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宣称自己天生注定成为当代中国史学家,未免太过狂妄自大。不妨换一种说法:命运独惠我许多机会,可以站在中间阶层,从不同角度观察内战的进展。命运同时让我重述内战的前奏与后续。在有所领悟之前,我已经得天独厚,能成为观察者,而不是实行者,我应该心存感激。我自然而然会扩大自己的视野,以更深刻的思考,来完成身份的转换,从国民党军官的小角色,到不受拘束的记者,最后到历史学家。但在我离开安亚堡之前,我仍然不知道,接受命运预定说的同时,我也甩掉了中国文化要求集体化的最后一丝负担,开始独立思考,就像在四百五十年前的宗教改革期间,怀着同样信念的人也采取相同的做法。

我的朋友和同事必须吞下内战终结及其后的苦果,相较之下,我永远无法逃脱机会主义者的批评。但直到今天,种种机会的组合如何运作,我还无法理解其奥妙。我必须详细检视自己,确定哪一部分是机遇,哪一部分是我自己有意识的安排。首先我要说的是,我的那些狂热朋友让自己卷入中国政治漩涡的核心,但我年龄却比他们小。外表看起来,这样说很是奇怪,因为通常卤莽才是年轻人的特色,不是成熟年龄的象征。但在这个例子中,五四运动的时机造就了一切的差别。中国最激进的年龄层约比我大十到二十岁。我成长时,煽动文宣和街头抗议的冲击已大为降低。也因此,在我的同辈中,领袖及烈士都比较少。我到作战部队的前线去碰运气,没想到前线却是学习政治教训最安全的地方。我很快就学到,如果中间地带没有体制上的联结,鼓吹更好的绩效是不可能的。这种领悟一定降低了我对崇高的预期。接受现实的我,从此以后也就减弱我的野心。在其后数年,我就找舒服的工作,好让自己有更多机动性,因此我不曾以不留退路的方式全心投入。但第三个因素可能才是决定性的。在整个求学时代,我一直在父亲的羽翼之下。在我的冲动背后,总是有他谨慎态度的影子,无论我是否察觉。

在我详细阐明之前,我要讲一段轶闻:

许多学历史的学生以为,蒋介石孙中山旗下的军事指挥官。但这并非事实。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逝世于北京时,他在广东的军事将领一直是许崇智。蒋是黄埔军校的校长,同时也是许将军的参谋长。孙去世后,广东的国民党政府闹派系分裂。一般认为蒋走的是中间路线,因此能团结国民党,进而北伐。左派的廖仲恺被暗杀时,右派的胡汉民据说和刺客还保持联系,于是蒋赶走他。接下来蒋就赶走许将军,因为许同样也涉案。许恰巧私德不检,他在广东沉迷赌博,常和风尘女郎来往。未来的委员长先摆平他的部属后,再邀许将军共进晚餐。觥筹交错之际,蒋建议将军可以到上海休息三个月,由身为参谋长的他在广东清理门户。将军得知属下都已同意后,仍想替自己开脱:他至少需要几天工夫来处理家中私事,之后才能离开。这时蒋介石明确告诉他,许夫人和子女已在码头的船上等他。许崇智在城里享乐时,他的参谋长就已安排好要放逐他,而且先从他的家人着手。许将军震惊之余,晚餐后立即搭船到上海,从此不再回来。他应当很有风度地接受整件事,因为依照当时军阀的惯例,在最后一道菜还没端出前,他很可能就被带到后院枪毙。这场不流血的政变让蒋介石登上国民党总指挥官的宝座,并统领大军北伐。

我不知道这故事是否已形诸文字,我觉得有必要。这一时期的专家应该可以证实或驳斥意义如此重大的事件。我把它写下来等待专家的证实,因为我认为我的来源相当可信。告诉我这个故事的父亲,也曾当过许崇智将军的参谋长,尤其是在许当旧十四师的师长时(和我后来在云南服务的新十四师不同)。在蒋介石之前,我父亲黄震白和许崇智已认识了很多年。

我父亲的故事属于这个时点。他以间接但有效的方式灌输我,革命修辞和行动是有所差别的。就某方面来说,我的历史观来自他的教导。

我的父亲来自湖南一个家道中落的地主家庭,这样的背景正适合中国革命分子。他旅行到贵州、云南和中南半岛,从海丰搭船到广东,最后到了福州。在20世纪初,这名年近三十、常在饥饿边缘的孤单流浪汉,加入秘密会社“同盟会”,也就是国民党的前身。

在满清末年,同盟会的革命党人拟出一套策略,企图影响新成立的陆军和海军。他们从海外筹资,党人带着整袋白银和成捆钞票,进入军营或登上军舰,和军队接触。有时密使会被抓到,很快就被处决,甚至没有人会提他的名字。同时陆军或海军的人员就把钱财纳入私囊,什么事都不做。同盟会于是将策略改成渗透,或派人进入军队。父亲就是如此,他在福建进入省立的军校念书,当时的校长是一位旅长许崇智将军,和父亲的年龄差不多。父亲成绩优秀,不仅第一名毕业,从许将军手中领到一枚黄金奖章,而且还劝他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时,南部各省立刻宣布独立,不受北京清朝政府管辖。许将军扮演重要角色,将福建省交到革命党人的手中。父亲当时已经从军校毕业,立刻成为许将军的参谋长。在当时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现代陆军还在萌芽期,各省强人只听自己的命令,中国开始踏上军阀之路。

革命党人宣布成立共和国后不久,就面临袁世凯图谋将自己的总统身份改成皇帝。“二次革命”于是诞生,但革命失败,同盟会领袖逃到日本。我在东京时,一位海外分支机构的资深国民党员戴愧生先生,从马尼拉侨界到东京进行短暂拜访。他是父亲的老战友,也是在日本党员的老同事。他告诉我,我父亲在旧国民党内的资历有多深。这组织显然未能摆脱地下社会的特色,即使在流亡期间,党员仍然很在意阶层。

当时会产生称帝的企图,代表民国体制造成尴尬处境。在这方面法兰克·古德诺(Frank Goodnow)博士说对了。他评估中国此时还没准备好迎接共和制度。但帝制本身就是尚未准备就绪的根本原因,如何能成为解决之道呢?革命党人在提倡自由民主数十年后,难道要向这个愤世嫉俗的人磕头吗?对这个刚宣誓当民国第一任总统并立誓保卫民国的人,难道要对他奉承说:“皇上圣明,臣等愚见不及一二”?孙先生的党人,也就是自称“中华革命党”的这群人,被迫有所因应。父亲返回湖南后,旋即遭到逮捕,原来当局悬赏捉他。他在友人暗中帮助之下,在千钧一发之际逃脱。我的一位堂兄就没这么幸运了,他被送到北京去,拥护帝制人士把他放在铁床上,下置炭炉,要他招出秘密情报,要他叛党,他就在被火烧的情况下被折磨至死。但云南起义和舆论获得最后胜利,袁世凯被迫取消称帝计划,羞愤而死,时为1916年。许崇智将军重回岗位,先在福建,后来到广东。父亲也重当参谋长。

