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5年7月起，袁轮流电召各省将军来京述职。江苏冯国璋首先来京，已如前述。冯走后，接踵而来者有山东靳云鹏、江西李纯、山西阎锡山、奉天张锡銮、湖北段芝贵等。驻防奉天的第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驻防湖北的第二师师长王占元，虽非督理一省军务的将军，因其别有任务，也在召见之列。
既然名曰“述职”，就不能不打扮一番。袁用疆吏（一省军事长官）觐见总统（大元帅）的礼节，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他头戴白缨军帽，身穿金线肩章大元帅蓝色制服，鹅形鸭步地走出来，威威武武地坐在大总统的宝座上。其实，“述职”不过是一个借口，接见时他首先问各省的治安情况如何，寥寥几句话，就转入本题问道：“咱们办共和办了这几年，究竟办得怎么样了？”他在“共和”之上加了个“办”字，其弦外之音，显然暗示共和制度不过是一种试办性质，如果办得不好，随时可以停办。当时帝制之谣甚嚣尘上，那些将军心中早已雪亮，因此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咱们办共和实在没办出成绩来，老百姓希望大总统多多负责，把国家的事情办得更好些。”
张作霖是关外“红胡子”出身。1905年，盛京将军赵尔巽叫营务处总办张锡銮派人把他招抚过来。那些年头，清朝官吏往往用“既往不咎”和封官许愿的办法，招降各地悍匪，事后又加以杀戮。张作霖既想受抚当官老爷，又怕受骗作刀下鬼。他手下二头目张景惠自告奋勇，愿意冒名顶替到沈阳去见官，“有福大哥享受，有祸小弟承担。”这个假张作霖到省不久，赵尔巽委任他做奉天前路巡防营管带。官方规定，受抚者必须找人作保，保证他日后不叛变。替张作霖做保的是南澳镇总兵段有恒。
张作霖当上了管带，过了些日子，看见平安无事，才敢于自己露面到省城拜见上司。他拜顶头上司张锡銮为义父。
1907年，徐世昌外放东三省总督时，提升张作霖为前路巡防营统领。1911年，徐又内调民政部尚书，赵尔巽卷土重来再任东三省总督。这一年，武昌革命爆发，革命党人潜入沈阳，联络新军起义，形势异常紧张。赵尔巽调张作霖率部由郑家屯急行军开进省城，镇压了革命运动，从此张作霖的势力很快地发展起来。
1912年，南北和议成立，赵尔巽辞职下台。袁世凯因为张锡銮熟习东北军务，又是张作霖的义父，认为人地相宜，调他接任奉天都督[1]。他却不曾想到，世界上哪有一个野心家愿意一辈子叫别人做老子的，当老子不起作用的时候，亲儿子尚且不认他，何况假儿子！张锡銮上任后，发现这位义子大非往日可比，经常给他气受，他便向袁一再辞职。袁打算调开张作霖，升为黑龙江将军或护军使，以解决两张之间的矛盾。他叫段祺瑞办理这件事情。1914年8月28日，张作霖公然打电报回答段，反对这种调动。电报说：“辛亥、癸丑之役，大总统注意南方，皆作霖坐镇北方之力。今天下底定，以谗夫之排挤，鸟尽弓藏，思之寒心！中央欲以护军使、将军等职相待，此等牢笼手段，施之别人则可，施之作霖则不可。承总长相待甚优，与吴俊升对调一节[2]，极所赞成，谨率全师驻防荒僻，以俟钧命。但愿早脱奉省，以免祸至无日。”
