能直接和他联络。事实上这简直不可行,我猜他怕李约瑟会拒绝他的协助。数封书信往返后,所有疑虑终于消除,薄璧吉开始直接与他通信。但时间已浪费了三个月,一切开始推动时,已经接近年底。推行《中国科学与文明》的内容简介计划时毫无困难,但必须针对募款活动特别拟定现状报告,一定要在剑桥执行。报告寄到耶鲁时,已经是厚厚的一叠纸。这时发现其中有好几处有错,有数页必须寄回英国修改。英国文具纸张的规格很特别:比美国信纸长一些,但又比法定尺寸短一些、窄一些。铜版纸的材质和色调也很特别,在大西洋的此岸找不到完全符合的纸张。当文件最后准备就绪时,一系列的募款活动于春季展开。有一个基金会立刻宣称准备捐两万美元。莱特夫妇五月下旬访问欧洲,我收到他们从机场寄出的明信片。薄璧吉也从剑桥写信来,说他们和李约瑟博士见面,共进午餐。约两个月后,我去吉尔佛拜访亚瑟·莱特时,他很热心地讨论这项计划,并且保证秋天时积极推动财务支援计划。但八天后他就去世了。令人懊恼的是,德克·博德告诉我,既然莱特已经去世,该基金会的两万美元赞助从此没有下文。所以整个过程刚好可以用“徒劳无功”来形容。所幸,《中国科学与文明》及其知名的作者拥有足够的朋友和推崇者,计划不致流产。

还有另一项因素将亚瑟·莱特和我拉在一起:我计划“写16世纪末某一年发生在中国的事”,亚瑟不仅支持这项计划,而且也很热心参与。对我来说,在经历过制造失败品的可怕感觉后,这是唯一可以让我前瞻的计划。

我在秋天去耶鲁拜会他时,已经准备好在教书之余撰写一部分的草稿。我计划春季这一学期停止上课,全力写作,一直写到夏天。《万历十五年》的原意是和《中国并不神秘》相辅相成,一是探讨中国历史的纵切面,一是横切面。未出版的书稿是以直线描绘历史轮廓,以概论的方式显示两千年历史中的高峰和低谷。下一本书则是帝制晚期的横切面,引入详细、完整、充实的资料。较薄的时间切片让我有更大的空间,可以叙述传统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内在运作情况。我打算利用一系列的传记素描来进行描绘的工作。考虑的因素在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导向政体”牵涉到许多不同的特色,自然会将历史导向利于学科整合的研究方式。文化导向的原因出在法律体系并不具备独立的特色,无法展开多层次的分工,无法进行多边的商业交易。如果没有上述的组织原则,货币管理就不可能进行。这一切都要回归到我先前的主张,也就是说,如果要将司法和经济分析应用到这个主题上,结果将是徒劳无功,就像将对鸟的解剖学知识应用在鱼身上。

就某方面来说,我的方法遵循李约瑟博士的建议,也就是不要认定中国的一切尝试是“失败的西方原型”,而应该先发掘本身的逻辑和运作情况,再进行批评。描写生涯彼此交错的部分人士的言行举止,应该很能符合这个目标。亚瑟·莱特相当熟悉李约瑟和我的作品,又核准我向古根汉基金申请的研究经费,当然非常了解我的计划。他开始对我的计划产生兴趣,原因是他认为传记模式可以提供历史分析的肥沃土壤。组织架构建立于浪漫不切实际的哲学元素,但事实上一切都受到人为因素的影响、修正和妥协,在这种情况下,从个人的功迹和内在想法着手,远比研究机构更能有效呈现历史史实。然而,《万历十五年》不只是普通的传记集结而已,它还打算将一个时代几位人物的平生行谊全整合在一起。它将是综合传记,或说是一个时代的传记。

亚瑟提醒我,朱东润写的《张居正大传》是非常有用的参考资料。“那本书不是很有趣吗?”

我告诉他,就开山始祖的角度而言,朱东润的传记的确很独特。但如果就最近二十年来的发展而言,参考资料更广为流传,稀有书籍以显微胶卷及石版印摄影复制的形式保存及流传,我们拥有的优势胜过朱东润。如果还要再谈到同一主题,也许我们可以做得好一些,“因为我们有更多材料可以处理”。这种确定的口吻让他很高兴。他问我是否会碰到重大的问题。我告诉他,对我而言,基本领域不再是陌生的题材。参考资料已充分揭露朝廷仪式、宫廷生活、地方政府、边疆防御、军队战术、武器、补给系统、控制用水工程、税制和司法事宜、家庭工业的本质、城市商人的业务范围、官僚的生活、他们的哲学、甚至于他们的超自然信仰。我深信,这些元素全都交织在一起,即使植物科学也和政治生活密不可分。但最大的困难在于把这些事全挤在一年的时间之内。我坦承,原先向古根汉基金会申请的计划可能略为庞大了一些。

“不用担心,”他说:“你可以采用倒叙的手法。”他接着对我解释,古根汉基金会一旦核准经费,就再也不会干涉或批评申请人的作品。

“莱特教授,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参考资料有很丰富的视觉材料,但却没有相对应的听觉材料。多么奇怪的事:你可以看到一切——建筑、大理石石阶、家具、乐器、香炉、服装,而且不只是衣帽外袍,还包括袜子和内衣——但是你就是无法知道他们彼此之间的对话情况。我可以引用和复制的对话并不太多。”

这个障碍显示出中国文化的影响。古文的起源是在兽骨上雕刻表意文字做占卜之用,因此简洁到极点。如果数百年前的对话曾经被记录,也只能以高度格式化的形式保存,言辞中已省略许多部分,因此读者很难抓住段落的语调。古人所说的话也许不可能太口语或太自然。而且,在文化从众的压力之下,中国作家即使在写回忆录或自传时,通常也会避免以个人的角度太贴近主题。在无数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推论出他们想说的话,但无法精确复制其内容。

“关于这一点,”莱特说:“你要非常小心。不久前有一位女性也面临你刚刚描述的处境,她于是直接把这些话放入引文中,并且承认对话是她自己的杜撰。她甚至区隔这两部分,一是可以考据的部分,一是她自己杜撰的部分。批评家不曾原谅她。重点在于,如果你想写小说,你就写小说。如果你想写历史,你就写历史。事情就是这样。”这番对话决定《万历十五年》的基本原则。虽然亚瑟要我阅读《隋朝》的初稿章节,后来又寄给我大约一百页的文字,但我在技术顾问方面并没有发挥太多功能。可是,身为前辈和朋友的亚瑟·莱特教授,却忠实地阅读我寄给他的每一个字。1975年12月初,我把《万历十五年》的初稿寄给他,以下的信透露出他的敏感,不论于公于私:

亲爱的雷,

我利用抱病在床(喉咙受病毒感染)的机会,拜读你的万历章节。动人之至!行文确实传达出宫廷生活的纹理丰富(以及种种异常之处)。我向来觉得,天子的最大负担不在工作和仪礼的繁重,而是要展现——永远在舞台前方的正中央——适当的形象,无论是对当时或后代子孙。这一切需要超人的特质,但我们却都只是普通人,很少具备这些特质。

我真心希望你的岳父早日康复,新的一年比即将逝去的一年少些艰苦,多些快乐。

收到薄璧吉来信时,我会告诉你。同时献上我最深的祝福。

你永远的朋友,

亚瑟

1975年12月18日

但我的前辈朋友兼著作批评家莱特,却不曾想像我身为教师的处境。我在纽约州立大学纽普兹分校中所教的学生,对中国的看法早已根深柢固:中国是个保守的国家。中国人发明罗盘及火药,建造万里长城。但中国人是儒家信徒,所以希望一切都维持现状,没有求进步的观念。在近代,有一个坏人,是一个高压的军阀,有的学生念成“清介石”。为了挑战这个坏人,又出现一个好人,但不是每个学生都会拼他的名字,有些人称他是“哞主席”。自从纽普兹废除通识课程以后,亚洲研究不再是必修课程,一些学生选修我的课是因为他们自认为对内容已有足够的了解,因此很容易念好书,或是稍微努力一下就可以取得学分。遗憾的是,有些学生从来不曾超越此一水准。

FTE使我们的处境更为艰难。我不知道谁在何时发明这套制度。类似的制度有不同的名称,但在纽普兹代表的是“全职教书等量单位”。运作方式如下:为计算方便起见,假设纽普兹有五千名全职学生,每个人都修满十五个学分,相乘后就是七万五千个学生—学分。假设纽普兹有两百五十个全职教师,理论上他们应该平分教书的负担,因此每位教师就要有三百个学生—学分。多数的课程是每星期上课三小时,学生在学期末可以获得三个学分。因此,在上述的假想情况下,可以算出每一位教师的平均负担,也就是开设的三或四门课共有一百名学生。在这种理想状况下,这位教师的FTE就是1.0000。每位出席的学生占全部的0.0100。在实务上,还有很多复杂的做法。半工半读的学生有不同的计算方式,研究生的FTE比重又高一些。一般课程是三学分,所以两学分的课程只有三分之二的FTE。相反地,四学分的课程则是一又三分之一倍。1.4000的FTE最常出现在经济学概论、社会学概论或英文作文,代表修课学生远高于平均。0.8790的FTE则略低于平均。在纽普兹,计算FTE时不考虑该门课是否必修,也不管教师的等级、资历深浅或专长,一切都是由计算机来计算。自从我开始注意到自己的FTE时,这项数字从来不曾超过0.4000,在很多学期甚至还远低于这个数字。

