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独立后,袁虽极度恐慌,但还故作镇静,一再向人表示:“云南人民素称善良,云南将士大多深明大义,仅有少数奸人称兵抗命,本大总统不忍遽加讨伐,希望云南内部自行解决。”1916年1月7日,他发表命令说:“据上将军龙济光、张勋、冯国璋、陆荣廷、段芝贵,将军赵倜、陈宦、汤芗铭、李纯、倪嗣冲等先后电称,愿率师旅入滇申讨……公忠体国,殊堪嘉慰。”但他认为云南问题“不难迅速消灭,无须多用兵力”,命令他们“简拔精锐,听候随时调用”。其实,他正在急如星火地从四面八方调动军队,布置了三路进兵,企图一鼓荡平。他派虎威将军曹锟为第一、第二两路总司令,第二路开入四川南部,第一路开入湖南西部。第二路司令为张敬尧,所辖军队有由岳州调动的曹锟的第三师,由南苑调动的张敬尧的第七师,由保定调动的李长泰的第八师之一旅(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王汝贤部),这是由四川进攻云南的主力军。第一路司令为马继增,所辖军队有由南昌调动的马继增的第六师,由奉天调动的范国璋的第二十师之一部,由奉天调动的张作霖的第二十七师之一部,由安徽调动的倪毓棻的安武军十五营,由河南调动的唐天喜的第七混成旅,这是由湘西经过贵州进攻滇东的侧翼。又从湖北调动王金镜的第二师之一部填防岳州。此外,还拟组织第三路军由海道运兵南下,假道滇越路进攻滇南,因法国公使康悌不同意,只得作罢,改由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派兵假道广西进攻滇南。总之,袁对云南问题,口头上说不用兵,事实上除了北洋军第一、第四、第五等师,分驻北京、上海、山东等处无法抽调者外,凡北方可以调动的军队,几乎全部都已调出。他主观地认为,云南护国军的兵力,比1913年国民党五省联合讨袁的力量小得多,而他这次投入的兵力又比上次大得多,一定可以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因此限曹锟于六个月内平定云南。

云南护国军方面,虽然编了三个军,声势似乎不弱,但是第二军李烈钧所属张开儒、方声涛两个梯团,仅负保卫滇南之责;唐继尧兼领的第三军分配任务,留守后方。实际上,只有第一军独当其冲。第一军下设三个梯团。第一梯团司令刘云峰,辖第一支队邓太中、第二支队杨蓁;第二梯团司令赵又新,辖第三支队董鸿勋、第四支队何海清;第三梯团司令顾品珍,辖第五支队禄国藩、第六支队朱德。唐继尧拨给第一军的部队,总共只有三千一百三十人,等于一个旅的兵力,而在出发时所发的军饷不足两个月,弹药仅供一个月之用,兵士仅发少许津贴和伙食费。为什么大敌当前,唐继尧却如此轻率从事?其中另有原因。唐继尧本无意于起兵讨袁,只因蔡锷不远数千里冒险而来,云南军民又一致主张讨袁,他才被迫宣布起义。根据当时各方提供的情报,袁与北洋派之间有深刻矛盾,冯国璋、段祺瑞都是反袁的,云南两个邻省的当权派,广西陆荣廷和贵州刘显世也都是反袁的,只要云南的义旗一举,全国各省就将纷纷响应,像辛亥革命反对清政府一样,因此他只作象征性的出兵,希望不战而胜。万一战而不胜,他还可以保全实力,向袁讨价还价,而将一切责任委之于人。这种两面手法,下文自有分晓。

蔡锷分兵两路,自己率领第一梯团由昭通直趋叙州,命第二梯团由毕节直趋泸州,而以第三梯团为接应部队。对方四川将军陈宦所属的兵力,计有北洋军第二混成旅李炳之、第四混成旅伍祥祯、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等部,督署卫队团一团,川军第一师周骏、第二师刘存厚两部,以及黄鹄举、钟体道两混成旅。在袁所调动的大批北洋军尚未进入四川以前,四川原有的兵力,就远远地超过了蔡锷的兵力。因此,蔡所面临的不仅是以云南一省抵抗全国的问题,而且首先是以云南一小部分的力量抵抗四川全省的问题。