但袁世凯之死并没有带给中国和平,只是象征开启了十年的无政府状态。次年,中华民国分成北部和南部。当时的大元帅孙中山首先提出“北伐”的概念,如果当时加以实行,就可以算是“三次革命”。但他的广东政府也是南部各军阀抢夺的目标,单是清除这些军阀就可以构成“四次革命”。这时我父亲觉得已受够革命了,他回到湖南,和母亲结婚,次年我出生。戴愧生先生确定,这时他劝我父亲回来完成未竟的任务,但并没有说服成功。他并不知道,他的战友已变成顾家的男人。事隔多年,他在东京碰到昔日战友的儿子,但这个儿子已经三十二岁,正要展开自己的流亡之路。

我童年时,就已意识到父亲比同学的父母老很多。但我并不知道,父亲和我相隔的这四十岁,代表整个家庭跳过了一代,也让我直接接触中国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延长奋斗,这场奋斗在他之前就已展开,在我这一生恐怕还不会结束。情势如此,却带来一些不便。父亲提早退休,第一个付出的代价便是贫穷。全家不曾饿过,但我们少有特殊享受,简单的正餐外更少有点心。长沙街头贩卖着番薯、烤花生、烤玉米和韭菜盒子,阵阵香气一再提醒我,我从童年一直饿到青少年。中学开始上英文课时,我好盼望能拥有生平的第一枝钢笔,但我们家的预算只容我带一枝墨水笔,再加一罐墨水!下雨时,同学在鞋子上加橡胶套鞋,闪亮又时髦。我却笨拙地踏着木屐,发出恼人的声音,令我无地自容。我抱怨上述情事时,父亲会告诉我他年少时的故事。但我的小小心愿没有得到满足,一点都不相信我们家的困苦和中国的命运有任何关系。

父亲显然对许崇智将军的评价不高,但他的这位长官兼“教师”由衷信任他、提拔他,因此在传统的忠诚及他的自尊驱使下,他不可能去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谋职,而说起来在旧国民党的阶层中,蒋还在他之下。他同时还考虑到,他离开党也很多年了。在湖南,他接受地方政府零星的工作,不但薪资少,还得忍受素质能力不如他的长官的羞辱。但他没有其他选择。母亲常告诉我和弟弟:父亲牺牲很多,他希望我们日子过得好一些。我们应该专心学业,准备上大学。父亲希望我们当工程师,或是靠建设性的工作来体面赚钱,不要当政客或军人,更绝对不要当革命党人。

对紧张和过度担心的父母来说,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的长沙绝非居住的好地方。在“白色恐怖”时期,三天两头就出现公开处决共产党人的场面。甚至很难避开街上的行刑队伍,因为太过寻常了。通常队伍前会响起尖锐的号角声,士兵亮出枪尖上的刺刀,大叫:“杀!”囚犯的手被反绑,在推挤之下走过街道,有的面如死灰,有的脸色潮红,大吼大叫,表达不满及反抗。他们甚至无法有尊严地死。

传统的死刑令是把一小片纸贴在竹片上,挂在犯人的脖子,纸片上用黑笔写着犯人的名字,但上面用红笔重重画上一笔,象征依法结束犯人的性命。在队伍中总有光脚的小孩穿梭奔跑,兴奋地咧开嘴,将整件事当成玩乐嬉闹的场合。不论犯人是恐怖分子,或是理论上赞成阶级斗争的书呆子,在执行死刑时都没有差别。显然有些年轻男女是受到牵连才丧生。有时也看得到青少年。

公开行刑的恐怖深深震撼了小学时的我。父母不准我太接近执刑的现场。但有一个叫做邵先慧(音译)的同学比较大胆,他先看过后,再转述将他吓坏的经验:他想看清楚一些,于是爬到附近的树上。第一个犯人被砍头时,脖子一下子就消失了,原本是肩膀的地方喷出一堆血。同学说,他被吓坏了,紧紧抱着树干,闭上眼睛,后来才发现自己的指甲抓着树皮。他不记得自己如何从树上爬下来。

在1930年,毛泽东的第二任太太被处决,杨开慧是我三舅母的亲戚。三舅母目前住在常州,透过她,我们了解这个事件的一些细节。法官判死刑时,会让犯人选择枪毙或砍头。她选择前者,因为她不想让头颅被挂在公共场合示众。在毛泽东被宣布是公众敌人时,他的妻子留在家中,拒绝逃跑,因为她认为自己并没有涉入政治,不应为丈夫的行为负责。她的审判只是形式,甚至连死刑都不是由法官宣判,而是由省主席何键直接下令。刽子手并没有让她迅速死亡,她身负枪伤,倒在地上挣扎。后来处理遗体的人发现,她手指甲里全是泥土。

三舅母的弟弟向钧,也被当成共产党员处决。行刑前一星期,我父亲去狱中看他,劝他请求宽恕,才不致送命,但他断然拒绝。他死时,只有二十出头。他的死在我们家投下阴影,父母亲提到他时,都会降低音量。

我念中学时,我们的学生代表大会蠢蠢欲动。代表大会虽然和共产党没有直接关系,却要求撤换省主席任命的校长,并质疑军训课的存在,这也触及省主席的权威。父亲要我置身事外,我不听,他居然亲自跑到学校,看我是否成为活跃分子,让我又羞又气。我气急败坏,因为父亲再也找不到在同学前羞辱耻笑我的更好方法。等我稍微冷静一些后,父亲才对我解释,激进主义很少出自个人信念,通常是来自社会压力。在大众压力下,可能做出事后头脑清楚时会后悔的许多事。我了解他为人父母的焦虑,但我并没有被安抚。青少年不可能自满于当老爹的婴儿。

多年后我才开始体会他话中的要点。由于省主席何键的干预,这场学生抗议失败的一塌糊涂。校长仍然留任,必修的军训课仍然照旧。在这起不成功的事件中,高喊大罢课和示威最大声的四十五名同学,全都被退学。由于拿不到转学许可,他们无法进入湖南省任何一所公立或私立学校。我不知道他们的下落如何,如果有些人变成共产党员或是立场左倾,我也不觉得讶异,因为在当时是很常见的事。就这点来说,共产党结合了敌对或不满国民党政权的人,一开始不见得和马克思主义有关。只要想到这一点,我们就应该聪明地想到,校长的撤换、以及军训课的时段和长度,虽然顶多不过是地方的事,但仍和全中国的政治之间存有可疑的关系。连蒋介石都没有办法进行全面改变,因此我们就应该谨言慎行,因为稍微介入可能演变成认真投入,连自己都不自觉。

因此,我们应该当懦夫,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不,父亲向我保证,他只是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不折不扣的傻子。说也奇怪,他要我们谨慎的根本思想,和毛泽东激进行动的根本思想几乎没有差别:革命是丑陋的字眼。革命是对自己的同胞宣战,因此不值得欢欣鼓舞,也不值得夸耀称赞。但父亲的讯息不同于别人的煽动造反。父亲的想法自然而然会导致以下的结论:要尽可能避免革命的发生,如果避免不了,个人应注意其缺失和诡诈之处。以父亲在民初的亲身经验来说,革命党人失败就成为烈士,但革命党人的领袖成功时就可能变成军阀。除了许将军以外,父亲还非常瞧不起黄兴。黄兴也是湖南人,但不是我们的亲戚。1911年4月,离武昌起义只有几个月,同盟会攻占广东巡抚衙门,黄兴成为英雄。虽然他有借口,但圈内人知道,起义失败时,他逃离现场,追随者却被逮捕,随后成为烈士。

