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大历史观点在美国麻省的剑桥碰到严重考验。这件事让我至今仍无法释怀，不过也让我坚定意志，决定继续固守我的立场。和十二年后的今天相比，当时的我还不清楚事件的真正意义。我必须从我的角度来说明这件事，原因不只是因为这是我回忆录中重要的一章，而且还因为牵涉到与美国研究中国的权威学者意见相左。我非常崇拜他，也相当感激他，虽然道出这件事的始末可能会引起更多的不愉快。
我在中国时，并不熟悉费正清这个名字。身为国民党下级军官的我，接触的都是学界以外的人。但我成为密西根大学历史系学生时，就常常听到他的大名。我的博士论文指导老师费维恺和余英时教授都是费正清的学生。在此之前，从大学时的指定作业、杂志文章、书评，透过与教师同学之间的正式或非正式谈话等等方式，我就已了解并拜读过他的著作。如果有人要认真研究中国问题，却忽略费正清这个开路先锋，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
我也不能否认，我自己的史观是建立在费正清打造的大架构上。有时我扪心自问：如果剔除费正清先发展出来的概念，我不确定自己的文章中还剩多少内容。他的划时代巨著《美国与中国》（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让我大开眼界，尤其是1948年的初版。透过费正清的作品，我才学到将中国国家和社会视为和西方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的意识形态已经过时，政府运作比现代西方国家肤浅。中国人民的性格内向又不具竞争性，为了与非中国文化共存，不论对象是以前的蛮夷或是后来的现代殖民强权，中国总是试着建立一个孤立的缓冲区，有时还透过外国人的帮助，如此一来就可以过滤双方的接触，减少不安的冲击。如果没有哈佛许多学子敬称的“费公”，我无法想像自己如何发展出一套连贯的中国历史主题，不论是传统或现代史。此外，在我分析中国事务时，我也尝试让物质生活与当时盛行的思想相互交织，这无疑也是受到费正清的影响。
我们意见的差异源于一个信念：在判断外国文化——以中国传统为例——时，我们必须保留道德判断，直到充分考量所有的技术层次问题为止。说也奇怪，道德是人类事务的绝对标准，但就历史层面来看，道德却既抽象又随情境而变化。在大历史中，道德标准如何适用于特定例子，必须视时间和局势而定。我们虽然厌恶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做法，但又不能用道德来要求历史人物达成不可能的任务。也就是说，原则上道德判断必须在可行性层面之前，但就优先顺序而言，又必须置于时空背景之后。
我不曾直接和费正清博士讨论这个主题，我和他的意见相左却导源于此。十二年前我还无法理解其微妙之处，但我却顽固违背他的期望，当然令他不快，我却也没有因此而高兴。当时我在他赞助之下撰写明代政府财政的专书，可以说是以荒谬的制度为研究主题。在撰写过程中浮现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深入挖掘并思考这套荒谬制度背后的逻辑？或是运用今日的经济学知识直接抨击其荒谬？当时还不清楚的是，如果循后者的途径，我们就会将技术问题转变成道德问题。中央集权化管理已超越所需的技术支援，这个基本议题暂且不论，我们可能发现无数的明代官员都贪污无能。基本上这虽然不算错，但特别强调也无助于我们的知识。如果这项发现应用于当代中国，更可能造成严重的扭曲。我们将无视于背景因素，看不到中国领导人继承无法运作的制度，只会指责他们模仿祖先，贪污无能到无可救药的地步。
将道德判断置于技术层面之前，是美国外交事务常有意外挫败的主因之一，尤其是美国外交官事实上并没有恶意。已故的史迪威将军在他的日记中透露对中国精神的称赞。他在战时目睹，由于情势所逼，一整连的士兵必须推动一长串的载货火车。远远看去，这个长方形的物体就像有无数只脚的蜈蚣缓缓移动。他说，有这样的精神，中国一定可以打败日本。将军似乎因这个实例而想到，中国必须以人力来弥补技术上的差距。但是，面临绝境的蒋介石必须牺牲中国最好的军队（有些是西方特派员所说的“蒋家军”），以宣传这样的精神，达到赢取西方支持的目的，基本上是以战略物资的形式来支援。史迪威却几乎把蒋视为不道德的人物，更在中国人面前挑战他的领导权，因此打击他自己所盛赞的精神。无论是结交朋友或想影响他人，运用这种方式并不可能奏效。
费正清博士并不喜欢别人提到“美国帝国主义”。身为已归化公民的我，也不太乐意见到这个不名誉的标签，因为简直暗示我出于自由意志而选择坏人的阵营。但痛苦的事实是，在今日的世界，帝国主义一词却被开发中国家广泛使用。开发中国家极力保卫自己国家的权益，其程度超过我们愿意承认的地步。如果以污蔑之名加诸他们，这种过度反应并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而且我们那些在海外不受拘束的机构是否怀有高尚的道德，我们也无法肯定。举例来说，所谓的自由贸易，就是美国企业可以只付低廉的工资，让那些未开发国家的顶尖人才沦为买办阶层，或是借电话和电报出清一个国家内主要商品的存货，因为控股公司在美国拥有账面资产而有恃无恐。种种可能性导致许多国家抗拒美国的影响，这对我们应该是警讯，要我们不能要求其他国家一味模仿我们，违背他们自己较佳的判断力，警惕我们不能未经全盘思考就批评他人，即使是过去的历史也不行。
这些误解可以透过大历史轻易解决。必须记住的是，在经济发展史上，美国是特例，不是典型。在独立宣言前夕，英属殖民地的这群人已经采纳了母国的法律制度，设法使农业配合刚萌芽的工业和商业（见其后的英国章节）。在其后的岁月，美国扩大其组织能力，将国家经济的所有部门都置于同样的货币管理之下，并应用到广大的国土上，其间很少受到外国势力的干涉。然而，这并非说美国从此一帆风顺，不用经过挣扎奋斗。在新的共和国体制建立后不久，就爆发谢斯叛乱（Shays's Rebellion）和威士忌叛乱（Whiskey Rebellion），都因税制而起。强制禁运引爆1812年战争，关税纷争导致卡虎废法（Calhoun's Nullification），废奴和各州权利法（State Rights）将国家精英送上战场打内战。所争论的议题包括钱、种族、银行、移民法、累进税制、信用破产、劳工工会、州际贸易、福利和各式各样的社会立法。不过，也因为有这些争议，美国才能成为已开发国家，并且是全球最先进的国家。由于进行改革、重新调适及协调，美国经济鼓励最先进的部门继续精进。开发中国家之所以未开发，是因为并没有做好上述或类似的准备，原因不难想见是出于深藏于地理历史中的因素，以致国家无法采用明显易见的选择。如果没有考虑这些背景因素，直接以美国来比较，等于暗示赢家道德优越，而输家不理性又笨拙。因此，到海外狂热促销美国主义的热心人士常无功而返，在某些极端例子中，他们反而像是成熟听众面前的无知狂童。
虽说如此，但这番话已超越了我与费正清博士的争议。此处描述的粗心并非他的性格。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对无暇深思的同胞发表类似的诉求。此外，就引起争论的那本书来说，我仍然我行我素，最后书并非由哈佛出版。我在此处添加上一段说明，原因是经过反省及清晰的思考后，我开始了解到，十二年前意见不同的内涵远超过我当时的理解。不安的处境让我重新检视自己的地位，让我清楚意识到，20世纪的中国领导者必须面临技术的困难。这个领悟并没有让我丧失信心，反而有助于历史的长期合理性，因而强化我的乐观心态，这和费正清博士的充满希望并不矛盾。
在费正清面前或背后，我常自认是他的门生。即使我不敢猜测我是否达成他的期望，我还是自我安慰：高徒不一定要永远同意名师的意见。费正清自己就和他的老师蒋廷黻博士相左过，但直到今天他对蒋还是十分敬爱。他的爱徒之一白修德和赞助人哈利·鲁斯之间，意见更是分歧得厉害。白修德的回忆录显示，两人之间仍是彼此敬爱。站在我的观点，卡在我和恩师之间的，是学术圈和部分出版社的习惯。我们都是受害人，有必要予以揭露。