陈宦虽是袁的重要爪牙,但他不是北洋嫡系。他跟蔡锷又有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他们都是以文学生而转入武学堂的,毕业后又都得到当时督抚的提拔,一跃而为高级军官。他们的门生故吏,大多分布于四川、云南两省。他们在北京时又有“湖广大同乡”之谊,往来非常密切。陈宦外放四川时,蔡锷介绍三个湖南人做他的随从人员,后来陈发表王某为军务科长,马贶生为军需科长,雷飚为川军第二师的旅长。雷是湖南宝庆县人,又是蔡的学生和旧部,早年随蔡由广西到云南,与唐继尧等同在蔡的手下当过管带。陈宦的高级将领伍祥祯是云南人,刘存厚是四川人,都做过蔡的部下[1],而蔡的前敌指挥韩凤楼(北方人)又是陈的学生。蔡、陈二人的相互关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既是多年的老朋友,又是当前的敌人。

陈宦以一个非北洋派的南方人而深受袁的赏识,一个军事幕僚而被提拔为统兵大员,但他对袁既是感激,又是害怕。他外放出京时,袁曾面许将川、滇、黔三省军事交他一手办理。但他到四川不久,袁就派河间人张联棻湖北人刘一清做他的参谋长。陈完全知道,这个新参谋长是派来监视他的。8月间,筹安会宣告成立的电报到达四川,陈向机要人员讲了一句话。他说:“嘿,北京耍起猴把戏[2]来了!”12月间,云南问题发生,他又向左右作了如下的估计:“蔡松坡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老头子也说过‘彼直我曲[3]’的话,可见他做贼心虚。我所直辖的三个混成旅,只有玉亭[4]一人靠得住,其余两旅,一个不在身边,一个时刻想把队伍拖到陕西去[5]。当然,老头子会派大队人马入川援助,那些带兵官哪个不是为自己的功名富贵而来,即使他们能够打败滇军,我也站不住脚了。”

云南独立后,陈由川北调伍祥祯旅到叙州布置防务,命川军第二师由泸州移驻永宁,因刘存厚按兵不动,遂派第一师熊祥生旅入驻泸州,第二师雷飚旅进驻纳溪。又派冯玉祥旅驻内江为叙、泸间的策应部队。袁政府接二连三地命令各省文武机关撤换与蔡锷有关的人员,陈始终没有执行。蔡在进兵之前,密电劝陈响应独立。他回答说:“事权不一,环境困难。”他在一切文电中从来不骂蔡,蔡也不以恶言相加,他们二人始终保持着似敌非敌,似友非友的暖昧关系。

伍祥祯到叙州后,1916年1月10日,袁政府下命令伍兼任川南镇守使。1月20日,蔡亲率护国军第一梯团进占横江渡、燕子坡、柏树溪等处,伍旅向自流井退却。21日,杨蓁支部占领叙州。这是护国军首次取得的胜利。

1月27日,贵州继云南之后宣布独立。贵州的独立,稳定了云南的外围,并使北洋军在四川和湖南两个战场上都受到侧面威胁,这是护国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取得的重大胜利。

[1] 蔡锷在清朝末年任云南第三十七协协统时,唐继尧、刘存厚、雷飚都是他手下的管带(营长)。

[2] 袁、猿同音。当时称洪宪帝制为“猴子登殿”,也就是“沐猴而冠”的意思。

[3] 老头子指袁。陈宦所讲的是根据北京传来的消息。

[4] 伍祥祯字玉亭。

[5] 李炳之旅驻宜昌,未参加战斗序列。冯玉祥在洪宪帝制时期,本不愿为袁效忠,想撤回到陕西,依附其舅父陕西将军陆建章。

贵州在地形上与云南具有唇齿相依的关系。自民元以来,贵州政局即受进步党人的操纵。贵州地方军阀刘显世,继唐继尧之后掌握该省军权。袁因贵州是个小省,兵额也不多,仅给以护军使的名义,直到1915年10月14日,才加以“督理贵州军务”的头衔;封爵时又仅给以子爵,与各省将军封公封侯者显有厚薄之分。特别使刘不安的是,这一年11月20日,袁派龙建章继戴戡之后为贵州巡按使,事前并未征求刘的同意。戴戡、王伯群二人乘机劝刘与云南同时起义,刘则意存观望,以云南先发动,贵州随后响应为言。黔军团长王文华、熊其勋也一致劝刘速下决心讨袁,王文华是刘的外甥,也是王伯群的兄弟。