这个电报写得词不达意。其真意是说：“辛亥革命和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你老袁把驻防东北和在北方的北洋军统统调走了，如果咱老张在后院放起一把火，你老袁的江山坐得成吗？现在，你老袁做了一国的大皇帝，理应封咱老张做一省的小皇帝。你却偏听那个摆老上司臭架子的老匹夫的谗言，想用空头衔来骗咱，哼，咱老张一百个不答应，一千个不答应！咱老张要的是奉天省的地盘，说一是一，休想调虎离山。如果硬要调咱老张到黑龙江，那就请便吧，咱老张就带领全军造你的反，你能把咱怎样！”
张锡銮是袁的老把兄，年已七旬，耳聋目瞆，不似当年的“快马张”[3]。此番应召来京，袁也问他“办共和办得怎样了”。他的回答与众不同，说道：“东北防务空虚，强邻虎视，国体问题不宜多作更张，免得引起外人干涉。”他又一次向袁当面辞职。
袁知道奉天两张的问题不能再拖下去，但又无意于以彼张代此张。首先，他以赫赫大元帅之尊，岂能屈服于一个小小师长的压力！其次，袁的等级观念极强，根据前清官制，奉天省设有总督一员，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他在奉天设有上将军一员，其职权与总督同。一个小小师长，怎么能够越级升为上将军呢？这未免太不相称了。第三，他认为张作霖把算盘打错了：辛亥革命和国民党二次革命时期，这个“红胡子”出身的地方小军阀，趁火打劫，浑水捉鱼，索饷索械，贪得无厌。他已经给了许多好处，把一个马贼头儿，不到几年工夫，升至相当于统制地位的师长，能说“鸟尽弓藏”吗？于是决定把张作霖叫到北京来，准备恩威并用，把这个野心家驯服下来。
[1] 辛亥革命后，袁政府任张锡銮为山西都督，后调直隶都督，再调奉天都督。
[2] 吴俊升是张作霖的部将，时任第二十九师师长，驻防黑龙江。
[3] “快马张”是张锡銮早年的绰号。
张作霖是个“新夜郎”，因为手里有点兵，自以为了不起，敢于口出狂言。此番接到召见电报，不免暗吃一惊，但又不敢抗命不来。7月23日，他带了一营兵进京用以自卫。他又不敢单独去见袁，请求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带领晋见。他诚惶诚恐地跟在雷震春的屁股后面，规规矩矩地走进了居仁堂，第一次见到了那位威震全国的矮胖子，心里一吓，不觉双膝跪下，行了个三叩首的大礼。他偷眼看见这位大总统面带笑容，一团和气，心情才安定下来。他像刘姥姥初进大观园的一样，一双乌溜溜的眼珠子东张西望，看见屋子里摆设的古瓷名画，琳琅满目，美不胜收。这时候，袁从口袋里掏出金壳子表来看钟点，他又偷偷地睃了一眼，袁就解下来当面送给了他。这一下子倒把他弄得手足无所措起来，不知道受好还是不受好。雷震春从旁提醒说：“大总统的赏赐是不能不受的！”他这才毕恭毕敬地接过来揣在自己的口袋里。
袁问他，往日跟雷震春有何关系？
他冒冒失失地回答说：“禀大总统，雷处长是咱的老总统。”
雷急忙解释说：“当年东北军队有两个总统：左翼总统是张勋，右翼总统是震春。”他又回过头来低声教训张作霖说：“现在的总统不比往日的总统，不能随便乱叫，你懂得吗？”张连声称是，暗暗吐了一下舌头。
张退出总统府，回到奉天会馆不久，总统府就差人把他在居仁堂所欣赏的那几件古瓷名画送了过来。来人说：“这些东西都是大总统送给张师长的。”
隔了几天，7月27日，湖北段芝贵也应召来京“述职”。段是袁的干儿子，人称“干殿下”，在北洋诸将中是唯一能够参预帝制机密的人。他同张锡銮患着同样的心病，不愿再回湖北，当面向袁辞职。
