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广西独立后,又发现了五将军之一电,对袁说来,这是追魂夺魄的连珠炮,因此洪宪王朝的金銮殿坍倒了,南征军也打不下去了。

所谓五将军之一电,是一个没有发出的密电。发电人是宣武上将军、督理江苏军务冯国璋,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靳云鹏,昌武将军、督理江西军务李纯,兴武将军、督理浙江军务朱瑞,靖武将军、督理湖南军务汤芗铭

自从发现这个怪电报以来,袁像患了失心疯一样,终日喃喃自语,如醉如痴,口中一遍又一遍地念念有词,念的是:“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前面讲过,袁千方百计地想调冯国璋进京,冯就称病请假。袁索性把心一横,准备下令免冯的职,又因有人反对不敢下手。经过几番较量,冯知道老头子不会善罢干休,乃于3月9日公然销假视事。袁也知道这是由消极抵制转变为公开对抗的一种预兆。

袁派阮忠枢仆仆奔走于徐州、南京之间,分途抚慰张勋和冯国璋,往来不止一次,因此北洋派内部分裂和冯、张二人反对帝制之谣,甚嚣尘上,对征滇军颇有影响,对全国人心也大有影响。

袁猛然想起,帝制问题发生之初,外间也有北洋派解体之谣,冯、张二人均曾通电辟谣。现在,谣言闹得满城风雨,如果再来一次辟谣,叫他们二人联合北洋诸将发表一个拥护中央、拥护帝制的电报,岂不可以大长北洋派之志气,大灭护国军之威风。他主观地认为,冯、张二人虽然越走越远,但在口头上总还是拥护我的,他们在军事上不肯拔刀相助,在政治上帮点小忙总还是可以办到的吧。因此,他叫阮忠枢督促冯、张二人照此办理。阮忠枢转达袁的意旨后,冯、张二人心里一万个不愿意,口里却又不便拒绝,只得阳奉阴违。等了几天无下文,这位钦差大臣心生一计,就代他们拟好了一个电报,不去征求同意,就代为发出。阮忠枢也曾想过,电报已经发出,他们总不至于通电否认吧。果然,冯、张二人并未公开否认,但是此电并未产生预期效果,可能他们暗中否认过了。

冯对帝制问题,始而口出怨言,继而拒绝受调,这种不合作的态度,由不公开发展到半公开,几乎通国皆知。他回答全国反袁派打来的电报,或者接见他们派来的代表,总是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半推半就,若即若离。其言外之意,暗示他不是护国军的敌人,决不为袁火中取栗,但也决不直接参加反袁,以免有部下倒戈之嫌。他正在拉拢一部分北洋军阀,想在护国军与袁家军之外造成第三种势力,一方面利用护国军倒袁,一方面又联合北洋派抵制护国军。明眼人知道,这种做法是从袁的往日经验中学来的。

广西独立后,反袁派的势力有了更大的发展,冯打算联合几省军阀,提出一个建议,迫袁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停止军事行动,召开南北和议。这个建议首先取得靳云鹏、李纯、朱瑞、汤芗铭四人的同意。冯觉得五人联名的声势不够大,于是用五人联名作发起人,密电征求其他各省军阀的同意。这个密电落在将军衔、督理直隶军务、直隶巡按使朱家宝的手里。朱是一个首先称臣劝进的无耻之徒,即向袁告密,这便是“五将军之一电”的由来。

袁叫冯发出一个“雪中送炭”的电报,冯却回敬他一个“落井下石”的电报。3月19日,他接到密报时,又气又急,几乎晕倒过去。直到这时候,他才完全明白,他一手培养起来的北洋大将,已经转变为他的敌人;而内部敌人比外部敌人可怕得多。他两眼失神地望着坐在他身边的内史夏寿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

袁又喃喃自述,他的上两辈子人都没有一个活到59岁的,这一年他已58岁,恐怕也过不了59岁这一关。他又嘀咕着说:“昨晚有巨星陨落,这是我生平所见的第二次。第一次应在文忠公(李鸿章)的身上,这次也许应在我的身上。”说时,他的脸色白得像一张纸,心里充满着死亡的恐怖。

袁的疑心病本来很重,自从发现五将军密电以来,这种病发展得更厉害,几乎同猜疑性精神病病人一模一样,既要疑朋友,又要疑部下;既要疑本国人,又要疑外国人,更要疑那种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第三类型的人物。他觉得周围无一不可疑之人,也无一不可疑之事,这种精神状态把他折磨得身体日益衰弱。如果说在他身边还有一个比较信得过的人,那就是多年来为他出谋划策而从不露面的杨士琦。于是他把杨找来问计。