一个对革命持这么负面看法的人,必须证明自己曾尽心努力过,才能巩固他的立场。我知道父亲不是懦夫,但我希望能从别人口中得知。我青少年时,他会看着报纸的人名,指出他还在国民党的早期朋友。我清楚记得戴愧生这个名字。(字面上是“活在羞愧中”,反映当时革命党人的情怀。)因此,约十五年后,戴先生进来办公室,需要在东京的交通工具时,我在安排妥当后胆怯地问他,是否还记得黄震白。“黄震白,当然!”他大叫。后来我请他和几位朋友吃晚餐。能够从他那里听到先父青年时期的事迹,实在很欣慰。但我知道,体力的勇敢绝对不是我们家族的特征。父亲一定努力证明过,在逆境时他如何正直可靠,就好像我辛苦证明自己不是战场上的懦夫一样。

想起父亲,不觉勾起伤心的回忆。1936年,我获得南开大学减免学费的奖学金。当时他一定认为,多年心愿就要达成,眼看儿子可以走向不同于自己的人生道路。但次年对日本开战,全国一片混乱,他的梦想也被戳破。然而,战事发展成全面的战争时,他虽然不安,却更高傲,送走两个志愿从军的儿子。“这场战争我们绝对不能输。”他以复杂的情绪说。他来不及知道珍珠港事变,更不用说抗日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庆幸的是,弟弟从国民党军队的交辎学校毕业,从军三年,最后又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经过一连串的长期奋斗后,从斯丹福大学获得机械工程的博士学位。父亲至少有个儿子实践他的梦想。

父亲如何影响我成为历史学家呢?他让我自觉到,我是幸存者,不是烈士。这样的背景让我看清,局势中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我不需要去对抗早已发生的事。在安亚堡居住多年后,我又去除了自己的一项坏习惯,不再对历史的呈现方式生气,因为此举不会增进知识,只会增加史学的破洞。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怀疑论者,但我仍然学到,要想像公众人物背后的动机(包括同行的历史学家),而不是完全赞同他们的声明,纳米尔或毕尔德(Beard)应该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实证主义自然有其缺失,如果应用得太狭隘,可能过早认同偏向“力量即公理”及“最适者生存”的信念。命运预定说的教义,或说是我自己的版本,提供了解决之道。中国的内战不只是信仰或恩宠,不只是救赎或诅咒,而应该被认定是现代史上惊人且空前的事件之一,其过程牵涉许多意外和料想不到的曲折。但是,内战结束时,许多条件再也无法还原。这些条件再掺杂平凡正常的因素,一起驱策中国踏上不归路。起初,整个发展似乎显得离奇古怪,难以理解,包括红旗下的中国,但随着时间演变,那些意想不到的特色全变得较为可信,比较可以和中国的过去并存。这些在在使我们相信,这就是成形中的历史。拥有亿万人口的国家其力量无法抗拒,这些行动就肩负起这个力量,试图突破一百多年来的僵局,因此将超越一个人的聪明才智、一个社会阶层的利益,以及任何政党的口号。

这个解决之道已经注定好了,凌驾于我们的道德判断之上。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同意西方作者的共识:国民党的运动失败了。但我觉得,不应该只强调其负面。在历史的长期发展中,国民党的运动可以算是壮观的失败,在最终的失败前,毕竟经过辛勤的努力,打造出许多成就。在古老的下层结构和现代化国家的要求之间,存在极大的差异,终究无法加以填补。

蒋介石的政符,是第一个给予中国人民方向感和希望的政府。它现代化的外观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以至于愿意与它谈判,废除大多数的不平等条约,结束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羞辱和奴役。他的政府是第一个现代中国的政府,动员全国抵抗一个一流强权的全面入侵,而且最后还能胜利告终。这个政府的成功大多出于人类的意志,而不是组织的效率。经过八年抗战后,这种意志无法再持续,组织更受到质疑,让它毫无自保的能力。它甚至无法保护自己的威望。因此其失败更显得一发不可收拾,甚至足以成为整个国民党运动的特征。

国民党政府从中国过去所承袭的最大障碍,就是政府财政。皇帝的命令在于维持全国的安宁与平衡。帝制中国没有能力动员整个国家一致投入战争,也无法和组织动员能力如此良好的敌国进行经济竞争。因此,为这些目的而筹资,成为民国的严重问题,无论由谁来掌权都一样。1911年的革命成为头条新闻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旅行。他没有赶着回国,反而到英国去寻求贷款,这时他还没就任民国的临时总统。袁世凯与共和分子的第一场争吵,起因于向国外的银行财团借钱。表面看来,1917年中国分裂成南北两边,似乎是因为辩论是否该对德国宣战。事实上,以北方军阀为代表的派系想利用对德国宣战,取得日本西原的贷款。孙中山宣布背弃西方强权,并在1923年新年前夕拟定亲苏联的政策,原来他打算以南部沿海税收的盈余支撑广东政府的财政,但美国等六个强权却发动海军示威,计划因此失败。美国等国希望用税收来偿还中国的对外贷款,支付以前的战败赔款,而且应该送到北京,以维持海关的独立完整。

在对日抗战之前的十年,国民党的南京政府达成关税自主,设置中央银行,岁入来源是沿海关税、盐税和统税(即消费税),并透过发行公债来消除赤字。对于这些财政措施,赞成的批评家认为很进步,反对者则评为倒退,但他们却都被国民党的现代化外观所骗,以为一旦有政策,就一定有替代方案,选择时必须反映政府追求的经济目标。但事实上,国民党政府没有选择或替代方案,财政措施都是以求生存所需的元素组成的。有了财政措施,等于是向前迈开一大步,让全世界知道,现代政府可以靠国内融资生存。无论是希望或幻觉,大有助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可信度,让他赢得西方强权的同情,引起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忧心。帮助蒋投入战争的最有力财政工具,就是将银元国家化,以不可买回的纸钞作为法币,1935年末实施,一年半后,卢沟桥就响起了第一声枪响。

国民党政府被赶往内地后,所有岁入顿时化为乌有。即使让通货膨胀也无法达到希望的效果。中国内陆到底有多落后,可以如此形容:不但血量不足,更糟的是,连血管都没有。多年后,伊朗国王也面临类似的问题,由于欠缺分配管道,国家财富只累积在上层阶级,不但没有实质利益,反而造成为难的处境。国民党和蒋介石必须在战时面临更为严重的瘫痪后果,却又不曾拥有消化不了的财富。随着法币数量的增加,乡村地区开始回到以物易物,或是非法的银元交易,至少可以降低部分的通膨压力。纸币数量多,流通地区又少,让城市生活更难以忍受,暴利和贪污就此横行。

问题可能在于,蒋介石为何敢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抗战?答案是他别无选择。如果再对日本让步一次,十年来的辛苦就会付之东流。除非他对日本摊牌,回应日本的挑战,否则他就必须面临国内控制不了的纷争。没有一个个人可以长期稳住一群军阀、前军阀、准军阀,让他们保持微妙的平衡,更不要说共产党鼓噪着要抗日。一向精于算计的蒋介石,此时也顾不得了那么多,只能大胆应战。一般不建议使用这种同归于尽的手段,但有时它也能开启新局。