最初提到FTE这回事时,我们都把它当笑话。“他们把我们当做什么?汽车推销员吗?”但我们逐渐发现,这个FTE可不能随意一笑置之。系主任和部分资深教员公开夸耀自己的FTE很高时,充分显示这个数字早已是衡量价值的标准,相当于我们的打击率。接下来,教务处注册组就会送来个别通知:下列选修你课程的学生还没缴学费。请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在某期限前缴清,他们的选课就会无效,他们的出席也不会计入你的FTE。价值显现法又添一层意义,和个人的工作保障更加密切相关。否则送来的备忘录也不可能暗示,我们必须了解销售情况,因为事关我们的权益和好处。

强调选课人数事实上造成新的供需关系。学生了解到自己是被需求和追逐的对象,因此觉得他们站在“买方市场”。对学习的兴趣因此陡降,作业和规定也因此减少。有些学生甚至大胆到和教师争论分数。60年代末期到70年代初期,课程开始自由化,学期报告已逐渐取代笔试。你也不可能给这些报告打太低的分数,这些报告全都“资料”丰富。我的问题在于,学生一开始的信息既贫乏又错误,学术纪律的要求又大幅下降,让我不清楚底线何在。我当然教过好学生。我教过聪明的学生、勤勉的学生、正直负责的学生、忠实诚恳的学生,毕业数年后都还会写信给我。最近我都还收到他们的来信。但他们是少数,而且是极端的少数。大部分的学生才是问题所在。

许多学生都有一个共同概念:整个中国现代史可以总结于一个道德教训,也就是邪不胜正。不消说,国民党和蒋介石贪污无能,因此丧失天意所归。既然这些学生同情毛泽东和共产党,他们显然是开明进步的。这才是重点所在。我对他们进行笔试测验时,通常大多数的申述论题都显示学生的开化程度有深有浅,却很少展示不同层次的历史知识。有些学生的观念直接来自于校园中的其他教师,有几位已去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两周的行程中去过三个城市。

有时我问学生,如果一个数亿人的国家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一个道德败坏的人物,而每个美国大学生都可以用一句简单的话来归纳这个人的错误,数十年如一日,毫无变化,这种情况不是很荒谬吗?这时我听到贪污无能的指控已不下百次。我还将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和之前之后的情况加以比较,进一步和中国历史上朝代更迭时相比。经过无数反省后的现在,我想说的是,整个国家运作失调,反映的不是个人的性格,而是一个前工业社会的欠缺,无法管理牵涉大量工业产品的商业,也无法提供所需的服务。在中国抗战期间的最后数年间,每个城市的商品价格都不相同,城市和乡村间的价格也不一样。国民党政府无法照顾到所有的军队单位,只能给资深将领一整笔钱,但通常无法符合军队的需求。这些将领迫于情势,必须游走于法律边缘,因为没有任何明文法规清楚规定他们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从柳州到重庆时,发现军用车辆和资源委员会的卡车运送私人货品时,身为步兵下级军官的我非常生气。但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却必须往深处探究,寻找这次失败的终极原因,否则可能错判中国问题的面向和本质。

我对学生建议,如果我们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暂时停止道德判断五十分钟,在课堂上也许可以找出教科书作者和通俗作家所忽略的史实。学生同意后,我问他们是否知道国民党的预算有多少。一位美国人所提供的证明文件显示,到1937年对日战争开打时,依当时汇率计算,中央政府一年的支出是四亿美元,还不及现在纽约州立大学预算的一半。虽然当时当地的购买力和今日的美元没有直接关系,但对于一个处于关键时刻的大国来说,金额仍然严重不足。从这么小的预算中,蒋介石还必须打造现代化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养活他的官僚,推行他的建设和教育计划。我一再向学生保证,我的目的不是替国民党开脱或漂白。如果不带感情来评估,历史上的蒋介石会被视为赌上中国命运的领袖。他划时代的大胆冒险导致僵局有所突破,因此改变世界历史,连带影响美国人民的命运。也因此他必须付出代价。他决心所引发的事件愈演愈烈,情况远超过他的处理能力,最后造就毛泽东的时代,在这段不下四分之一个世纪的期间内,积极压制城市和外来的影响,建立一个符合乡村简朴气质的同质性基础。即使历经数十年的动荡不安,任务却尚未完成。

无论我们喜不喜欢,在肯定名将贡献的同时,我们也许可以将当代历史还原到原有的时空之下。各种里程碑让史学充满层次及纵深,相关事件及因素才能各就各位,如此才能看到直线的进展。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恐怕只能说,这个时代的一切都乱成一团,而中国不过是个发疯的国家。道德指控常将历史转成好人战胜恶人的刻板形象,我们终究会搞不清楚谁是好人,谁是恶人。压扁和紧缩历史非常容易,但同时也会模糊美国对世界的贡献。

我虽然批评学生花太少时间准备课程,但并非对他们的辛苦无动于衷。对丝毫不了解中国文字的读者而言,充满单音节人名的教科书实在是沉重的负担。就表意文字的视觉而言,张宗昌和孙传芳之间有天壤地别的差异,但罗马拼音化以后的差异却消失了。而且,如果没有具备文化背景,绝对很难理解外国人的逻辑。很少有纽普兹的学生一心想当中国专家,他们选读中国历史课程时,焦点放在一般常识的醒目部分。孙逸仙、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和周恩来既然是考试时的重点,自然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他们无法从教科书的上下文中获得理解时,便从通俗文学和电视上寻求指引,事实上这些媒体只会更强化美国人原先存有的僵化概念。所以我才非常希望能由知名出版社来出版一本小书,以便向学生解释,毛泽东的美德或蒋介石的无德都不足以了解中国。这样的解释和之前或之后的事件并不一致。

在土地稀少与人口过剩的主题方面,我要学生寻找,共产党进行公社改革前,每人可以拥有多大的土地。学生毫无困难地从教科书找到答案:在中国北方是每人六亩,在南方是每人一亩。由于种旱粮的地有别于稻田,北方的六亩和南方的一亩具有差不多的价值。但一亩有多大呢?一亩约六分之一英亩。但学生的观念仍然很模糊。这时我有机会让他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亩是六千平方英尺,比两个网球场还大一些,如果以美国的足球场来换算,比十五码线到终点区的范围还小一些。“大概可以勉强快传一次,触地得分。”视觉上的认知让我可以对学生进一步解释,在公社化之前,土地一再经过分割,最后可能只有“教室大小,农民要翻转犁都很困难”。这些资料都收入《中国并不神秘》。

如果我以为自己有何原创力,或是正在校园中进行“创造性的教学”,我最好仅只于幻想而已。除了一些和我较亲近的学生以外,我的努力并没有受到肯定。在我去耶鲁见莱特教授的前一年,我曾遭遇到奇特而羞辱的经验。一名大学生来上课的时间不到一半,以期末报告代替期末考。他在报告中点出我最喜爱的主题,也就是说,在现代之前,一个强而有力的中央政府对传统中国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但接下来的文章却支离破碎,和开头的主张毫无关连。这名学生在报告的结尾附了一张字条:我一定要给他B或以上,因为他是“小有成就的人士”。但因为已是学期末,他没有时间等待成绩的结果,因此留了一个纽约市的电话号码。如果我不依他的要求给分,最好在把分数送到注册组之前打电话给他。一周后我写信通知他,他的成绩已被送到注册组,但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我不可能事先和他商量,因为会违反惯例。我把他的报告送到系主任办公室,除了注明评分的理由外,还附上那张纸条的影印件。如果他对分数有意见,他应该依照规矩和系主任谈。这位学生再也没有来找我,但我还是沮丧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不禁把这件事当成个人的挫败经验。无论是教书或其他行业,我都从来没听过类似的事。我怀疑我的同事是否也碰过同样的事。

不久后,学生问我是否可以修我的课却不来上课。我被问了两次。事实上,在课表排定的上课时间内他们都要工作。课程开始的一两堂课时,他们可以从工作中拨出时间出席一下,但他们希望以后就可以用“略微不同的方式”来达到课程的要求。我问他们,为何不能登记成跟着我“独立学习”,因为学校愿意如此核准,以便应付特殊情况。他们说,他们希望学分单上可以显示学分数目和分数,如果是独立学习,学分单上只会注明S,代表令人满意而已。我必须拒绝这种要求,因为我无法得知情势如何演变。我同样不知道这是否为校园中的普遍现象。我所知道的是,独立学习的学分给得很慷慨。“给他们一些红萝卜,”一位资深同事建议我:“有利于你的选课学生数目。”

凡此种种,我却不能归罪于个别学生。如果说他们厚颜无耻,大胆妄为,真正原因在于他们受到鼓励。纽普兹1974年到1975年年度的《大学概况手册》中指出:“校方致力于教育经验中所有层面的弹性和多元化,往年许多结构复杂的程序和规定全都已经简化或弃置,以利于今日的选择自由。”在另一段又指出:“为促进学生自行肩负责任,校方不会强制学生一定要上课。然而,每一名学生都必须为自己选修的每一门课负责。”如果无视于修辞,读者可以从手册中感受到,纽普兹正经历危机的处境。前校长威廉·哈格提所设定的严格架构已经崩溃,但又没有别的架构可以替代。管理政策尚未定案。教师多多少少要考量自己的生计。在课堂上点名不再是好事。所谓的学生责任也降低成付学费和通过笔试,有时还可以用学期报告来取代。纽普兹面临双重压力,一是经费缩减,因而威胁到教师的地位;二是学生入学人数减少,可能造成经费再缩减。手册中所宣扬的自由主义其实是向内退缩。