我决定写一本明代税制和政府财政的专书，当时是1966年，也就是我和格尔结婚的那一年。以我的博士研究而言，出书是很合逻辑的延续工作，而且也是相当自然的连锁反应。我以“明代之漕运”为博士论文的题目，自然而然累积当时政府后勤作业的资料，写了一篇文章，收入贺凯编的论文集中，预定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但这不过是讨论明代财政运作的起点而已，我的好奇心已经被激发，想去迎接挑战。关于该主题有许多丰富的资料，但都散置各处，彼此混淆矛盾，其中有大块领域没有被研究过，还夹杂许多错误的资料，其荒唐夸张之处会让读者发笑。除非厘清这团混乱，否则帝制末期的中国仍将继续陷于臆测与谬误中。
这时情势有了新发展：明代完整的官方历史一般称之为《明实录》，当时已从手抄本印制成书，在台北出版，价格相当合理。这是明代朝廷每日的记载，记下重要大事，登录所达成的重大决定，通常以摘录的方式收纳重要文献。如果下定决心从头看到尾，将内容和其他来源的资料相比较，应该可以重建出相当精确的当时情势。就我而言，以我的准备工夫，应该还可以勾勒出明代的财政运作，写成一本专书。但这是很重大的决定。我买《明实录》就花掉我一个月的薪水，全集共计一百三十三册，外加二十九册附录。我花了两年半时间从头到尾浏览一次，并做笔记。在这段期间内，我得到全美学术团体联谊会六个月的研究经费，另外四个半月则参加富路德（Carrington Goodrich）博士主持的《明代名人传》（Dictionary of Ming Biography）研究计划，让我继续接触《明实录》。我搬到纽普兹后，纽约州立大学研究基金会和密西根大学中国研究所都支付我连续两年暑假的花费。在学期中，我设法从例行工作中挤出时间来阅读史料。阅读《明实录》的前面部分时，都是在深夜，当时还睡在摇篮的小婴儿杰夫，每晚吵醒我们。阅读《明实录》的后面部分时，是在休京拉公寓四周的高大松树下，小儿就在一旁骑脚踏车。
1969年夏天，我们到波士顿。在母校教了三年书的余英时，刚在贝尔蒙（Belmont）买房子。我拜访他时，带着我的笔记本和研究资料。我对他说，我对明代政府财政的研究已经到可以出书的阶段，而且内容应该不会太差。我是用中文记笔记，但要写成英文草稿应该不至于太麻烦。但财务的问题浮现了。我请教他，哪里可以找到支持我计划的出资机构。他大致看过我的资料后，热心告诉我，可以在哈佛这里试试看，东亚研究所会有一些资金赞助我这类的计划。如果我写出申请书，他可以送到研究所所长费正清那里。我于是写了一封长达四页的信，信也送到了。但审核还需要一番工夫。费正清博士几乎当场就同意，但计划草案还要经过委员会的会议，满足所有相关科系的要求，并和其他申请计划一并衡量，以便编入研究所下一年的预算中。当时我很少去想这些事，并不了解如此一来，对给予我友善协助和鼓励的人来说，我一开始就增加他们的困扰。圣诞节前两周，我收到费正清博士传来的好消息，我的计划核准了。1970年2月，他又告诉我，研究所已拨出一万美元的研究费，涵盖当年夏天和其后的学期。研究所还提供我研究资源，让我依计划写出专书，并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一切不可能更理想了。
肯特大学事件后，美国校园动荡不安，但1970年夏天的哈佛却是出奇地风平浪静，各式各样的夜间节目和活动照旧进行。哈佛大学最忙碌的地方首推职业介绍处，学生和其他人士来此寻找就业机会，无论是临时或永久的工作。校园内外我们唯一观察到的奇怪景象是，一群年轻人把头发剃得像某些宗教派别，身穿黄色和白色袍子，手持小铃发出“轻轻轻”的声音，站在哈佛广场向人劝募。大多数路人舔着手上的冰淇淋，显然很欣赏免费的娱乐，但很少有人赞助这项灵魂拯救计划。
我们暑假在奥浦兰路（Upland Road）租房子住，走到剑桥街的办公室有些远，但幸好公车很多。我原先以为，我们暂居哈佛会让格尔生活孤单，让她怀念起住家附近的年轻家庭主妇每天来串门子。但她却适应得很好。她希望我写出专书来，每个人都写书的。通常在晴天时，她会推着坐在婴儿车里的杰夫，一路推到哈佛广场。她会逛逛附近的小巷子，欣赏丹麦和瑞士设计的商品。有时我们也会在附近的三明治店里吃午餐。
在我送到研究所的研究计划中，我已略述明代财政管理的大致情况，描述笔调多少较为活泼。当时我还没有认真思考应该发展什么模式或形式，以便呈现详细的资料给西方读者看。中国人提到官方的机构组织时，通常会依事件先后顺序排列，例如第一年发生什么事，第二年做了什么调适等等，重点是在该特定机构的内涵而非其原义。如果提到推动一切的法规时，所谓的基本法规通常表达追求理想中的完美境界，但太过乌托邦，太过简约，无法等同实际状况。在阅读《明实录》的两三年中，我完全沉浸于中国文化与文献的影响，并不担心超现实自由架构和机械般的精确之间的天壤之别。16世纪明代官僚的心态，有别于当代社会科学家式的历史学者。因为这点轻忽，我必须卖力弥补。
不过，我的第一章草稿相当不错。这一章概述和财政管理相关的明代政府机构。我花了6月整整一个月和7月的一部分来写这一章。中国政府机构总是门面堂皇。我的列举方式依照组织图表，保留其逻辑的顺序。即使提到机构功能时常常离题，但也都还列于各机构的标题下，叙述纵然有些笨重，但大致上仍不妨碍阅读。这就好像预告肯塔基赛马一样。参赛马匹可能参加过各式各样的比赛，有些出了意外，有些可能有奇特的际遇，但叙述者总可以从标杆所在位置一一介绍，就可以完成任务。赛马场次表就会提供所需的形式。
结果我交出第一章的草稿时，费正清博士相当赞许：“你写得好，既正确又明了。”他将这一部分视为“相当杰出的开场概论”。一切令人满意。他的耐心让我印象深刻，我拼错gazetteer（相当于中国的方志）十次，他就用红色铅笔订正十次。我搞不清楚material（物资）究竟是一般名词、集合名词或抽象名词时，字尾的单复数也就跟着漫无章法，他会指出上下文中的正确用法给我看。在哈佛，他的子弟称他为费公，大学部学生称他约翰王。他无疑是亚洲研究领域的权威，但他的作品却一丝不苟。每件事都要按步骤来，没有理所当然这回事。至于撰写博士论文的学生，他鼓励他们以二十年为研究范围，处理题材时才比较顺手。最好能在较短的时间范围内交待清楚所有的事件，其成果还可以和其他时期互为参照发明，胜过一开始野心勃勃，选择很大的范围，结果却漏洞百出。这个方法暗示，大历史一定要架构于小历史之上。
但是我开始进行第二章时，糟了，我发现自己不但无法遵照他的指示，而且素材也没办法转成我希望的形式。起初我想讨论整个明代的财政运作，但在费正清博士的建议之下，我把期间缩短到16世纪。不过缩小范围却毫无帮助。我想讨论的机构常常分分合合。我似乎迷失在宽广的布拉马普特拉河（The Brakmaputra River），无数的沙洲和水道纵横交错，却无法形成明确的模式。我从局部着手时，描述顿时变得含糊笼统；我转而以编年方式呈现史实时，结果也看不出清楚的逻辑。7月一天一天过去，我开始慌张，我的进度已经落后。我自问，我在这个主题花了这么多年的时间，难道就无法以清晰易懂的方式来描述税制吗？我可不能去责怪文化或语言。我一定要把问题看成实在的物品，用手牢牢抓住，用膝盖顶，用脚踢，如果还不成，就用牙齿去咬。我一定要想清楚。如果我可以用中文表达出来，一定就可以翻译成英文，即使是逐字翻译也要做成，一开始也可以忽略句型文法，甚至拼字。这势必是一场肉搏战。