原来，国民党“二次革命”时，袁家军分作两路南下，段芝贵任第一路司令，率领第二、第六两师集中湖北，以第六师为进攻江西的主力军，第二师留在湖北打接应。国民党失败后，第六师师长李纯升任江西都督。不久袁调黎元洪入京而以段芝贵继任湖北都督。湖北在清朝也是设有总督的大省，所以袁在湖北也设有上将军。段芝贵是北洋六镇早期的统制之一，其地位与冯、段（祺瑞）二人相埒，袁认为叫他做一个大省的上将军是合情合理的。但有人暗中大为不满，此人就是第二师师长王占元。王占元另有一种打算：他跟李纯地位相同，任务相同，李纯能够升任江西都督，怎见得他就不能升任湖北都督？于是他把一股怨气都发泄在段芝贵的身上，压根儿不把这个赤手空拳的上司放在眼下。段也气在心里，找了王的许多劣迹，暗中参了一本。不料这个密电被王查了出来，他二话不说，气鼓鼓地打电报向袁辞职。袁一面派少将方印础到湖北，调和段、王二人的感情，一面提升王为湖北军务帮办，以平其气。这种姑息迁就的态度，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助长了部下的骄气。从此王占元更加清楚地认识到，这位权威赫赫的大总统，只不过是一个欺软怕硬的老昏蛋，今后只有采取更强硬的态度，才能取得自己更高的地位。
段芝贵经常往来于北京、湖北之间，每次离职时期，照例由王代理。他每次回到湖北来，王的态度总是一次比一次骄横。他不止一次向袁辞职。袁既要维持自己的威信，又始终觉得王占元不够上将军的资格，总是劝段忍耐一时。1914年7月，袁又加王以将军衔，打算调他为一个小省的将军，可是，由于军阀割据之势已成，无论哪一省的将军都很难调动，这个打算只得暂时搁起。
此次段芝贵到北京述职，又一次向袁诉苦辞职，讲得声泪俱下，表示决不回任。袁知道这个问题也不能再拖下去了。他灵机一动，忽然计上心来。8月22日发表奉天、湖北两省将军对调的命令：任命张锡銮为彰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段芝贵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他以为这是一举两得之计，这样一来，湖北的问题解决了，奉天的问题也解决了[1]。他还算了一笔旧账：段芝贵的父亲就是当年替张作霖做过铁保的段有恒，有此一段恩情，段芝贵到奉天去，可以得到张作霖的拥护；而张锡銮与王占元素无恩怨，他到湖北来，也不致受到王占元的反对。
[1] 湖北在前清为总督的驻在地，袁在该省设上将军，其地位同于总督。他认为，王占元以师长的地位，不能越级升上将军。
调职命令发表，段、张二人都很满意。段到沈阳上任时，先在第二十七师司令部下榻，以示跟张作霖特别亲热。张锡銮也兴高采烈地写了两首诗。一首《留呈段上将军》写道：“武昌开府驰名久，百战功高上将才。愧我筹边无善策，十年忍耻待君来。”一首《留别僚属》写道：“一身去就等鸿毛，回首辽天夜月高。独驾飞轮先马卒，恐教别泪染征袍。”[1]
对调命令发表后，袁觉得对王占元也应安抚一下，便于10月3日下令，升授他为壮威将军。这比过去给他将军衔又升了一级。当天有人提醒袁说：“北洋诸将，与王占元权位相等者多矣，如果顾此失彼，必将引起不平。”袁一想这话不差，便又于次日下令授郑汝成为彰威将军，杨善德为克威将军，曹锟为虎威将军，雷震春为震威将军。这样一来，就把一年前他自己所规定的两种冠字不同的将军具有不同性质的意义一笔勾销，有兵权的也可以冠以威字，而威字将军又成了武字将军的候补者了。但是，这种办法不但不能满足那些野心家的欲望，恰恰相反，他们的名位越高，就越想取得名副其实的权力，因此造成了部下逼走长官，取而代之的一种风气。
