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云南起义前,袁世凯将有近四十年交情的老朋友徐世昌打入冷宫;而从小站练兵起一直追随着他,替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段祺瑞,也被他软禁起来。至于那个号称“民国元勋”的黎元洪,虽然跟他结为“秦晋之好”,毕竟非其族类,当然更谈不上有行动之自由了。

自从云南宣布起义,反帝制运动席卷全国以来,北京官场中人纷纷辞职或请假离京,就像清朝末年“树倒猢狲散”的局面一样。袁下令严禁官吏请假,如确有请假之必要,也必须附有三人以上的连环保结。对于简任级以上的高级官员,则一律派军警加以“保护”。这也和清朝末年派军警监视王公大臣,不许离职出京的情形相仿。

云南宣布讨袁后,袁在公府丰泽园成立“征滇临时军务处”,亲自处理军事。他既要管外交,又要管军事,实在忙不过来。他打算起用段祺瑞替他分劳,于是先把段的“灵魂”徐树铮找出来,任为将军府事务厅厅长,然后请段出面来“共济时艰”。段答以“宿疾未痊”,一口谢绝。袁自己照照镜子,1911年清政府起用他南下讨伐革命军,他回答说:“足疾未痊,尚难就道。”今天的段祺瑞,何其相似乃尔。<

1915年12月18日,袁下令任冯国璋为参谋总长。这跟他早年对待黎元洪的手段一样,分明是调虎离山之计划。冯也学着黎的榜样,要求以江苏将军遥领此职,袁也无可奈何。现值用人之秋,袁又一次召冯北来,叫他以参谋总长兼任征滇军总司令,措辞非常迫切。冯只得称病请假,派江宁镇守使王廷桢代理将军的职务。就在这个紧要时刻,政事堂接到冯与张勋及江苏巡按使齐耀琳三人的联名电报,对于帝制问题,颇露不满之意。

1916年2月,袁派蒋雁行到南京慰问冯。冯毫无病容,他紧握着蒋的手,哭丧着脸说道:“我跟总统跟了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不知怎的,现在总统不认我作自己人了!”说到这里,热泪夺眶而出,哽咽不能成语。蒋把这些情况打密电报告上去,袁叫蒋设法勾引王廷桢造冯的反,取而代之。王把这件阴谋戳穿了,因此袁、冯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袁下了一个狠心,打算发表命令,免去冯的督理江苏军务的职务,而不问其后果如何。命令尚未发表,消息早已泄露,山东将军靳云鹏、江西将军李纯联名打来电报,请留冯坐镇东南,切勿轻予调动,袁只好一叹而罢。自此以后,冯在口头上还是“拥护总统”,暗中则在北洋派内部另立山头,又向南方反袁派暗送秋波。袁又自己照照镜子,1911年,他在口头上拥护清政府,暗中同革命军试探讲和,今天的冯国璋,又何其相似乃尔!

最后,袁又想起了张勋,打算调辫子军十营组织第二批征滇军,先叫阮忠枢到徐州探听口风。阮忠枢是袁的内史监(秘书长),又是张勋最要好的朋友。他到了徐州尚未开口,张勋已知来意,他用先发制人之计,说什么全国局势紧张,他的兵力不够使用,请求转达总统,准其招兵十营。这么一说,阮就哑口无言了。

阮忠枢回北京后,袁知道张勋不但不肯出兵,反而要挟他要招兵十营,不禁勃然大怒,立即下令派马龙标以“帮办军务”的名义到徐州,用以分割张勋的兵权。张勋老实不客气地拒绝这个命令,马龙标只得败兴而返。

这时候,有人提醒袁说:“现在云南未平,北洋派内部又闹意见,如果把冯、张等人逼上梁山,前途更为不妙。”于是袁又接二连三地派廕昌、田中玉、阮忠枢等人,到南京、徐州两地安抚冯、张二人,只求他们不造反,前话一笔勾销。

袁又想再借重黎元洪一次,请其以全国陆海军副元帅的名义,指挥征滇军事。有人劝他“免开尊口”,因为这位“泥菩萨”既已辞去有名无实的副总统,又不肯接受亲王的封号,他不会再钻进袁的口袋里来了。

袁世凯威信的下降,不仅表现在大军阀的方面,也表现在小军阀方面。上文第三十三回写过,湖北第二师师长王占元同他的上司段芝贵闹意见,奉天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也同他的上司张锡銮闹意见,袁被迫将两省上将军对调,段芝贵调往奉天,张锡銮调往湖北。由于部下不满而将上司调开,养成了上司必须讨好部下,部下随时可以赶走上司的风气,袁在北洋派中还有什么威信可讲?但是,鄂、奉两省问题并未解决。这两位师长不是不满意某一上司,而是不满意任何上司。他们不满意上司的原因,是要取而代之。去掉一个上司,又来一个上司,这种文不对题的做法,怎么能够解决问题呢?

