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十九是思宗自杀的那一天，他为了进行对于关外作战横征暴敛，他卞急自是，激起民愤，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一经自杀，他的死亡就是他的新生，他是人民对敌作战的象征。
崇祯十七年的春天，太阳照样地出来，地球照样地运转，但是北京城里充满着不祥的气氛，仿佛世界已经迫近末日，从此以后，又要换一番新的天地了。
这一天，李自成在西安称帝，这是大顺国永昌元年。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六部称为六政府，有吏、户、礼、兵、刑、工政府。张献忠还没有称帝，据有武昌、安庆，随时准备进入江西。
这一天还是顺治一年，建州的爱新觉罗·福临也是皇帝，是大清国的第三位皇帝。
皇帝越来越多了，人民生活也就越来越苦，因为皇帝总要争取一统，后代称为统一。要统一就要打仗，当然皇帝不会自己去打天下，打天下的总是人民，他们被迫去冲锋陷阵，打败了死的是人民，打胜了成功的是皇帝。人民还得对于皇帝感恩戴德，自称是“食毛践土”，那是说，他们吃的是皇帝的粮食，踏的是皇帝的土地。其实这是把真理颠倒过来，皇帝吃的是人民种植的粮食，踏的是人民开辟的土地。但是那时一般人都把颠倒过来的真理作为真正的理论根据。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轻易听不到这种理论，可是1911年以前，这正是风行全国的理论，爱新觉罗这一家凭着这条理论骑在人民头上，只有不甘屈服的人会轻轻地提醒孩子：“当今的皇帝只是鞑子！”这样的头脑清醒的老汉有的会看到他的孩子长大起来把热血洒向鞑子的头上。
1644年的元旦对于思宗并不是什么吉祥的节日。北京城里刮起漫天的大风，把灰土卷得铺天盖地。按照星象家的占卜，这是“暴兵至，城破，臣民无福”的预兆。
思宗看到早一年，开封城破、孙传庭战败身死的消息，把北京所有的军队调到畿南，防备李自成的卷土重来。对于建州呢，他确曾幻想过能够暂时缓和一下。缓和并不是屈服，而是暂时的停战以便把剩余的一点点财力兵力集中起来，应付李自成的进攻。可是由于陈新甲的冒失，事败垂成，最后陈新甲白白地赔出了一条性命。不过思宗究竟还有一点血性，因此即使到了最艰苦的阶段，他没有忘却把全国最精锐的军队——吴三桂的兵马留在山海关外，一边防备建州的进攻，一边也为度过最艰险的阶段，准备重整旗鼓，反攻辽沈，进行一场搏斗的本钱。思宗最后的失败，主要当然要由思宗自己负责，但是他究竟不是民族的罪人，这是山海关上崇祯十六年的题字可以证明的。
自从洪承畴叛国、孙传庭战死以后，明朝的大将之才已经一空了。马士英小有才，最后总算在浙东前线，以一死报国，姑不论其在南京中枢，卖官鬻爵，其实不是大将之才。史可法身任督师，谈不上戢暴定乱，只能局促于扬州城外，为高杰所制，不能指挥四镇，更不能进窥中原，措置乖方，甚至为幕府应廷吉所窃叹，也算不得是将才。人才一空，国家的前途那还倚仗谁呢？
思宗没有办法了，只有倚仗内监。二月间命太监高起潜、卢维宁、方正化、杜宣、王梦弼、阎思印、牛文炳、杨茂林、李宗先、张泽民、孙良弼、于朝、杨开泰分镇各处。兵部奏称各处物力不济，而事权纷孥，反使督抚借口，请求停止分遣。尽管当时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只是一位庸才，但是这条意见是不错的，可是不倚靠内监又倚靠谁呢？思宗信不过任何一位大臣了。
镇守内监的命令是下了，看不到什么结果，三月间再大封诸将。吴三桂封平西伯，左良玉封宁南伯，唐通封定西伯，黄得功封靖南伯。刘泽清进秩一级，刘良佐、高杰、李栖凤、马科、马岱、姜瓖、孔希贵、黄蜚、葛汝芝、高第、曹友义、卜从善、杜名登、赵光远、杨御蕃、许定国各进一级。加官晋爵，这本是封建社会鼓励人心的一个法门，但是在国家进入死撑苦斗的阶段，加官晋爵无法激励将士的勇气，还能起什么作用呢？