此外,阿拉伯石油禁运所引发的不景气,也冲击到美国的大学校园,中国领域同样面临严重的缩减。表面上来看,随着尼克松访问北京和中国的开放,中国研究应该引发更多人的兴趣。但如果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就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了。要注意的是,朝鲜战争以后,美国才突然兴起对中国的兴趣。1971年,一份给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报告分析这个领域最近挫败的因素:“……教育和公共的优先顺序已从国际事务转向国内事务,中国战略安全的威胁性明显减弱,以及校园内外利用中国达成在国内的目标”(黑体字是我加上去的)。总之,基金会的大笔金额已重新分配,用来研究都市更新、种族冲突、环境和生态、毒品、贫穷、堕胎、平等权利、新能源来源及相关议题。另一方面,中国之“被利用”绝对不是新闻。中国造成的紧张情势减轻后,老巫婆的形象被白雪公主所取代。毛泽东运动中具备乌托邦和浪漫的色彩,其中不完全欠缺曝光价值,可以广为宣传,用来推动和中国毫无瓜葛的运动。我们在校园中已碰到这样的例子。学生的兴趣并没有导向中国研究,更不用提中国历史。中国的“进步”不过是用来作为口惠的工具而已。

更重要的是,在历经十年的供不应求以后,各地中国领域的教职已满到接近饱和点。中国不再是热门的领域,因为正如部分专家公开表示:“肥缺不再流向这个方向。”教师的过度供给甚至已到中学的阶段。我开始在纽普兹任教时,研究生莫不希望可以增添一项学习经历:有资格教授中国和日本的课程。有一名学生告诉我,本校的教育硕士(要持有纽约州教学执照的必备学位)可以让她加薪八百美元。十年后的她如果还能保持教职,就算很幸运了。解雇多余教师不再是威胁,而已成为事实。

因此所有的问题全都环环相扣。在不景气时,入学人数很重要。我们不比符合及时需求的经济学、社会学等“强势”学科,我们这些“弱势”领域为求生存,有更充分的理由去迎合学生的需求。如果课程内容、出席率、考试和评分无法维持“往年”的水准,我也无意以一人之力企图扭转趋势。如果校方决定“弹性”,我绝对不会坚持严格的标准。我可以向现实屈服。我可以减少指定阅读的分量,降低考试的难度,分数给得比较宽松。这些我都可以调适,但一切总有个限度。我绝不可能教我自己认为错误的内容,课程内容即使稀释,也必须仍在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范畴内。我不会容许“中国”被利用来证明我自己、我的学生或其他人站在进步的这一边,不会容许这一点成为我课程的目的。不论学生如何毫无准备,学习速度如何慢,我的每一名学生一定要学会一点东西。我不可能只因为学生有注册就让他们过关。但后来还是发生无法达成最低要求的情况。

“你可以让内容更容易理解,”我的一名同事建议:“老实说,你总不能超越学生的理解程度吧?”

“我的大纲,”我向他保证:“并不是新奇而复杂的玩具,事实上不过是常识而已。如果我自己研究时必须在小巷暗弄间穿梭,我替学生上课时,会把这些曲折巷弄拉直,只有平实的论点,不会唱高调。我只希望强调,从远古到现在的中国历史包含着一致的逻辑。对他们来说,就像捷径一样,找到一个减轻历史复杂程度的方法。”

“我对这点不是很确定。你有自己的政治观,不是吗?还有,你曾在蒋介石的军队担任下级军官。抱歉提起这件事,不过如果不是你自己常说,我也不会提到。”

“我提这回事是因为我希望人人都能了解,这绝对不是障碍。我是下级军官——没什么大不了的。差别在于,你当兵时,一心想着冒险。但身为大学教授,你必须教年轻人如何思考。这是两件不同的事。”

“非常有意思。教年轻人思考。但这样不会开启通向你政治观点的大门吗?”

“如果你所说的观点是指历史学家的观点,没错,我的确有我自己的立场,你可以说是实证主义。我无法想像我们教导学生时可以做到毫无立场,但这种立场不一定牵涉到党派。我从来不曾说过,国民党应该赢,或是国民党人全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实证主义,”我的朋友说:“多么伟大的字眼。”

“我亲爱的同事,”我提出抗议:“你希望我不要为难学生,所以我保证避免艰深的词汇。但现在我面对的是一位拥有主要大学博士学位的人,而且正在质疑我的教学哲学,我仍然必须遵守基础英语的原则吗?事实上你知道实证主义并不晦涩。如果一件事发生了,背后一定有原因,不能因为你不喜欢就否认这件事在历史上的地位。我可以继续说下去吗?”

“请说,”我的朋友有些懊恼。

“至于蒋介石,重点在于他刺激日本对中国进行全面作战,因而改变国际间权力的平衡。他决定放手去做,最后导致珍珠港事变和美国的参战。许多美国人因此不肯原谅他。他诱骗美国人加入战局来拯救他自己,但又不让美国人控制他。我可以说,详情还要更复杂。但我们没有理由为此争辩,因为不会有任何结果。我们不如承认,1937年7月7日,他作了关键性的决定。从那一天以后,世界局势再也不一样了,这就是我说的不可逆转。同样的,毛泽东也对历史产生不可逆转的贡献。如果我们把这些不可逆转的因素相加,就是实证主义。你会以不同的眼光来看历史……”

“所以你认为毛泽东发起的运动也是不可逆转的?”

“姑且算是如此,但其实言之过早,只不过其中有部分的确不可逆转。老实说,我认为他的阶级斗争无法持续,因为其逻辑很值得怀疑,而且已经被过度强调。但对他来说,阶级斗争是一种方法,可以用来完成许多事。看看土地改革和公社制度就可以知道了。”

“所以你认为公社也是无法改变的?”我的朋友有些激动。

“在那篇李约瑟博士和我联名发表的文章中,我们极度强调这件事。两个非农业专家发表这种声明,似乎有些武断。但实际上,公社不一定要维持现在的形式。地方分权开始盛行后,就可以进行调适。就个人来说,我希望他们可以修正成半私有的形态。不过,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修正有一定的限度。如果要他们解散所有单位,以毫无限制的原则让土地回归私有制,这是不切实际的做法。我敢追随李约瑟大胆断言,是因为我像他一样,在共产党占领前都曾经在无数的村落中进进出出。我们知道什么是土地的分割,也亲眼看过灌溉系统。就算没有,还有农业专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个主题进行的一大堆研究,如果还不够,还有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研究。即使像我这样的外行人,我也可以大胆指出,单是为了税负、教育、房屋和公共卫生等因素,就没有理由回到过去。没有一种司法制度可以让约八亿农民全都拥有田产,全都接受公平的待遇。请不要用那种眼光看我,我可不曾投毛泽东一票!我只是说,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其中一定有相当程度的集体主义,不需要是共产党或左派分子才有资格这么说。”

从这番对话中,我了解到,两人之间有相当大的差异,无关于我所使用的词汇。让两方意见相左的甚至不是意识形态或文化差异。并不是中国历史的研究没有更新,也不是欠缺信息,而是一般大众并没有体认到背景中的部分事实,毕竟这些事实十分恼人。我说一般大众时,指的是中国人和美国人。我们很容易将珍珠港和广岛原爆视为历史,但较难接受蒋介石和毛泽东是历史人物。在八年前上述对话发生时是如此,八年后我回想起这段对话时还是如此。

1976年的春季学期我向纽普兹告假,依原定计划撰写《万历十五年》。研究帝制末期似乎让我稍微分心,不再全心关注当代中国的事件。就某种程度来说,这是另一个世界。我看到明代官吏丝袍上的锈金线,也看到大理石桥及半月形大门,还有白鹤盘旋在京城里的喇嘛寺上方。我曾对莱特教授抱怨,研究中缺乏相配的听觉材料。然而此时我却仿佛听到庙里的钟声响起,宣告皇太后的葬礼;我也似乎听到各种场合中的司礼官对聚集在宫殿前的官吏一一唱名,语调低沉而拖长,以创造庄严肃穆的效果。然而,一个年代的种种味道和颜色却无法阻碍我的视觉,不能让我无视于中国历史一脉相承的事实。我不久就确定,现代中国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在我翻阅的书页中。在中国的结构之下,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官僚管理一大群没有差异的农民。就技术上来说,其可管理程度相当有限。任何尝试运作这套制度的人最后全都失败,而且惹祸上身。

这个写作计划的真正乐趣,在于综合所有资料的过程。溪流沟渠的水全都汇集成大川,即使处理的是令人沮丧的负面题材,但仍带给作者美学的满足感和特定成就感。我建立出壮阔的视野。3月下旬,我应贺凯教授之邀,前往多伦多,参加他在亚洲研究协会年度会议中的研讨会,报告明代政府组织。在会议中,我在听众之前宣布:“这作品最有趣的部分可能在于综合。重新组合不同的元素时,我们可以从不同角度来欣赏全景。”这种兴奋感源起于以下的发现:原来历史中并没有太多的浪费。乍看之下显得轻浮琐碎、毫不相干的事物,如果全加在一起,也能展示出它们的重要功用。

4月,杰夫放春假。他现在已经快九岁了。由于岳父的病情延长,内人从感恩节起就一直待在田纳西,小儿因此非常想念妈妈。我在这段时间充当单亲家长,有机会了解母姊会、小童子军和小联盟棒球队的活动,并且培养和儿子间的亲密关系。他先前也陪我去加拿大。我决定去哈佛燕京图书馆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时,他再度成为我的旅伴。

对所有的父母来说,他们的子女当然都是独一无二的。我对杰夫的感情更深,原因不只是他是我的独子,而且还因为我们之间有四十九岁的差距。我不知道是他或格尔让我更亲近美国主义。但毫无疑问的是,身为美国儿子的父亲让我自觉到我个人对美国的义务,毕竟美国的未来直接影响我家人的福祉。儿子的生日在7月4日,让这一切显得更有意义。本书也考虑到这些情绪。

在纽普兹,我厌倦做菜时,我们会从麦当劳和肯德基买外食回家,但我们也常从中国餐馆叫外食。杰夫正处于随时想证明自己有用的年龄,他会打电话订木须肉,而餐馆的人都已熟悉他的声音。半个小时后,我们开车去餐馆,他总要我在车子里等,因为他对递钱算零钱的工作已经十分在行。有一天,他拎着食物袋回来时,告诉我,餐馆的人一直问他,“小家伙”,将来长大要当美国人还是中国人。

“你怎么回答?”