《明实录》中有一组年度的财政资料。应收物品包括谷物、纸钞、白银、盐等十来项东西，并没有符合一致的财政标准。有时出现重复登记，有些项目以原始形式登记了一次，换算成其他项目后又登记一次。有些项目列入应收款项，有些事实上是登记成仓库存货。有一天下午我忽然想到，这组资料可以当成一个起点，演绎成符合社会科学家胃口的成果，这组资料应该可以用图表来呈现。我因此接连两天不进办公室。我在房东太太的书房中找到一把比例尺，手边没有划好方格的现成纸张，于是花了几个小时的工夫，就着笔记本上的虚线划出更多直线。我打算用图表显示：明代的政府财政非常奇怪，虽然缺乏整体的系统，但低层的地方会计用各种方式动手脚，让整体看起来很有秩序。最显著的例子就是官方的马匹。明代开国时，政府从大草原和外国收集了一些马匹。在满足军队的需求后，剩余的马匹就用来繁殖。约四万匹种马转包给一般民家饲养，养马的人家可以不用缴税，但必须养好马匹，有病时请兽医，负责马匹的生育，不能动用政府的钱。不久后的15世纪初期，官方“统计数字”显示，这一类别下的马匹数量已达数百万之谱。具体画在纸上时，每年的数量曲线几成直线，有一飞冲天之势，显示原始的资料并不是来自于一匹一匹地清点，而是从每年固定的繁殖率累进而来。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这番逻辑上的推理却可以从许多其他的辅佐资料得到证实。首先，朝廷的检查人员每三年才会到乡间一趟，去检查和烙印官方马匹，因此每年的数目不可能得自于他们的报告。其次，中国当时的乡村经济不可能支撑如此庞大的马匹数目，而且全集中在北方的一小块区域内。到了一百五十年后的16世纪末期，政府决定把这些种马的价值换算成现金，结果发现马匹数量大概在十万匹左右，根本不是数百万。我们从这次事件中学到，在帝制中国的末期，一个重要的财政政策居然可以衍生自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不必考虑所有的相关因素。政策的实施全赖政府当局往下施压，因为官僚体制和一般大众之间缺乏法律和经济的联系，无法确保实施一套更上轨道的税制。
我用类似的方法处理同一组会计资料中的其他项目，我无法找出更好的形式。我必须依照明代官僚技术上的窜改方式，才能解释他们所谓“统计”的本质。我也必须引用间接证据来证实我的立论。我匆忙把这番研究修饰成第二章，三天后送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这真是个严重错误。
稿件退回时，显然费正清刚开始的热切完全不见了。“我已经无法再给你任何有用的建议。”在他办公室外灯光昏暗的走道上，我看着摘要，心中充满深沉的失败感。他在评语末尾表示，他下一件要做的事是把我所有的草稿送到“该领域的专家”，应该是位经济学家，让他进行公正的评估，也许还能提供专业的建议。如果费正清对我的方法表示失望，这个专家的批评则和屠杀相去不远。他先说，任何像我这样大范围的研究计划，都应该建立在扎实的数字上，必须从人口和土地数据开始。我的草稿甚至还差得很远，无法让读者产生信心。即使是费正清认可的第一章都写错了：黄零星地发表意见，但不曾建立任何踏实的结论。专家有何建议？黄可以大幅缩小研究范围，或是翻译综合日本学者在这方面的研究，也不无贡献。总之，他不应该再进行任何明代财政的量化研究。我觉得我好像被当掉大二的基础课程。
但是，我检查自己的草稿时，必须承认读起来不太容易，也不自在。文章不再像赛马场次表，反而像桥牌专栏。事实上，亚伦·垂斯科特（Alan Truscott）就像替我捉刀的人。桌上已经有这么多张方块，因此，坐在西边的玩家手中的黑牌就不能超过五张。如果叫牌的人吃掉黑桃，积分还会增加。另一方面，为了要让十二出场，他一定要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不过如果这回不成功，再三轮就可以大赚回来，因为东西家可能联手勉强满贯一次。每一个动作都牵连下个动作，但给读者的资料少得很，如果读者毫无基础知识，一定迷失在比赛的逻辑之中。总之，这就是漏洞百出的大范围作品。
我想这时和费正清博士谈谈可能有好处。我应该和他好好长谈一番，把我的困难告诉他，向他解释我想达成的目标。我想说服他，我想做的事其实做得到。一切已经在我脑海中，话都已经到舌尖了。如果可以用合乎逻辑的方式清楚写出，来吸引西方读者的注意力就好了！但费公不在，他周末到新罕布夏去了。他希望我能写出自己的想法。这不是好的替代方式，因为我已经试过却无法成功。
除了我自己以外，我还能怪谁呢？费正清博士花在我身上的时间已经够久了，还有一些急迫的事等待他去处理。他的桌上堆着研究生和其他学者的文稿，总共有多少份？我算不清楚，但至少有二十份。那年夏天他还要准备出版《美国与中国》的第三版，一次修订一两页。更重要的是，他早已告诉我，我匆匆忙忙抓了太多资料，应该缩小我的研究范围。他不是早就说过了吗？我当时并不知道，研究所处理我的研究计划时，甚至还不是经过他的直接管辖，所有相关领域或部门都要照顾到。
无论如何，我独自面对自己的苦恼。那个周末格尔带着杰夫开车去纽约。她的父母从田纳西一路开车过来玩。她希望他们先在纽普兹休息一下，再到剑桥，逛逛哈佛大学和波士顿。我被单独留下来，心情低落。我痛恨自己制造出的问题，万分沮丧的我捶着桌子，但也于事无补。我很担忧。我要写明代财政管理专书的消息已经传开，目前已进退维谷。我回到奥浦兰路的房子。为了让主卧室有干净的床单给岳父母用，我睡在房东太太儿子的小床上。我从各个地方发现他的名字叫艾列克斯，他有一架模型飞机，从床上方的天花板上垂下来，是第二次大战期间的喷火式机种。我也参加了二次大战，在军中待得太久，让我在专业上落后这么多。我一定是在错误的时刻选错地方写错书。我的自信第一次无影无踪，害怕自己永远完成不了预定的计划。
第二天，又是很热的一天。又一天溜走了。为了打破失败感、挫折感和自怨自艾，我一定要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我找不到解决之道。一刹那间我好希望自己和内人儿子回纽普兹住一星期。但我也知道自己没有时间，已经是8月中旬了，我的进度落后。
第三天是星期天。我走到哈佛广场，带回周日版的《波士顿环球报》和《纽约时报》，无意识地翻着报纸，记不起来自己看了什么。最后所有报纸散置在餐桌、椅子和地板上，盖住一杯牛奶，还形成路障。我到处找有用的事做，于是拿着脏衣服和一罐洗衣剂，但洗衣机就是不肯动。（后来发现：我按错键，也找不到把手。）我还要喂房东太太的猫，它饿得一直对我喵喵叫，极为恼人，但是我就是找不到猫食罐头。最后在厨房水槽下面找到罐头后，又看不到开罐器了。（电动开罐器就在我正前方，固定在墙上，和视线同高度。）对一个心烦意乱的人来说，整个世界似乎就要分崩离析，或说一切都联合来谋害他。
下午并没有转凉，但屋内也没有比户外舒服。我决定出去走走，去哪里？哈佛广场。否则还能去哪里？广场上的行人少多了。我还是不断想着明代的财政管理，我知道得如此之多，又如此之少。自己研究这个主题已经很多年，发表过数篇文章，可是眼前却无法将脑海中的想法具体化，写成可以一读的文稿。然而，文稿和一本专书正是我必须制造出来的产物。我已经拿了哈佛东亚研究所的一万美元研究费，一本专书是我的保证，我的承诺，我的荣誉和我的生存方式。
我不想回到空无一人的家里，于是继续走向查理河，从波林士顿街（Boylston Street）转入宿舍间的小巷，一直走到纪念驰道（Memorial Drive）。河上吹来一阵凉风，却不能吹走心中的郁思。我一直走，看着车子从旁呼啸而过，就穿越马路，继续往下走。等我走到陈家餐馆（Joyce Chan's）时早已筋疲力竭，饿倒是不饿，只是渴极了。我穿过停车场，走进餐厅，通过摆设黄包车的走道。引我入座的老板娘有些困惑。在河畔这么高级的餐厅中，她一定很少看到单独用餐的客人。
我眼前放着菜单，无法决定要点什么。我轮番灌冰水又喝热茶，热汗很快就浮现在额头上，一路流到脖子。我忽然感受到室内冷气的一阵冰凉，但多多少少让我暂时忘却明代的财政。
在8月下旬，我终于找到费正清博士，在他进餐厅前拦住他。我必须请他帮我一个大忙，因此心中很是忐忑不安。
我们在奥浦兰路的租屋再十天就要到期，但在剑桥找不到可以只住到年底的房子。我们四处询问，但每间房或公寓都至少要租一整年。同时我们还是不能放弃在纽普兹的双层楼公寓，如果我们搬走，冬天要回学校教书时就会很麻烦。东亚研究所可以让我带一部分的工作到纽普兹完成吗？依我的计划，我可以每个月开车到剑桥，在汽车旅馆住两星期，使用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并和研究所保持接触。纽普兹离剑桥两百二十英里，车程约四小时。