这时已经进入改朝换代的年份了，但是正和人的不甘心于死亡一样，封建帝王是不甘心于自己的灭亡的。思宗想起古代帝王的又一条办法，下诏罪己。这是三月六日的事。诏书说：
朕承天御宇以来，十有七年于兹矣，日在冰兢，思臻上理。东人方张，流寇又作，调兵措饷，实非得已之事，乃年年征战，加派日多，本欲安民，未免重累，朕之罪也。贪官污吏，乘机巧取，加耗鞭扑，日为尔苦，朕深居九重，不能体察，朕之罪也。将懦兵骄，莫肯用命，焚灼淫掠，视尔如仇，朕任用非人，养毒致溃，朕之罪也。以致寇势鸱张，胁从愈众，如豫、楚、秦、晋，遍地流害，百姓忍怨吞声，无所控诉，思我祖宗休养尔等近三百年，至今横遭惨毒，有如此极，朕叹息痛恨，宵旰靡宁者也。今已调各路兵，天下忠愤之士，倡义勤王，有志封爵者，水陆并进，为民报仇。今与尔士民约，钱粮剿饷，已行蠲免，负买悉命停止，郡县官有私征私派，滥罚滥刑，朕不时密访以正其罪，仍察天下大小将士，战守有功，立予升赏。他如官民男妇，有节义死难者，从优赠恤。其一切不便于民之事，尽行革去，以与天下更始，毋信流言，自为惊扰。至于被害绅士及一切军民人等，一时畏死从贼，原非有心甘逆，除自成罪在不赦外，余伪官伪将，有斩渠献城之功，即授侯爵，分别世荫赏赉，愿官者一体充用，不愿官者安插宁家……呜呼，天心未改，祖德尤深，朕方罪己省愆，用贤治国，改从前之败辙，以与尔等维新。贼平之后，耕田乐业，永为王民，岂不休哉。若听讹言，怀邪疑贰，大兵一集，玉石难分，徒贻后悔，钦哉毋忽。
这一道诏书里，思宗提出了自己罪状三条，他提出了一切不便于民之事，尽行革去；大小将士，战守有功，立予升赏。作为一个皇帝，凡是可以说的他都说了。可是有什么用呢？应当说的为什么不早说？应当做的为什么不早做？自己的生命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还对人民来一个“大兵一集，玉石难分”的恫吓，这不是太迟了吗？思宗只是一个封建统治者，即使到了死到临头的日子，还没有忘自己是统治者，人民是他的臣仆。可是人民不会忘却自己和皇帝一样，也是一位顶天立地的人；甚至比皇帝还高明一些，因为自己是凭劳动养活自己，不像统治者那样骑在人民头上，还要作威作福，要杀要剐，甚至在死到临头的时候，还要对人民进行威胁，进行欺骗！思宗对于自己这样的语言，是不是觉得可笑呢？不会的，因为统治者不仅要欺骗人民，还要欺骗自己，他总以为这样一道诏书，可以起一定的欺骗作用，但是他错了，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不会永远上当受骗的。
思宗召见兵部尚书张缙彦。他问：“听说真定沦陷，督师大学士李建泰遇害，你知道不知道？”
张缙彦本来是兵部都给事中，由于尚书冯元飙告病，特旨提升的。对于兵部的职掌，他原不甚了然，只能回答：“不知道。”
“宫中都知道了，”思宗说，“你还忌讳个什么？”
“要是出了这样的大事，当地会有塘报的。”
“真定府城已经失守了，还有谁来发出塘报？你是兵部尚书，为什么不发人去侦察一下？”思宗说。
“派人侦察，要给工食，兵部一千钱都没有，派谁去？如今军饷无着，只有公开捐官。可是参将、游击这样的官，即使开捐，因为官太小，没有人要；副将以上，必须题奏申请，兵部没有办法，还得请皇上圣旨。”
真定离北京不远，沦陷以后，兵部一些也不知道，不要说发兵收复，连情报也没有，这是什么样的政府，张缙彦又是什么样的尚书！思宗一怒，把公案都推翻，自己回宫去了。
明朝的财务制度，有许多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户部是主管部门，首先是江南人不得当户部主管官，这是说国家的财务，有一条不能公开的原则。岁入和岁出，不但人民不能过问，主管部门也不清楚。神宗时代，遍地开矿开捐，这一切收入都直接收入内帑，户部管的是明文规定的赋税，在不敷国用的时候，只由户部奏请发给内帑。户部是皇帝的外账房，内监才是皇帝的内账房。皇帝只是和寻常人同样的人物，他管不了许多，必然有若干内监知道而皇帝不知道的事。因此崇祯末年尽管民穷财尽，而北京城破以后，不但有若干的金银相继外流，甚至到了康熙年间宫内还发现了明代的地窖。