“二十年前一少尉,而今开府鄂王城。”这是张锡銮接到调职令后写出来的半首感怀诗。他庆贺他自己跳出了奉天这个火坑,却没有想到湖北那边也仍然是个火坑。他虽然活到七十多岁,但是人生经验还是不足,这边张作霖是他一手提拔过的干儿子,对他尚且不怀好意;那边王占元素昧平生,岂肯容你去“开府建牙”?果然,调职令发表后,王占元满腹牢骚地发表谈话说:“等到新任将军到湖北,我即辞职归田。”袁深深懂得“辞职”的含义是什么,你若准他辞职,他就造你的反。这是一贯奉行实力政策的袁世凯所不敢轻于尝试的。

袁所关心的倒不是张锡銮能不能“开府鄂王城”的问题,而是怎样能使自己的面子勉强过得去的问题。他先提升王为壮威将军,许以遇缺即补,但王不要这张远期支票。他又想到冯国璋到北京,以倪嗣冲为江苏将军,而以王继任安徽将军,又因调冯不成而作罢。他只得叫张锡銮暂缓南下,另候处理。最后,下令免去张锡銮的“督理湖北军务”,改任空头名义“镇威上将军”,随后任为参政院参政。但袁始终认为王的资格不够督理一个大省的军务,因此长期叫他代理而不予以实授。这个问题一直拖延到云南独立前还未解决。云南独立后,湖北为用兵南方的交通孔道,如果湖北发生问题,就将影响全局,因此神圣英武的大皇帝终于不得不向一个马弁出身的师长低头,1916年1月8日,任王为襄武将军,督理湖北军务。他又没有想到,军阀的野心从来是漫无止境的,当湖北文武官员向王道贺时,他表示不受贺,并且气忿地说:“别人是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我来督理国务就变成了将军,原来上将军这个名义是对人的而不是对事的!”他不许手下称他为“将军”,因此大家改口称“督帅”。

但是,王占元毕竟当上了“督帅”,也不得不表示一番忠诚,以赎其冒犯“天威”之愆。他打来一个电报,说什么宜昌山洞发现了长达五十余丈的石龙[1],是新朝开基的祯祥之兆,应当写在史册上以示后人。袁在口头上虽说“所请着无庸议”,但把这个电报用命令的形式发表出来,这就是自我表扬的一种做法。其实,宜昌山洞里发现的石龙,跟袁的书童在床上发现的五爪大金龙[2]同样是不值一笑的,但是大皇帝既然欢喜这个调调儿,于是下属闻风而起,单是湖北一省就接连发现“黄陂柳发青,桃花开”,“湖北得雪四十余县,乃圣主当阳之征”,请政事堂代奏,以慰宸衷,等等。

[1] 王占元原电:“宜昌神龛山洞有欧人深入探索,见洞内有石质龙形起伏蟠回,长约五十余丈。当此一德龙兴之日,肇造万年磐石之基,神龙化石之遗形,适蜿蜒效灵于江澨,天眷民悦,感应昭然。请予以表彰,并付史馆记录,垂示来兹。”

[2] 冯国璋向人谈过北洋派相传的一件故事如下:袁每天必午睡,醒后必呷茶一口,书童按时送茶。一天,书童进房送茶时,忽然眼睛一花,看见一个其大无比的癞蛤蟆躺在床上,不禁吃了一惊,手一松,把精工雕琢的玉杯子掉在地下砸碎了。幸而袁尚鼾睡未醒。书童蹑足出房,请教一位老家人出主意挽救这一场祸事。老家人叫他“如此如此,这般这般”。于是书童换了一个茶杯再送茶进房。袁追问玉杯子为何不见了,书童老实回答说,砸碎了。袁正待责问,书童却不慌不忙地回答说:“我端茶进来的时候,一眼看见床上躺着的不是大总统。”袁厉声问:“是什么?混账东西!”书童哆哆嗦嗦地说:“是……是一条五爪大金龙。”袁立即回嗔作喜,赏给书童一百元,还假意叫他不要在外面声张。这种传说并不新鲜,北洋军人神权思想很浓厚。有此传说,大家倒相信袁并非真龙转世,而是妖精托生,而妖精托生是成不了大器的。也有人认为,这种传说可能是反对帝制者编造出来的。

湖北的问题解决不久,奉天的问题接着发生。当湖北、奉天两省上将军对调的命令发表时,段芝贵也同张锡銮一样,庆贺自己能够避开目无长官的王占元。他没有懂得天下乌鸦一般黑,奉天也有一个“王占元”,而且这个“王占元”比湖北王占元的威风更加大得吓人。前些日子,当奉天举行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表决国体时,张作霖亲自带领大队人马监视投票,造成了清一色赞成君主制的票数。他自以为建了不世之功,应遂封侯之愿,不料袁封他二等子爵,使他大失所望。封爵不久,他忽然请起病假来。段上将军亲自登门去看他的病,他公然挡驾不见。袁知道他患的是一种政治病,打算给他一个地盘,调升为绥远都统,以满足他的愿望。但是他的目的在奉天,调虎离山之计,对他也是行不通的。

1916年2月12日,张作霖应召到北京商谈出兵湖南的问题,袁许他封侯封公,后望无穷。他满口应允,请求补充一批饷械,以便整装出发。等到饷械到手,他就指使奉天商会等团体打电报挽留该军维持东省秩序,请勿外调。随后,他对段芝贵的态度越变越凶,揭发他擅提奉天公款数百万元,这笔款子是奉天人民的血汗脂膏,一定要查他的账。同时,袁接有密报,张作霖叫奉天绅士袁金铠起草奉天保安会的章程。袁记得很清楚,辛亥年奉天曾经组织过保安会,组织保安会就是变相的独立。此时袁已陷于四面楚歌的苦境,如果奉天再出岔子,就有立刻完蛋的危险,因此他只得忍着一肚皮闷气,于1916年4月22日任命张为盛京将军,督理奉天军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