费正清静静看了我几秒钟。他的眼光停在我的衬衫上，这是一双苦读无数书页而备受折磨的眼睛。不过，和他发自喉咙深处的男中音一样，他的柔和眼神传达了他性格温和、不与人争的神态。他的和平主义是否来自于他常被侮辱，有时甚至是被才干低于他的人所欺负？我不知道。但我似乎觉得，他为人敏感体贴，对同事忠实，一定会和他必须做的团体决策不时产生冲突。树大招风，他的公职生涯一定让他愈来愈谨言慎行。我的请求也会影响到他身为研究所所长的官方职责，而所里聚集各式各样的人物，绝对不是容易管理的单位。这无疑是他沉思片刻的缘由，不过他很快就决定顺应我的心愿。我提出要在家里做大部分的工作，他的回应是：“相当合理。”他又说：“你写封信来，告诉我你想做的事。”两天后我接到他的回信：“我收到你8月31日的信。你提到要花一半的时间在家里，以加快工作的进度，我看不出反对的必要。此事当然不合常例，但我不确定有无禁令。无论如何，我们很愿意帮你创造最好的工作环境，很乐意体恤你的处境。”
结果我并没有完全兑现书面的保证，9月我回到剑桥，待了十天。之后我去的频率减少，待的天数也缩短。似乎没有人在乎。我在家工作成果更令人满意，更不用说省了汽车旅馆的开支。不过我在9月、10月、11月及12月都到剑桥一趟，每次都送一章草稿的影本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最后两章是在新年后邮寄给他的。也就是说，我每个月都完成一章，连续五个月不间断。
我突然文思泉涌，绝非因为纽普兹地灵人杰。在9月第一周，格尔的父母来剑桥看我们时，我就已经克服我的失败感和挫折感。整体来说，我并没有离题太远。明代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早于现代西方的政治经济科学，而且还带有特定的神秘特质，很难呈现给西方读者。中国农业官僚制度衍生出一套管理的艺术，受不了的人常予以道德谴责，但其技术问题还没有得到全面的探讨。我的确遭遇重大的难题。
新的起点必须源自以下的了解：明代官吏进行管理时，欠缺所需的重要统计数字。他们所拥有的土地资料和人口数据，不过是粗略的估计。如果16世纪的中国官员具备现代社会科学家的数据处理能力，中国其后四百年的历史就会大不相伺。这些都只能在逻辑上理解。让我举个假设性的例子：
假设美国必须在类似的情况下向人民征收土地税。首先整个领土必须置于单一的管理之下，纽普兹、纽约和剑桥的市长都由华盛顿的中央政府同时任命。市长不是律师或会计师，而是散文家和诗人。由于他们熟悉柏拉图和莎士比亚，所以彼此才时相往来。共同的文化背景让他们在封建社会中担任政府所有的职务，而且职务可以彼此互换。市长任期只有三年，因此没有人可以成为所管辖地区的专家。此外，区域的人口多达二十五万人，大多不识字。而且，从剑桥递送公文到纽普兹，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想像，即使可以确定美国的总人数和总耕地面积，和赋税管理也毫不相干。就技术上来说，管理绝对不可能发展出相配合的精确程度。在这样的情况下，掌握情势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智识的建构开始：宇宙是个单一的整体，公正贯穿其间。一切都处于平衡状态，一切都在天子的掌握中。有了智识上的共识，就可以设定通行全国的税制标准，但无可避免要从工整的数学程序开始，不考虑任何外在因素。必须先有等号，才有数字；先考虑形式，才想到实质。中国统治者过去宣布各式各样的财政法规，将土地划成正方形，以完整的耕地面积进行分配，村落中的户数刚好为一百户，全都如出一辙。政府根据事先拟定的区域配额来制定法律，如果情况允许就可以执行，法规无法执行时，就准许例外或法外施恩。整套方法可以说是“趋近观念”。
从现代西方人的观点来看，没有必要将道德和实际混为一谈，关键在于：这样的体制效率低到令人难以忍受。当法律从上往下施压，而不是由下而上自愿配合时，其运作很难避免压制色彩。然而，如果认为官吏宣导的慈善与好意全都是骗人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组织上来说，只有他们能制衡自己。他们的自制和互敬程度不一，显示农业官僚体系的双重性格。在这种情形下，税制不只是经济制度，也是文化制度。
至于费正清教授推荐的专家，他所提倡的数字上管理属于一个完全不同的时代。即使在西方世界，在数字上管理也比中国的明代晚得多，其完全发展也不过是晚近的事。情况可以说明如下：在现代萌芽期的货币管理之下，商业交易逐渐多边化。如果连一头骡子都必须向邻居征用，你的磨坊的运作就可能受影响，连带波及到其他村落的食物处理过程。因此，公平成为人人关注的议题。在公众的强制下，所有的商业交易都必须置于法律的管辖之下。制度一旦成熟，政府运作可以依靠民间的商业交易，或是与之并行不悖，最后终究接受商业惯例所服膺的法律程序。所有电路全线通行，一切放诸四海而皆准。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的稽核才可行。这个趋势持续扩大时，即使是逃税和私下的不法交易都可以从银行账户中侦测出来。但上述一切都需要数十年、数百年的时间来发展，必须始于保护财产权，确定分工的模式，其间经历无数的智识与社会的再调适。在20世纪的中国乡村社区内，商业仍是双向往来，更不用提16世纪了。在澄清我的研究主题前，如果贸然将现代社会科学套用到主题上，我的角色将从财政史学家转变成财政改革者。
如此一来我的问题已经确立。手上还有一堆西方人不熟悉的资料，我认为对诠释中国现代史相当重要，不想予以增添或删减。但是我到目前为止所呈现的不过是一堆混乱，如何说服其他人，甚至是我自己：这些资料值得一提？
住在奥浦兰路的最后一星期中，我大幅重整我的思路。我帮格尔打包，减少去办公室的时间，还经常陷于沉思。我不确定新的念头何时出现，但一个新的起点已经成形。
严格来说，我们现在所谓的政府财政，在明代并没有对等的组织。当时只有“文化财政”，可以加以扭曲、翻转、缩减及操纵，以达成政府经济直辖领域之外的特定目的。只要不舍弃制度的基本特色，就不需要精确管理。因此，历史虽然充满例外和修正，但不曾真正彻底重整，看起来就像是一连串依年代先后排列的事件。我努力把素材挤进符合学术出版规范的模式时，零零星星的资料拒绝被挤入架构中，我也无法完全掌控。现在我必须一开始就接受它是有机体，功能必须先于解剖。我应该要读者先看到行动，再阅读技术上的细节。导论中应该放入一个特定的案例，稍后再解释术语。部分结语必须往前挪，不必全放在每一章的终结。叙述和分析之间没有严格的划分，行文可以夹叙夹议。我试过几回。如果第一次谈得不够多，应该毫不犹豫再说一次。总之，这是借用新闻报道的技巧来写制度史。
新方法奏效，我似乎已打破僵局。一旦克服笨拙的感觉，整理紊乱的线头显得容易多了。过去数年来我写下成堆的笔记，累积的素材足以驱使我继续写下去。
我很清楚，我和费正清博士推荐的专家之间，仍存在尚未解决的歧见。我对格尔说：“我们先把草稿写出来再说。如果我的作品可以自成一格，费正清会原谅我带给他的所有困扰。如果我写不出来，所有的争执会显得糟上十倍。”9月，研究所转给我该专家的另一封评论信，他继续把我的作品说得一无是处。费正清在附函中表示，他充当批评家和我之间的调停者，或像是很有耐心的主管，希望两个爱吵架的下属可以彼此相让。我必须挪出时间回信，替我的立场辩护。幸运的是，我从此再也没有收到这位评论人的消息了。
从这时起，工作速度成为最重要的考量。为了每个月能写出一章，我忙着构思、打字、修订、自行编辑，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每周工作七天。我不看电影，不出游，不外食，每天轮流以咖啡和中国茶来提神，午餐和晚餐都是由格尔亲手送达。几个月下来，她完全没有办法使用餐桌，因为已经变成我的工作台，放置打字机、索引卡、成堆的书和纸张。我没有时间和杰夫玩。他坐立难安时，格尔就带他出去，省得我分心。真好，当时每加仑汽油只要三十五美分。她常去邻近的购物中心，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接触，我们尽量远离纽普兹市中心。除了我们的隔壁邻居以外，我们认识的人大多以为我们还在剑桥。我延后所有的例行活动，甚至包括看牙和理发在内。我的工作服是睡衣外罩浴袍，夜深和衣而睡，累到懒得脱下来。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早上我开始打字时，很怕惊动邻居。不知不觉间，字纸篓已有三、四页不要的纸，斜阳已照到庭院，附近的儿童放学回家，嬉闹之声不绝于耳。