不幸的是崇祯十七年三月间真是民穷财尽，罗掘俱穷了。思宗派遣内监徐高到嘉定伯周奎那里，请他助饷。
“没有啊，实在没有。”周奎说。
徐高眼泪都下来了，他说：“皇上罗掘俱空了，连国丈都不能体谅，那再从哪里想法呢？”
周奎只是一味地推辞，想把徐高支吾出去。
“想不到国丈也是如此。国家完了，国丈即使有了银子也是枉然。”
徐高一气之下，走了。
周奎看看这样究竟不是办法，他提出愿意捐献白银一万两。可是思宗总觉得数字太小了，最好凑足两万。没有法想，周奎连忙申请皇后帮助，皇后再凑上五千两。周奎还要打个折扣，总共献出一万三千两。内监王之心最富，思宗当面和他谈及，之心献出一万。一般的内监们都在比穷，各家的大门都贴出了“此房出卖”的招贴。待到北京陷落以后，周奎家中抄出五十二万两，王之心家中抄出十五万两，金银器玩尚不在内。
李自成的大军从各方面进逼北京。八日宣府失守。思宗召庶吉士于中左门。编修陈名夏面奏淮扬要害，应当派重臣镇淮扬，练兵固守。思宗立即升名夏为编修，招募山东义勇。
思宗问户部左侍郎吴履中：“大库还有多少帑银？”
履中说：“还有八万。”
“这个数字仅供北京城守之用，各边月饷不能照发。”
“要是没有各边，北京也无法守城了。”履中说。
到这时候，思宗顾不得各边了。
初十日，命内监王承恩提督内外京城，蓟辽总督王永吉节制各镇，俱听便宜行事。
十二日，李自成的大军进逼北京郊外。思宗召见群臣，除了兵饷以外，什么都无法谈及。群臣除了紧闭京城城门以外，什么计划也没有。要增兵守内城，外城就顾不了；要增兵守外城，内城又顾不上。王承恩既然担负了提督京城内外的重任，一切都由承恩负责，襄城伯李国桢虽然担负团练京营的重任，可是也无法措手。
十四日，召内监曹化淳等守城。到这时候，思宗不但对于文官失去了信任，对于武官也失去了信任。他信任的只有内监。
十六日，召考选官滋阳县知县黄国琦等三十三人于中左门。
思宗问：“安人心、剿寇、生财足用，计将安出？”
黄国琦说：“闯寇骄横，失在招抚，当今之计首先要安定人心，其次在于用人。”
“怎样安定人心呢？”思宗又问。
“安人心不难，皇上先安定己心，就可以安人心。”
思宗在那里点头，随即又问：“怎样生财？”
国琦说：“日前的生财之道，靠的是捐助和加派，这都不是办法，首先应当先搜内帑，发内帑以资外用。”
思宗觉得国琦的话句句中肯，不断地在点头，随即又问：“那怎样用人呢？”
“天下未必无人，但是人未必为用。”国琦又说。
思宗随即提升黄国琦为兵科给事中，正准备把其余的地方官逐一地问过来，前线的密报来了，思宗神色大变，吩咐大家退出。事情是昌平失守了。居庸关早已失守，昌平已经到了北京的西北郊外，在作战中总兵李守自杀。
没有办法了，思宗只有把吴三桂这一支精锐大军调回，可是三桂才从宁远调进山海关，守关的内监高起潜早已逃回西山。问题在于山海关还在数百里以外，李自成夺获昌平，去北京只有几十里。这不是思宗的布置不够周密，也不是李自成的进军出乎意外，而是思宗还考虑到关宁大军在国防前线，不愿意轻动的缘故。
北京内城、外城都有城堞，一共是十五万四千有余。京城的军队，健壮的久已出征了，留下的老弱病残不过五六万人，派去守城的内监也不足数千人。全部扑上去，一个人得守三四道短墙。守城的没有炊具，无法供应，兵饷久已没有了，每人发铜钱一百文，还得下城吃饭。要守城怎样守呢？
十七日开西直门，大批的难民从门外拥进来，要查也来不及，一切都成了自流的状态。这一天，思宗早朝，皇帝的眼泪下来，大臣们的眼泪也下来了。思宗在御案上写了十二字，召太监王之心看一下，随即抹去了。中午李自成的大军到卢沟桥，随即进攻平则门、彰义门。门外的三大营全部溃变投降了。兵车、大炮全部缴械了，随即向北京城楼开炮。守城的襄城伯李国桢闯进内城，请求面见。内监们不许前进。