这个对调令还暴露了另外一个问题。张作霖是个杂牌军阀，他的地盘又处在北京的后方，袁对他无可奈何，只得顺从其意，这是可以理解的；王占元却是北洋派正统军人，所处又是武汉四战之地，袁对他也不得不依样画葫芦，这就说明袁对自己多年来一手培养的嫡系军人，也完全失去了控制力。袁本想在黄袍加身以前，实行废省废督，削弱诸将兵权，以防新朝藩镇之祸，不料皇帝尚未登极，就屈服于骄兵悍将的压力，不得不采取投肉饲虎的政策，以解决眼前的矛盾；殊不知这种矛盾是他永远也无法解决的，只能暂时地缓和一下，将来终不免有爆发的一天。
前文说过，袁轮流召见各省军阀来京述职，目的在于试探他们对变更国体的态度。如果他们不反对变更国体，他就决定于明年元旦改元登极，正式做起皇帝来。他所重视的是军意而非民意，以为有了枪杆子拥护他做皇帝，老百姓想造反也造不起来。另一方面，各省军阀所关心的只是他们自己的权位问题，如果权位不变更，他们根本不反对变更国体，相反，他们还争先恐后地要做开国功臣，所以紧接召见之后，他们纷纷发出通电，痛论共和制度之不善，请袁早日建元称尊。
[1] 此时段芝贵已离任，张锡銮未到任，袁政府命王占元暂代彰武上将军。
8月25日，湖南将军汤芗铭通电说：“伏望我大总统俯从民意，速定一尊，申数千年天泽定分之大义，慰亿万苍生一心一德之归诚。”这是各省军阀劝进最早的一人。
第二个劝进的就是那个野心很大的张作霖。他赶走了张锡銮，取得了初步胜利，下一步不难取段芝贵而代之。他的电报首先列举三个不能不改行帝制的理由，随即自告奋勇说：“东三省人民渴望甚殷。关以外有异议者，惟作霖一身当之。内省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内乱，虽刀斧加身，亦不稍怯。”他对袁表示感恩刻骨，说道：“作霖日前在京觐见时，虽痛言国家安危，系于我大总统之一身，仰荷鸿慈，不加以冒昧之罪，感激刻骨。复蒙一再赏赐物件，自顾何人，叨兹异数，虽肝胆涂地，亦不足以图报于万一！”最后解释他劝进不是为私而是为公：“作霖行年已四十有二矣，位至中将，子女数人，田产亦足以仰事俯蓄。今日之言，实为国家计，非为希荣计。若有二心，天实殛之！我大总统若不俯顺舆情及将士之心，诚恐天下解体，国家之祸更不堪设想矣！”
在一片劝进声中，表现得最积极的是“干殿下”段芝贵。9月上旬，他联合十四省将军上了一个“请速正大位”的密呈。这十四省将军是：广东振武上将军龙济光、湖北署彰武上将军王占元、陕西咸武将军陆建章、河南德武将军赵倜、山西同武将军阎锡山、云南开武将军唐继尧、浙江兴武将军朱瑞、湖南靖武将军汤芗铭、江西昌武将军李纯、安徽安武将军倪嗣冲、山东泰武将军靳云鹏、四川成武将军陈宦、吉林镇安左将军孟恩远、黑龙江镇安右将军朱庆澜。列名此呈者还有将军衔甘肃巡按使张广建、察哈尔都统何宗莲、绥远都统潘榘楹、贵州护军使刘显世、福建护军使李厚基。连同他本人代表奉天在内，实际上榜上有名者共有二十个省区的军事长官。将军衔直隶巡按使朱家宝，因另有专呈，所以未重复列名。值得注意的是，长江巡阅使、定武上将军张勋，江苏宣武上将军冯国璋都未列名。
张勋早就是全国闻名的帝制派，但他所拥戴的不是新皇帝而是旧皇帝。在帝制问题公开化以前，袁派内史监阮忠枢到徐州，示意叫他表示一下对帝制问题的态度。他讲了一大套不着边际的鬼话，讲什么“君恩不可背，知己之感不能忘”。他怎样把君恩与知己之感结合起来，做到既不背又不忘呢，却没有讲清楚。因此，外间都认为，他所讲的不背君恩是真的，所谓不忘知己之感是一句空话。在清朝复辟与袁朝开基的这个矛盾之中，他是站在清朝复辟的立场上的。日本报纸也经常刊登消息，说他主张清朝复辟，反对改朝换代。因此，他不得不发表一个电报辟谣。电报说：“仆随侍我大总统二十余年，迭受恩培，久同甘苦，分虽仆属，谊等家人。自古谓人生得一知己，可以无憾。仆历溯生平，惟我大总统知我最深，遇我最厚，信我亦最笃。仆亦一心归仰，委命输诚。”这个电报只讲了“知己之感”的一面，对君恩却避而不谈，仍是态度不明。