从那时起，我开始替费正清博士不安。我造成他的困扰，是否我也有错呢？当然，他对我向来大方仁慈。在我到剑桥前，严重低估这项计划的工作量。根据西方社会科学学者的惯例，零星的资料必须先整理成单篇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例如，我对官方马匹的研究就可以扩大成这样的文章。如果附带图表和许多注释，也许还可以算是井然有序的历史题目，符合学术架构。写出六篇这类的文章后，我也许可以发表成一篇专论。在没有出版数本书之前，不应该尝试一般题材的学术论文。有时一位教授生平著作不过总结于一本选集，也就是针对一个特定题目而发表的短篇文章和论文。想在一本书内涵盖明代赋税及政府财政的所有层面，我一定跳过了许多步骤。
在中国的研究领域中，汉学和中国历史学者之间还有一层默契。由于在中国出生和受教育的学者理应熟悉古文，应该可以处理文字上的细节。一般相信，最后的综合分析应该由更了解西方文化的学者来处理比较有优势。这个背景的差异足以说明为何将这领域一分为二。美国学者更重视他们的专业分科，经济历史学家绝不应该谈法律学，在研究中国官僚已小有进展的学者也不应该贸然踏入经济的领域，让我们尊重彼此的专长。推到极致，水管工人就不应该去拉扯电线开关。在我闭关苦读的前些年里，我一定忽略了学术圈中的一些基本规则。
然而，我冒着不知谦虚或卤莽躁进的恶名，决定坚守岗位。如果我低估计划工作量算是犯了错，弥补错误的最简单方法就是继续前进，不是向后撤退。把汉学当成翻译局，让别人来写历史的做法，我可从来不相信。在语言文化如此举足轻重的领域，一开始根本就不应该让语言不够格的人进来当权威。我也不相信大历史应该衍生自小历史，研究一个机构的机能时，整体是否由拆散的部分相加而成，非常令人怀疑。我之所以投入明代赋税与政府财政的主题，不消说还心怀使命感。研究发现已经让我得知，中国为何无法适应现代。这些解释还可以让我大大解除照本宣科的乏味，让我可以告诉学生，为什么孙中山错了，蒋介石错了，毛泽东也错了。在这方面我已记录我的想法，写成数封信给费正清博士。因此所有的主张都系乎我的能力：我必须加以充实完备，写成可以出版的文稿。
然而，每个月写一章仍然是相当费力的事。到1970年底为止，格尔和我都不得闲。我如果没有在工作，也是四处奔波。只要完成一章，我就外出影印。我一得空便直奔哈佛，第一趟行程是在9月，为节省时间，我从普吉西搭飞机去。我住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费用比汽车旅馆划算。到第二次和第三次，我请格尔开车载我到奥本尼，在赫逊河畔的伦斯勒（Rensselaer）搭火车到波士顿，再换地铁到哈佛广场。在剑桥，没有人问我关于研究计划的事。我11月到剑桥时，费正清博士还邀请我去他在温索普街（Winthrop Street）的家中参加晚间聚会。不过这纯粹是社交场合，我在会上告诉他，我曾在国民党的军队中待了几年。没有会议时，我通常到研究所去卸下草稿影本，到哈佛的燕京图书馆借书，在剑桥再住上两三天，然后就提着袋子冲到哈佛广场的地铁站。回程时我已经在想着下一章的内容。
印象最深刻的是12月那一次的哈佛行，我开车载家人同行。我的那一章草稿前一晚才完成，也就是12月22日星期二。我仍然很担心，自己已经一整个月没去哈佛，因此急着在圣诞假期前送过去，让自己及时出现，如果有人问起，也可以对东亚研究所有所交待。但是12月23日这一天，我花太多时间在草稿上做最后修订，影印及编排也花不少时间，等到要出发时，已经过了中午。我们到纽约高速公路波克夏（Berkshire）这一段时，早已是下午三四点。邻近田野的天空忽然完全看不见，大风雪瞬间骤降，等我们发现时，已经困守车内。我把方向盘紧紧握在胸前，脚趾轻踏离合器，一心只想着如何不使汽车翻覆，可能没想到要努力前进。在挡风玻璃前的漫天风雪间，我只看到前车的尾灯，两车相距不超过二十英尺。高速公路的左线车道并没有车子行驶，没多久就形成雪坡。气氛紧张，杰夫也学格尔不发一言。我们慢慢前进，车子偶尔还会打滑，时速不超过二十英里。在麻省公路上终于看到第一辆铲雪车。这是我生平最艰辛的开车经验，奋斗了两个半小时后，我很高兴终于可以在路边的一家霍华强森（Howard Johnson）餐馆休息。意外的是，餐桌旁空无一人，其他的驾驶人都排队等着打电话。轮到讲电话的人则告诉亲友，会迟到五个小时、六个小时或是八个小时。
经过充分的休息后，我们决定继续往前开，这个时候再折回去已经没有意义，反正都已经穿过山区。但我们后来发现，在麻省平地失控的车辆，多于在纽约山区地带。我们到达剑桥时，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了。哈佛广场后方的行路汽车旅馆（Treadway Motor House）已经客满，我们的预约失效。但在大众大道（Mass Avenue）的假日旅馆还只有半满，我们松了一口气，真是欣慰！
第二天是12月24日星期四，阳光灿烂，但道路四周积雪及膝。在哈佛广场附近，我们看到一位老太太对一名年轻人说：“小弟弟，你可以帮助我过马路吗？”那位年轻人近看原来不过是青少年，这时显得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扶着她过马路。
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不应该预期研究所会有人，事实上也没有。一七三七街的大门开着，但里面空无一人。研究所办公室的大门深锁，我把文稿影本放在外头的桌上，附带一盒巧克力，感谢曾帮我许多小忙的秘书人员。回到假日旅馆后，我们的圣诞夜就待在房间内看电视，这也是我们头一回一起看彩色电视。
圣诞节当天，我们开车回纽普兹。开上高速公路两、三英里后，我们跟在一辆灰色欧洲车的后方。车主一定是从波士顿以北的地区开来的，因为车顶已经积了厚厚的一层雪，甚至在一夜间凝结成冰。我们都开得很快，前车车顶的冰雪块因此脱落，飞向我们。格尔大叫：“小心！”同时身子往前挡住杰夫。不过为时已晚，我刚好开在冰雪飞弹的弹道上，这块白色的物体长三英尺，宽一英尺，不知有多厚，忽然响起轻脆的“忽忽”，原本清澈透明的挡风玻璃变成巨大的蜘蛛网。幸好雪块没有看起来那么结实，撞上挡风玻璃后就消失了。我从左方较大的一块玻璃勉强看到前方路况。严格来说，继续开这辆车一点也不安全，但拜现代科技之助，玻璃虽破却仍然没有碎裂，而且我们运气很不错，这天恰巧是万里无云的晴天。我们在五个小时左右开了两百二十英里，没有碰到大麻烦。但是我不曾认出肇事车辆的车型或车牌，也许车主知道出事了，冰雪块打到我们后，他立即换了车道，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们的车子就像海战后局部受损的战舰，无法及时进行有效的追击。
1971年1月，我邮寄一章文稿到研究所。我知道费正清博士到南美旅行，觉得没必要去剑桥。2月，学期开始，我又回到学校教书。最后一章草稿也是邮寄的。费正清寄来一封日期为1971年2月16日的信，表示他已收到，他在信中写道：“我们目前有些忙。”由信中语气显示，研究所应该会很快联络我，也许就在数星期内。
但从此研究所久无音讯。4月时，我已浮躁难安。春假时我说服格尔和我再去剑桥一趟，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次车子开到纽约高速公路上时，机械出了问题。车速不断减慢，显然是汽缸无法点火。情况非常危险，尤其是所有车辆时速都在七十英里或以上。我们的车子甚至可能完全停着不动。在塔卡尼克大道（Taconic Parkway），我设法离开高速公路，慢慢开到附近的维修站。起初我们以为问题不过出在火花塞或电路，因此去餐馆享受悠闲的中餐后，以为可以顺利上路。但我回到维修站后，经理摇摇头。问题出在活塞。在引擎彻底翻修前，绝对不能开这辆车。他出价五十美元把车子拖到普吉西，我们可以坐在拖曳的大卡车中。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接受。几天后，普吉西的福特经销处告诉我们，汽缸和引擎都没问题。原来我们没有让车子停在车库，反而在户外长期承受滚烫和冰冻天气的轮番折磨，部分电线已经腐烂。“也许这就是征兆，”格尔说：“我们根本不应该去那里。”回想起来，她的宿命论调不无道理。