实际上,蒋介石预期西方国家来救援。战事刚开始时,他在公开的演说中宣称,正在进行的“不只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问题,而是日本和全世界之间的问题。”我持有的当时一本宣传手册指出,十八个月内,国际局势应该将有利于中国。事实上珍珠港事变爆发时,离卢沟桥事变已经过了四年又五个月。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1937年时的我们都以为,战争可能要持续四年。但战争却打了八年,一定超越大家的想像。美国人看到蒋介石在战争最后阶段“搭胜利的便车”,势必很难对他产生敬意。但对跟随他投入战争,分享他的命运的我们而言,又是完全不一样的看法了。我们的行动当然让我们很羞愧:先贸然投入,再靠山姆大叔来救我们脱困。但对蒋或对我们而言,另一个选择就是投降,在大东亚共荣圈中当兵。多年后,身为美国人和历史学家的我,仍然无法相信,蒋希望美国参战来帮助我们,他的评价居然低于立场相同的丘吉尔。中国最不名誉之处在于,等到美国参战时,中国的武装部队已经没有多少战斗能力。中国已经成为士气低落的国家。

为维持庞大的军队、公务人员及其家人,国民党政府在内陆省份实施“田赋征实”(以实物纳土地税),至于如何进行,几乎没有留下记录。就我们所知,其过程不可能井然有序。从背景因素来说,税籍不过是一堆混乱的旧资料,几乎没有两个县采用同样的编排标准。有些地区明白承认,原始资料是明朝时留下来的。征税时通常算出谷物有多少担,折合成银两后,再换成为法币的元及分。基本税率很低,但有无数的附加税捐,每个地区都不一样。而且,佃农还进一步划分他们的小块土地,加以出售或抵押,但没有同时移转纳税义务。这些习惯行之有年,唯一的结论就是,许多纳税人仅能口,税后所得要分配给地主、承租户、佃农和债主,人人只分到一点钱。这些背景因素造成土地税收一开始就很微薄。虽然回归以实物纳税,但无法避免在无数情况下税负忽然大幅增加。地方官吏和村长不知用何种公式定出地区的配额,这种方法无异要求用中世纪的制度来承担现代战争的主要财政负担,悲剧的下场一定很常见。白修德报道,河南有一次发生饥荒,国民党军队仍然向人民征收食物,使饥荒更加恶化。情势使然,类似的情况一定曾发生过。

美国加入太平洋战事后,华府赠予中国三亿美元,以稳定通货。部分的钱用来在美国购买黄金,再运过“驼峰”,在中国市场出售,换成法币。这个措施的好处是可以抑制通货膨胀,但很少人提到。不过,美国大众却常被提醒,这批贵重金属落入和国民党关系密切的有钱人手里,最后转入美国投机市场,并在西半球购置不动产。重庆国民参政会中的部分成员大为震惊,竟天真建议,请美国列出这些人的姓名及资产,以便课税。但见识较广的同事告诉他们,这种请求绝对得不到西方民主国家的尊重。

为什么国民党不能像共产党一样,积极运用乡村的资源?下一章会有完整的回答,部分原因和共产党的本质有关。但简单的说,中国土地持有制度是过去数百年来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产物,符合当时封闭和不具竞争的地位,问题大到无法片面改革。如果没有重整村落,就无法在行政上扩大税收。在抗日期间,共产党算是部分成功,原因在于他们可以不必靠上层结构来运作。他们的核心干部并非官僚,征兵和赋税不必符合以都市中心为网络的组织要求。由于这层关系,共产党的战争行动必须有选择性,而且要零星。然而,其特殊的动员方式已和国民党产生冲突,因为后者必须守着“法治”的纲领,才能维持内在的凝聚力以求生存。

我随着朱世明将军到台北时,更加肯定我原先的想法:蒋介石必须包容身边的各种元素和人物。如果蒋介石比实际上能做主,他可以逮捕朱将军,或是让他继续当国民党的外交官。让一个自己信任的副手被吼出办公室,又私下表达对他的个人关怀,这样毫无逻辑可言。这次事件的意义必须对照蒋的个性来看:他并非没有决心的人。孙中山去世后,他在广东的作为充分证明他善于采取迅速的行动,不论是否有父亲告诉我的许崇智这一段故事。1927年4月,他突袭共产党,再度展现他的敏捷。即使是毛泽东,回忆起与蒋在江西的五次对战中时,也只差没公开称赞他,在起初的挫败后,还能迅速集结军队,继续作战。上海之战并非失误,而是一次赌博。也就是说,局势需要蒋采取行动时,他不曾犹豫过。

蒋介石最大的敌人来自后方。为求继续作战,他必须团结一群各省强人和政客。由于他不曾完全掌权,因此不可能有更大的决策力。他接掌政权时,中国还没有经济或财政基础,不足以像现代世界统一的国家一样行动。一般认为他无意改革,但其实刚好相反,国民党政府在他统领之下开始许多革新的计划。在抗战前,农村信用机构和合作社都已设立,乡村改造学校已准备就绪。国民党的中央政治学校下设农乡管理系,我的朋友范长江一度就学。在战争期间,也采取类似的措施。在湖南的南岳,甚至还有一个游击训练班,除传授机动战争的战术外,还设有乡村动员的课程。这些努力全都一败涂地,原因很熟悉:在中层阶级没有足够的社会关系,无法据以建立有效的指挥管道,而在乡村地区,整体的下层结构近乎明代时的架构,不像20世纪应有的组织。

蒋为求心安,安抚以前敌人,疏远他的朋友和追随者时,无法得到外国观察家的尊敬。我从《史迪威文件》首次得知,即使他的妻子和妻舅,也被他视为只能信任一半的政治伙伴。难怪史迪威不屑地形容他是“花生米”。

我起初尊敬蒋介石,也许正如郭沫若所说的,因为我是他的“忠诚信徒”。但随着时间进展,崇拜转成同情的了解。身为历史学家的我最后终于看到,对于国民党运动和其领导人蒋介石来说,命运赋予他们的行动范围相当有限。

书写这些段落时,我完全清楚,蒋介石很容易被抨击,不太容易替他辩护。我无法替他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的行动辩解,当时他没有预警就逮捕共产党员和劳工工会分子,随后将这些人加以处决。我看不出他的恐怖统治有何智慧,连左派作家都被诅咒成一般的罪犯。即使我看出他维持秘密警察有其技术上的需要,我还是无法认同这群缺乏思考能力的人所犯下的残暴恶行,我也提不出蒋不应负责的证据。但这些都无法阻止我澄清蒋介石的历史地位。他跨出大胆的步伐,正吻合历史向前进的脉动。因此,即使失败了,国民党并非一无是处,更绝非只是退化的象征。也因为这些原因,许多中国的饱学之士虽然没有政治的野心或兴趣,却愿意替蒋介石的国民党贡献心力。