帝制问题接近成熟后，张勋通电表示态度说：“中国数千年历史，向无民主共和字样。辛亥革命，骤改共和，勋期期以为不可。惟仰体我大总统因时制宜，息事宁人之至意，亦不得不勉为赞同。”这个电报表示他赞成帝制，反对共和，这是袁所乐闻的，但他赞成的是哪一种帝制，是新朝开基呢，还是旧朝复辟，却又讲得很不清楚，仍是态度不明。
这一年10月，帝制运动已经接近摊牌，他又打电报给袁说：“大总统将为应天顺人之举，勋受数十年知遇之恩，自当效命驰驱。惟处置清室，应预为筹议。昔丹朱谓之虞宾，商均仍奉舜社，皆服其服，如其礼乐，客见天子，以示不臣。我大总统舜禹同符，先后一揆，此后宣统帝及诸太妃如何保卫，宗庙如何迁让，陵寝如何守护，皇室财产及经费如何规定，我大总统宵虑所及，无待勋之哓哓。特优待条件，载在约法……恳将勋所陈提交参政院议决，宣示海内外，使天下万世晓然于大总统之对清室，无异于舜禹之对唐虞。想参政诸老多先朝旧臣，当能仰体大总统圣德之高深，别无异议，则有清列后在天之灵爽，与隆裕逊位之初心，实凭鉴之。”这个电报虽然念念不忘清室，与各省军阀劝进表的语调迥然不同，但总算讲明了一句话：他不反对袁做皇帝。所以袁立即叫政事堂回他一个电报，极口称赞他“见识远大”，并且给他一个保证，优待清室条件决不变更。
冯国璋是袁所疑忌的另一对象。前文叙过，关于帝制问题，袁不肯向他说实话，他回到南京后大发牢骚，说袁不把他当自己人了，这些怨言又辗转传到袁的耳朵里。其实，袁、冯之间的矛盾不仅表现在不肯说实话的方面，还有其他更重要的方面。北洋派相传有一件故事如下：
1913年，袁打败国民党后，就在宫廷里恢复了清朝的跪拜大礼。段祺瑞最反对这个长人变矮子的礼节，不肯到总统府拜年。冯国璋跑过来劝他说：“这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不要因此引起误会。”他把段拉到了公府，当袁走出来的时候，他首先跪下去拜年，段也不自主地跪了下去。袁一面呵着腰一面一叠连声地喊道：“不敢当，不敢当。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坐了一会儿，冯又拉段去到卍字廊向袁克定拜年，仍旧行跪拜大礼，袁克定却端坐不动，只是微微地把手摆了一下，好像戏台上皇帝叫臣下“平身”的样子。他们退出公府后，段埋怨地说：“你瞧，老头子还客气了两句，那个大爷哪里还把咱们当人！咱们当了上一辈子的狗，不能再当下一辈子的狗!”冯也气忿地说：“芝泉，莫说你受不了，咱也受不了！你说得对，咱们不能当一辈子的狗！”
另据熟悉洪宪朝政情内幕者谈：帝制运动发生后，袁克定就以第二代皇帝自居，对文人学士还稍稍讲点礼貌，对军人则从不假以词色。他经常向父亲进言，不能在开国之前留下子孙后代的藩镇之祸。他是他父亲的唯一信得过的人，又是他父亲的参谋长，以前废省改道，废督裁兵以及轮流召见各省军阀，在北洋军以外另建拱卫军的种种计划，都是他的主意。他特别看不起冯、段两位大将，经常向左右表示：“这两个人有什么真才实学，老头子养大了他们，现在又封他们做上将军，他们就自以为了不起。哼，咱不能让他们爬在咱的头上！”