我无法直接找到人，于是打长途电话给余英时，请他帮我询问文稿下落如何，他的回电不是太乐观。他去见费正清博士。费说，由于我的研究属于经济学的领域，于是他们的经济学专家杜艾特·柏金斯（Dwight Perkins）博士有决定权。余去问柏金斯，他又说我的文稿包含一些有用的资料，但却有“很多结构上的问题”，需要大幅修改。但他没说如何修改，也没说他何时会处理。
我忧心忡忡。像哈佛这种知名学府设置区域研究的指导小组时，如果是以跨学科的委员会形式，就必须尊重专家的意见，研究所当然不能出版委员认为可笑的作品。我还得知，将研究经费拨给我这种外人，不完全是出于无私的理由。获得研究经费的学者可以得到财务支援，利用哈佛的资源，而哈佛教职员在指导外来研究者时，也可以获得不同面向的经验，更不用说著作出版时，功劳会归于他们。基本上我一点也不反对这样的安排，因为对我也有好处。我不曾想过去哈佛挑战任教教授的权威。但研究所要柏金斯指导我，却对双方都没有好处。
柏金斯自己的主要著作是研究当代中国的市场管制，我对这个主题不熟，相当尊重他的专业。但他认为帝制时期的中国也可以用计量经济学来解释，正和我自己的经验相冲突。我第一天到费正清博士的办公室时就说，如果我们可以确定明代管理者写下数字时的依据何在，就算我们运气好。要找到两套具有比较价值的不同数字已经够难，更不用说是可以用统计学来处理的两套数字。但对柏金斯来说，如果没有附带指数或不能进行回归分析，就是“印象派”，这个标签多少带着不屑的意味。两个意见和性情完全相异的人很难共事。我问费正清，他是否可以把我的研究归类成一般历史，不是经济历史。也就是说，明代政府财政如果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我就可以请教班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s）或杨联陞，而不是柏金斯。但建议没有被接受。不过我也了解，费正清博士一定有他的难处。
使问题更复杂的是，我已经看完一百三十三册的《明实录》。这个资料来源和我研究主题的相关程度，只有我自己了解。当然我要小心翼翼，不能假装自己是专家，所以其他没看过的人要闭嘴听我说。然而，每当我提出异议指出，在我特殊研究领域的对照之下，别人的劝告并不实际，我就会被视为高傲自大。我别无选择，只好引用更多资料来证明，这反而显得我更傲慢。我曾两次到柏金斯博士的办公室去拜会，都受到热诚的接待。如果我们有时间先认识，以从容和私下的方式来处理我们的问题，或许还有一点点机会化解歧异。然而，以研究所排定的步骤来看，我必须面对不具名的评论人，让我仿佛和自己对打拳击一样。纸上的辩论永远不可能缩小意见的差距，反而只会扩大。
上一回和不具名的评论人打交道，是为我的大运河立场辩护。我在文稿中提到，对振兴明、清的经济而言，大运河作用很小。评论人的批评非常强烈，他将大运河比成现代的铁路干线，要我考虑其正面效益，不要只谈负面。对他而言，大运河在经济上“扮演重大的功能”。事实上，帝制末期时的大运河包括湖泊、急流和满布沙洲的水道，到北方更借用两条天然河流的河道，冬天时都会结冰。运河和黄河、长江交接时，只有政府船只可以通过闸门。其他船只都必须先卸货，靠绞盘拉抬。1548年，一个日本外交使节团在运河入口等了十六天，由五只船组成的船队才得以从长江转到运河。在运河的中段，不到两百英里的距离内出现三十八个闸门。这些闸门只有十二英尺宽，必须常常开开关关以适应水位。在1643年，水位只有一英尺高。即使在满清极盛时期，西方观察家注意到，水位也不超过四英尺高。从南部来的谷物需要用一万两千艘船来运送，来回一趟通常要花一整年的时间，包括冬季运河结冰时。如果将这些船从头排到尾，总长度相当于从长江到运河北部终点的十分之一长。如此费力运来的补给品，基本上是供养一大群从事仪礼等不具生产功能的官吏。种种证据显示，如果我专注于运河对国家经济的正面影响，我就是和现实脱节。我必须如此下结论：明代放弃公海上的运输，转而由内陆运送补给，只会加强农业官僚对中国经济的控制，对国家经济本身却只有负面的影响。如果大运河扮演一丝一毫的铁道功能，中国经济史就会迥异于我们今日所读，尤其还加上四百多年来的累进效果。
我不知道谁是那位不具名的批评家。我只知道，我们的争论消失于通讯中。校外的评论人确实存在。我到剑桥时，大家都知道，有一份思想史的文稿被哈佛东亚研究所积压三年之久，原因就是校外权威人士的强烈批评。最后作者运气不错，评论人忽然去世，让他的出版再无障碍。还有其他类似的故事，点点滴滴令我背脊起了一阵寒意。
我多希望在我还没领到研究经费前，研究所就规定我必须和指导我的专家谈一谈，如此一来我必定会三思后才到哈佛！现在我连这种想法也说不出口，我不但领走一万美元，而且钱也花掉了。我自己的准备工夫该怎么办呢？说到准备工作，我已经花了数年的研究时间，而且还动用其他的财务支援，更不用提内人的牺牲。我也希望，柏金斯教授可以解除指导我的负担。我们意见不合，这绝不会增添他生命中的乐趣或舒适。
然而，他批评我文稿不够工整，需要重整，真是个坏征兆。在正常的情况下，批评不过是要求完美而已。由于他的专长是计量经济学，我知道双方的基本差异在于处理主题的手法不同。柏金斯要求研究生交论文时，必须有数字资料，而且可以从数字中引出结论。哈佛的学生时有怨言。尤其对我而言，明代的税制是个多面向的问题。其他人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着手，但对我来说，要把难以驯服的动物抓进笼中，目前的组织方式是唯一方法。在经过生死搏斗后，我不喜欢听到没有卷起袖子和我一起努力的人指责我，笼子的设计不够美观，铁栏的间隔不够整齐等等。我有我的缺点。先接受别人不公正的意见，后来再试图影响批评者，这不合我湖南人的脾气。
更令人不安的是，文稿可能从此不见天日。自我重整思绪以来，已经过了八个月，每个月我都把副本交到研究所。1月时我写给费正清博士一封信，请求研究所“整体评估作品内容，决定计划的状况”。到2月我又写信，保证接到通知二十四小时内马上到剑桥，以回答相关的问题。但研究所毫无回应，我只好请余英时替我去了解状况。但是，虽然有回应，但也是含糊笼统，相当负面。为什么柏金斯博士不通知我，他可以接受部分素材，但整体需要翻修？此外，余英时替我询问后，剑桥还是没有片言只字的回答。如今当然人人都很忙，而且很难要人去做一件违背个人信念和任务的小事。
我应该去别的地方试试我的文稿吗？英时不曾公开鼓励我去做，但他也没说这样不行。他曾说过，东亚研究所曾经遇到领走研究经费却不交成果的例子。如果没错，我也可以用不同的眼光来看研究所：把它当成慈善机构。研究所希望领取研究经费的人将成果收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但这只是光荣和恩典，不是相对的义务。这样说来，我设法安排其他地方出版我的著作就完全不算背信。出书绝对好过无声无息消失的研究经费。
暑假到了，哈佛仍然杳无音讯。我将第一章的影本寄给英国的崔瑞德教授，询问他出版的可能性。我数年前在一场研讨会中遇到崔教授，他是很认真的汉学家，但让我印象深刻的却是他的乐天开朗，和他的娃娃脸很相称。他此时的职位是剑桥大学的中文教授，也是《剑桥中国史》的两位编辑之一（费正清是另一位）。他的回答相当肯定，他说，虽然他不能代表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言，但他们看到全部的文稿后，一定很乐意考虑出版。他还恭维我，说他自己从第一章草稿学到很多东西。我将他的评论视为我在学术圈所能得到的最高肯定，因为他以研究传统中国的财政管理出名。事实上，费正清推荐的那位专家建议我，要以崔的《唐代财政史》（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Τ'ang Dynasty）为范本。我认为这个建议不切实际，因为崔在书中宣称，他的目的是概述唐代管理者遇到财政问题的理论面，不但唐代比我的研究主题早了近一千年，而且我要揭露的是管理的实务面。唐代管理的整齐明确植基于组织上的简约，这点很合西方读者的口味。这方面我绝对无法复制。在千年前的帝国，中国的经济基础是五谷杂粮文化，但千年后的16世纪，中国却深陷于生产稻米的复杂机制中。我曾提出这些不同点，但却没有用。崔瑞德教授应该是解决争议的最合格权威。