“我说:‘当然是美国人。’他们就问我原因。我说:‘首先,我出生在美国,不是在中国。其次,我从来没去过中国。第三,你们讲两种语言,而我只会讲英语。’”

他又问我,我觉得他的回答如何。我说,我觉得他回答得很好。事实上,他自行决定的能力已超越我的预期,内人和我都不曾替他准备这个问题的答案。

令我担心忧虑的,是杰夫的世界。我离世后,他的人生至少还有半世纪之久。我当然也想到他未来的家庭。目前的局势会持续下去吗?这个念头让我很害怕。格尔告诉我,杰夫问她,等到他学会开车时,全世界的石油都用完了,那该怎么办?她叙述时语气平静,但显然透露着极度的关切。我的心里因此蒙上阴影,但也刺激我以浓厚的兴趣去阅读新能源开发的相关报道。同样的,最近热门的议题如生态、核战争、性道德、生态保育等,如果思索每一议题对下一代的影响,就会发觉这些主题具有引人注目的强大吸引力。至于我自己,也以类似的迫切感来对待世界史。对于那些有充分理由嘲笑我自我膨胀的人来说,我的态度自然显得很愚蠢,和我的行业与技艺显得很不相称。但对我来说,历史学不只是行业与技艺而已。或者,换一种略微不同的说法,我开始接触这一行业和技艺,是因为动荡不安的生活造成心灵苦恼。为了寻求问题的解答,我才发现世上所有的事件全都紧密相连,而且,由于距离缩短,重要议题的冲击很少只及于国内,而是会倾向国际化。因此,我们必须更新所有的背景资料,妥善收藏,因为这些事情可以共同影响我们的决策。我无意夸大其辞,只想就我能力所及搜集资料,整合成可读性高的内容,以学生的程度和兴趣为对象,来达成我的任务。即使这样的努力都会遭到很大的阻力,令我十分心烦。我们甚至还没有机会面对毛泽东的独断主义时,就碰到这样的遭遇!不过,幸好我还有《万历十五年》这项计划。它虽然有些偏离,但探讨的仍然是一般主题。一旦出版,书的美学价值可以让我多吸引一些学生来修课,增加我的选修人数。学生都崇拜英雄,急着看老师的书付梓。

九岁的儿子当然不知道,即使我在进行学术研究时,也挂念着他。在多伦多,他忍受亚洲研究协会长达两个半小时的会议。会议于皇家约克饭店举行,我不知道如何安排他整个早上的活动,而且又能与我保持联络,只好让他坐在会场里。在哈佛,他每天听我的指示,从大众街的假日旅馆走到神学街,到达燕京图书馆。他在靠近大理石楼梯的大厅等我一起吃午餐。有一天他等了半小时,我从厚重的玻璃门后方出来时,看到他单脚跳跃,自己消磨时间。最后,我终于完成数日的浏览,借来的书也都放进在哈佛广场买的竹箧中,刚好放进车后的行李箱。我们终于有机会四处观光,正好可以利用开车回家的一整天。

第一站是普利茅茨。我们随着游客的路线登上《五月花二号》,欣赏普利茅茨岩,在普利茅茨殖民村散步。小儿非常高兴,眼睛闪闪发亮,张着嘴巴。但在这种情况下,父母总是受益最多。我童年就听过《五月花号》。《五月花》是我在长沙念六年级时念过的一篇文章。作者看过普利茅茨岩,想像完成旅途的一百多位乘客的心情,想像他们带着行李和粮食上岸,再看一眼将他们与故乡永远分隔的大西洋。当时这篇文章对我并没有太大的启示,因为我不曾去过很远的地方,不曾离开家,不曾看过海,也不曾理解何谓宗教迫害。但五月花这个美丽的名字,却让我印象深刻。和德沃夏克的《新世界》一样,说的是共通的语言,那种冒险奔放又夹杂着多愁善感和神秘的魅力,触动和杰夫年龄相近的中国少年。但历经半世纪和许多体验以后,我很高兴能带年幼的儿子前来瞻仰清教徒的殖民区。有一天他或许可以理解,美国是殖民的国家。我们这些外来的子民不只是一个友善国家的客人,还要以归化公民的身份成为积极的参与者,我们形形色色的背景和经验必须丰富美国的生活。对华裔美国人来说,抱怨不幸的中国佬被别人欺负的时代已经过去。身为少数族裔的我们,有更多的道德负担,必须展示我们的性格和优点。殖民村的设计也让我更确定,自由是超越的因素,没有固定的经济价值。美洲早期的移民必须长时期过着公社般的生活,彼此紧密联系,等到后代子孙才可能冒险进入空旷的原野,满足自己的选择自由、幻想和个人主义。

过了普利茅茨,是一大段的次级公路,直通到秋河(Fall River)。我开车时,杰夫在一旁睡午觉。整个地区人烟稀少,天空阴沉灰暗。我把车停到通腾河(Taunton River)的海岸区,登上“马萨诸塞号”时,行程才又恢复生气。

儿子看到战舰,十分兴奋。他爬上主炮台前的木制台座上,几乎可以轻易钻进十六英寸宽的炮管内。他想操作其中一架高射炮,但坐到位子上却够不到准头,不过他一点也不介意,脸上照样绽放灿烂的笑容。他很高兴地听着我们在门口借来的耳机,可以从中听到录制好的解说,随着脚步的移动而了解各战斗位置。我一直认为战舰像玩具,以前从来不曾登上战舰,只能就手册中的插画和缩小的模型自行想像,不曾想过战舰也可以是游乐场。儿子兴高采烈地四处漫游时,我也变得很兴奋。我后悔没有找他的一些同伴一起玩。如果说我先前顾虑到儿子的教育,不让他接近战争的思想和暗示,此刻也都到九霄云外去了。事实上,我现在想到,战争是场罗曼史。这么一个庞然大物从港口启程远赴战区时,约两千名水兵穿着浆得笔挺的海军喇叭裤,发誓在这艘浮动的要塞上生死与共,这样的场景无疑是冒险的高潮,也具有瞬间的真实感。

然而,我如何教育我的儿子,战争是危险又不人道的事,很少达成解决问题的预期,有时还对无辜人民造成难以计算的痛苦,而且我尽可能要他远离战争,希望他一辈子不要卷进任何战争内?事实上我无法教他。我自己乐于将战舰当成浮动的游乐场,很难说到底是由于好战天性在没有防备时窜出来,或只是纵容的父母讨好子女心切时所产生的无意举动。

数月后,我们一起观赏一部战争片。“爹地,”杰夫问:“钢铁制的船为何会着火?”

我对他解释:“所有东西都会燃烧,完全看温度有多高。一根火柴可以点燃一个火柴盒,但无法点燃一截木头。另一方面,如果把木头丢进火炉,一下子就起火了。发生海战时,弹壳、炸弹或鱼雷直接命中目标时,产生的高温足以使钢片像锡箔纸一样燃烧。如果打中的是油轮或火药库,甚至可能把整艘船的结构变得像大型火柴盒。每个东西都是可燃的,要多热才行?我实在不知道,一定要百万度吧,有时连船下方的水都在沸腾。”

“好吧,”杰夫说:“我知道了。”所以他也受够了。

也许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不是反战的活跃分子,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反而有时候要把战争视为理所当然。以上所描述的地狱般情景够恶心,应该可以冲淡战争很好玩这种想法,毕竟成人常会助长战争是游戏这种念头。

冬天我埋首于《万历十五年》,春天我还在写,一直到1976年夏天,也就是美国立国两百周年,格尔又回来和我们同住到年底,再飞去父亲的病榻旁,尽独生女的责任。

但我写作时碰到困难。我原先以为7月底可以大功告成,但现在已是7月,手上却只有一份草稿,不太确定是否算是完成。到目前为止,我已将各章节分批送给莱特教授。7月底,我写信给他,询问是否能见他,我需要他的帮忙。

我原先打算,以他的影响力,他可以介绍一名编辑给我,比如说是耶鲁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可以建议我如何润饰草稿,以便出书,但我却大失所望。“还没准备好就不能试,绝对不能让自己陷入一开始就两好球的处境。”

但他对我亲切友善。我写信请教他时,他并没有慢慢回信,而是打电话给我,让我决定自己方便的时间。如何到他家?很容易。先到吉尔佛,在高速公路第五十八号出口下交流道,向南开到沙群岬(Sachem Head),大约开三英里路,到达这个滨海的小村后,再打电话给他,他会进一步指点我。但我从加油站打电话给他时,他却坚持亲自来带我。他驾驶一辆跑车,穿着运动装和短裤,从车内走出来时,我发现他穿着沙滩凉鞋,脸和手臂晒成健康的棕色。

他介绍我认识他太太后,就带我进书房,书桌上放了一套十二生肖的雕刻。亚瑟·莱特工作时干净俐落,没有乱放的纸张或翻开的书页。

现在回到正题。我想自己已发掘出一套16世纪明代的翔实资料,西方读者还一无所知,因此我以为多数编辑会深感兴趣。一定有人愿意尽力帮我整理润饰,让书很快就可以付印。我记不起来在哪里看过,但的确有作者碰到这种好运气。莱特提到两好球前告诉我,我的期望不切实际,现在所有的出版商都在寻找编排完整、可以立即出书的文稿。看看史景迁吧,他写康熙皇帝的书立刻就被接受,原因是一切都整整齐齐,没有太多额外的工作。但他即将出版的山东村庄生活一书却碰到困难,还有问题必须解决。今天他就开着自己的小船去长岛湾,以便把一切都想清楚,希望他可以找到灵感。“他当然会找到,”他说。但重点在于,人人都会碰到困难。

我的书稿很糟吗?