云南宣布独立后,龙建章看见贵州形势不稳,为保全自己起见,12月29日他电请袁政府另行召集国民会议,将变更国体问题重复表决。袁一怒之下,一面指使参政院于1916年1月7日复龙一电予以驳斥,一面于同月10日下令叫他离职北上,取消其一等男爵,交付高等文官惩戒委员会惩戒,并为讨好刘显世起见,任命其弟刘显潜继任贵州巡按使。1月16日,龙化装逃走。18日,贵州人民举行代表大会,通过决议,促刘宣布独立,并举为护国军贵州都督。但刘不敢接受,电请袁速汇军饷以固军心。

云南护国军进兵四川时,蔡锷派戴戡率滇军一营由毕节趋贵阳,策动贵州独立,并派王伯群往黔南兴义一带运动驻军响应。1月24日,戴戡行抵贵阳。26日袁政府汇到军饷三十万元。27日,刘显世通电宣布独立。

2月8日,袁政府下令:“刘显世先行开缺,听候查办。”袁派唐尔锟继任贵州护军使。唐是刘手下的一个团长,这仍是引诱别人部下倒戈的一贯手法,但是这道命令成了放不响的潮湿爆竹。

贵州独立后,戴戡遵照蔡锷的指示,率黔军六团人由松坎出綦江向重庆进攻。这六团的兵力实际上不足八个营。这是护国军在四川开辟的第二战场。蔡将黔军编为护国军第一军第四梯团,辖第七支队熊其勋、第八支队王文华两部。又将护国军第一军分编为左右两翼,自己兼任左翼总司令,不久改派他的参谋长罗佩金[1]继任,派戴戡为右翼总司令。戴又派王文华为右翼军东路司令,率新成立的黔军十三营向湘西出发。这是护国军在湖南开辟的另一战场。这十三营的兵力,实际上也不过是一团人,但在湘西民军配合下,2月3日占领晃县,16日占领麻阳。这是护国军从侧面取得的胜利。

[1] 蔡锷任第三十七协协统时,罗佩金任第七十四标标统,位在唐继尧之上。

一月下旬,护国军攻占叙州后,蔡锷亲率第二梯团进攻纳溪、泸州。对方将领刘存厚、雷飚等都是蔡的旧部,蔡劝其响应起义。刘存厚于2月1日宣布独立,自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倒戈反攻泸城。2月6日,对方熊祥生旅撤走,护国军占领泸州。2月14日,右翼黔军攻占綦江。这一时期,护国军在四川作战虽然连续取得胜利,但是胜利的范围只限于川南一隅,而对方的作战部队也只是原驻四川的少数军队,对袁政府的打击不大。袁则利用陈、蔡交兵时期,以高速度调动大批北洋军源源入川,因此自2月下旬起,北洋军与护国军力量的对比起了重大的变化,护国军的处境非常不利。

2月中旬,北洋军第三师吴佩孚旅、第七师张敬尧部都集中到泸州一线,协同川军熊祥生旅反攻泸州。由于寡众悬殊,蔡锷主张集中兵力突破一点,由綦江直冲重庆以断北洋军的后部,而以少数部队坚守泸州。但是他的部下都不以孤军深入为然。蔡锷接二连三致电唐继尧,请其每月补充兵力一千人或五百人,认为只要能够做到这一点,“则逆援虽众,不足平也”[1]。唐继尧对于这样一个顶起码的要求,也视若“耳边之风”。军饷方面,由于后方不按时接济,以至军士“衣不蔽体,食无宿粮”[2],蔡锷用私人名义向地方商人出息借款,甚至派人远走湖南向矿商借款。军火方面,蔡锷电催后方火速接济炮弹30颗,步枪每支补充子弹三百发,以应前方急需,这也是一个顶起码的要求,也未得到回答。

由于战线拉得太长,后方没有预备队,兵力实在不敷分配,蔡锷不得已下令放弃泸州,退守纳溪。2月21日,川军熊祥生旅首先回到泸州。这是袁家军自开战以来转败为胜的第一仗。袁得报大喜,下令封熊二等男爵,又封李炳之、吴佩孚三等男爵。这些都是“破格之赏”[3]。