冯、段二人一外一内，看来段的地位比冯更重要。其实，段在北京做官，不啻笼中之鸟；冯在外面直接掌兵，袁氏父子却很难加以控制。冯在清朝末年担任过禁卫军军统，民国成立后历任直隶、江苏两省都督，这支禁卫军始终抓在他的手里，甚至名称也未改变[1]。他在辛亥革命时期，率领北洋军第二、第四、第六等镇之各一部到武汉地区作战，他跟第二镇协统王占元、第四镇协统陈光远、第六镇协统李纯，建立了深厚的关系。后来，他自己做了江苏将军，李纯做了江西将军，王占元控制了湖北，他逐步地形成了长江三省的盟主地位。由于他不在北京城，袁不能用对待段的手段对待他。曾用美人计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师周道如介绍给他做老婆[2]。冯每次到北京的时候，袁经常把他召唤入府，留他共进午餐，一谈就谈上好几个钟头。但是，独裁者对任何人都不会离开这套公式，表面越是亲热，内心越是猜忌。冯既直接掌兵，又在北洋派内部搞自己的小圈子，正犯了袁的大忌。为了牵制冯氏，袁把郑汝成摆在上海，杨善德摆在松江，又有意识地造成张勋与冯对立的局面。因此，冯经常感觉到自己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最使冯气忿不平的是，徐州、上海、松江都是江苏的辖境，在自己的辖境内不能行使职权，这说明袁对他的不信任到了何等严重的程度。
[1] 禁卫军的名称，直至袁死后才废除，该军改编为北洋军第十五、第十六两师。
[2] 周道如名砥，江苏宜兴人。原为天津女师附设高小教师，袁聘为家庭教师。她年近四旬，宣称守贞不嫁。袁为她作伐时，她提出新郎必须亲迎为许婚条件。1914年1月12日，袁命第三妾闵氏（朝鲜籍）送亲南下，并派江苏民政长韩国钧代表他为证婚人。闵氏到南京时，冯待以大总统之礼，鸣炮21响迎接。冯在督署西花园布置“周公馆”，19日举行婚礼时，他身着上将制服，前往“亲迎”。
冯、段二人本来互不相干，自从段被打入冷宫以来，冯又不免抱有兔死狐悲之感。
由于袁、冯二人尔虞我诈，日甚一日，袁想调冯为陆军总长以解除其直接兵权，但又害怕引起反抗，迟迟不敢发表。帝制问题明朗化以后，日本报纸经常揭露袁、冯分家的内幕消息，甚至说冯与中华革命党人合作，以十万元接济陈其美在沪起事。至此，冯不能不打一个电报辟谣。电报说：“国璋自丙午年以一候补知县投效新建陆军，我大总统一见，谬加赏识，即奉派为全军督操营务处，由此追随历二十载，推心置腹，肝胆共见……前清之季，擢至副都统。嗣是总师干，建节钺，膺爵赏，无一非出自我大总统之提携……分虽僚属，谊犹家人，饮水思源，戴山知重。此以私情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受恩深重，而实为当世所共见者也。至于中国近岁以来，内乱外忧，纷乘环逼，当此存亡绝续之交，欲有扶危定倾之才，舍我大总统其谁与归？国璋非但默志于心，即平日与友人私谈，为部下诰诫，亦莫不谓……当今之世，惟我大总统为中国一人。此以公谊言之，国璋之对于我大总统，为心悦诚服，而堪为举世所共信者也。夫以心悦诚服受恩深重之人，而至谓其忽萌异志，甚至谓其甘心附乱，抑何太悖于情理而大拂乎人心乎？以后遇有此等谬说，不屑一一置辩，闻者视为梦呓可也。”
段祺瑞通电辟谣，张勋、冯国璋也通电辟谣，不久阎锡山又有通电辟谣，在袁未做皇帝以前，通电辟谣几乎成了北洋军阀的一种流行病。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做法，恰恰说明袁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
在北洋诸将的辟谣电报中，大多说谣言来自日本。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袁的帝制运动，企图分化中国，其野心也已昭然若揭。在种种不利的情况下，袁却一意孤行，把他的由总统变皇帝的一套戏法全部地表演出来。