不,不糟。事实上,莱特还自作主张,把明将戚继光的那一章给法兰柯看。法兰柯和他一样,都说“非常好”。法兰柯就是贺柏特·法兰柯(Herbert Franke),德国慕尼黑大学中文教授,对中国军事史相当有研究,不久前才到莱特家做客。这时玛雅·莱特进来宣布午餐已经准备好了。她确认先生的说法:“没错,贺柏特。那天他说他想午睡一下,结果没睡成,在看你的文稿!”听起来像是好消息。

午餐是鲔鱼沙拉和青菜,排列得很有艺术气息。餐桌放在阳台上,但只有两个位置。“你们男士自己坐,可以继续你们的话题。”女主人自行告退。

数分钟后,她才又行动,这次手上拿着步枪。莱特屋子的前院是一片美丽的草坪,远处是玛雅的蔬菜区,但却常成为啮齿类动物的食物。我们坐在那里时,正有一只准备出击,莱特太太决心捍卫她的蔬菜,手执致命武器。“两天前她才杀死一只,”莱特悄悄告诉我:“看,来了一只花栗鼠。”他拿着叉子,全神贯注。他低声要我观看,表情活泼生动,对于妻子的运动技能显得又骄傲又开心。但那头啮齿类动物察觉到危险,很快就跑走了。玛雅只好把枪放回枪架上。这时我们才又回到书稿的主题上。哪里不对劲?

“哪里不对劲?在提到首辅时,你竟然插入十页的财政管理,一点也不好读。”

“你觉得要如何改进?”我问。

“我不知道,但一定有方法。”

这样的对话设定会谈的形态。批评又尖锐又一针见血,但补救却要我自己负责。已故的莱特教授耐心阅读我送去的草稿,又以批评的眼光指点问题所在,我欠他许多。《万历十五年》原本打算在每一章讨论一位主要人物。和他谈过后,我重新安排章节,增加一些弹性。历史事件才是重点所在,形式其次。除一位皇帝、两位内阁大学士、一名地方官员、一名将军和一位学者兼哲学家以外,我原本打算再加进一个人物。王世懋也可以算是饱学之士,他是地方官员、书法家和作家,游遍中国,出版过各式各样的书。但他的地缘政治学却夹杂着风水,对植物的研究混合假科学的论点。总之,迷信和荒谬搞砸他所提出的每个聪颖主张。他的宇宙统一观很狭隘,原本决定性的观察变得毫无用处。他的观点显然可以替一个时代增加质感和色彩,应该有助于从特殊角度了解中国的思想史。他和文人官僚的管理一样,显示出无限的广度却极为有限的深度。但我们对这个人的生平所知甚少,无法和书中其他人搭上关系。在考量可读性及一致性之后,我舍他不用。我还做了其他次要的修正。后来我把修正后的文稿给其他知名学者阅读时,书的基本架构已经变更过。我感激亚瑟广博的历史观点,以及他对历史书写的美学要求。

在8月3日那一天,我还向他建议,探讨中国思想家时,不应该把他们说的“善”和“恶”等同于西方哲学家的“存在”和“非存在”。对中国人来说,宇宙的存在是无法争辩的。一旦确定这项议题,传统的思想家运用善恶的基本概念时,无非是建构普遍的个人伦理标准。他们心怀极致简单的目标,希望能透过自然法来划分出可允许的范围,就此取代西方世界所有的司法复杂程度。西方人努力区别“合法”与“不合法”的行为,划分“合乎宪法”和“违宪”的举动。最近许多中国人宣称自己是革命分子,不同意他们的人是反革命分子,这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始简单概念。一切都考虑过后,我不太能接受新儒家是哲学家。只要他们的争论重点是西方的“宪法背后的更高法则”,我们就可以用同样的原始类比,视他们为宪法的法律学家。我从来不知道莱特的反应如何。我刚好把探讨李贽和明代新儒家的这一章放他桌上,请他指点。为满足我的好奇心,我深深感激史景迁教授1976年9月3日的来信,离我与莱特教授的会面刚好相隔一个月。承蒙他应允,我在本书中引用三句话(见后文)来澄清亚瑟的观点。

我在8月3日拜访莱特时,对他处理《中国并不神秘》的不满已搁置一旁。《万历十五年》的撰写既然已近尾声,我非常希望这本书的出版可以促进另一本书也出版。但我仍然不同意他的立场,我认为他不应以负面的力量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他指出桌子后方一叠抽印本,是另一位知名教授的作品,指责中国领域的学术研究参差不齐。但我问他,为何这本书精装出版,另一本则是平装本。“不用担心,我们会射下他们。”他向我保证。

“我担心你射不下这么多,有些已经展翅高飞。”

后来他提议我们在他屋子内外走一走,我再度提起这个话题。我说,许多关于中国的错误观念广为流传,责任都在“我们”身上。“你和我都有责任。”我告诉他。

“我们创造出一个真空地带,你是这个意思吗?”

我说:“对极了。”

话题就此打住。当时我无从想像,这次对话的结束竟成永恒。如果玛雅·莱特说亚瑟喜欢我,我必须问她,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除了坦率以外,亚瑟也很信任他人。我们在他屋子内外散步时,他指出海那头的长岛海岸。他还告诉我许多他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他有一辆跑车,那是他的乐趣所在,仪表板全都是铜制的。不知为什么,他已登广告求售,但他又希望没有买主会来,让他可以一直拥有这辆车。房子的财产税高到令人难以忍受,他可能会拆掉一个多余的车库,降低房屋的整体估价。时间过得很快,夏天就要结束,再四星期后就要回到课堂。我写下那天他告诉我的许多琐事,因为我深信,这些小事绝不会有损他的人格。所有的这一切,加上他对工作、朋友、学生和家人的尽心尽力,构成亚瑟·弗雷德烈克·莱特这个人。他充满活力,决心享受生活的每一秒和每一层面,而且也希望被如此认定和怀念。我对他有特殊的了解方式,不亚于他的朋友。我们都喜欢工作和游乐,工作可能比较重要,但游乐更让人享受。我们都需要一些小小的物质,可以激起我们生命的火花,在一成不变的生活中提供娱乐,满足我们的突发奇想,讨好我们所爱的人。无论是百万富翁的游艇或私家喷射机,或者是平民的二手车或机器脚踏车,都有玩具的功能,很少人能够完全不需要。在确保这些物质上的需要时,我们大多会觉得,有限的资源无法符合不同的需求。在这些方面我完全同意亚瑟。他不以为耻而且没有理由觉得羞耻的事,我也没有理由让他引以为耻。我自己从来不曾想到要过僧侣的刻苦生活,禁欲大师的形象不曾吸引我,不论是做为崇拜或模仿的对象。我自己对历史学的概念也认可物质方面的成就和欲望。也可以说,没有享受就没有历史。我一点也不想说,我现在的贫穷和道德有什么关系,甚至也不方便说。身为家计负担者的我,有时很难面对妻小。之所以发生这些事,原因就在于局势超越我的控制能力。如果我处于亚瑟·莱特的地位,我的行为表现也可能很像他。他的夸耀立即为他的谦虚所冲淡,使他显得更有趣,更令人赞赏。我对格尔叙述上述会面的细节,让她留下深刻的印象。

更动人的是亚瑟对待儿子们的方式。据我所知,其中有一位念桥堡大学(University of Bridgeport)。那天下午,这位干干净净的英俊年轻人在院子除草。亚瑟对他说话,下达额外的吩咐。“他们听吵闹的音乐,有时还带女孩子进房间,”他对我透露:“我不太喜欢这种事,也不知他们母亲如果在世会做何感想。不过我还是宁可他们在家里,至少我可以知道他们在做什么。”

我那天离开时,已过了下午两点。亚瑟走到车子旁,站在我身边道别:“不用担心,我会把李贽那一章撕碎。”他以开玩笑的口吻保证他会读完我最后一部分的草稿,并且会加以评论。这就是我的前辈兼批评家朋友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只剩八天可活。

一星期后,我到剑桥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去还书,格尔和杰夫也同行。我还替亚瑟办一件差事:到图书馆查阅隋朝(他的专业领域)特有度量单位的特殊定义。8月14日星期六早上,我们离开波士顿地区,决定犒赏自己,在周末到沙拉多加泉(Saratoga Springs)去度个小假。当天我没有看《纽约时报》,因此没有看到莱特教授的讣闻。我们赌马时输了一些钱,悠悠闲闲地回家,数天后我才写信给莱特教授,回答他提出的技术性问题。当时我还温和提醒他,我不曾忘记《中国并不神秘》。回答就是莱特太太的电话:“他很喜欢你,知道你要来访时非常兴奋。”

“我很难过,莱特太太,”我说:“你知道我们彼此怀有好感。”