尽管袁家军打了一次胜仗,四川形势暂时稳定下来,但从整个国内外形势看来,袁的处境还是十分不妙。首先是来自外交方面的压力。日本拒绝袁的赠勋特使后,公开干涉帝制,甚至扬言将承认南方护国军为交战团体。在日本公使的鼓动下,五国公使接连提出口头警告,认为袁政府已无力量平定云南,如果战事扩大,必将影响全国秩序和外侨安全,他们不能坐视。其次是北洋派内部矛盾日益加深。云南独立前,袁力图削弱北洋诸将的兵权,曾拟建立模范军来代替北洋军。云南独立后,袁又需要北洋军替他平定南方,可是,北洋诸将离心离德,阳奉阴违,纸上谈兵的多,自告奋勇的少。有的趁火打劫,向袁要饷要械要地盘,等到这些东西骗到了手,他们却又按兵不动,企图保全实力。袁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调动曹锟、张敬尧、李长泰等部组成了第一批征滇军,还想组织第二批,却始终组织不起来。甚至找不到一个指挥全局的主将,不得不自己指挥一切。第三是财政罗掘俱穷。他的聚敛之臣梁士诒,替他举办鸦片烟税,盗卖上海存土,甚至1915年全国人民节衣缩食积累起来的救国储金,也被他们提用,共计搜刮到手六千万元,分别用在筹备大典、调兵遣将、收买“国民代表”及军人政客等方面,早已用得精光。对内无法开源节流,对外借款不成,梁士诒之流只得大量发行中国、交通两银行钞票,以应军事急需,因此造成了两行信用破产,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经济危机。

[1] 均引自《松坡遗墨》。

[2] 均引自《松坡遗墨》。

[3] 根据洪宪封爵条例,师长一级只能取得“轻车都尉”(男爵以下),旅长被封男爵为“破格之赏”。

由于以上情况,1916年年初,在用兵云南的同时,就有人主张停办帝制,以缓和来自各方面的种种危机。首先提出来的是都肃政史庄蕴宽。他用公函请国务卿转呈袁世凯,提出三项建议:一、帝国尚未成立,应即取消洪宪年号;二、撤销大典筹备处;三、参政院无存在之必要,应即闭会。这种建议当然逆袁之耳,庄蕴宽因此拂袖而去,袁派参政张元奇继任都肃政史。

随后又有袁的策士献计说:“当前的问题,军事决定一切。缓办帝制可以减少因帝制问题而引起的各种压力。缓办帝制不等于取消帝制,军事问题解决了,帝制问题也就可以复活。”这种建议虽非袁世凯所喜,但在某种情况下,是袁所能接受的。

2月23日,袁下令缓办帝制,所有各省“吁恳早正大位”的文电,一律不许呈递,并将大典筹备处撤销。28日下令,定于5月1日召集立法院,指定以国民会议复选当选人为立法院议员复选当选人。29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宣告闭会。

由于袁采取了以上措施,全国便有取消帝制以及召开南北和议解决国是的种种传说。因此肃政厅全体肃政史联名提出,请对庄蕴宽的三个建议再加考虑。袁只得心平气和地回答说:“此事关系重大,应征求各省同意后再作决定。”

这是袁在困难重重的国内外形势下,在全国人民反帝制,反独裁,反卖国的巨大浪潮下,企图摆脱政治危机,缓和内部矛盾的一套手法。如果说他知难而退,从此取消帝制,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他正在倾其全力指挥北洋军分途进攻纳溪、叙州。

从2月下旬到3月上旬,护国军与北洋军在纳溪隔江对峙。北洋军又开到生力军第八师王汝贤部之一旅。蔡锷打电报给唐继尧说:“敌能更番休息,我则夜以继日;敌能源源增加,我则后顾难继。”[1]3月7日北洋军分途渡江南犯,川军刘存厚部一触即溃。蔡在战报中叙述说:“刘部号称四千,临阵不见一人[2]。”蔡主张坚守阵地,跟北洋军硬拼到底。罗佩金则认为兵疲弹尽,敌众我寡,不宜孤注一掷,主张退守待援。9日,护国军由纳溪退守大洲驿。

纳溪鏖战时,冯玉祥旅由内江进占南溪。3月7日,又乘虚而入叙州。这是北洋军在四川正面取得的第二次胜利。袁发表命令,称赞冯“忠勇奋发,极堪嘉尚”,封以三等男爵。并授张敬尧勋三位、加陆军上将衔,旅长熊祥生、吴佩孚、吴新田均晋授陆军中将。3月8日,熊部团长刘湘占领江安,袁也升授他陆军少将,并给以勋五位。