我认真思索,得到以下感想:与其说蒋介石在领导公共事务时投注自己的性格,以求自己的满足,不如说他准备好迎接注定的命运之约,以求领导公共事务。我初次看到他是在1939年。在成都中央军校,我们听到“我们的校长”要来时,整个学校一片骚动。我们把整个学校里里外外翻了一遍,四处擦擦洗洗,给每个器具上油,预期他会来检查。但最兴奋的是,我们即将有机会和传奇般的伟大人物面对面。我们全都知道,蒋介石有一度和帮会扯上关系。即使是我们的政治部主任邓文仪少将,身为亲近蒋的弟子,都不讳言,他曾在上海股市中赚了一票。在我们的印象中,蒋是大胆无畏的英俊年轻人。这样的印象大半来自经常被刊登的一张照片,拍摄时间是黄埔军校成立时,照片中的他摆出很帅的姿势,整理他的手套,似乎象征他随时准备行动。这时我们也已读过王柏龄将军的回忆录。他在书中揭露,蒋不仅以个人信用借钱来维持军校,而且还亲自设计国民党的军服,包括非常僵硬的环孔,让帽子向上翘,展现革命军人的精神。他有一度甚至想让第一期生在三个月内毕业,认为再稍微拖延,中国就没有机会重生。到此时为止,依我们的标准而言,他具备伟大名将的种种条件:敏捷坚定,爱冒险,有想像力。即使只是名义上,但能当他的学生就让人心满意足了。

等到我们见到本人,失望到了极点,简直无法以文字描述于万一。虽然教官事先警告,校长来时,如果谁弄乱了队形,就是犯了严重的过错,一定会遭到禁闭的处分,但校长致辞时,一些学生倾斜身体,希望能看清楚演讲人,后排的学生则踮着脚尖。但他们的热诚并没有得到报偿。蒋介石的态度既不敏捷,也不坚定,他动作缓慢又刻意。他的演说既无冒险精神,也欠缺想像力,只有枯燥无趣。我们期望是军人对军人间的谈话,像关起门来讨论当今局势,或是多少提到他过去的光荣历史,但这些期望全落空。他花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们,要娴熟基本工夫,只要熟练基本战术即可,如果费心去思考战争的信念、概念,甚至战略,都是浪费时间。如此这般,我们仰赖领导我们赢得孤注一掷的战争,进而改写历史的人,谈话竟然像是教练班长一样寻常。他还老远从重庆来讲这些东西!在和他同地位的战时领袖中,没有人像他一样发表如此无趣的演讲,不过也没有像他一样身兼所有军校的校长。

等到我们要朗诵“军人读训”时,他又亲自当起教练班长。不过,他却缺乏教练班长的体力和压迫感。“我念一则时,”他轻声说:“不要和我同时念。等我念完后,你们再复述一次。”他如此讲究细节,追求完美!但是国语的“服从为负责之本”在他浓厚的浙江口音下却成了“屋层外无炸资崩”。后来我们就以嘲笑和模仿可怜的校长为乐。我可不愿当蒋介石的公关人员,即使是最能干的新闻官打造出的公众形象,他本人都可以轻易摧毁。

又有一次,站在讲台上的蒋突然发现,身为军校董事的戴季陶居然站在台下的听众中。他停下演讲,请戴和他一起站在台上,但戴客气婉拒。邀请愈来愈急迫,但戴非常谦虚,以同样的决心拒绝。其后数分钟,我们听到麦克风传来我们的校长蒋介石的声音:“嗯嗯,请,请!”戴的声音没有连到麦克风,但从延长的悬疑气氛中,我们可以推测出正在进行某些对话。这场谦虚的拉锯战终于结束,戴顺从请求,走到台上,蒋才又继续演说。站在听众中的我心中怀疑,这些就是我所崇拜的人物吗?如果在数千名顶着钢盔、站在太阳下的军校生之前,都无法避免虚华不实的形式主义,在处理更重大的事件时,他们的优先顺序只会更值得质疑。

多年后,我读到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的有趣记载。司徒雷登博士曾任燕京大学的校长及美国驻中国大使,他知道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丧失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向心力。他于是去见蒋,建议他采用对年轻人更有诉求的计划。他建议,蒋可以启动任何“危险”的计划,点燃学生和年轻知识分子“喜欢冒险的热情”,让他们转而成为他的“自愿宣传者”。整个故事显然很矛盾,因为司徒雷登博士是传教士般的教育人员,理论上应当教导人和平生活,而他建议的对象不仅领导全国投入历史上风险最高的豪赌中,而且自己在一生中指挥一场又一场的军事战役,从不间断。平静安宁绝非他生命的特色。

这些事件的不可解,以及整个蒋介石现象的谜题,只能放在更大的参考架构中,才得以就技术方面来解释。我要重申,公平地说,蒋应该被视为历史的产物,而非操纵一切的人物。就某一方面来说,我在成都见到的他,不再是数年前在广东创设黄埔军校时的他。蒋设立现代化政府的外观后,也替自己创造出最尴尬的处境。他无法制造出让政府系统运作的下层结构,只能让一切维持现状。战争爆发前,在南京政府掌控下,国家经济的现代层面或许还有希望扩大成相当的规模。但1937年战争开打,一切的可能就此被打碎。司徒雷登提出建议时,蒋已经变得更绝望,因为在八年的求生奋斗后,内战竟接踵而来。

至此一切都很清楚:中国的命运系于乡村改造所产生的突破。这个主题虽然常被讨论,却可以证实一个例证丰富的解释,解决长久以来的指控,因为直到现在,国民党和蒋介石仍被指责在这方面有所疏失。

正如蒋廷黻费正清博士所形容的,国民党对中国内陆的认识还不够。蒋廷黻的意思一定是指某些地方有盲点,而不是指所有地方,因为学术单位在田野调查后,已出版中国沿海及内陆省份的土地利用采样资料。内陆普遍都很贫穷;某些地方的佃农问题特别严重;数百年来都没有进行全国土地普查或全面的土地改革:这些都是早已为人熟知的事实。但问题如何解决,解决方案如何普遍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情况,都还有待观察。如果贸然采取行动,破坏微妙的平衡,反而会增加额外的问题。后来共产党倾全力解决问题,打算一劳永逸时,村落却浮现一些问题,连毛泽东都觉得意外,而毛泽东无疑是这方面的专家。就背景因素来说,中国的土地问题从来不可能采取截然划分法:一边是地主阶级,贪婪、高压、富有,一边是佃农阶级,卑微勤劳,却遭到不当的剥削。这两方其实可能是邻居或亲戚。在极端的例子中,地主可能更穷,比不上隔壁兼差的佃农和承租户,而无论如何,租金收入是地主不可或缺的生计来源。除收取租金外,土地的剥削还可以有其他种形式,如以不合理的高利率贷款,或是支付低于维生水准的工资。一律降低租金既不公正,又没有效果,而且非常难以执行。这些复杂情况不但外国观察家不知道,一味要求改革的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清楚。国民党失败后,芭芭拉·杰克森(Barbara Jackson)主张,蒋介石的政府只需调降部分租金,就可以保住政权。她并不了解,国民党确实做过这样的努力。以下就是实际发生过的例子:

1945年夏末,日本突然投降。在重庆的国民党政府遵照传统,宣布所有占领区的土地税停征一年。这个通令如何生效,没有人知道。也没有人能预期到,这次免税和未来事件的发展密切相关。两年后,已迁回南京的中央政府面临压力,必须进行至少象征性的改革,因此下令将佃租调降百分之二十五,适用于1945年曾经享有免税的地区。理论上,这会降低共产党的宣传效果,对于因为通令而影响收入的家庭,也不会增加他们的负担。这项方案似乎成功了一阵子,降租计划生效。但数星期后,争议随之而起。据知在政府监督比较不力的地区,有些粗野的地主要求佃农付全额的租金。起初抗命行为只出现在个别的例子中,但后来消息开始传开,地主和佃农很快就划分阵营,接着就爆发武装冲突。在湖南省的至少两三起例子中,传出有人因此丧生。有些佃农原先已保留百分之二十五的佃租,后来吓住了,就自动与地主讲和,把该部分的租金再补交给地主。报道出现在中文报纸,但据我所知,外国媒体却加以忽视。国民党政府既震撼又惊愕,却保持沉默,蒋介石也没有任何指示。

