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龙济光和陆荣廷,一个是广东提督,一个是广西提督。民国成立后,这对老搭档又分任了广东、广西两省都督,实力地位完全相等。可是,袁世凯点将封官之日,根据清朝大省设总督、小省设巡抚的老例,封龙济光为振武上将军,陆荣廷为宁武将军,陆就有忿忿不平之感。接着,袁对各省将军授爵位的时候,龙又被封为一等公加郡王衔,陆则被封为侯爵,差距越来越大,陆的闷脾气也就越发越大了。封爵令发表之日,他不许手下人称贺,甚至各省将军请袁“早正大位”的联名通电,他也拒绝列名。

袁所选任的各省巡按使,大多负有暗中监视本省将军的任务。1915年9月,袁任命王祖同为广西巡按使,事前并未征求陆的同意。随后袁又加派王“会办广西军务”,这就证明袁对陆的疑心日益加深,不仅叫王监视陆的行动,而且进一步企图分割其兵权。陆虽不敢公开反对,但他一面称病请假,一面电召在北京的儿子陆裕勋迅速回家“侍疾”。他对袁的不满情绪进一步发展成了敌对情绪了。

在此以前,袁叫各省将军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北京来,一律派为公府武官。这是自古以来早已有之的“以子为质”的办法。陆未请示而擅自召回人质,这就犯了袁的大忌。陆裕勋路过汉口时,忽因食物中毒暴毙。杀子之仇,岂能不报!但陆自知卵不敌石,只得隐忍不发。陆子毙命后,袁有电报表示悼念,又派员到汉口料理丧事。这种猫儿哭鼠的假戏,当然不能弥合袁、陆之间的裂痕。

陆、龙两人都是清朝末年两广总督岑春煊提拔起来的。岑是袁的死对头。黄兴赴美国后,国民党军人接受岑的领导,想利用这位老官僚在两广的旧关系,发展反袁力量。岑在南洋一带活动,跟进步党人有密切往来。他写了一封密函,策动陆荣廷参加反袁。梁启超也屡次发函劝陆“高举义旗,以成此不世之功”。陆对国民党孙、黄二人素怀不满,对岑、梁二人则颇有好感。如果进步党人反动讨袁,又有老上司参加,他是愿意同他们合作的。他同蔡锷也是旧相识。蔡在云南起义时,也曾请他起兵响应,他表示广西与云南各守疆土,互不侵犯。这是一种局外中立的态度,这种态度也是不与袁合作的一种反映。

陆的着眼点在于北洋派的内部分裂。他早有所闻,北洋派大将冯、段二人都是同袁貌合神离的,如果他们进一步破裂,讨袁事业就大有可为。段无直接兵权,又被软禁于北京,所以他特别重视冯国璋的动向。他在南宁为儿子陆裕勋举行丧礼时,冯派来一个吊丧代表,此人名叫潘博,与江苏军署秘书长胡嗣瑗同为宗社党人。他们二人同样抱有“唯恐天下不乱”的心理,希望讨袁军兴,全国大乱,为清室复辟制造有利的条件。潘博见陆时,把袁、冯二人的分化情况讲得入骨三分,使陆不能不信。但陆是个城府甚深而又精打细算的人,如无十足把握,决不轻下赌注。1916年1月,他派代表唐伯珊、陈协五二人到南京,进一步观察冯的动向,然后到上海,代他邀请梁启超来桂一游。

先是,梁在天津与蔡锷见面时,相约蔡抵昆明之日,梁即动身南下,广泛联络各方面,以加强反袁力量。梁接到蔡由海防发来的电报,预计(1915年)12月15日可抵昆明,梁即提前秘密离津,于12月18日行抵上海。他同唐、陈两代表在上海相见时,接受了陆荣廷的邀请。随后岑春煊也到了上海,就住在梁的家里。岑、梁二人一致认为,推动陆荣廷起义是讨袁事业迅速取得胜利的关键性问题。

3月1日,有日本青木中将[1]来访。他不待梁开口,即单刀直入地说道:“你此行以海道为宜。”他替梁排好了一张日程表,某日乘某轮由上海出发,某日到香港应当如何如何,某日换乘某轮由香港出发,某日到海防又应当如何如何。他还一再表示,每到一个码头,都有专人妥为照料,保证一路平安。梁听了这番话,惊得目瞪口呆,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胸中立即涌现出十八年前的一段往事:西太后大捕维新派人士,他正在走投无路,有日本人突如其来,把他营救出险。今天,西太后换了袁皇帝,布下了天罗地网,大捕反袁人士,又是日本人前来保驾,天下事怎么会有这样凑巧,这样不可思议呀!