“这是什么时候？君臣即使相见，为时也不久了。”国桢说。
内监问及前线的情况。国桢说：“没办法了。守城的兵士全部躺倒了，鞭起了这一个，那一个又躺下，凭什么人去作战？”
思宗把李国桢召进，国桢把所说的话重述了一遍。思宗下令内监上城守城，没想到内监们又引起了一番争执。
他们说：“文武百官干什么的？由他们去守城好了。”
他们说：“我们曾经在宫里有过内操，有训练总比没训练好一些。可是御史们说不能举行内操，因此作罢了。作罢也好，可是现在又要我们守城。我们一无武器，二无胖袄，凭什么去守城。”
可是也有一些人说：“我们每月坐食皇上的银子，守城效死，也是应当的。”
这一来内监们去守城了，可是他们一经上城，其他的人谁也不许再去。一位右都御史到正阳门，正想上城守望，可是在内监们的阻止下，只能止步。
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进攻，箭像蝗虫一样地直扑城堞。有人喊着开门，不开就得屠城。守城的怕了，对城外开了空炮，轰轰隆隆的一阵，可是只有硝烟，没有炮弹，临发的时候，还和城外进攻的兵士打手势，要他们走开些。他们走了，这才开了“万人敌”大炮，不料反而打伤了自己人数十名。守城的内监退却了，城外的大军重行组织进攻，发动了对西直、平则、彰义门的攻势。
李自成对着彰义门设了御座，本来他在西安已经称帝了，这时他正坐着督战，左右是秦王和晋王，这是两位投了大顺的宗室，下边侍立的是杜勋。这是宫中的内监，现在投了大顺。他和城上说：
“不要放箭，我是杜勋。可以放下一位来商量。”
“不是这样，请你上来，这里可以放下一人作为人质。”
“我杜勋是不怕死的，要什么人质！”他说。
王承恩正在那里，把杜勋吊上来，一同去见思宗。
杜勋见了思宗，他说：“大顺的军势强大，请皇上让位。”
思宗愤怒地叱了一声：“让什么？”
有些内监提出把杜勋扣留起来。
杜勋只是哈哈一笑，他说：“秦王、晋王两位殿下都在对方军中，我杜勋回不了，看来两位殿下也活不成。”
没办法，只有由杜勋回去。杜勋看到送他下城的是内监王则尧、褚宪章，他说：“伙伴们放心。旧皇帝用了咱们，新皇帝也要用。弟兄们放宽心，这一边吃饭，那一边也吃饭，我们的富贵是没问题的。”
杜勋去了。这是皇帝倚仗的一位内监，他毕竟也去了。但是皇帝倚仗的还是内监。兵部尚书张缙彦是庸才，始终得不到皇帝的信任，现在他不能不上奏了：“臣据巡视御史王章手札云：‘曹化淳、王化民诸监视，昨夜将贼杜勋等暗缒上城，恐有奸宄’，乞立赐推问以杜隐奸。”
兵部尚书不能过问北京城守的大事，从现在看来，不能不算是非常意外的怪事。思宗立即召同内阁面议，发了手诏，要缙彦上城盘诘。张缙彦去了，可是守城的内监不容他上城。张缙彦提出手诏来，这才勉强由他上城。
缙彦问：“杜勋在哪里？”
“昨天晚间上城的，天刚亮就下去了。”守城的内监说。
缙彦正待进行盘诘的时候，内监们说：“还有秦王、晋主两位殿下，也准备上城进行商谈。”
“他们已经向李自成投降了，还商谈个什么？”缙彦说。
这一来，曹化淳、王化民都拂衣去了。城下正在尽力挖墙脚，坎、坎地响个不了。内监王承恩发了几炮，挖墙脚的走了。曹、王两名内监正在那里喝酒，欣赏这个春风拂面的三月。
思宗倚仗大将们，大将们死的死了，投降的投降了；倚仗内阁大臣们，周延儒自经了，束手无策的束手无策了；倚仗内监们，开城出卖的开城出卖了，饮酒自若的饮酒自若了。他还倚仗谁？
思宗决心亲征，他等不及召集内阁大臣拟稿，好在自己能写。思宗浓浓地蘸着御墨，文不加点地自己写下：