这起事件的发展清楚显示,中国的内地古老原始,如批评家描述的一样可悲,但却具备自然的平衡,很可能抗拒任何改变。至少在这个例子中,蒋介石不能被指责为不愿改革,他没有改革的工具,也没有足够的权力。

其实无需替蒋介石辩解。他编造出一只纸老虎,但人人都信以为真,预期他的创造物能有真老虎的功用,这样的期待本身就是历史加诸他的最大赞辞。他有时被批评成无法无天。但法律是社会的强制行为,除非守法多半能符合日常的社会行为,否则徒有法规不足以执行。事实上,无法无天是蒋介石的问题根源,而不是他的特权。无论是他的兵役法或法定货币法案,违法情况都很普遍。这些法案都领先时代。

但蒋介石并非独裁者,他甚至不具备成为独裁者的能力。1945年5月,国民党六中全会在重庆召开,当时史迪威事件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对日抗战显然即将结束。代表在听完政府部门的简报后,要选出两个中央委员会。过去委员会的名单就像中国名人录,包括各行各业有成就的人士,但并没有军人在内。这些人事业有成,让当权者有广召天下英才的权威感,兼容并蓄的政策符合“扩大政府基础”的目标。但这一次,有相当数目的黄埔将领并不满意,因为名单已成为平衡各界人士的工具,于是他们决定打破模式。陈诚和张治中将军都支持这个运动。他们两人曾任职于黄埔,被认为在专业上很有才干,政治上很进步。投票前几天的一场茶会上,“干部会议”人数超过一百人,大多数是黄埔军官和其同袍,陈和张两人在会上致辞。他们对蒋介石的忠心毋庸置疑,数年后陈诚为蒋在台湾的“副总统”,张治中则是国共谈判时国民党的代表之一,谈判不成,张还被毛泽东扣留在北京。当时还没有计划要反叛,但他们的行动如果成功,太多“蒋系人马”将走到幕前,让其他势力不安。不论真假,此举将代表清党或是成立以蒋为首的军事执政团。有政治家气度的蒋制止了这次行动,还私下申诫策划的人。选举时,身为国民党总裁的他,向代表“建议”候选人名单,但代表可以全数赞同,或是投票选出自己的人选。不过,即使面临来自蒋的压力,代表仍否决五名名单上的人选,其中四位是前军阀,一位代表少数民族。蒋于是采取补救措施,要五位和他渊源较深的人婉拒委员的地位(其中一位是秘密警察首脑戴笠),身为总裁的他,再用名单上的五个人来填补空缺。这个动议通过。斯丹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存整件事的始末,学者可以进行研究。如果有人认为国民党的民主实验很荒谬,不妨看看数十年后类似的举动:左派人士称为“民主协商”。这些事件背后的基本原因在于,没有人认真建立选民制,而议会制度则受到权力人士的玩弄。要以秘密投票的方式选出最高领导人,在中国并不切实际。

机制尚未就绪,其元素没有适当运作,没有定期维护。在这样的情况下,蒋在发号施令前必须先容纳异己,在有所要求前必须先宽恕别人。说来讽刺,他因此更像独裁者,而且显得既拙劣又无能。有时他过度拥抱联合势力,让自己显得陈腐、笨拙、平庸又没创意。为维持中立的角色,他必须毫无色彩。有时他又把自己化成零件,在组织关系脆弱的地方施展个人的色彩。他有时会干涉部属的内部作业,希望自己的示范作用可以扩大。这个坏习惯离间了他和史迪威的关系,不但被批评者引述,而且有时也被友善的评论家提到。胡适公开要他不管枝微末节。芙列达·尤特里(Freda Utley)则说,他有“农民心态”。

蒋介石的演说索然无味,不但是在成都以我们为听众的场合,而且还在抗战胜利后不久的上海,我也在场亲眼目睹。这个通商港埠在他睽违八年后欢迎他回来,地点就在前各国租界的跑马场上,照理应该是个欢欣鼓舞的场合,尤其他年少时在这个城市待了很久,经过外国统治后,中国的主权又得以完全恢复,大半原因出在他的努力奋斗,但他一点也没提到这些事。相反地,为扮演全国精神领袖的角色,他提到振兴道德,讲到礼节和公理。

不过,同情他的观察家会说,这些方法反映出当时的确切情况:更有系统的管理要不就很困难,不然就不可行,因此蒋介石必须有时候代表抽象的整体,有时化为小零件。在他的敌人中,很少人了解,他们自己的方法也和他类似。田汉——对我来说是田伯伯——无法找到善用艺术家才能的更有效方法时,只好要他们去画武昌市的城墙,让无法沟通的讯息具有象征和仪典的意味。郭沫若一心想当中国的歌德和拜伦,但从政后却不再出版任何值得阅读的文字,无法超越早期的作品《女神》。他写诗颂扬中外政治领袖,却像是不经大脑之作,既无诚意又杂乱无章。如果我能再看到密西根大学的浩伊教授,我可能会对他说,在蒋介石时代,中国社会的中间阶层缺乏可管理性,这确实可以用文字来表达。就像我在仓库当收货员一样笨拙,我必须把装着冷气机和电动除草机的箱子层层相叠,但又没有带子或把手可以使力。

我大有理由可以相信,蒋介石的方法不是来自他的本能,他的镇定也并非真正的性格。和戴季陶比赛完美礼仪的那个人,一定不是认为中国撑不过六个月的那个人。此外,一个精明到会去投机股票债券的人,不可能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情况下购买每一档股票,而后一直保持这个奇怪的投资组合。对一个结识罪恶之城帮会人物的人来说,不可能去宣传美德本身就是奖赏。统合后的各种资料证明,蒋介石所面临的问题太过沉重,已经永远重塑他的性格,迫使他尽一切行动来使中国团结,无法依自己的选择行事。他很可能腐化,因为中国本身就已腐化。他不重组织,因为如果他强施命令,可能引发内部争议,而且严重到足以使国家再度分裂。他的沉闷无趣很适合他受苦英雄的角色。孔子曾说,君子寡言。要成为和蒋同一类型的君子,必须建筑在互惠和被动包容的原则上,因此也就缺乏对现代世界的吸引力。更不用说,蒋再也不曾以很帅的姿势拍照。和外国访客合照时,他会习惯性地挤出笑容。但和中国同事及部属合照时,他总显得僵硬严肃。他让妻子追求知名度,打造光鲜亮丽的世界,在家打扑克牌当消遣,他自己则过着无趣无味的生活。希特勒会对副官说笑话,斯大林半夜会小饮一番,中国的蒋介石却总是自我克制,不曾有这些小小的分心和缺失。他的诚心让司徒雷登信服。他虽然是毫无光彩可言的表演家,却赢得往大处着想人士的赞许,如约瑟夫·亚索普(Joseph Alsop)和亨利·鲁斯(Henry Luce)。即使他的死对头周恩来都必须承认,他很爱国。