与北洋军攻占纳溪的同时,护国军右翼黔军也退出綦江,广西方面龙觐光军攻占剥隘,湘西方面北洋军第六师夺回麻阳[3]。此外,还有一支攻入云南境内的“奇兵”:据川军统领杨起元从宁远(西昌)来电称,2月23日,他率领部队偷渡金沙江,夜袭摩鱼鲊,已由江驿进抵芝麻口。袁下令称赞他“出奇制胜,深入滇境,占领要隘,骁勇绝伦”,并授勋五位以资鼓励。

袁世凯接二连三地接到前方的捷报,他又大大地神气起来了。为了鼓励北洋军将士继续替他卖命,他采办大批咸牛肉、咸猪肉、罐头食物、绍酒、采缎、贡绸、金银用具、时计、衣帽、刀剑、古玩字画、碑帖、相片、磁器等件,送往前方慰劳将士。对立功将领,给以一至五等荣光宝星章,得到这种勋章的人每年可以领到三千元、二千元、一千元、五百元、二百五十元不等的年俸。3月10日,他又公布发行洪宪元年六厘内国公债,用以充实战费。

[1] 均引自《松坡遗墨》。

[2] 均引自《松坡遗墨》。

[3] 北洋军第六师师长李纯升任江西都督后,以马继增继任师长。马赴湘西时,兼任“征滇军”第一路司令,突于1916年2月26日开枪自杀,传为唐天喜所杀。马死后,所部第十一旅旅长周文炳升任第六师师长,以攻占麻阳升授中将。其后周又因精神病去职,所遗师长由第十二旅旅长齐燮元升任。

尽管北洋军在川湘战线上打了几次胜仗,但是全国人民的反袁烈火愈烧愈旺,民军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广,总的形势对袁说来还是不利的。北洋军在战区内采取了抢光、烧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抢的办法有三种:第一种是用“借”的名义,向民间强借物资,有借无还,这是最文明的一种。第二种是借口搜查违禁物品,乘机栽赃陷害,从而向民户勒索巨款。第三种是杀猪宰羊,翻箱倒箧,这是明日张胆的抢劫行为。烧的原因也有两种:第一种是在战区内以“扫清射界”或防止窝藏南军为名,大量焚烧民房。第二种是由于人民采取了“坚壁清野”的办法,或者躲得无踪无影,他们不能就地取得给养,又找不到妇女供其蹂躏,于是放火焚屋以泄忿。杀的对象就更加广泛了,凡被认为不肯跟他们合作的人民,例如逃避差役,拒绝供养,以及有“敌探”或南军便衣队嫌疑的青壮年,都被他们任意屠杀。杀人杀得最多的是号称“北洋骁将”的张敬尧。蔡锷写信谴责他说:“帝制未成,先屠百姓,苟无百姓,何以为国?足下媚兹一人,已属罪不容死;况复虐我同胞,人将不食尔肉!”

正是由于北洋军对广大人民进行了强派捐税、掠夺物资、拉走壮丁、强奸妇女、滥捕滥杀、放火焚屋等滔天罪行,更加引起了广大人民的誓死反抗。战区农民经常埋伏在山林深处,用锄头扁担打死北洋军的哨兵和瞭望队,或者成群结队截击北洋军的殿后队伍而夺其枪支。城市居民纷纷逃往山区,使北洋军在物资供应和军事运输等方面受到严重困难。战区人民对护国军则输送弹药,供给情报,修路架桥,向导引路,护送伤病员归队,甚至在两军阵前呐喊助威,胜则帮助搜杀残敌,败则掩护退却。护国军退出叙州后,未及随军撤走的伤病员,由庆符、高县、筠连、兴文、叙永等地退往大洲驿时,沿途人民招待食宿,指引路途。甚至号称“匪巢”的大坝、金鹅池一带的土匪,也都热情地致送旅费,派人护送归队。在这种情况下,北洋军虽然打了几次胜仗,也仍然处在人民群众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只能龟缩城内或者保守几个据点,不敢长驱深入。相反,护国军利用川南山岳地区负险固守,并在人民的协助下不断举行夜袭,打得张敬尧的九千兵只剩下五千兵,其他各部则都保全实力,不敢出击。

3月15日,广西突然宣布独立。这一消息正如晴空中起了霹雳,川湘前线北洋军更加丧失斗志,全国形势迅速进入到帝制必败和反帝制必胜的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