我有幸受邀参加10月在耶鲁的追悼会,正好坐在费正清教授和牟复礼教授的正后方。现在我有更多理由将亚瑟·莱特当成已经失去的朋友,因为史景迁的部分来信(如上述)如下:

我想向你确定,亚瑟·莱特对你的作品非常有兴趣。在他去世前不久,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兴致勃勃地说,你认为晚明的新儒学欠缺想像力和完整性,他深感兴趣。

我知道你和我一样悲悼他的去世。他是个温暖又亲切的人,尽职的学者,出色而负责的教师。

确定的是,耶鲁大学查尔斯·西蒙讲座的历史教授亚瑟·莱特,哀叹暑假即将结束,在生命中的最后八天的确花了时间阅读我的李贽一章。各种迹象显示,他已准备好要给我建议及鼓励。

莱特已逝,我于是重新修正《中国并不神秘》,希望能出书,这次是向费正清教授寻求协助和支援。如果这显得很不可思议,迫使我采取此一行动的情势更加匪夷所思。

1976年不只失去莱特教授。上半年周恩来死于北京,9月时则是毛泽东辞世。又过了一个月左右,“四人帮”被逮捕。但令人难以相信的是,虽然发生这些大事,纽普兹的中国研究却面临空前的挫败。由于经费的削减,亚洲研究系的全职教员从八位减成四位。我在劳动节前夕回到校园时,发现系主任已经辞职,回到他以前待过的政治科学系,是校内FTE较高的系之一。包括我在内的其余三个人都成为不属于任何系的教授。既然亚洲研究系已经形同解散,系上的学生要么转系,要么就转校。我无法从历史系得到帮助,他们要面临自己的FTE问题。历史系不可能欢迎我,因为我的FTE纪录不良,但如果没有任何系支持我,我的FTE会更低。在我休假的春季学期时,校方实施分散课程的新计划。每名学生除了所谓主修的必修课程外,还必须从人文、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等三大类别中选修许多学分。但不是每门课都可以算是分散的选修课。委员会拟出一张合格名单,详列三大类别之下的课程。由于我不属于委员中的任何学系,包括中国历史等基本课程在内的大多数课程,都没有列在这张表上。也就是说,学生修我的三学分课程时,等于丧失他可以用来符合必修规定的时间。“不用担心,”行政人员说:“这个领域很重要。我们会想出解决方法。”但行政人员自己也有压力,他们必须和控制大部分FTE的科系秘密会商,教职员可以借秘密投票的方式评量他们的表现。就像公司的管理阶层一样,大股东有权借投票逼迫他们下台。

我必须靠自己,我需要更多的学生。出书不一定能保证学生人数增加,但由于没有系主任或系办公室或秘书来帮我联系学生,我只能用出书来吸引学生。对纽普兹的学生而言,我的税制和专论太过遥远,“超越他们的水准”。《中国并不神秘》和《万历十五年》才是他们可以使用的阅读教材。既然《万历十五年》还需要整理润色一番,显然有必要重新努力将《中国并不神秘》付印。毛泽东的去世,有助于书的适时出版,似乎显示新时代已经降临。

我重敲费正清这一扇门,必须稍作解释:《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时,我在前言中感谢他的个人教导,以及我从哈佛东亚研究领到的研究经费。我立刻送他一本书,表达我的“推崇、敬意和感激”。他回信表示,他认为这本书是“凭明智又辛苦的努力”所取得的成就。我到多伦多参加讨论会时,他就坐在我的正前方。麦克风功能不佳,我不完美的表达方式让情况显得更糟。但遇到很幽默的段落时,我听到他的咯咯笑声,让我觉得和他很亲近。大会后我写信给他,重申我以前的想法:我从他的写作中建立起自己对中国历史的概念。这次他承认我是他“智识上的传人”。无论如何,请他替《中国并不神秘》写序暗示,我利用他的友善。但从我的观点来看,这也达成我的目的:消除为上一本书争议所引起的不快。他一定了解,我没有理由故意触怒他,因为毫无意义可言。我只是想让这份文稿有复活的机会。显然他已经不计较过去的事。这时我如果请他支持我投入心血的另一本书,应该可以产生善意。我虽然投机,但却没有恶意。

一开始,我写了一封长信给费正清。用单行打字的这封信长达五页,花了我两天的工夫。我提到《中国并不神秘》的性质及目前状况,提到编辑K喜欢它,但没有提到亚瑟·莱特先前的否定,因为我想稍后再告诉他所有的细节。我向他解释,为何这本书很重要:“它也许可以吸引更多大学生进入我们这一行,甚至可以因此挽救我的工作。”在列举现有教科书的缺点时,我大胆地说:“容我放肆,《大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也包括在内。”这本书是他和赖肖尔(Edwin O.Reischauer)教授的共同作品。但我随后修正我的立场。我说,我打算出的这本书比较适合纽普兹等二流学校的大学生,不太适合哈佛和耶鲁等名校,而在“简洁的提纲”中的许多观察都源于他自己的博学基础。我接着紧扣求他作序的主题,我向他建议,他可以用不同方式来写序。如果他喜欢我的文稿,他可以写一篇相当长度的专文,让我的文字显得像在阐述及延伸他的主题。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重新安排版税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也欢迎他以批判的角度写一篇短序,点出意见不同之处、我作品的臆说本质及可能的改进之道。

我打完这封信、签名、影印、放进贴好邮票的信封中,但没有密封。在最后一页的页底有一行字:副本:编辑K和他的公司。我已经与K约好见面。请费正清博士帮忙的念头全来自于K一年多前写给我的信,他在信中说,为了让《中国并不神秘》顺利出版,作者必须“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他又说,太糟了,我“刚好不是费正清或富路德”。以合乎逻辑的方式推论可以得知:如果得到两人中任何一人的背书,书稿虽然麻烦丛生,但背后的权威问题就可以解决。后来我对K透露,我和富路德博士比较亲近,但我实在很想获得费正清博士的肯定。

在K的办公室,我忽然觉得不安。我在数天前打电话订会面时间时,并没有告诉他来访的目的。等到第一次和这位能干的编辑面对面时,我才提到此行的目的,请他协助我。我让他阅读没有密封的信,等于是提议:让他拒绝不止一次的书稿起死回生。我对K永无止境的耐心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今天我仍然很欣赏他的这项特质。

起初他一点也不相信。“费正清,”他提高音量:“最近我经手三本中国的书,有两本是他写的序!”数秒钟后,他又重复这句话。

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吗?我这么想。但在我想要回话时,他已看到信的第三页。他阅读的速度很快。他继续看下去,态度愈来愈肯定。“这封信写得很好,”他说:“我看不出有何不妥。我们寄去看看他的反应好了。”他看完信后,更加确定。他把原信递还给我,我用舌头舔湿信封上的黏胶,密封后就丢到他桌上标明“出”的篮子中。随后我把影本给他,让他存档。

正事谈完后,我在椅子上坐下来,许多来访的作者一定都坐在这张椅子上和K聊天。他向我抱怨:“你们这些人都不知这一行会牵涉到什么。你们只会说,去做吧,出书吧,完全不知道可能陷入什么处境!”我告诉他,我现在已经清楚状况了。自从《中国并不神秘》第一次被他拒绝后,我曾写信给其他出版社,只有一家大学出版社和一家商业出版社愿意看一看我的书稿。但他们全都拒绝了,包裹以最快的速度回到我身边。不过,就主题来说,其间存着很大的鸿沟,如果有人能加以填补,一定可以从中获利。我们可以想想影印技术刚发明时,很多商业公司根本没兴趣。接下来,亚瑟·莱特成为我们讨论的话题。他以很奇怪的方式让我们聚在一起。我告诉K,基于我最后一次拜会莱特的观察,如果我还有一次机会和他从容会谈,也许我可以说服他支持《中国并不神秘》出书的必要性。K先生送我搭电梯时说:“如果他的反应是正面的,我们可以避免重复做过的事。”我没有问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只能猜想,也许这本书就可以在出版社内畅行无阻,不必再经过编辑会议或销售人员。这时我已更加了解K的性格:他相当谨慎,但一旦下定决心,就会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他告诉我,他不喜欢这本书稿的开头部分,似乎和时事纠缠不清。这句话让我想到,他对编辑修改的程度已有腹案。他已经预先想到技术上的细节,真是好兆头。在回家的路上,我横靠在巴士的座位上,充分利用邻座无人的好处。我看到路边的紫色苜蓿花盛开,秋天早已经降临。这本还没出版的书稿已经拖了两年多!如果从此刻起一切都能顺利,也许在春季可以出版。第二天,我在课堂上向学生提到,我在前一天和我的编辑进行有趣的对话。只有格尔提醒我:“不要言之过早,一切还没有成定局!”