蒋介石内心其实很情绪化,有时他的自制也会失效。在重庆,有一次他的副官处长(译注:正式职衔是“侍从室第一组组长”)陈希曾请辞。依西方说法,陈是他的表兄弟,但依中国算法,陈是他的外甥。蒋介石非常生气,当场掀翻桌子,最后陈哭着打消辞意。就蒋的立场来看,他已经把奉化县的所有亲戚都安插在政府部门里。战争造成货币贬值,陈的薪水几乎缩水成零,生活很不方便,以他的职务关系和影响力,他可以轻易在战时的首都开创赚钱的事业。但蒋认为他在此时居然想到弃自己而去,简直就是忘恩负义。这个事件同时势必也触及蒋本身的失败感,因为他期望人人都应该将责任和义务置于个人私利之上,包括他自己的副官在内。

在前面提到的国民党六中全会,有一个问题引发总裁蒋介石的长篇大论。有一位王姓代表想了解,方先觉中将是在何种情况下投降日本。方是第十军的军长,在强势的敌军围攻衡阳四十九天以后,终于举白旗投降。他被俘虏,但后来趁机逃跑,设法回到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据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曹圣芬转述,在该次会面中,方说已尽全力,战役是败在应该要轮班的纵队身上,但方再也不肯透露细节。没有人提过这个事实:在战争的最后一两年,很少将军能得到执行任务所需的恰当工具。身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压力一定更大,因为他找不到人诉苦。他冷不防被问到这个问题,于是向王姓代表和在场听众倾泄他的真正情绪,问他们是否了解到,他们能够舒适平安,要归功于率领着营养不良的士兵、带着不足装备上战场的人。如果有不可能的任务,应该责怪谁呢?是在最恶劣环境下仍然撑下去的人?还是坐在后面批评他们做得不够好的人?

总之,说蒋介石政府的特色是腐化无能,并没有触及问题的深处。这个问题古老而脆弱,其底线在民国出现之前的数百年。这些情况对蒋的行为模式有决定性的影响。1937年,他带领中国打一场没有计划的战争,就好像禅宗一样,以美感和本能去面对问题,依赖灵感的忽然涌现,而非精心的策划算计。他在大方向中摸索,让后果来决定细节。每当他缺乏执行工作的工具时,他就用决心来填补。幸运的是,对手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因为日本人并没有长期的计划。其后的僵局制造出适合美国介入的时空,最后优势终于转向中国这一边。

内战是抗日战争的必要延续。部队已经部署在战场上。接收日军曾占领的城市时,更决定了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地位。在抗战胜利前,好战者已采取了无可撤退的步骤。对共产党来说,此刻正是绝佳机会,应该趁机完成未完成的革命。虽然国民党军队在内战初期采取军事攻势,但其实打的是保卫战,从头到尾都应该保持被动的角色。国民党再度没有拟定作战计划。国民党短期目标是开发铁路沿线,让经济大概回到1937年之前的状况,但这个目标未曾达成。在这场战争中,消耗才是重点,后续的动员相当重要,但国民党军队却无法改善这些方面。党所拥有的一切,都已在前线了。

美国的调停行动只招惹太平洋两岸的怨言。对美国的人民来说,蒋介石贪得无厌、冥顽不灵。他对美国的建议充耳不闻,却急着伸手向美国求助,接受援助时并没有表达谢意,经手后又没有任何成果。对于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而言,美国总是责备得多,帮助得少,而且常常看不到问题的真正本质所在。

事实上,误解无处不在,包括亲身经历战争的我们,都无法解读其真实意义。中国文化传承中,最矛盾特别的因素之一是虚有其表的能力。我自己不断重读古籍,才了解其中运作之道。简单地说,你无法评估环境时,不妨大胆假设。情势不利于你时,就将你的信念伸张到不合理的极限,希望奇迹会发生。难以解释一个讯息时,就用夸张的方式加以缩减。这些做法当然会把信仰和一厢情愿混淆不清。不过,在信息传播困难、不可能达成共识的国家中,这些做法自有其目的。在战争期间更是如此,因为没有人确信一定会胜利。多年后,我检视自己在成都的经验时才意识到,这样的力量已影响了我们,虽然我们并不自知。以蒋介石的例子来说,我们发现对他本人很失望后,依然拥抱着这个传奇。我们上床前会嘲笑他的浙江口音,但次日早上,我们提到“我们的校长”时,敬畏之情丝毫未减。在不知不觉中,我们想到蒋介石时,想到的是他扮演的历史角色,他代表的想法和概念,有别于蒋介石本人。根据我和黄埔将领之间的谈话,我确信他们也有同样的态度。因此,保证或事先的承诺就非常重要。只有西方国家一心揭发丑闻的新闻记者,才会以戳破我们的神话为乐。他们指责我们自我欺骗时,多数的国人可能认为他们蓄意无动于衷,有时又怀着没有必要的敌意。以诗人和哲学家为代表的东方,与以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为代表的西方,两者之间的争议可能没完没了。

在一番回顾后,我愿意承认,国民党无法整顿社会关系来支撑军队,结果让美国的大量援助变得不切实际。但这个原因不同于杜鲁门政府停止援助的说法,他们觉得原因出在中国无法形成联合阵线。这个争论显示,西方倾向用议会制来解决问题,希望中国实施议会制,让自由派分子和少数党可以扮演关键角色。这项假定必须基于下列前提:议题可以在确定范围后加以辩论;选票可以被调查出来;多数决定可以形成。这些无疑都是美国调停时的辞藻。美国武断决定,国共争斗的问题已经摊开来,政策的不同可以靠谈判来解决,但事实真相却是:一方想借美援来修补屋顶,另一方却想从底部摧毁所有结构。这样的争论不只是发生在前议会制度时期,而且还是前宪政时期。

即使是蒋介石的政府有多民主这个问题,也比多数观察家当时所了解的还要微妙。对站在国民党这边的人来说,蒋介石一直很包容异己。只有一心想排除所有人的人士,才会被他驱除。事实上,他将不同背景的人引进政府,包括知名学者和他以前的敌人。但此处就是共产党的论点所在。我们可以用印度的印度教徒和回教徒间的争议,来做为对比说明。印度教可以被赞为精神升华的最高级形式宗教,但也被贬为支持迷信的最低级形式。印度教徒对各式各样的信仰一视同仁,都愿意接纳,因此自认宽大为怀。但是在敌人的眼中,他们并没有贯彻自己的信念,也没有要求别人,所谓的包容不过是假装宽大,却牺牲了绝对真理。有些回教徒更觉得,单是承认印度教的领导权,就等于是放弃自己宗教的基本教义,让自己的宗教在一开始便沦为次要地位,而后就会完全不受重视。我们的共产党友人就是以类似的态度来面对我们。我们聚集这么多教师、银行家、地理学家、政客、前军阀等,只不过是为了彼此保证不采取危险和激烈的举动,他们看不出其中有何优点或智慧可言。如果我们不能去除各省强人,我们就是军阀体系的一部分;如果我们不能改善农民的生活,我们就是保护地主的权益。这样的态度又激起我们的反感,认为他们太没有弹性,简直是以高压来威胁我们。