杨的意见大体是:要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首先必须和平解决南方问题,而要和平解决南方问题,首先必须取消帝制。袁也估计到帝制问题已成泡影,但又顾虑到取消帝制后,南方仍然不肯罢兵,又提出总统问题来,怎么办?很明显,他的目的是想再由皇帝变回总统,决不甘心下台。杨说:“如果是这样,那就不是帝制与反帝制的问题,而是南方军人反对北洋派的问题。那就是我直彼曲,我们继续用兵就有把握了。”

其实,根据当时的形势,不能设想,如果取消帝制,袁与各方面的矛盾就都可以立即解决,全国人民就可以原谅他而停止反袁活动,护国军就可以罢兵而让他再表演由皇帝变回总统的戏法。杨士琦不是不懂得这一切,但他另有神机妙算,想把帝制、反帝制战争转化为南北战争,用以清除北洋派内部的矛盾,鼓励他们团结起来一致对敌。他认为,北洋派一旦团结起来,仍然可以征服南方,统一全国。这种主观唯心的想法,仍是以北洋派为中心的武力万能论,正与袁意见相合。

关于取消帝制的法律问题,袁本来打算立即召集立法院,向之提出撤销承认帝位案,授意该院立即作出决议,同意取消帝制,请他仍以大总统的地位统治全国。这种做法,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表示帝制问题不是由他自己发动,而是民意机关强加于他的,昔日以民意而承认变更国体,今日以民意而恢复民国,“概与本店无涉”。二、可以取得回任总统的合法根据。但是,当时的局势已经到了“火烧眉毛尖”,来不及召集立法院,只得一面由他自己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一面召开参政院临时会通过此案。

取消帝制和停止对南战争,是政治上的一个突变,必须找几个负有声望而又不赞成帝制的大人物,才能同护国军和反袁派人士打交道。袁认为徐世昌、黎元洪、段祺瑞三人最合其选。但是,这三位大人物都已被他一脚踢开,今天事急而求人,可能他们负气不肯来。最后,他不得不老着脸皮写了三封亲笔信,告以决定取消帝制,请求他们参加3月21日下午在公府举行的紧急会议。这些信都由承宣厅派专人分送,并且带口信说:“上头有话,请看多年的老交情,务必发驾光临。”

这一天的公府会议,正同清朝末年御前会议讨论退位问题一样,谁都不肯发言,还是袁自己提出取消帝制的问题。他有气无力地说:“取消帝制,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如果仍不罢兵,那就是我直彼曲,我们就有充分理由用兵平乱了。”

袁发言后,以目示意,希望徐、段、黎三人出面来讲几句话,帮助他收拾残局。黎元洪仍然装哑子不做声。徐、段二人被袁的眼色逼得紧了,只得简单讲了几句,都说除此之外,别无办法。这时候,突然有一位将军站起身来大声说道:“臣愿带兵平定南方,为我圣主效犬马之劳!”大家定睛一看,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应召到京讨论出兵问题的安武将军倪嗣冲。袁惨然一笑说:“丹忱(倪的别号),你别唱戏了!”随手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之一电递给他看,他才哑口无言。

随后袁请徐世昌再任国务卿,主持对南议和的问题。徐先是推三阻四不肯担任,经不起袁又说了一套“老朋友不帮忙谁来帮忙”的话,徐也就无话可说了。

会议决定:一、撤销承认帝位案,取消洪宪年号;二、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院的临时会,以便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三、以徐世昌为国务卿,陆征祥退为外交总长;四、任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五、请黎、徐、段三人联名电劝西南护国军停战议和,如果他们同意,拟任蔡锷为陆军总长,戴戡为内务总长,张謇为农商总长,汤化龙为教育总长,梁启超为司法总长,熊希龄为财政总长,以满足进步党人的政治欲望。

22日袁发表申令,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命令说:“民国肇造,变故纷乘,薄德如予,躬膺艰巨。忧时之士,怵于祸至之无日,多主恢复帝制,以绝争端而策久安。癸丑以来,言不绝耳,予屡加呵斥,至为严峻。至上年时异势迁,几不可遏……遂有多数人主张恢复帝制,言之成理,将士吏庶,同此悃忱……嗣经代行立法院议定由国民大会解决国体,各省区国民代表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并合词推戴……责备弥周,无可委避,始以筹备为词,借塞众望,并未实行。及滇黔变故,明令决议从缓……予忧患之余,无心问世,遁迹洹上,理乱不闻。不意辛亥事起,勉出维持,力支全局……帝王子孙之祸,历历可证,予独何心,贪恋高位。乃国民代表既不谅其辞职之忱,而一部分之人又疑为权利思想……实予不德,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现将上年十二月十一日承认帝位之案即行撤销,各省推戴书一律发还参政院转发销毁,所有筹备事宜立即停止……主张帝制者,本图巩固国基,而爱国非其道,转足以害国。其反对帝制者,亦为发抒政见,然断不至矫枉过正,危及国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承认之案业已撤销,如有扰乱地方,自贻口实,则祸福皆由自召,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亦不能坐视沦胥而不顾也……”