在耶鲁举行的亚瑟·莱特追悼会上,我就坐在费正清教授夫妇的正后方。我的信才寄出去几天,显然他已经看过,但还没回信给我。我不想造成催促他的印象,于是在追悼会后我极力避开人群,只和莱特太太说几句话,又和史景迁匆匆打招呼,就迅速离开会场。

我在数天后收到费正清的回信。他说,我的提议很有趣,他很可能接受。他当然会支持我出书,但还可以考虑另外一种可能:“我比较希望你请杜艾特·柏金斯写序。”无论如何,他都很乐意看看文稿,再决定他是否可以写出最适合我的序。所以我把书稿寄给他,附加一篇李约瑟和我合著专文的抽印本。这篇专文的价值在于,文中揭示的经济思想再度出现在我的书稿中。那篇专文业已经过剑桥大学琼安·罗宾逊(Joan Robinson)教授等五位知名学者的评论,因此至少可以保证,我的基本经济学知识不至于颠三倒四。我实在应该懊悔自己行动太过匆促。我完全照字面上解读他的来信,因此使尽全力展现我的技术能力。也因为如此,我的信再度触及哈佛专家的权威,重燃六年前在哈佛所引发的争议。这一次我寄出文稿后,又过了数星期,却音讯杳然。我拿出旧信仔细研究,发现费正清写的每一封信都不同于我上次看到的内容。但我必须说,我觉得很困惑。我已出版的税制专书已说明我的立场。以柏金斯的地位,我穷毕生之力也无法企及,他的地位绝对不会受到威胁。为了六年前所发生的事,我已经亲自站在费正清博士前请他原谅,他也向我确认不会造成伤害。这次还要牵扯到多年前的事,让我深感意外。

我和费正清博士的关系不曾踏上正轨。我们两人都已跨过文化的疆界,由于都已经接纳对方的社会习俗,因此彼此间更难预测对方的行为模式。我羡慕玛丽·莱特和白修德等他早期的门生,可以有机会长期密切跟随他学习和工作。基本上来说,他是很情绪化的人,对朋友和学生好到极点。我遇见他时,哈佛的学术阶级制度已经建立,而且我又一再犯错,在他面前显得像肆无忌惮的取巧者,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他人死活。如果他指控我背叛,我只能无言以对。一些误解更使关系雪上加霜。1971年,我要升为纽普兹的正教授时,系主任钱宁·连恩(Channing Liem)博士出于对我的好意,邀请费正清来评论我的学术水准和价值。在通常的情况下,校外的评审都是由候选人自己寻找,因为候选人有权找到最利于自己的推荐人。但连恩甚至没有事先知会我他要找费正清,等收到费正清的推荐函时,他才告诉我。我如果事先知道,一定会阻止他,因为就在这一年的春天,我才因为税制专书的事和哈佛处得不愉快。如果还希望费正清博士给予好评,此时并不是恰当的时机。即使是我最亲近的朋友也不知道,我的视力很差,影像投射在视网膜的时间比多数人晚。在公共场合,我不止一次似乎对费正清博士故意视若无睹。等我发现时,已经太迟了,他的头已经转向别处。在求他写序时,自恋也是错误心理的重要一环。在和K往返通信后,我深信自己的书稿很有价值,认定已经被一家素负盛名的商业出版社所接受。我以为,既然书本身的水准很高,扮演辅导角色的人一定也觉得很满意。我打从内心认为,请费正清写序的同时,我多少也替自己赎罪。我以为他可以同时支持柏金斯和我,也因此,我忽略信中提到柏金斯的部分。我显然已经犯下僭越的大错。

最近我再度告诉费正清,我不同意他的观点,尤其是读完他的近著《中国行》(Chinabound)以后。在他的新书中,解读中国历史的目的在于替美国的外交政策辩护。这种偏差导致史观过于肤浅,无法和中国问题的深度相提并论。我们可以说,中国这个前工业社会自行发展,最后就形成中国历史,但如果只站在学科的角度来看问题,中国历史就会被迫充斥着只有西方学者才懂的批评。如此分析之下,中国的特色完全丧失殆尽。情势如此,我除了口头说说之外,无法表达个人对费公的感激。如果我无法出书,我就是没有影子的人。我不清楚费正清博士自己知不知道,他只要不去积极支持一项计划,出版社就会感到迟疑,不知是否要帮忙一位非正统的作者去找出“马丁·路德的九十五点主张”,且引用已故莱特教授的比喻。

1976年,哈佛仍然迟迟没有消息,我忧心忡忡,格尔怒气冲冲。我开始察觉,自己再度犯下滔天大错。“如果他拒绝写序,”内人仍然愤愤不平:“他应该退回文稿,至少写信解释为什么不能写序。”感恩节届临时,她建议我去哈佛找费正清谈。但由于亚瑟·莱特的先例,我了解到这些事牵涉到不同的层面。就个人来说,我仍然是肆无忌惮、自私自利的人,在这一番徒劳无功后更显得如此。如果我没有得到回答,原因就是不配得到回答。

那一年年底,我打电话给K,我说自己还没接到费正清的回信,并确定他那边也是音讯全无。这通电话确定《中国并不神秘》的第三次葬礼。我们达成共识,如果有一名权威强力背书,这项计划就可能复活。事实上,这份书稿显然已碰到三个好球:快速球、内角球和变化球。有时我很希望,我们的领域能像核物理学一样容忍修正主义,也就是说,领袖级权威人士的理论被地位较低的人修正时,不会觉得受到恶意的攻讦,至少他们事后可以维持友善的关系。真正的问题在于,就对公共事务的冲击来说,了解中国的重要性并不太亚于核物理。

长春藤联盟的精英同行宁可维持知识阶级内的现状,我理解这一点背后的逻辑,但我也希望他们可以想像金字塔底层的状况。如果他们愿意尝试,也许就会更同情我的奋斗。

华勒斯是我替一名我在纽普兹的学生所取的假名。他选修我的中国现代史课程时,大约是二十岁。他连续两星期缺课后,我建议我们应该谈谈他的课业。他既不是生病,也不是临时有事不能上课,他只是早就了解课程内容。国共内战时,他的叔叔人在中国境内,亲眼看到发生的一切。“国民党人腐败透了,”他语气傲慢。

“真是的,华利。我在课堂上提到我曾替国民党做事、但我无意挑衅,也许我们是腐化没错,但这个时期还有许多内容。我已经对班上的学生分析过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和后果。你念过指定教材了吗?和同学借笔记了吗?我可以问你一些问题吗?”

华勒斯这时反守为攻,他显然相当不高兴,但不敢看我:“国民党的军队抢走农民的食物和土地,和军阀没什么两样,如果这不叫腐败,那叫什么?”

“也有土地吗?”我很惊讶,自己居然这么有耐心:“没关系,华利。我希望你的学习能多一些内容。如果你想说蒋介石是军阀,没问题,许多美国人都这么想。但我教的是历史课,我希望你能进入历史中,即使你只能抓到皮毛,我也很欣慰。现在让我问你。翁文灏是一流地质学家。王云五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胡适是世界知名的作家和教育家。王宠惠是获得全球肯定的法学家,曾经担任海牙国际法庭的法官。这些杰出人士都替蒋介石做事,为什么?为什么蒋的政府会以失败收场?除了腐败以外,你还能再举出其他原因吗?也许可以从组织的角度,有些地方出了差错……”

华勒斯仍然没有看我,眼睛不停转动。“我叔叔说,”他又说:“国民党人只想保住自己的官位,其他什么都不关心。”

在这次讨论后,华勒斯来上了数堂课,之后又消失了。到学期末,他上课的时数约为全部的三分之一。我对学生宣布,如果他们满意自己的期中考成绩,可以用写报告来代替期末考,否则他们就必须考期末考。华勒斯来问我,是否可以给他Ⅰ(代表不完整)的成绩,因为他连期中考都没参加。我告诉他,Ⅰ的评等非常危险,除非在下学期的前六个星期内通过补考,否则注册组会自动把Ⅰ变成F,就是死当。但华勒斯坚持要我给他Ⅰ。他当然再也没有回来找我。这种例子层出不穷,无法完全避免,但数目应该可以减少。如果我们没有任意宣扬这么多粗糙原始、简单容易、似是而非、彼此关系薄弱的观念,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中西方的不同,让学生产生组织感,帮助他们解决问题,如果我们发挥历史学家的功能,提供较多推论,减少抱怨,把焦点放在如何重建历史事件,而非情绪化的面对历史事件,学生和一般大众就不会相信:一个道德指控可以抵上五年的学习。华勒斯的例子让我耿耿于怀。不论他的叔叔是谁,这位仁兄应该可以先读过中国历史后再冒充权威。他的侄子缺乏学习的意愿,被误导而相信:中国历史不过是一则《伊索寓言》。后来碰到类似情况时,我会劝学生退选,这次事件是部分原因。当掉学生不会让我有成就感。

由于哈格提时代对国际研究领域的重视,直到70年代末期,纽普兹仍然吸引很多外国学生。有一次我们听说,一名校友变成某个国家的革命分子,这个国家到底在哪里,要查世界地图才知道。这件趣闻导致下列对话,发生于我和一名来自非洲新兴国家的学生之间:

“亚连,”我说:“我给美国学生评分,心中并没有太大的负担。这些分数会登记在成绩单上。理论上,较好的成绩会通往较好的工作,或是让他们申请较好的研究所,之后理论上也会有更好的工作。这是出于经济上的考量。如果运气好,这些A或B可以转换成美元和美分。同样的,如果我给的分数过高,他们可能以后要付出代价,例如被开除。但这些都是假设性的状况,机会其实相当渺茫,我不必担心到失眠,应该不用吧?但对你们来说,情况完全不同。你们并不是要找高薪的工作,而是要肩负领导者的角色。否则,为何政府送你们到国外念书,而且是送到美国?告诉我,你们有多少人享有这个特权?只有少数人或很多人?如果说现在站在我前面的是未来的总理或副总统,我也不会惊讶。但背后潜藏很大的危险,亚连。”

我的学生毫不动容,只是认真望着我。我继续说:

“危险在哪里呢?说来容易。你的国家和中国一样,都还在重建的阶段,局势不免动荡不安。如果你踏错一步,可能会被吊死或枪杀。我前几天告诉亚布—吉达:如果你们答错,我应该当掉你们,因为美国学生可能因为一个错误而丢掉工作,但你们却可能丢掉生命!”