朕以渺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年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贤人在下位欤？抑不肖者未远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化为盗贼，陵庙震惊，亲王屠僇，国家之耻，莫大于此。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歼丑逆，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思宗决定亲征，当然只是一句空话，他的内心是决定放弃北京，径赴南京，但是已经迟了两个月，太迟了。当冯元飏、冯元飙两兄弟，一位兵部尚书、一位天津巡抚密报划策，决心请思宗由天津乘海船直开江南的时候，那时史可法正在南京担任南京兵部尚书的重任，一方固然是挂帆南下，不受干扰；一方也是大权在手，指挥得力。可是现在不同了，北京城外全是李自成的人马，跬步难移，说什么御驾亲征？思宗到现在才看到自己只是一名孤家寡人。无论他曾经有过什么策划，什么威望，现在都落空了，一点办法也没有。
但是思宗还在说要亲征，凭什么亲征呢？有谁还靠得住？
什么人都靠不住。思宗有孩子，还小呢，懂得什么？兄弟五人，熹宗、思宗，还有其他三人，目前除思宗外，都死了。再上还有叔叔们，分封的分封了，死的死了。他没有亲人在京了。
但是还有。一位是表兄新乐侯刘文炳，一位是妹婿驸马都尉巩永固。
思宗和这两位至亲谈起南迁的事，准备由他们两家的家丁护送南下。
刘文炳还没来得及说话，巩永固叩头说道：“国家的明文规定，亲臣不藏甲。臣等不敢私蓄家丁，即使有了，也无法和敌人作战。”这是诚实的语言。其后刘文炳战死；巩永固因为乐安公主已死，棺柩未葬，他把小儿女五人全部绑在棺柩两旁，待看到家人举火以后，挥剑自杀，全部化为灰烬。
思宗看到刘文炳、巩永固告别以后，召集王承恩，要他调动内监，准备亲征。三月十八日的夜间，彰义门破了，思宗又一次召集内阁大臣。
思宗问道：“外城已破了，你们知道吗？”
大臣们说：“臣等不知道。”
“事情到了这一步，你们有什么办法？”
“一切全靠皇上的福大，决可无虑。万一不利，臣等决定巷战，誓不负国。”
崇祯吩咐大臣们退出，可是这一夜思宗如何能睡呢？这一夜内城又破了，一名内监奏明皇上。
思宗连忙问道：“大营兵在哪里？李国桢统率大营，现在哪里？”
思宗和王承恩同登万岁山，远望四周，烽火一直照耀到半空，他徘徊了一下，回乾清宫，用朱笔谕内阁，由成国公朱成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
思宗心绪安顿了一下，传旨进酒。
酒来了，思宗接连饮了几杯，把杯子朝案上一搁，叹了一口气，他说：“苦我满城百姓！”
他这才吩咐把太子和他的两位弟弟定王、永王分送外戚周氏、田氏。
思宗对皇后说：“大事完了！”皇帝哭了，皇后哭了，宫人们也哭了。
皇后对思宗说：“妾事皇上十八年，一句话也听不进，致有今日！”她抚着三位皇子号啕恸哭，最后自杀。
思宗召长平公主，公主来了，一位十六岁的姑娘。她牵着父亲的衣襟，眼泪一连串下来。思宗叹了一口气，说道：“你为什么生在我家？！”他用左手掩面，右手挥刀，砍下了公主左臂，公主摔倒了。思宗正要再砍，可是手在颤动，只好作罢。思宗命袁贵妃自经，待到后来绳断了，贵妃也苏醒了。思宗吩咐备酒，和王承恩对饮几杯以后，换了快靴，手持三眼铳，带着几十名内监，都骑了马，各人背着板斧，一直冲到东华门。东华门也有内监守着，可是他们不认识来人，手持武器，准备抵抗。思宗见到情况不利，随即退回，想到成国公朱纯臣家里等待，可是纯臣正守着齐化门，没人接见。
思宗长叹了一声，跨马直冲安定门，可是门久已封闭了，无法打开。最后登上煤山，自杀。王承恩在思宗身旁，也自杀。在思宗临死之前，留下遗言：
朕自登极十有七年，东人三侵内地，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被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
百官俱赴东宫行在。