3月1日,梁在日本人的掩护下,化装登上了日本横滨丸,躲在舱位下层锅炉边安身。船开行后,等到夜深人静,才敢偷偷走到甲板上,呼吸海上的新鲜空气。在由沪赴港的三天途程中,梁的思潮就像海涛般翻腾起伏,很难安然入睡。他草拟了不少讨袁文件和方案,其中有一方案是由起义各省组织一个临时政权机关,名曰军务院,代行国务院的职权。7日船到香港,梁躲在舱底下不敢出来。果然香港总督派有不少便衣侦探,在船前船后探头探脑,侦察有无反袁分子过境。7、8两日,日本驻广州武官、日本驻港领事、日本邮船会社和日商三井洋行两个支店的负责人,先后上船来“接洽公务或业务”,偷偷到舱底下探望梁,态度非常“亲切而周到”。他们告诉梁,以前通过越南的护照,只须缴费数元即可领到,最近法国驻华公使康悌关照法国驻港领事,领照人必须亲到领事馆查对照片并捺印指纹,因此必须采取“偷过昭关”的办法。

[1] 青木1916年1月23日到上海,是日本政府派来“考察中国时局”的军事特务。

妙义山丸是三井洋行的运煤船,定于3月12日由港启碇,开往海防附近洪崖去运煤。到了这一天,三井支店长林氏派小火轮驶靠横滨丸,把一个化过装的假日本人由小火轮接上妙义山丸。说时迟,那时快,这个假日本人一上船,妙义山丸立刻鼓轮开走,时间排得非常紧凑。在这个陈旧肮脏的煤船上,日本人早已替梁布置了一间精室,饮食供应特别丰美。15日船抵洪崖时,一个名叫横山的日本商人,偕同两个日本妇女,早已前来迎候,乘着天黑夜雨,把梁接上一只小艇。为了避免法国官吏的检查,这支小艇通过曲折迂回的水路,于16日夜间八时到达海防。横山把梁隐藏在自己开设的牧场里。第二天,又护送梁偷过镇南关进入广西。事后,梁回忆这段传奇式的旅行,对于日本人这样关心中国的事情,布置得这样周密,不能不感到很大的震惊。

梁未到广西前,广西已有山雨欲来之势。云南独立后,由于法国公使拒绝袁政府假道滇越路运兵,袁就决定了派遣北洋军假道广西进攻滇东的另一计划。陆荣廷利用广西人民团体拒绝北洋军假道的呼声,电阻袁派兵开到广西境内。袁既不肯放弃这个计划,又怕把陆逼上梁山,就反过来劝陆自己派兵打云南,陆又以广西饷械两绌而敬谢不敏。后来袁毕竟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叫龙济光的哥哥龙觐光率领军队假道广西进攻云南,这不仅由于龙氏弟兄是云南人,在滇南蒙自一带有着地主武装的潜在力量,可以造成里应外合之势,更重要的是龙觐光与陆为儿女亲家,他的儿子龙运乾就是陆的乘龙娇客,以至亲来假道,不致引起陆的猜疑。果然陆无法拒绝,于是心生一计,请龙觐光多带军火,少带士兵,士兵可在沿途招募,有了军火不愁没有军队。刚巧龙济光正忙于调兵遣将,镇压广东境内的反袁活动,抽不出更多的军队,仅派四千人组成了征滇军,交乃兄带往广西。

1916年1月,龙觐光率领由广东抽调的四千人,和在广西境内沿途招募的新兵四千人到了南宁。此时陆在武鸣老家装病请假,龙觐光于1月30日到武鸣访他。两亲家见面时,陆的态度非常消沉,表示本人为病魔所苦,什么事情都不愿干,甚至官也懒得再做下去,当然龙觐光也就不便深谈下去了。

2月8日,袁任命龙觐龙为临武将军兼云南查办使,这是任他为云南将军的先声。龙觐光派团长李文富由百色进攻剥隘,并约他的另一儿子龙体乾在故乡蒙自勾结乡团内应。同时,袁电请陆派兵协助龙军进攻。陆闻命之下,立即派儿子陆裕光率领一部军队加入龙军。自此以后,陆对袁的态度变得日益恭顺,经常向左右称道袁的许多好处。这些甜心蜜语传到北京,袁虽十分老练,但也受到迷惑,认为陆的态度改变,多少受了亲家翁的影响,特别是北洋军在四川打了几次胜仗,见风转舵,人之常情。于是他进一步请陆进兵贵州,开辟进攻云南的第四条战线。陆也毫不推辞,要求袁拨给步枪五千支和军饷一百万元,以壮行色。当然,陆对袁表示了忠诚,袁对陆也不能不表示信任,经过慎重考虑,终于接受了陆的要求。