我立刻将草稿其他章节的影本寄到剑桥，这次的反应更具鼓舞作用。崔瑞德说，他和剑桥大学出版社总编辑麦可·布莱克（Michael Black）已经接手这项计划。他们同意，文稿无需重写，段落文字不必删除更动，只要“稍事润饰”即可，也就是请人修订语法和句子结构。他的结论是，这项工作在英国进行即可，不必在美国处理。
这绝对比我从哈佛得到的回应好太多。才不过两个多月，他们已经读过文稿、加以评估、决定编辑方向。在崔教授的最后来信中，他签名的另外一边有一行短句：“附本：麦可·布莱克”，也就是说，我的请求已变成承诺。不过崔瑞德警告我，如果想让这本书被接纳，必须经过剑桥大学出版社特别评议会正式核准。
到目前为止，我尚未以完整的形式，将注释纳入文稿中。我在每一页左边的空白做记号，标明注释所在位置。大多数中文作品只用中文写出，没有翻成英文。崔瑞德表示，除非妥善加上批注，并增补参考书目，文稿就不算完整，出版社的特别评议会就不可能考虑。通知于8月时寄到，我刚教完暑期课程的一门课。当时大学印刷厂的影印机故障，整个纽普兹别无其他影印设备。我决定在蜡纸上打出所有的注释、附录和参考书目，再用油印机油印。这个工作比想像中复杂。我的书共有一千三百七十则注释，大多数的注释有两三项引文，有一个注释就有十七则引文。每张蜡纸上可以打十二到十五个注释，外加其他附录，很快我就发现自己打了近一百五十张蜡纸。威妥玛式拼音是中文音译的标准系统，是相当特别的发明，融合数种欧洲语言的发音，但中文拼音却没有科学根据，或多或少是由威妥玛（Thomas Wade）和贺伯特·翟理斯（Herbert Giles）任意决定的。但一旦被目录学家采用，就出现在所有的书籍和卡片目录上，成为无可取代的系统。（也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今日所提倡的汉语拼音系统，虽然受到媒体和若干的现代出版社所采用，但在相当依赖书目的作品方面，却无法取代威妥玛式。本书也基于相同理由采用威妥玛式。）对我来说，一个中文字应该拼成tseng或tsun，是个深奥的谜，ying和yin有时很难分辨。一个从威妥玛式拼音开始学中文的外国人，中文音译的功力恐怕都比我高。我必须常翻字典，检查拼音，速度因而放慢不少。（最后我还是免不了十来个错，但评论人全都注意到了，无一遗漏。）校对也很困难，必须把蜡纸举高对着光，因此一天完成不超过二十张。誊打花了一星期的时间。油印每天誊打的内容时，已经很晚了，办公室空无一人。我操作机器，格尔负责装订整理。大学的警卫好几次看到灯光，听到噪音，他把总钥匙插入锁孔，没通知就忽然闯入，离开时也同样迅速，进出之间嘀咕着介于抱歉和抱怨的话。但是，至少有一个人能欣赏我们的辛苦和努力，崔瑞德教授两周后回信，说增订补遗的工作又快又有效率，他很快收到，深为感动。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现在只能等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消息。我已告知余英时我在英国方面的联络，但都还没对哈佛东亚研究所提这件事。我想，等书妥善出版，获得肯定后，费正清博士肯定会谅解。也许到时我可以对他解释，哈佛教授和我之间的歧异大到无法折衷，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双方机会，看有什么后果。不过，我还需要一点时间，才能公开提出这个建议。研究所忽略我的时间愈久，我的立场就愈有道理。我想我可以等到次年的2月，离我交出最后一章草稿刚好一整年，离交出第一章则是十九个月，这时我就可以写信给研究所，请求撤回文稿，不会良心不安。没想到，到了10月——再四个月就一整年——费正清博士来了一封信，询问进度如何。研究所是否还欠我一份评估？到底是谁在等谁？这封信让我有些担心。
直到今天，想到1971年10月的这件事，心头仍觉不安。这不是进退两难的问题，而是不知如何面对费正清博士。在决策方面，我当时立场坚定，现在也不后悔。在他来信前，我已经决定书要交给剑桥出版，不交给哈佛。但他对待我如此有风度，我却只能负面回应，既感为难，更觉不安。数年后，我再度让自己丢脸，恐怕也不会增进他的好感。当时我必须表达我和他意见相异之处，虽然先前已经告知他。平心而论，费正清博士是史界的奇才。我对他的感觉复杂多变。不过，在许多反应和感受之下，只要每次想到他对我和家人的仁慈，想到我那次在餐厅门口拦住他，请他准我在纽普兹工作，想到我的请求让他想了数秒钟，我的心中就会浮现一丝懊悔。
1971年10月，我只写了三页的信给他。我没有提到崔瑞德和剑桥大学出版社，只告诉他，我的文稿已交给另一家出版社评估出版的可能，而截至当时的反应相当鼓舞士气。一名编辑和一位专家已读过草稿，都同意保持内容的原状。我还没收到肯定的答复，但他们热心到开始估算成本，寻求出版的可能。我在信中说，我对他个人深表感激，但我发现无法采行他推荐专家的意见。在该专家举出的十四项建议中，我只能接受一项，而且还十分勉强。实际上，我简直是在请求费正清解除我对研究所的义务。如果目前的情况持续下去，信中直陈要点，“只会延长所有相关人士的痛苦，迁延多年也无法产生任何有建设性的成果”。另一方面，如果他让我继续和这家没有提到名字的出版社交涉，可能有两种结果。一是也许他们决定不出书。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文稿就是大失败，专家说对了，我们也可以省力气。二是草稿可能有微弱的机会“像野菊花般盛开”，如此一来，“纵使移出你的庭园之外，你也会觉得高兴”。我提醒他，我是他的“徒孙”，因为我在密西根大学修读博士学位时，他的学生费维恺和余英时教授就是我的指导教授。
这封信投入信箱时，我如释重负。我原以为费正清要不就准我假释，要不就因厌恶而不再理我。不可思议的是，他的回信再度出乎我意料之外。他信上说，看完我的信，了解我的行动后，他和柏金斯商量过。既然我的文稿已经交给另一家出版社，他们也不愿反对。不过，如果我的书稿不被接受，他希望我能再和他们谈谈。至少可以抽出一部分以“合乎时尚”的方式出版，也许题为《明代财政论文集》（Essays on Ming Finance）。无论如何，这实在宽宏大量到了极点。这个提议令人难以抗拒，我回信说，如果我被拒绝，我一定愿意试着与哈佛重新合作。
严格来说，我的话不够坦白。把我的书缩水以编入《哈佛东亚研究丛书》，让我有很大的疑虑。我交出的书稿有五个图解和地图，二十六个表格。内容的绝大部分在讨论土地税和盐税，各章节点出税制的架构和管理方式。此外，草稿中包含二十六种杂项收入，包括捐官、和尚道士的特许以及将劳役折合罚金等。文中讨论为何采矿和商业税少得可怜，描述税如何征收及运送、铜币如何铸造、粮船如何打造等。支出的章节详述军饷如何供应、控制用水计划如何管理、兴建宫殿如何筹资等等。总之，本书的长处在于完备详尽，没有理由加以删减。如果省略部分章节，组织架构就会崩溃。事实上，费正清建议的书名《明代财政论文集》还出于我自己的用语。不具名的评论人一直说我的文稿不像单篇专论，像是未完成的论文，气恼的我对费正清博士说，这些章节可以说是未完成的论文，因为所有的历史文献，甚至像《国富论》或《资本论》都可以说是未完成的论文，完全看角度而定。但这不代表我同意将“未完成的论文”等字印在书的封面，也不代表我乐意看到新书名的内容分割碎裂。在此之前我对费正清博士一直很坦白，但他的这封信诚挚动人，害我无法粗鲁地说，要我的书缩水付印绝不可能。我对他说，如果我的文稿被拒绝，我会立刻转回哈佛找他和柏金斯博士，这样算是对他说谎吗？虽然文稿后来没有被拒绝，但我这番虚伪的保证不会让我的鼻子变长吗？