从思宗的遗言里，可以看到他至死还认定亡国的责任，主要在于诸臣。当然诸臣是有责任的，但是主要的责任，不能不归于思宗自己，因为他掌握着决定的大权，所以不能不负主要的责任。封建王朝的制度是无情的，对于人民是如此，对于群臣也是如此，对于君主也不得不如此。这是不是完全合理呢？从今天看，由于社会制度已经变革了，对于古代，我们不可能用现代的认识加以衡量，但是用古代的认识来考虑问题，那么思宗用国君死社稷的理论，自己认为应当由自己负责，这也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但是这里还可能有不同意见。
“国君死社稷”的理论，在封建王朝是说得通的，因为那时在王朝的统治下面，有若干的诸侯，每位诸侯都掌握着一座或几座城池，失守以后，他无处安身，只能以一身殉国。可是明代是一个庞大的国家，失了北京有南京，失了两京还有十三行省，哪里不能保持一个封建王朝，只要卧薪尝胆，不愁没有卷土重来的机会。君主对于全国负有责任，不能因为北京的陷落就认为是国家的灭亡。唐代的长安曾经一次又一次的沦陷，但是唐代的统治维持了三百余年，并没有因为长安的陷落，就认为是王朝的覆灭。
思宗后期，北京经过多次围攻，终于扭转被围的局面，崇祯十七年的情况和前面多次是有所不同，但是在这前面不久，提出南迁的计划不止一次，思宗拒绝南迁也不止一次。可是崇祯十七年三月以后，他终于决定南迁了。他手持三眼铳，一冲东华门，再冲安定门，他不是没有突围南迁的意图。但是他决定得太迟了，即使冲出去了，他能保不受到阻拦和截击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能安全到达南京吗？早几年，甚至早一年，这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是不可能的了。《左传》哀公六年说：“需，事之下也。”哀公十四年说：“需，事之贼也。”需就是耽搁，是犹豫。在应当做出决定的时候，耽搁一下，犹豫片刻，就会得到屈辱和危害的结果，我们从思宗的失败，对于古代的告诫，可以得到深刻的体会。
思宗的失败，由于李自成、张献忠的起义和建州的侵略。凭着明朝的力量，应付一面可以支撑一下，应付两面当然是不可能的。可是建州的进攻已经把朝廷的力量拖得筋疲力尽的时候，再加以李自成、张献忠的冲击，这就必然把朝廷整个拖垮。尽管李自成、张献忠始终没有和建州有任何的联系，但是这种不谋而合的合作，必然结束明朝的存在。
这里是三百多年前的一个安内攘外的问题。是不是可以先行安内而后攘外呢？这就必然要先和敌人勾结起来，来一个对外屈服，然后对于内部实行压服，这样的想法，甚而至于这样的做法，我们都曾经看到过，但是思宗始终没有这样做。他不是没有想和建州取得某种妥协，但是他没有和敌人勾结，进行攘内的意图。在洪承畴督师东进的时候，他控制住松山、杏山和锦州，即使在洪承畴失败以后，他还由吴三桂控扼山海关和宁远，直到李自成对北京实行包围的时候他才调回三桂，但是已经无法挽回北京陷落的命运。他没有把国防放在第二位而把防乱放在第一位。因此无论他是怎样地操切用事，怎样地增加人民负担，甚至怎样地措置乖方，但是待他一死，他便立即成为人民心中的一位尊神。当然这和建州兵力入关以后，他们的掠夺人民、奴役人民可以联系来看。
我们总还记得那篇《太阳经》吧！
太阳明明朱光佛，是大神明镇乾坤。
借问太阳何日生？太阳三月十九生。
天下神明有人敬，无人敬我太阳星。
有人敬我太阳星，一家老少免灾星。
无人敬我太阳星，眼前就是地狱门。
这篇《太阳经》在长江一带很通行，直到20世纪30年代还有人唱着。我们家乡有人还准备唱着《太阳经》周游东南一带。当然经历了三百多年，他对于《太阳经》的原始意义，不一定很清楚，可是他对于“太阳神”的崇敬是没有疑义的。
三月十九是思宗自杀的那一天，他为了进行对于关外作战横征暴敛，他卞急自是，激起民愤，最后不得不走上自杀的道路，但是一经自杀，他的死亡就是他的新生，他是人民对敌作战的象征。当然这里透露着三百多年来人民的认识和三百多年来人民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