这个申令出自张一麟的手笔。这篇文章通篇都把进行帝制的责任归之于人,而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毫无权利思想,“入山惟恐不深”的遁世主义者。这个申令把帝制派说成是“爱国忧时之士”,而反对帝制者似乎是“扰乱地方”,“危及国家”的罪人。这个申令把撤销帝位作为一切问题的结束,以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所有叛国罪行,从此一笔勾销。这个申令还向护国军亮了一下刀子,这是根据杨士琦的意见,如果护国军逼人太甚,连总统也不让他再做下去,那就可以继续用兵,让护国军知道他毕竟是不可侮的。这个申令通篇自称为“予”,仍是皇帝下诏的口吻。袁却提起笔来亲自加了“本大总统本有统治全国之责”的一句,把大总统这个字样又从命令中复活起来。这是他由皇帝再变总统的画龙点睛之笔。

袁自承认帝位起到撤销承认帝位止,一共做了83天的关门皇帝、短命皇帝。

如果说袁下令撤销承认帝位案,就是表示他已经知难而退,从此不再作帝王之想,那又是大错而特错了!就在发表这个申令的同时,袁打电报“密谕北洋军前方将士”,捏造护国军拟推举岑春煊为总统,北洋军全体将领均将被撤职的谣言,以骗诱他们继续替他出力卖命。密谕说:“发还推戴书,系为势所迫,并非根本取消帝制。蔡、唐、陆、梁迫予退位。君等随予多年,恩意不薄,各应激发天良,为予致力,富贵与共。如予之地位不保,君等身家性命亦将不保。”

承认帝位案撤销的一天,日本大隈首相召集元老、重臣举行紧急御前会议,拟以保护各国侨民为借口,出兵中国,即命第二师团整装待命。在日本人的策动下,前清肃亲王善耆在大连召集宗社党二千余人开会,拟在南满铁路界线内训练“勤王军”,由日本财阀大仓供给资金,军人土井大佐担任训练指挥,又由日本特务勾结蒙匪巴布扎布在海拉尔举行暴动,这些事件均因袁世凯暴毙而未得逞。

承认帝位案撤销后的第三天(3月25日),黎元洪气冲冲地跑到公府来,要求袁下令取消他的王位。他还算了一笔旧账:过去不久,他在《政府公报》上看见浙江巡按使屈映光的一道奏折,保举一批官吏,在县知事陈培埏名下注有“此人曾由参谋总长臣黎元洪保举”字样,他一定要袁追究其事,弄个水落石出。袁不便发作,只能报之以苦笑。

同一天,参政院全场一致通过袁所提出的撤销承认帝位案,如同上年12月 11日全场一致通过推戴袁为中华帝国大皇帝的一样。同日咨复袁,请将各省推戴书发还各省自行销毁,并自请解散。

再过了一天,袁接到老朋友唐绍仪从上海发来的劝退电,称他为“先生”、“执事”而不称为总统。前面说了两句泛泛的客套话:“白宫暌隔,瞬已两年。”接下去就大骂而特骂:“执事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居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自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人视之,咸以为廉耻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此外,康有为也有一封劝退信,措辞非常严厉。袁没有勇气再跟他们打笔墨官司了,反而电请他们以国家为重,设法调停时局。

3月29日,公府焚毁有关帝制公文八百四十余件。

4月2日,参政院撤销国民总代表名义及其所决定的君主国体案。

应当说明,自从袁承认接受帝位以来,帝制问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由于五国提出联合警告,袁政府作了“年内不登极”的口头声明。第二阶段由于云南独立后前方军事不利,外交压力加强,被迫宣布缓办帝制。第三阶段由于广西独立和发现五将军的密电,在内外交迫的形势下,被迫撤销承认帝制案。第一阶段,对外称民国而对内则称帝国,当时称为“关起门来做皇帝”。第二阶段,在前方打了几次胜仗之后,帝制进行又趋活跃。第三阶段,在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的同时,在致前方将士的密谕中,却又说“并非根本取消帝制”。

同样,袁责成黎、徐、段三人与护国军讲和,也是一种拖延和欺骗的手段。一直到他咽气之前,还在千方百计地鼓动张勋、倪嗣冲等布置对护国军继续作战的计划,根本没有与南方议和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