我与费正清博士通信后，发现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不如预期顺利。崔瑞德教授写信通知我，我的文稿错过出版社特别评议会的例行月会。之后他又带来坏消息：由于我的文稿字数不少，图表数字众多，估算后的成本太高，他们正在寻找降低印刷成本的新方法。虽然出版没有喊停的意思，但仍然等了好几个月。1972年2月，我确定举家迁往英国，跟随李约瑟博士工作一年。我打越洋电话给崔瑞德，电话声“叮咚、叮咚”响了几次后，终于听到他的声音。我告知这个消息后，他以保证的语气说：“那很好，你可以在这里校对你的稿子。”不过，书的进度仍然没有大突破。
我和剑桥大学出版社签约，是在1972年11月，这时我到剑桥已经三个月。书稿的“稍事润饰”非常耗时间，虽然没有删任何一个句子，也没有移动任何一个段落。编订好的文稿送到印刷厂时，刚好碰到1973年和1974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能源短缺，英国全国工时减半。后来又发现其中有一些中文的罕见字，无法在英国付印，于是从香港订字型，寄来时又发现部首错了。因此，我的书丧失在“队伍”中的位置，也就是在印刷厂的印书顺序名单上不断往后挪。等到《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时，已经是1974年的年底，离我完成文稿已超过三年半。
这本书可以算是成功，也可以算是失败。从现代的观点来看，它不是这个主题最好的一本书，也不是最坏的一本书，甚至不是较好或较坏的书。到今日为止，它还是所有语言（包括中文在内）同类型中的唯一一本。此书出版七年后，出版社将价格从每本二十五美元调高到五十五美元。结果只卖出八百五十本。我建议出版社，将仓库中印好但还没装订的书页改成平装本出售，但没有得到回应。在台湾，这本书的盗版每本只卖四美元。
书评家对这本书已经够慷慨大度，专业期刊已经给予够多的肯定，我无法要求更多了。在荷兰、英国、香港和美国，书评称赞这本书“有原创力”、“光芒四射”、“勇气十足”、“值得赞赏的开路之作”、“历史典籍”，甚至“经典之作”。正如某位书评家所说，我应该觉得好评足以弥补我“投注的所有辛苦”。我以不寻常的手法切入主题，没有引来任何抗议，但即使是技术上的缺失也没有逃过批评。
十年后的今天回顾，我对这本书并没有完全满意。首先，有些表格中的数字是徒手算出来的，有些则是用手操作的机器。如果可以拥有今日高中生的晶体管计算器，效果会更加精确。其次，我当时仍然觉得，学术出版品应该专注于专业的范围内，因此不敢宣称，书中引用的数项因素和现代中国历史息息相关。1980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黄宗智（和我没有亲戚关系）教授到中国，花了一年的时间研究18世纪和19世纪的农村经济相关档案。他的初步报告显示，农业帮手通常来自于社会背景类似的农民家庭，但致富的原因不在拥有大片田产；家庭间的借贷是村落间的重要商业活动，尤其是亲朋好友间；征税都是由上往下施压，不是由下而上自愿配合，因此地方官员总会和村落的小官吏起冲突；无论是哪里，大地主都很稀罕，但很多小自耕农却没有自己的土地。如果我早十年可以看到这份报告，我的立场将更形强化。我会更加肯定指出，农业官僚管理的种种后果早在两三百年前就已出现，而且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障碍。同样的情况持续到20世纪，一再出现在下列学者的研究中：约翰·洛辛·巴克（John Lossing Buck）、多艾克·巴内特（Doak Barnett）、马丁·杨（Martin C.Yang）、悉德尼·甘宝（Sidney Gamble）和威廉·辛顿，尤其是辛顿。
中央集权的政府决定直接从个别的自耕农征税时，为了本身的利益，必须维持纳税人口的数量。政府唯一要做的事，就是将法律机制纳入传统的架构中。地方官掌理的诉讼案基本上是家族间的小纠纷，地方习俗和社会价值大大减弱财产权的观念。我撰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时，虽然费正清博士推荐的专家提出建议，但我觉得没有必要去分析财政与货币政策，以了解两者对经济的影响。我列举政府岁入来源，这些来源的相对收入及管理支出的过程。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些模式一再重复，让我对当时的国家经济有相当精确的认识，尤其是其服务水准。在美国独立宣言前夕之际写作的亚当·斯密，对中国有相当正确的观察。他说，中国数百年来达到文明的高峰，但再也无法突破，一定是由于结构的因素，国家的法律妨碍财富的累积。不过，所谓的妨碍倒不一定是出于积极的禁止。对中国这样一个土地广袤而海岸线较短的国家，民法中并没有商业法，政府运作又排除商业因素，这些原因就足以阻碍资本的形成。少数的有钱阶级不论是土地或流动资产多，不论致富原因是在朝为官或财运特别好，都没有办法持久，因为他们无法以有秩序的方式进行多边交易。政府本身也没有促进投资的收入或服务措施。
明、清的上述条件有助于长时期的稳定和文化凝聚，却牺牲中国的长期经济利益。平等精神虽然盛行，但全国却迈向土地日稀，人口过多。更糟的是，公众生活中很少出现法律和商业的联系，无法用来推行现代化活动。等到中国丧失非竞争地位，所有的弱点全都暴露于外。革命分子必须套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整个社会，不但为时已晚，而且相当矛盾。中国实施马克思主义的原因很简单，不是因为中国够成熟，已经符合《共产党宣言》的时间表，而是因为村落单位残存的互相依赖条件逐渐瓦解，让中国缩短全面整顿的时间，战时动员和其后的改造就是新的开始。毛泽东的崛起不在于他能力过人，而是因为他有办法掌握自然经济运动的趋势。
不过，直到1971年之前，我仍然认为明清两代的制度包含着荒谬的成分，尤其在中国前几个朝代财政上采取行动主义的衬托之下，宋代就是一个例子。但是，等到我检视之前各朝代（包括宋代）的失败原因后，我才了解到，明代财政管理虽然在我们眼中显得愚昧短视，放在历史的全貌来看，却更正了前人的错误。因此，我们回溯历史时会感到讶异，因为许多荒谬的情况往前追溯时，都是当时开始合理化的里程碑。就人类历史长期的合理性而言，我们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事，可能逐步降成相对真理。
然而，如此长的纵深已超越我著作的范畴。《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可以算是失败之作，原因是没有达到作者的有限目标。目录学家照例把这本书编入名单中，学术刊物会援用对琐碎项目的结论。除了他们和书评家以外，我怀疑这本书是否有实际的读者。前阵子伍渥德（C.Vann Woodward）在《纽约时报书评》中指出，学术界人士出版作品，不过是为了和同行沟通。伍渥德教授所指涉的无疑是研究美国和欧洲的历史学家，但研究中国领域的学者可不然。他们竞相自称为某一个没听过领域的专家，忙得不肯注意综合领域的发展。将别人的主题引入自己的作品中，还会被视为自贬身价，显示作者低人一等。学者也不必去注意偏离自己研究主题一百年以上的领域，所以我的书激不起任何涟漪。据我所知，没有一本教科书的作者认真思索过，我所提出的社经状况对现代中国有无影响，而许多不可思议的事继续出现在教科书中。自从《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出版以来，我已收到许多博士候选人的来信和长途电话，询问特定问题。他们的指导教授认定我是知道答案的专家。无一例外的是，答案全在书中。最近有一位研究生问完她所读的相关问题后，对我解释，由于她是治思想史的学生，所以没有看过我的书。我非常想提醒她，帝制末期的财政管理不只是政治经济，也是思想的产物，当相关的技术指标一再出现时，她应该可以察觉其含义。但最后我还是没说出口。除非我的讯息能普遍传布，否则如果只传达给她，可能让这位年轻学者承担不应有的重担，而她还必须努力奋斗以获得肯定，而且一定是透过前人不曾挖掘的题目，那还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