当然,袁不是一个轻易上当的人,他的鬼主意层出不穷。3月7日,袁任命陆为贵州宣抚使,派广西军第一师师长陈炳焜护理广西军务。任命令指出,给陆这个任务是出自陆本人的请求。袁一面勾结陈炳焜拆陆的台,一面又密令龙觐光就近监视陆,如发现有可疑之处,可乘陆离开南宁后取而代之。

这时,陆一面通电就任贵州宣抚使,一面又向袁加索军饷一百万元。袁正在迟疑未决;l2日接到广西巡按使王祖同的密电,报告陆离开南宁前召开军事会议,陈炳焜在会议上大声斥责陆:“事新君(指袁)则不忠,背旧主(指岑春煊)则不义,忘杀子之仇则不慈!”密电说,陆在会议上虽然没有表示什么,但是此人绝不可靠,必须加意提防。

3月11日,陆由南宁率师到达柳州。13日,他与正在来桂途中的梁启超及广西全体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劝袁辞职,限于24小时内答复。15日,陆在柳州行营通电宣布独立,改称广西都督兼护国军两广总司令,并以梁启超为总参谋。

广西独立前,龙觐光的军队于3月9日占领剥隘,龙体乾也在云南境内发动了三路暴动,分别进攻个旧、蒙自、临安。龙觐光移驻百色后,其先锋李文富部又已推进至富州附近。正当他们得心应手之际,陆裕光突然从内部动起手来,龙军全部被缴械,龙氏父子俯首被擒。龙运乾不敢直接打电报给丈人,就打电报哀求岳母谭氏从中缓颊,放他父子一条生路。陆有回电说,政见虽有不同,亲戚还是亲戚,请龙觐光电劝乃弟龙济光响应独立。龙觐光怎敢不依,乖乖地签发了这个电报。同一时期,龙体乾所发动的三路暴动,都被驻蒙自的滇军第二师师长刘祖武派兵扑灭。由于交通不便,这些消息还没有传到北京,袁所接到的是一片报捷的电报,因此他兴高采烈地于3月20日正式任命龙觐光督理云南军务兼云南巡按使。可是,命令发表之日,这位“云南将军兼巡按使”正站在万人大会的台上,声颤手抖地宣读广西独立电文,这是百色人民交给他的一个任务,他也不敢不从。

广西独立是护国战争的一个重要关键,它对四川方面作战的护国军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瓦解了“征滇”北洋军的士气,并使袁意识到星星之火业已燎原,而绝对不是他以前所讲的以一隅而抗全局的问题。广西独立后,蔡锷在大洲驿下令反攻,一路势如破竹,3月18日占领江安,20日占领綦江、南川,26日占领彭水。右翼黔军亦于20日占领永顺,25日占领麻阳。由于战局急遽变化,加深了北洋派的内部分化,促使袁的独裁政权和帝制运动面临末日。

如将护国战争与辛亥革命对比一下,人心向背是决定胜负的因素,这一点是完全相同的。但是各省当权派的态度和反应却不一样。辛亥革命时期,武昌起义后,不出两个月,全国就有十七省宣布独立。护国战争时期,云南起义后,经过八十多天,只有三个省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的另一特点是,独立各省都采取了先礼后兵的手段,先向袁提出劝告,袁不予接受,然后宣布独立。第三个特点是,云南、贵州、广西各省都是先向袁政府骗取军饷军火,然后宣布独立的,袁的一生惯于行骗,而此时则处处受人之骗,可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第四特点是,独立各省对袁的爪牙都作了宽大处理,云南当局对袁派来毒死了一个师长的大特务,仅仅予以扣押,后来又把他释放了,对政治特务任可澄还让他列名于起义通电之中,对举行暴动的龙党,也都任其逍遥法外。贵州放走了特务龙建章。广西保护特务王祖同安全出境,并赠以程仪二万元;对龙觐光则派兵迎接到南宁,以免受到百色人民的清算。龙军愿回广东者一律保护出境。当然,反袁的核心进步党,比领导辛亥革命的同盟会更富于妥协性和不彻底性,所以这些情况的发生,是不足为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