党派的争吵实际上反映历史的僵局,内战势必不可免,多年后的我们才了解这一点,但交战当时却看不清楚。关键问题在于土地改革,其他不过是其次。问题在于要不要进行改革,如果将这棘手的问题搁置一旁,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从上而下来重建中国。国民党军队虽然被西方标准视为落伍,却已经超越中国村落所能充分支援的最大限度,因此必须重整后者。但这样的提议说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一旦启动后,就没有办法在中间任何时点制止,必须从头到尾整顿,依人头为基准,重新分配所有农地给耕种者。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任何妥协不是不可行,就是在管理上不切实际。如果没有内战,一切可能显得简单容易。多年来,我们只是认为毛泽东太过强烈,一心想着分化,而他的“主义”太过吹毛求疵,太武断,但我们并不了解,他的所有基础工作都是为了最后的摊牌而做准备。我想,我在共产党的友人事先并不知道这一点。不过,由于先前的承诺,他们还是继续坚守阵营。

实际上,这场土地改革的细节到多年后才为外界所知。但在内战时,关于过程的零星报道已足以让胆大者心寒。我不能像艾格妮丝·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宣称,就阶级而言,所有的受害者都是罪有应得。我也无法说,所有的受害者都是无辜的,而且改革可以不必流血。我也不能像威廉·辛顿(William Hinton)建议下一代,长痛不如短痛,为结束长期的痛苦,可以容许短期的残暴。假装一切都没发生过,在书内完全不提这件事,又有违我历史学家的角色,我的故事将难以理解。如果哀悼在动荡中的罹难者,又显得我只是假惺惺。面临这样的困境,我只能采取最难但也可能是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请命运来承担我们良知的重担,如此我才能接受事实。虽然无法精确地统计,但估计改革过程中约有三百到五百万人丧生,他们大多数是中小规模的地主,大多数是被活活打死。

我没有参与此一运动,我既非参与者,也非旁观者,我甚至没有在旁挥舞着阶级斗争的旗子。但我无法完全置身事外。和我这一代大多数的中国人一样,我的良心无法平安,即使我不在现场。多年来我一直知道土地问题的存在,任何一点一滴的消息都指出僵局所在,需要有人去打破。我既然逃离现场,就无法做出道德判断。在这场无异于战争的土地改革中,无论发生什么事,我都没有能力去宽恕或谴责。这不能和屠杀犹太人相提并论,应该比较接近广岛的原子弹爆炸,是人类社会的污点。如果要提到责任的问题,应该由我们全体来承担。多年后的现在,我只想驳斥下列说法:站在国民党这边的我们都希望保持现状,因此阻挡改革之路。其实,大多数的人就像我自己一样,只是抱着我们的幻想和一厢情愿,希望可以延后摊牌的时刻,找到不会引起痛苦的公式。我们缺乏的是一心一意的念头和坚强的心智,并无法预知到,当时一定要打破僵局,无论花什么成本,无论用什么方法,不管传统或非传统。两大政党最大的不同在于一个基本的学院派观念:不相信农民的暴动能救赎这个国家。

将国民党和“布尔乔亚”画上等号(左派人士常如此形容),并不是指国民党人拥有股票和债券。除了极少数的人以外,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民党将领,出身背景和大多数的共产党领袖都一样,除少数人以外,他们的财产还不足以多到要用生命去捍卫,更不要说是席卷全国的内战。然而,在国民党这一方,都市的气息比较浓厚。“容忍”的精神可以延伸成放纵任性。如果我们无法免于物质的欲望,至少我们拥有幻想的自由。受中产阶级文化的影响,我们意识到共产党分化高压的威胁,因此一定要抗拒甚至压抑。我们并不知道,在回应挑战时,我们促进了内战大熔炉的诞生,这正是导致共产党有所突破的环境。

我们希望能靠大笔美援解决困难,而美梦果然成真。满怀憧憬甚至不是始于蒋介石,而是从孙中山开始。国民党的遗产可以追溯到他写的一本书,其中计划在十年内兴建七万五千英里长的铁路,在沿海没听过的地方兴建新港口,以取代香港、上海及大连。这样庞大的工程又注重“机器密集”,当然需要外国的资金。孙中山并没有周详考虑到,一个国家要达到现代化,进口物资不能只是结果,而必须充当手段,让接受一方的社会回应挑战,培养组织能力,将外来事物恰当融入政治体。即使在一切顺利的承平时期,国家经济中现代化层面所产生的好处,也要经过很久的时间才能传到内陆。抗战胜利后的中国显然没有如此从容的环境。相反地,东亚大陆当时出现权力真空,中国必须尽快重整自己,而且尽量减少外力的影响。这些状况让我必须说,命运是干涉一切的因素。

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说服自己,国民党军队当时的问题在于“头重脚轻”。现代化设备大规模涌入,只会增加上层的重量,底层大众更难予以支持,军队显得更像是外来力量来对抗中国社会。这个二分法所造成的结构失败,将大于所谓的贪污无能等温和的谴责。继国民党的失败之后,也看到同样的情况发生在其他国家。为了抵抗和国家下层结构无法相安的外来因素,越南和伊朗的反对势力诉诸不同的“主义”以遂其目的。

毛泽东的革命在本书称之为“劳力密集”,一度显得迂回曲折、异想天开,甚至连他的党人也轻视这位未来的党主席。因此,我们当时忽略其功效,也许不能算是太离谱。内战爆发后才完全看到他的手法更直接、更有重点、更务实,因此在解决中国问题时,比其他所能想像出的方法更完备,更自足。一旦付出代价,就不能否认他计划中的优点。赞扬他土地改革的作家常说,平等精神、人道诉求与他的土地改革息息相关。事实上,提到道德时,可以针对主题进行各式各样的辩论。问题在于,革命本身就是重新修改道德标准。如果不同意上述的话,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满清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国共争斗的时期虽然显得长,实际上只是鸦片战争启动历史事件以来的其中一环。在现代中国历史的所有层面中,都贯穿一个基本议题,就是中国由文化主导的政治体必须转化成现代国家,其基本要求为可以从经济上管理公共事务。在蒋介石以前,这个问题甚至还没有被国人所了解。在毛泽东掌权后数年,中国人口还是只能约略概算管理,显示转化成现代国家的路还很漫长。但即使不耐烦也无济于事,要更改影响十亿人口的结构,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事,何况这个结构有四百年以上的历史。转变不是小小的调适而已,问题能够持续这么久,正可以说明其本质有多严重。

内战将人际间的冲突放大千万倍。这个经验有许多层次:感情与理性,迫近与遥远,内与外,战前与战后。然而,在三分之一个世纪以后,我看到的是在历史长期的延续下敌对双方的直线进展,而不是交锋当时似乎毫无妥协余地的歧见。例如,如果不是在蒋介石高举国家统一旗帜的遮蔽下,我看不出毛泽东何以能进行农村改造。即使在书写历史时,只有当国民党所经历的困难完全浮现,而各种替代方案又已用尽时,共产党的激进措施才会显得有意义。

身为历史学家的我相信,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是伟人。他们都独树一帜,用自己的方式去处理历史加诸他们身上的最艰困处境,从而展现本身非凡的长才。他们的勇气虽然方式不一,但都代表中国的心智和力量。但这类型的勇气都是一面倒的固执,毫无吸引我们的个人性格和特质。事实上,如果去除他们历史上的伟大地位,传记作家可以简单形容他们:一个僵硬死板,另一个掩不住土气。这些和他们掌控的媒介有很大关系。一方在过时的社会价值中努力挤出最后一滴可用之物,另一方则采取“辩证的即兴创作”,因此常常利用人类的邪恶天性,企图打造出理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