亚连露齿而笑,以为我说得太夸张。“黄博士,”他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我认为情况不至于这么严重。”

“没有吗?”我问:“你告诉我,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埃塞俄比亚也是半封建半殖民的国家。你开始两相比较,发生在中国的事也会发生在埃塞俄比亚……”

亚连否认。他说,他的意思没有这么简单。我无视于他的异议,我告诉他,他想用其他人的口号来解决自己的问题。我又建议他阅读亚瑟·韦利的《中国古代的三种思潮》(Three Ways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但大多数修中国现代史的学生不屑浪费时间去读。我要他思考孟子的一段话如何影响毛泽东的运动。孟子呼吁全国维持最低生活水准,人人才能温饱。我告诉他,两千多年来,中国每个初学识字的儿童几乎都能背诵这段话。这段故事的教训是,毛的成功在于他有能力去发掘多数人忽略的潜藏力量,而辞藻不过是最不重要的一环。

这番话能不能发挥功用,还有待观察。清楚的是,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我独自一人恳求我们这个领域的权威修改现有形式,让教材多一些内容,但我的努力徒劳无功,就像撞到一堵水泥墙一样。事实上,在修正旧有的形式以前,新形式的教材出现在校园中,更从根削减我的教学能力,威胁我的生存机会。

纽普兹的同事新增一些中国相关课程:中国的教育、中国的女性、中国的经济、中国的农民运动、中国的教育等等。这些课程大多属于“选修主题”,任何人只要想开一门课,不必事先请教他人。如此一来,中国的研究是否可以如我所愿,扩大范围、增添新意、摆脱停滞不前的状态、启发学生和教师?如果是就好了!

送到福特基金会的《林北克报告》(Lindbeck Report)达成惊人的目的:我的主张几乎无用武之地。这份报告告诉大家:中国可以被利用。事实上,所有讨论毛泽东道德的课程全都利用这位伟大的舵手,无一例外。课程进展时,教师的高贵情操被广为宣传,学生被催眠,从中滋生的对话不仅能赢取同情,而且能安抚不知为什么原因(但肯定和中国无关)而愤懑填膺的年轻一代。中国相关课程不断出现,毛泽东成为提振FTE的有效良方。只要天真而不加批判地支持他,教师的选课人数就可以增加。这情况不仅限于纽普兹,也出现在长春藤联盟等主要学府。

我对学生解释,“封建主义”不能适用于中国的现代史,但一位没有接受中国史学训练的同仁却在教五四运动,还指出是五四终结中国的封建时期,时间是在1919年。我提到,事实上中国当前的经济政策反映出已回归传统重心,也就是注重同质性和一致性,但我的一位同事却用尽经济术语来称颂“中国模式”,据说比“苏联模式”强多了。我还算了解学生,要他们读威廉·辛顿的《翻身》。书中提到,充满革命情操的中国青年用树枝勾住帽子,迈开大步去参与土地改革时,边走边摇晃着帽子。学生读到这段都很着迷,但他们没有耐心去看农民如何计算工资和获利,尽管公式中用到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我也还算了解我的同事。至少有一名是真心诚意推崇马克思,即使不够世故。其他人在课堂上勾勒超级进步的主张后,会聚在一起讨论如何使家中的厨房更加现代化,例如腰部以上的地方都贴上塑料板。

新式教育的影响如何,可以从我的一名学生身上看到,姑且称她为东妮。东妮修了数科进步的课程。此外,她替校刊《神谕》工作,还可以领到薪水。但这时我已养成习惯,只要学生连续缺席几次,我就设法联络他们。我的学生一开始就很少,可不能再丢掉任何一个。我的课和其他人大不相同,别地方的优等在我这里不一定吃得开。但我也无意当掉他们,因为他们不好过,我也必须承认教学不力。我会打电话到宿舍去,有时去校园中的餐厅找人,了解问题出在哪里。我在《神谕》的办公室找到东妮,她同意喝杯咖啡谈谈。

我问她是否生病,她说不是。我问她知不知道自己已经缺课快三星期,她不说话。我提醒她,课程上已开始讨论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许她会有兴趣。她对时事如此有兴趣,也许这堂课有益于她的未来。我说,我对这主题不是全无准备,我认识教科书中提到的人物,其中有些还相当熟悉。我向她保证,我不想让这主题变成左派或右派的路线。我又说,教科书将读者的注意力转到关键人物的言辞争论,但从史学家的观点来看,这些不过是其次。观察的重点在于,“文化大革命”的现象揭露中国的基本弱点。公众利益的务实议题无法就事论事加以辩论,而必须转换成道德议题和抽象概念,这就显示上层结构和下层结构之间欠缺必需的机制。这时东妮打断我。如果我的立场是如此,如何可以自称为超党派呢?我一定是站在批判的角度。

我告诉她,我的确站在批判的角度,但并不是负面的批判。我认为必需的机制可以发明和设立。事实上,中国人必须从“文化大革命”学到客观的教训,必须划清何谓公共领域,何谓可容许的私人利益。我始终很乐观,因为我把中国一百五十年来的奋斗视为一段很长的转化期,在其中没有一件事会重复。在目前的情况下,只欠缺某些成分,但以前的政治体却容不下任何外来成分,只会产生激烈的反应。这两种情况有天壤之别。各种迹象显示,中国的革命即将完成。我们可以开始预期革命意识形态会进行修正,现在再也不能旧调重弹。

我们结束讨论时,东妮原谅我这位老古板的教师,因为我显然侵犯她的隐私,居然对她进行纪律方面的审判。她还自动透露,她并不进步,也不激进,只是觉得疲倦无聊而已。她又要上课,又要工作,之所以选这些课,不过是为了累积学分,以便拿学位。她所求于纽普兹的,无非是一纸文凭,让她可以找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许是到西岸去。她的招认让我无言以对,但我并不觉得意外。我记得《神谕》办公室内还有四五名学生,全都坐在那里,百无聊赖。一名学生的帽子上还有一颗红星。空间内挤满了人,没有任何人在工作、阅读或进行活泼的对话。他们全都显得无聊而疲倦。我曾看过许多革命分子,全都真材实料,根本不像这群人这么可悲。

1977年和1978年,纽普兹学生人数和我的FTE都持续下滑。我对中国历史的诠释更因时事而增添价值,但却不敌外在的现实。负责任的学生向我抱怨,宿舍里太过吵闹喧嚣,再也无法念书。懒惰的学生持续扰乱我上课,有一名学生已经缺席两星期,竟然在课堂上要我简述前两堂的内容。如果不回答这种扰乱秩序的问题,只会弘扬我心胸褊狭的名声。但很少有学生想到,他们会降低认真用功学生的士气,毕竟有些学生和我一样,情势虽然恶劣,却仍然希望有所作为。有一天,一名女学生跑来建议我,不要对学生的出席率太认真,因为她修的另一门课有五十名学生,但天气晴朗时却只有十名学生来上课。我告诉她,如果十名学生都能固定来上课,就是一个理想的班级。但只有六到十来名学生选我的课,一半以上消失得无影无踪,或是不定期来上课,我根本无法准备教材,不知该针对谁的水准上课。我提醒她,如果学生具备一定背景,情况就不会如此无助,我甚至可以即席上课。但我所有的课都是基础层次,缺席只会造成更多的脱序。我知道,剑桥的大学生没有义务去听课,但他们跟着导师学习,为标准考试做准备。那些上课的教师也是因为学识丰富而取得任教资格,不会受制于FTE。不论是什么制度,你都必须加以因应。

从1977年春季的学期起,我就写信给常缺课的学生,劝他们退选,让其余学生上起课来更顺利,更有凝聚力。我总共寄出十五封信。我和直属上司文理学院院长讨论过这件事以后,就把信件的标准格式送到他的办公室,以便存档。后来我被解聘时,我写信给纽约州立大学副校长克里夫顿·华顿,连这种信的影本也一并寄给他。

纽普兹行政人员希望借助考察小组来挽救中国研究课程。他们邀请三位其他大学的专家组成考察小组,调查我们的资源及运作情况,并提出建议。他们的报告理应公正无私又专业,希望能借此支援行政人员采取建设性的行动。考察小组果然成立,完成调查,还发布一份赞许有加的报告。但纽普兹此时欠缺的并非以理性及逻辑评估局势的能力,而是行政人员缺乏权威和力量,无法执行合理且合逻辑的决策,而包括主宰FTE人士等全体教职员也欠缺遵守决策的习惯。凡此种种,身为外人的考察小组并无法提供。小组的建议绝不可具备法院命令的强制效果,甚至也没有仲裁的约束力。结果造成报告大半时候被忽略,后来就学人数刚有起色时,行政人员却必须解散整个计划,和三位学者提出的建议背道而驰。

但我在校园内也面临个人的困窘。我抱怨得不到同事的帮助或支持,也无法说服他们,我的历史观有利于整个行业。我的FTE不但跌到可笑的水准,而且五年来一直都没有出版书。在税制专书出版后,我就再也没有出书。同事已开始传言,我虽然写出两部书稿,却缺乏付梓的价值。批评我的人并不了解《中国并不神秘》胎死腹中的由来,也不清楚《万历十五年》的困难所在,也就是大学出版社认为应交由商业出版社,而商业出版社认为应归属大学出版社。说来讽刺,直到1978年12月,在纪念亚瑟·莱特遗著《隋朝》出版时,我才又把文稿交给耶鲁,书终于找到知名的出版社。但《万历十五年》的书稿被接纳时,已经是我收到纽普兹遣散通知的六个月后,出书时我更已离开纽普兹了。这本书被译成数种语言,但那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